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政府：疫情暴露了哈萨克斯坦哪些“疾病”？
在自由市场药品短缺、就医困难和实施新检疫措施的背景下，哈萨克斯坦疫情感染人数持续增加，民众忧心忡忡。
哈萨克斯坦“战略”社会和政治研究中心公共基金总裁古丽米拉·伊列乌奥娃近日在接受Ia-centr.ru采访时，介绍了当局如何影响当前形势及其产生的原因。
Q：目前，哈萨克斯坦新冠肺炎感染人数有所增加，最近几天，国内疫情甚至达到引起国际媒体关注的程度。国民意识到了正在发生的一切，新的“封锁”很艰难，而且包括心理状态——社交网络恐慌、药店排队、囤药。当局现在需要做什么来安抚民众？
A：虽然信息经常自相矛盾，但对于分析人士来说，判断国内情况并不困难。随着新任卫生部长的任命，疫情数据变得更加有序，信息流动更加集中。我们了解统计的依据是什么，当局公布的信息如何形成。然而，这只是当前形势的一个方面。
如果关注统计数据，就能感觉到，一开始对世卫组织的矛盾建议给予了太多关注。同时，哈萨克斯坦当局也没有形成自己的防疫理念，没有形成符合哈萨克斯坦实际的居民和医疗机构的行动办法。我相信，如果在第一次实施隔离检疫时，当局就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潜在情况进行分析、评估，那么现在就不会出现社会崩溃：民众恐慌、药店药品短缺。
在卫生部长和副部长分析造成药品短缺的原因时，也提到了投机、民众购买扑热息痛而不是其他药品等原因。即使从这一角度来看，他们也不想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是在体制外寻找罪魁祸首。当局需要深入分析形势，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批评，对自己为民众作出的规定进行评估，找出导致国内疫情恶化的缺陷和不必要行为。分析人员通过当局的行动和克服新冠病毒扩散的推进政策，已经可以评估和预测出事件的未来发展。重要的是，要考虑当局是如何对国内卫生防疫状况施加影响的。
Q：哈萨克斯坦媒体现在大多认为，目前的病毒僵局应归咎于两个方面——当局和民众自己。您如何评价这个问题，从哈萨克斯坦首次隔离、放松措施到新一轮限制，哪里出了问题？
A：总的来说，指控是公平的——民众也有错。一部分哈萨克斯坦人非常重视检疫措施，并相当理智地评估自己和亲人的健康所面临的风险和威胁。然而，还有另一部分人，包括不知情者。另一方面，在疫情下，需要调动一定的力量和资源，显然，管理机构没有组织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定的规定或模板，当局应据此采取行动。
我们中心调查了哈萨克斯坦疫情为何会有这样的发展。在新冠病毒从欧洲传来的第一波疫情中，第一波强大的信息浪潮和当局的行动与全球抗疫实践充分同步。但在记录方式发生变化、出现“无症状”概念时，情况就发生了改变。
要知道，一开始民众是非常害怕的——这种病是致命的，而后来出现的信息是，相当一部分人很容易得病，它的症状可以很轻微。也就是说，疾病有不同的方面，已经没有足够的杀伤力。引入这一概念而不解释其含义的冲动主张挑起了第一阶段的排队检测。
同样，新记录方式出台时，宣布可以用扑热息痛降温或用于预防。没有提及其他药物，也没有说明使用含扑热息痛的药品或退烧药均可行。而现在，我们在卫生部代表的采访中看到，人们竟然不知道除了扑热息痛之外还有其他药品。但他们自己却创造了这种想法：在这种可怕疫情下，只能用扑热息痛降温。而这时，药店开始排起长队。
Q：并非所有国民对检疫措施和疾病本身——新冠病毒感染的反应都是一样的。相当一部分人不相信感染，并用另一种方式解释疫情，甚至使用阴谋论。然而，一些名人、博主、明星都在“推崇”这一理念——“用直升机喷洒有毒物质”。您对此怎么看？
A：当然，不论是在哈萨克斯坦，还是在全世界，都有很多怀疑者，也有很多否定者，所以这种现象很正常。然而，最近有很多信息称，高达80%的人实际上是无症状感染者，或者有隐性疾病特征。这对民众意味着什么？在他们的观念中，疾病已经不再那么可怕，或者说根本不存在——这是一种抗议反应。
在精神过度紧张的情况下，一个人就会表现出这样的反应——完全拒绝疾病的危害。就我个人而言，即使不忽视防范措施，我也不想被人摆布，什么都不做、宅在家里。所以，如果有人连冠状病毒都没听说过，我也不会觉得奇怪。
也有一些很不理智的抨击。名人应该为其意见对群体的代表性负责。他们应该明白，鉴于许多死亡病例，没有必要断然否认这种威胁。
与任何社会一样，哈萨克斯坦民众差异很大，教育和文化水平不尽相同。所以，我们不否认这个问题，但它也很容易被理解。
Q：现在的公众信息原则上是如何监管的，哈萨克斯坦人对此有何看法？防疫须知、电视或社交网络上的广告——是否有这样的机制，它们如何到达接收者？
A：首先，有线电视不断播放关于必须遵守检疫措施的广告。但广告形式长期不变，主持人也不变，也就是说，信息向民众的呈现方式没有任何变化，以至于人们已经注意不到信息本身。它没有实现其目标，效率仍然很低。
至于媒体提供的各种须知，需要注意的是，没有一个信息来源是卫生部所信任的。生病时如何处理的办法仍处在最后确定/批准/设计阶段。中央机关宣传不力。在地方政府一级，除了用小字印刷、张贴在人流密集处的公告，没有任何正式警告。
恐怕很多哈萨克斯坦人根本不知道那些大额罚款（8万多坚戈）。这种情况与其说是存在某种防疫措施，不如说是警方的腐败风险。
我不厌其烦地批评信息政策，因为它是矛盾的、不集中的、视觉上难以注意的、内容空洞的，因此效果不佳。在采取检疫措施的同时，应加强宣传。人们必须采取正确的行动来拯救自己的健康——信息政策的这一目标至今还未实现。因此，哈萨克斯坦的主要问题正在于此。
古丽米拉·伊列乌奥娃
【哈萨克斯坦“战略”社会和政治研究中心公共基金总裁】
来源：ia-centr.ru
编译：刘若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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