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观头条 | 吕澎：“为什么”先生与 “超融体”实践者
艺术史家
艺术批评家
策展人
如果你第一次认识吕澎，你不但不会从他那里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相反你还会遇到他的很多“为什么”。
你为什么这样做？
你为什么选择这个方式？
你为什么产生这个结论？
不管与谁相识，主动的或者被动的，他很少有质疑或者对抗，他会用各种“为什么”，打开对方的话匣子，先让对方说，然后再表达，他把这视为一种关注当下、接受新艺术的底层哲学。
由他担任学术主持的《图像的震撼—80、90新绘画展》前不久在成都美术馆开幕，展览现场，年轻艺术家们都爱找吕老师聊一聊。
但聊天中，你很少会听到他对年轻艺术家明确的点评与表态，相反他常常是提问，问题也不严肃或者激烈，不像学者或者思想家一样沉重，只是一份平常的好奇与善意。
关于年轻艺术群体的困惑，吕澎不想做“令人讨厌”的提供建议的前辈，也觉得自己自身都还有疑问。
他坦率地承认，自己在看一些展览时，也经常会遇到看不懂的艺术作品，当面对从没见过的新材料和技术时，也会和普通观众一样感到疑惑。当然，此时还有一种发现的兴奋，一种作为艺术史家的好奇。所以，他会第一时间找到艺术家，力求沟通、了解。
“艺术说到底它是艺术家大脑里的精神活动，它形成的一种形式，一种语言。别人大脑里想的东西你怎么知道啊？你根本不知道。所以你得去问、了解、思考！”
保持对话，多问“为什么”，是吕澎对于年轻艺术，也是对新艺术的态度。但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是什么样的人，他才对话，而是无论他们做了什么，无论他们是谁，都去对话。
这就是吕澎，对“新”的共情，对“个体性”‘“创造性”’的保护，正如他对“新绘画”现象几十年来的持续关注。
时间拉回到80年代，在思想解放以及现代主义观念的普及影响下，四川美院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如忻海洲、郭伟、沈小彤、陈文波、何森、赵能智等，在创作上呈现出了新的面向：他们画身边的同学、朋友，关心“近距离”的现实，更贴近个人的内心世界。
这一现象被艺术“瞭望者”吕澎，敏锐发现并首次提出了“新绘画”的概念，他认为 “新”，指向的是具有区别于其他艺术家的个人风格与语言特征。
“新绘画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非常个人化。我提出这个'新绘画'的概念，不是说希望形成了一个流派，形成一个运动。我们用这个概念无非是想保护一种不断打开、不断地解放的一种视觉的现象。”
他尊重多元性，喜欢丰富性，更警惕程式化和固化，“为什么”背后，对“新”的追求背后，是吕澎对个体丰富性的好奇，对一切个体真实状态的关注。
推动新艺术，要燃起人们的共鸣和市场的可能，光靠学术研究是不够的，还需要更多的策略与手段。而吕澎，从来不只是书斋里的学者。
1990年，他与湖南美术出版社的同仁商量该如何坚持对新艺术的宣传与推动。当时业内著名的《画家》杂志因意识形态问题停刊，吕澎提议，是否创办一个不涉及意识形态争论的杂志，例如“艺术市场”，既可以介绍西方艺术市场的情况，还可以调动国内有钱的人关注艺术本身的商业价值，策略性地继续推动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
于是，《艺术·市场》因运而生。同时期，中国开始出现策展及策展人，这一现象标志着中国新生代批评家的集体崛起,也标志着八十年代建立在体制内部演化的新潮艺术运动转向了更为开放领域的实验艺术探索。
吕澎，成为了中国初生代策展人。同时，展览实践，也形成了吕澎的一种工作方式：用展览，回应那些矛头直指当代艺术的批评与质疑。
1991年下半年，吕澎筹划并推动了 “广州双年展”，他亲自下场为当时的“广州双年展”找到了206万的投资，并笑称自己成了“项目经理”。与之同时，他策划通过不同的文章，宣传艺术与市场的结盟，以此回应对艺术走入市场的强烈批判。
他发表于《江苏画刊》的一篇名为“走向市场”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多读者来信，评论认为这篇文章的作者一定是疯了，他怎么敢说让艺术走向市场！业界不少人也质疑，吕澎过多参与艺术市场的活动，失去了批评家的纯粹性。
批评和质疑声对于吕澎来说，从来不是阻力，相反是一种动力。他就是要在美术界宣传一个涉及前卫或者现代艺术发展的新的策略：通过市场交换与流通，来为条件极为恶劣的艺术家的工作提供可能性。
2008年，面对以“高价做局论”为代表的对中国当代艺术质疑，吕澎在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的特别机构邀请展中，策划了由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周春芽、何多苓等人参加的 “给马可波罗的礼物”艺术展，他让艺术家们用作品说话。
“我们不能确切地预测展览之后的结果究竟怎样，但是，我们相信展览本身的诸多特点已经构成了创造新的艺术历史的可能性。至少我内心里非常清楚这一点。”
