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防疫做得好，并不只因张文宏
上海疫情近来一波三折。
8月4日后，上海12天内未再报告一例新增本土确诊病例，8月16日人民网发文赞叹：《软硬兼施！上海又交出了一份“模范作业”》。这时间掐算得很好，第二天0时起，上海中风险地区宣告清零。
然而话音刚落，这两天上海又发现1名护士感染，昨天是2名机场员工中招，经连夜排查，今天又发现3例确诊（轻型），均为浦东机场境外货机作业人员，他们所居住的浦东两小区调为中风险地区。
看到网上有人幸灾乐祸：“看来张文宏的目标快实现了，这下上海热闹了，终于可以‘共存’了。”
其实上海没多少关心这件事。在我的朋友群里，没怎么看到上海人谈论这几起新确诊的病例，倒是我有些外地亲友还特地来关问我生活是否受影响。我就住在浦东，当然离那两个中风险小区还远，一切如常，若不是偶然瞥见有人以此挖苦张文宏，我甚至都不知道又有新病例了。
老实说，我一点都不担心。这次的病例不是医院就是机场，都是最前沿接触点，流调也大体是两点一线，又都在第一时间发现并隔离了。张文宏日前曾说，上海做到了“广、快、早”——筛查要广、反应速度要快、通过发热哨点诊室与发热门诊把疫情控制在早期，用最低成本解决最关键问题。他没有吹牛。
这一个多月来，因为那番“与病毒共存”的言论，张文宏可想承受了在医学本职之外的诸多压力，就像他去年在一次受访中曾说的，“我也是一直被人欺负的”。或许也是经历多了，从他8月18日的微博来看，他的节奏并没有因此被打乱：
医生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普通劳动者，我们要对得起自己服务的人，这是我们最基本的职业操守。……
在大流行时代，我们还是经常会面临输入或者本土病例的挑战，出现一例或几例的病例并不奇怪。但是只要抗疫常态化与专业化之后，我们还是有希望过上正常的日子的。……
有人问我，你最希望的抗疫场景是怎样的，我的回答是上班下班，抗疫在正常有序进行，就像没有疫情发生一样。因为一切都纳入了正常化轨道。……
目前国际的抗疫形势依然非常严峻，中国仍然面临巨大的疫情挑战。但是我们必须有着坚定的信念，我们国家采取的抗疫策略是目前最适合我们自己的策略。“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
有人说他“硬是把一件了不起的事说得平平常常”。确实，他所说的既没有热血沸腾，也没有舍生忘死，却有一种“任你大敌当前，仍然镇定自若”的底气和勇气。比起那种英雄气概，这种看似“只是在履行职责”的专业精神更让我这样的普通市民安心。
自从疫情爆发之后，张文宏就经常成为舆论瞩目的焦点，不夸张地说，他是上海抗疫乃至中国抗疫的一个“门面”，名声固然由此鹊起，毁谤也随之而来。在这样的舆论场中，许多人常在不知不觉产生一种印象：张文宏在布置上海防疫，仿佛又是一个“领导人指挥有方”的形象。
我有一位外地朋友曾对我感慨说“你们上海人幸好有张文宏”，这话我听太多人说过了，便反问：“那你们把张文宏借调过去怎样？”他一愣，想了想，笑了：“估计也搞不好。”
我绝不低估张文宏在这场疫情的贡献，但我也并不认为上海抗疫做得好，就只靠张文宏一个人，何况神化张医生，反倒可能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一个地方的公共卫生体系，是日积月累的系统工程，不是靠一两个超常的人才就能脱胎换骨的，否则这样的领导者离开，它又会沉沦退步，那这就还是“人治”而不能称之为有效运转的制度。
张文宏说的“抗疫常态化与专业化”，说到底是一套“即便没有张文宏，仍不会受太大影响”的机制，这才是最难的。这不是否定“人”的作用，而是说一个地方要想增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响应能力，不能寄望于一两个人，事先就得有健全的制度设计。
毛蚶，一度是上海人很喜欢的菜，后来却谈虎色变
上海的这样一套机制，也不是凭空掉下来的。那是经历了1988年毛蚶引发的甲肝大流行的深刻教训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当时张文宏还刚从浙江瑞安中学考入上海医科大学，刚读大一。经过专家们的研究建议和多年疾病防控实践，到1998年，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终于成立，这是全国各省市区的第一家。
2003年的非典疫情证明这是明智之举，两年后，上海疾控中心投入500万元，启动全市各区县优秀青年学科人才培养计划，三年共培养100名；到2008年又继续推动上海市公共卫生骨干能力建设项目。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没有这些前期投入，到新冠疫情爆发时是没办法突然变出这样一支队伍的。
前一阵张文宏谈到“与病毒共存”时，就有外地朋友跟我说：“我也相信上海能做到，但问题是，全国能做到这一点的城市恐怕不超过十个。”这并不只是少了个张文宏的问题，还包括市民素质和权利意识、公共卫生的专业梯队，而尤为重要的是，那种“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的社会共识与治理理念。
早在今年初石家庄、通化等地因疫情封城时，就有人注意到，当地疫情发布会都是官员出面，但上海却都是公共卫生专家出来说明。这既更能解释清楚，也是高明的做法：让张文宏代表发声，既受好评，出事了也是张文宏挨骂，几乎没见到什么人骂上海的市政府疫情应对不力的。真正的“担当”，并不是明明干不好的事也都揽在自己手上，而是放手让会做的人去做，自己承担由此而来的风险。
这些做法，被现实证明是相当有效的。一年前就有北京人发现了这其中的差别：“我就奇怪了，境外航班都不来北京了，北京还是有疫情发生；上海那么多境外航班，居然一点事都没有。”
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一些地方的抗疫模式是“人民战争”式的，要求对全社会的高强度动员，虽然最终也能见效，但往往打断日常生活，代价不小；而上海的防疫做法则更近似“反恐战争”：依靠一支快速反应的专业队伍，在尽可能不影响市民生活的前提下甄别、锁定、消灭“敌人”。
“人民战争”模式的好处是没有专业人才也能打，但那已经是“敌人”全面入侵的情况下的总动员；“反恐战争”则不是常规战，必须确保情况不会失控，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尽可能地精确解决。
肯定会有人说，也只有大城市才能养得起这样一支专业的“反恐精英”，对小地方不合适，毕竟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不常有。但试想一下，每个地方都有消防队，你总不能发生火灾了指望普通人自己去扑灭。实践也证明，养这样一支专业队伍不仅有必要，而且其实花的钱也并不多——想想看各地动辄封城、一轮轮全城核酸、停工停产的经济损失，都够养不知多少专业人才了。
真正难的，恐怕是如何留住人才。今早还读到一篇《那些逃离东北的医生们》，谈到很多医生之所以都想南下，是因为想去一个更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得到冲破体制牢笼的机会。如果说上海的做法其它地方很难“抄作业”，那恐怕既不是因为张文宏，也不是因为花多少钱的问题，最终还是在制度上如何对待专业人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