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是不是最高的裁判者？

▼ 文 | 崔文良

科学人生观是一种以科学精神为指针确立人生的目的、态度和价值的人生观。

在西方，科学人生观伴随着理性主义对基督教信仰主义的胜利而登上历史舞台。中世纪以后，西方哲学家崩解了上帝的偶像，却把科学视为新的神祗。

他们向世人昭示一个准宗教的法则：理性是最高的裁判者，人人都必须对科学顶礼膜拜。在他们看来，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人生观也应当以科学为基础。科学人生观在一批理性主义哲学家的鼓噪之下风行一时。

科学本是求真的理论，是人类向外追求的智力成果。让科学充当人生的指针，必然忽略人的内心欲念和主体要求。“科学的世界”和“生活的世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科学能够改变蒙昧的宗教信仰和世俗迷信，却产生不出指导人生的价值命题。哥白尼天文学不能成为罪犯弃恶从善的论据，牛顿力学也无法用来论证人类如何才能达到幸福。我们常说：人是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

然而，单从动物科学来衡量，人与其他动物一样渺小；每天用利齿咀嚼血肉和茎叶，贪婪而乐不可支地吞下柔软的食团，攫取完营养物质之后，通过如同下水道的胃和大肠排泄出恶臭四溢的粪便！可见，科学揭去生存温情的面纱，还人生一个不能忍受的真实。科学只告诉是什么，而不问为什么。科学只能描绘人之由来，而不能说明从之所往。因此，用科学谈论人生观问题，无异于隔靴搔痒。

近代后期，席勒、尼采等人本主义哲学家正是从这个角度清算科学人生观的。我们可以把人本主义哲学家对科学人生观的批判分为以下七个方面：

（一）科学人生观造就“断片人”。

诗人的浪漫和哲人的睿智兼于一身的席勒最先提出科学文化导致人的异化的观点。席勒指出：“只要一方面由于经验的扩大和思维更确定因而必须更加精确地区分各种科学，另一方面由于国家这架钟表更为错综复杂因而必须更加严格地划分各种等级和职业，人的天性的内在联系就要被撕裂开来，一种破坏性的纷争就要分裂本来处于和谐状态的人的各种力量。

……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只好把自己造成一个碎片。他耳朵里听到的永远只是他推动的那个齿轮发出的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他永远不能发展他本质的和谐。”①在他看来，近代西方文明是病幕的文明，科学人生观将完整的人撕裂成与自身本性相疏离、相隔绝的“断片人”。席勒为此警告传播科学神话的近代人要反思自身的生存问题。

（二）科学人生观造就“末人”。

尼采自从事哲学活动的第一天起，就从未停止过对科学人生观的批判。他在《悲剧诞生》中认定苏格拉底是科学人生观的始作俑者。苏格拉底相信理性能洞悉事物的本质，科学可以抵达生存背后的深渊，概念的建立和逻辑的演绎被推崇为在一切能力之上的最值得赞许的天赋。苏格拉底是希腊文明衰亡的象征。因为从苏格拉底开始，理性第一次僭越本能，从此人们热心于世界的理性化和人生的科学化。

尼采的观点和苏格拉底正相反：科学并非无所不能，它的弱点在触及人生根本问题时便暴露无遗。科学不可能给人类生活提供解释和引导，因为它“是冷漠的和枯燥的，没有爱，也不懂得任何‘不满’和‘渴望’的深情”，“科学只看见知识的问题，受苦对于它的世界只是漠不相关、不可理解的事情，至多又是一个问题罢了。”②求知欲的泛滥和理性逻辑的弥漫摧毁了生命的本能，导致现世生存源泉的枯竭。科学精神渲染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情绪，它使人追求物质的繁荣，并以这种繁荣制造出人生虚假的、非本真的乐观氛围。受科学精神习染的现代人整日为某种外在的东西而忙碌，不关心自身的内心生活。

科学人生观愈发达，自我愈丧失，人的真切的心灵体验愈贫乏。尼采悲叹道：“我行走在人们中间，如同行走在人类的碎片和断残的肢体中一样。当我的眼光从现在观望到过去，只看到一色的景象：碎片、断残的肢体和可怕的偶然品，但是却没有人！”③这里说的人指尼采心目中的、生命力充盈的“超人”，但是在现实中，科学人生观造就出一批批脆弱、枯萎的“末人”。由“末人”组成的社会是危险的、没有前途的社会。尼采警告世人：如果科学支配了人的行为和目标，一如它支配自然物那样，人生意义的土壤总有一天会贫瘠、沙化，不再有高迈的树木生长。

（三）科学人生观造就“常人”

海德格尔和尼采一样，深深地体会到泛理性主义和科学崇拜对人生的损害。海德格尔从重建形而上学的高度批驳科学人生观，其思想有着非同寻常的穿透力和深刻性。在他看来，理性主义哲学把人抽象出来当作能思维的绝对主体，进而把人的世界理解成这个思维主体的单纯认识对象。于是，人们把自己的生活世界变成分析、探究、利用、占有的空间。这种“算计之心”指向于外表现为徒劳地从严肃的科学成就和科学方法中寻找证明人生价值和自由的可能性。用科学技术武装到牙齿的现代人拼命地征服自然界和宇宙太空，却未意识到人自身的心灵生活正沉沦于冥暗之中。