事实证明，他策划的展览影响力、穿透力远不止于回应质疑。即使“广州双年展”在后来被提及的很少，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之后，通过投资而不简单是赞助的方式进入艺术领域的机构与个人渐渐增多，艺术家的作品在展览之后不再简单地是回到自己的工作室，而是开始进入社会、进入市场流通、进入美术馆，艺术与市场正在发生着更多微妙的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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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西南现代艺术展”、成都“西南艺术展”、“广州双年展”……一场场的展览，让吕澎对艺术有了更多跨领域、多维度、高层次的超级融合与联通能力。
2021年，“超融体——2021成都双年展”重磅亮相，这场被业界称之为“现象级”的大展，它绝不仅仅是一个纲领或题目！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担任总策展人，并提出了“超融体”这一展览主题；作为学术委员会主任的吕澎高度认可这一主题，并以他的学术影响力组织、协调各方工作，充分推动这一主题更好的呈现和表达。
“超融体——2021成都双年展” 现场
不同艺术观念、形态和艺术表现形式之间的交汇、交融，激活了创造活力的能量。覆盖全球35个国家与地区的272位艺术家，从全球与在地、城市与精神、观念与技术、时尚与创新、生态与美学、传统与前卫、民族与文明等时代议题出发，作出他们的声音和表达，为疫情之下持续低迷的当代艺术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在艺术史家中，吕澎一直都是一个“超融体”的独特存在，这种独特不只是限于他对当代艺术的学术成就与现实推动，更在于他在自己的时代下，做出的一次又一次不同以往的选择。
“总的说来,中国艺术处在问题的时代,我们需要从艺术的生态与艺术家的工作中去发现问题。在这个被市场病态控制的时期,我们主要还是去寻找涉及到艺术的各个问题,以便揭示更大的社会问题甚至人类问题——艺术的确还是有这个功能。”
——吕澎
长期的研究与实践，让吕澎获得了一种最重要的思考维度，就是问题意识。如他所言，历史就是由一个个问题组成。
因为强烈的问题意识，年轻时的他，有着明确的是非，热烈的好恶，并发表过多篇态度鲜明的批评文章。
他在微博上看到一篇题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开始对‘F4’说‘不’”的报道，直接写到“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缺乏艺术史常识、人云亦云，受到金钱迷惑的媒体记者的应景文字(我在微博上说‘这是一个无知者的呓语’)。”
他还曾在微博上发表了一段对年轻人“愤世嫉俗”的言论，他说：“给各个美术学院毕业生一个建议：别想当一个艺术家，赶快去找一份工作挣钱养活自己和未来的家人。在今天这个时代，想当一个艺术家无异于想当一个骗子，或者无异于想死！”吕澎还给这条微博配了一张图：一个祭奠艺术的墓碑。
面对依然在蹒跚中成长的中国当代艺术乱象，他敢讲敢言，毫不担心得罪人，他那明确的是非、热烈的好恶背后是历史的熔炼、提升，再加上西方美术史写作方式的借鉴，惊人的知识储备、阅读积累，让他在中国当时的批评界独树一帜，艺术界和读者们迅速地记住了这个名字。
而近些年来，通过对历史的翻译与书写，吕澎渐渐找到了一种温和地面对问题的方式。
他一直在思考：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在“允许大胆探索”“鼓励创新”这类缺乏边界标准的口号中去容忍新艺术的实验，然而究竟什么样的艺术具有历史价值?具有什么样的历史价值?
新艺术，要获得历史的合法性，需要历史书写来认定，但恰恰在国内学术界是一种空白与缺失。一直以来，学术界的研究范围止于晚清的中国美术史和大致止于19世纪末的西方美术史，几乎不涉及1949年以来的中国艺术史，尤其是1978年以来的中国艺术史，因为对缺乏合法性的新艺术的介绍和研究也许会带来政治风险，这种避免惹麻烦的心态让很多艺术史研究者退避三舍。
谁来书写？对这个时代充满了热切共情和真实理解的吕澎，做出了他的选择。
写作的落脚点，还是“问题”。如他所言，“我是在这四十年里面去寻找那些表达了最突出的问题的艺术家。”
在实际写作中，吕澎不仅要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话语权、一手资料的缺乏、研究文献的空白等难题，还要尝试去分析并书写中国20世纪以来庞大的政治变局，以及云波诡谲的社会氛围。但更重要的是，他也在解决自己所面对的一个问题：一个人如何面对自己的时代。
《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中国当代艺术史：1990-1999》、《21世纪中国艺术史：2000-2010》、《20世纪中国艺术史》、《血缘的历史：1996年之前的张晓刚》、《家长的故事：1980年代的毛旭辉》……在这些出版的书籍里，他把那些表达了最突出的问题的艺术家呈现给你的时候，也把具体的人间处境也呈现给你了，把历史环境也呈现给你了。
吕澎书中提及的张晓刚、周春芽、何多苓、罗中立、毛旭辉……都与他成长在共同的知识底色下。他们，是有共同文本的一代。因而，吕澎的历史书写中，不仅有历史的潮流，还有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有对个人遭遇和心境的深刻认识，他努力呈现着人性细微处背后的真实，也呈现着亲历者的叙事：如何去理解时间，如何面对自己。那，也是他的时代，他的成长，他的选择，他的故事。
如他所言，“理解当代艺术，事实上就是理解当代的人，也是理解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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