俄军的阵亡律师和赫尔松不屈的指挥家

本文根据《华盛顿邮报》相关报道编写。

九月中旬，圣彼得堡律师nikiforov收到了征兵令。

那是一个阴郁的中午，冷雨霏霏，nikiforov的妻子做了热腾腾的红菜牛尾汤，两个年幼的女儿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抱着爸爸让他讲叶卡捷琳娜女王的故事。

nikiforov一家四口就在这温馨的气氛里吃完了最后一顿午餐。

餐后，两个女儿回了自己的房间玩乐高积木，他和妻子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依偎在一起，nikiforov凝固的表情似乎要将窗外的雨滴变成雪花，妻子用手抚摸着他的额头，轻轻说，我只要你活着回来，我们三个人离不开你。

nikiforov知道远赴战场意味着什么，他只是个文弱的律师，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在律师事务所努力多年后，终于成了个小有名气的律师。

俄罗斯的司法系统比较腐败，nikiforov的大多数时间里其实是在和法官“搞关系”，有卢布开道，他在政坛也有不少朋友。在圣彼得堡，他也算极有政治能量的一个成功人士。

他怎么也想不到征兵令居然会落在自己头上，他曾经试图给自己在政界的朋友打电话，但所有人都表示无能为力。这是军方的安排，他们无权插手。

从前，他只在电视电影里见过布满硝烟的战场，生或者死，都是别人的事，仿佛那一切离自己遥远的可怕。

但现在，自己和生死难测之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纸。翻过纸的背面，他似乎看到了一个红色的❌号，他的生命消失在那个符号里面。

他先是被拉到喀山的新兵营训练了半个月，新兵营里的新兵几乎没有年轻的脸孔，看着这些高低胖瘦参差不齐的新兵，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头上已经爬满了白发，nikiforov内心有种说不出的悲凉。

他从来不相信那些节节胜利的宣传，这些来源复杂的大龄新兵就是对战争最好的注脚。这些人的体能已经不允许他们长途拉练，训练的教官似乎也猜到了他们的命运，大多数时候，他只是告诉他们，要多带点伏特加去战场，喝多了酒，一切烦恼就没有了。命运就像伏特加的空瓶子，破碎后深埋于垃圾填埋场的地下才是最终归宿。

十月初，运兵的专列将他们拉到了赫尔松前线，他所构想的一切都成了现实，在呛人的烟火中，这个连自动步枪都没法熟练运用的男人，终于被定格在了一张纸上。

妻子收到阵亡通知书的时候，并没有嚎啕大哭，她还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她还要继续假装一个坚强的妈妈，两个女儿会经常问起爸爸去哪里了，她说，爸爸去了北极，他想问圣诞老人要好多好多礼物，送给两个最美丽的宝贝儿。

[二]

尤里·科尔帕滕科是赫尔松音乐和戏剧剧院的首席指挥，熬到这个位子，他可是付出了太多太多努力。

年幼时，他就喜欢上了弹钢琴，在那些优美的旋律里，他感觉到了无限的快乐。

后来，他顺利考上了基辅音乐学院。为了让自己在这所人才云集的大学出类拔萃，他放弃了太多放肆青春的时间，把每一秒都用在了和音乐有关的练习上。

毕业那年，他还被学校推荐到德国柏林爱乐乐团交流实习了一年，在那个更广阔的天地里，天赋卓越的他受到了大师的赞赏，大师提议他专项发展指挥，因为他的乐感实在是太好了，又熟悉各种乐器，是一个难得的乐队指挥人才。

尤里·科尔帕滕科果然不负众望，经过反复刻苦训练，他成了一个优秀的指挥家。

他回到了故乡赫尔松，做了自己最喜欢的工作，对于他来说，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了。

几个月前，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城里很多人都逃离了这座城市。可他没有离开。他说，这是我的家乡，为什么要离开呢？应该离开的是鸠占鹊巢的人。

赫尔松沦陷的时候，他和许多人上街表达诉求，顶着威胁，他们没有退缩。

他看到了这座城市无数的残垣断壁，无数的痛苦呻吟，炮弹就在头顶呼啸，似乎在给那些永远沉默的人们唱亡魂曲。

指挥这场痛苦合奏的人，并不是艺术家。

10月14日，因为拒绝与俄罗斯占领者合作，俄军在他的房子里开枪打死了他。

最后一刻，他对着气势汹汹的那帮人说，老子就是不给你们指挥，除非你们滚出我的家乡。

那是他第一次说脏话，当然，也是最后一次。

[三]

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律师，卓越的指挥家，真的很不容易吗？当然。

可摧毁他们却很简单。

他们的命运不过是时代波涛下的一朵小浪花，下一个会是谁?也许是电机工程师，也许是技艺高超的厨师，也许是大学教授，但当一座城市的中坚都消失殆尽的时候，整个城市事实上已经被毁灭了。

季羡林在《留德十年》里写过，二战末期，他在哥廷根大学的语言老师都被一纸动员令推向了战场。战争打到这个份儿上，已经无关任何美丽的口号，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不过是为了满足一个落榜美术生狂乱的臆想。

这是整个智慧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也是这个蓝色星球最悲哀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