此时，具有“在感”本真感受的人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中性的、无独立性的、平均状态的“常人”。“常人”是科学人生观的典型“产品”，混迹于杂然的“公众意见”当中。凡是要求“此在”挺身出来决断之外，“常人”却溜之大吉。“此在”不是他自身，因为它失落于“常人”自身。“常人”自身是本真自身的一种生存状态上的变式，是生命被迫交付给科学技术生硬处理后的结果。“常人”以禠夺的方式开展生存，导致人的世界趋于漆黑的午夜。“世界之夜的贫困时代已够漫长。

既已漫长必会达到夜半。夜到夜半也就是最大的时代贫困。于是，这贫乏的时代甚至连自己的贫困也体会不到。贫困者的贫困自身陷入黑暗，其无能为力就是时代最糟的贫乏。”④夜到夜半，这是科学人生观陷入危机的形象写照，是现代人难以逃脱的命运和结局。海德格尔进而提出克服危机的药方：把理性主义哲学一笔勾销，寻觅新的人生观类型，营建温馨而充实的精神家园。

（四）科学人生观造就“零件人”。

现代人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的同时，把握自身生存的本领却急剧丧失，这是雅斯贝尔斯考察当代工业社会得出的结论。用他的话来说，“人显然是在走向虚无”。雅斯贝尔斯这样描述今日社会：科学的快速发展产生了科学迷信，以为科学是人生的前提和动力。

有血有肉的人被科学技术吞噬了，变成了可以象机器零件那样随意配换的“零件人”。庞大的社会机构的组建、运转完全遵循科学技术的法则，“零件人”或者受到限制，或者遭到毁灭，却很难获得幸运。“技术和政治已经把几千年传留下来的精神状态几乎完全摧毁了。现在已经再也没有共同的西方世界了，再也没有共同信奉的上帝了，再也没有有效准的人生理想了，再也没有那种虽在彼此敌对中、虽在生死决斗中仍然使大家相互之间有敌忾同仇之感的东西了。

今天西方的共同意识，只能用三个否定来加以标志，那就是，历史传统的崩溃，主导的基本认识的缺乏，对不确定的茫茫将来的彷徨苦闷”⑤。科学人生观在雅斯贝尔斯的笔下全是一抹灰色，所有的人都失去了前进的方向，犹如迷途的羔羊在旷野里悲鸣 

（五）科学人生观造成“功能人”。

有神论存在主义者马塞尔把科学人生观的危机归结为功能观念的错误放置。他指出，现代人正日益走向功能化，人的存在似乎等同于他的功能，如劳动者的功能、科学家的功能、工会会员的功能、选民的功能等。人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把自己的存在让位给各种不同的功能，甚至连睡眠、休息也是一种必然实行的功能，以便别的、更重要的功能可以依次进行。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产生了“功能人”，同时人的功能化、物化又助长科学技术凌驾一切的欲望。马塞尔认为，科学技术不能引导人生，相反它最容易与反对人的敌人结成有害联盟。“功能人”常常因不能实现某种功能而绝望，导致绝望的人生观当然不值得信赖。

（六）科学人生观造就“单向度的人”。

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哲人马尔库塞对科学人生观的批判包含在他反对“科学技术统治论”的言行中。他认为，发达工业社会在其科技一体化的进程中压制反对派和反对意见，造成人内心否定性向度的消失，从而使社会成为“单向度社会”，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为“单向度的人”。“单向度的人”虽然能够享受到科学技术带来的物质财富，却无法感受真正的快乐和自由。由于科学技术具有强制性，因此人的天赋爱欲受到压抑、人的感官世界受到沾污。人生接受科学技术的渗透和统治意味着麻木、迟钝、紧张和负担。

（七）科学人生观造就“缺性人”。

在弗洛伊德看来，性是人的基本本能和生命力的象征。然而，文明的进展和人的性满足呈现出南辕北辙的趋势。质言之，文明的进展以性本能的压抑为代价。这种状况自古有之，于今为烈。用他的人格结构理论的术语来说，“超我”已经把“本我”逼到了狭窄的一隅。现代人正在日益成为一种性格畸形儿。表现为喜欢刺激、偏爱竞争、渴求奢华和神经性焦虑。究其原因，乃在于性本能受到不适当的压抑。现代人的本质是“缺性人”，他们的兴趣不在于生命感的提升，而在于牺牲本能以换取科学文化的长足进步。弗洛伊德忧心忡忡地说，科学人生观可能导致人类的绝种，因为它对性本能相当不利。弗洛伊德凭着这种使命感，终其一生用精神分析法治疗那些“缺性人”的心理疾病。

总之，人类面临这样的二律背反：一方面要借助科学技术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营造安适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一旦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就变成一种异在的客观力量，反过来扼杀人的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科学人生观用计量器具衡量一切，用抽象数字评价一切，用理性的精确分析肢解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造成人的全面异化。“断片人”、“末人”、“常人”、“零件人”、“功能人”、“单向度的人”、“缺性人”的悲惨现状，不仅说明科学人生观的危机已经来临，而且为马克思主义人生观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契机。当然，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没有也不可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现代工业社会压抑人和人性的深层社会原因，这是他们的失误之处。但是，他们从多个侧面反映出科学人生观带来的种种弊端，表达了对现实反叛精神，这一点应该说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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