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女性为何不想生孩子
我们的邻居韩国在这方面甚至更为惨淡：不久前公布的数字显示，韩国的生育率已低至0.9，跌破1.0的“人口防线”。根据《韩国日报》的民调，76.7%的民众认为“0.9冲击是国家危机”——这并非耸人听闻，而是实实在在的危机，2014年韩国国家立法机关就研究过，如无移民补充，即便韩国的生育率维持在1.19，韩国人也将在2750年自然灭绝。早在2006年，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大卫·科尔曼就曾预言韩国将是全世界第一个因人口减少而从地球上消失的国家。
这还不仅是中韩，事实上整个东亚差不多都是如此：2018年全世界224个国家和地区中，生育率最低的六个席位中，东亚就包揽了五席，甚至韩国都还算差强人意（倒数第六），港澳台更低，而垫底的新加坡仅有0.83。日本稍好，以1.41排倒数第十五，虽然各家研究机构预测不一，但大致同意，按现在的趋势下去，到本世纪末日本人减少三分之一应该不成问题。事实上，东亚各国女性的超低生育率领先世界已有多年，可说是出了名的不想生孩子，但这又是为什么呢？
女性的复仇
随便问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不想生孩子，得到的答复十有八九可能都是“房价太高了”、“负担太重，自己都没钱，还养孩子？”这当然代表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但如果真以为这就是人们不想生孩子的根本原因，那就错了。理由很简单：就算人们有足够抚养孩子的钱，他们也还是不愿意生。我周围同事、朋友中不乏家有几套房、夫妻俩年薪百万的，但他们未必就想生二胎——甚至一胎都未必想要。甚至一位自己创业、身价上亿的，竟然也以同样的理由解释自己为何不要二胎。
对此，一个盛行已久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剂”。李华芳的文章《就算鼓励生十胎，恐怕也没什么用》就旗帜鲜明地认为：“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上去了，生育率必然降下来，这是规律使然。”这一点就单个国家的人口发展史来看，不无道理，但且不论历史上不是没有过生育率反弹的现象，也不能解释国家之间的差别：2017年各国总和生育率，中国（1.60）和越南（1.81）比美国（1.87）和英国（1.89）还低，而韩国（1.26）更远低于人口总量差不多的法国（2.07）。
生育孩子是牵涉到诸多方面的复杂决策，远不止是“生活好了，生的就少了”这么机械的经济学逻辑。表面上看，生育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普遍成反比，但真正起作用的也不仅是经济因素，倒不如说是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变化：越来越多女性接受更好的教育并进入职场，女性权利意识提升，开始更多使用避孕措施来夺回对生育的自主权。
早在一百年前，斯宾格勒就在《西方的没落》中提到了“文明人的不育状态”，并带着先知般的语气说，这是因为现代的集体生存已“消除了对死亡的恐惧”。现代婚姻不再像传统时代那样以宗族的延续为使命，而是一种高级的精神结合，双方都想成为对方的“生活伴侣”或更高意义上的“灵魂伴侣”（soulmate），“这种选择成了一个心理上的问题”。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东亚和南欧社会均带有浓厚的家族主义传统，因而也呈现出某些相似的社会特点，如：以“坚固的家庭”（strong family）作为社会秩序的原理、家长制和男权的社会构造、极低的生育率、啃老或父母照顾子女的现象突出。这样的社会即便经历了现代化，但对女性而言整个社会环境仍然并不友好。今年上映的韩国电影《燃烧》中有句心酸的台词：“女人化妆被说，不化妆也被说；穿得少被说，穿得多也被说。听说过一句话吗？没有适合女性生存的国度。”
日本在三十年前推出了《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规定禁止职场中对男女的区别对待，在录用、晋升、教育培训、退休、辞职、解雇等方面平等对待女性。这确实推动了女性踏入社会，当初过了二十五岁左右“适龄期”还没有结婚的女性会被社会诟病，而今四十岁前后的“アラアオー”（Around 40）仍未婚的女性大幅增多，不少人自信地讴歌单身生活。
政策杠杆有用吗？
这个问题在中国甚至更复杂：自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比日本破坏更大，女性解放也更彻底。根据2005年夏日本博报堂生活综合研究所的调研，相比起日本女孩将家庭主妇列为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职业，中国女孩最理想的职业是公司首席执行官或高级管理层。对中国女性而言，“家庭主妇”仅是自己多个选项之一（所谓“上得了厅堂，进得了厨房”），当母亲也不错，但没必要多生，何况“超生游击队”对多子女家庭的污名化深入人心，让人感觉多生孩子不仅愚昧可笑，且是导致贫困和不幸的重要原因。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整个职场环境本身就不容女性多生孩子，从应聘到晋升，生育都是女性职场发展的绊脚石。尤其二胎放开之后，很多公司（哪怕是体制内企业）更不敢轻易要女员工——确实我也有女同事入职不久就怀孕休产假，生完刚复职不久又怀了二胎准备休产假。
这样，一个中国女性如果要生孩子，需要付出很大的生育成本，这还不仅仅是抚养孩子的经济支出和自己的精力，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掉自己的职场机会、甚至一部分的自我。社会一方面要求女性多生，但自相矛盾的是，又不做任何能有助于她们抚育后代的改善举措。国家想要人口红利，呼吁多生孩子，但尚未见到实质性的补助：虽然法律规定了孕产妇的合法权利，但这部分的生育成本都由企业买单，而企业又忙不迭地推给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家人和丈夫也帮不上，那就只有女性自己单独承担。“人口红利”是归国家和社会的，但生育成本则落在你自己肩上，这自然让许多人“想生都不敢生”。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很难指望每个人在明知道要付出很大的情况下还能自觉自愿去做一件对自己未必有利的事。因此国外这些年来在鼓励人口生育的政策设计上，基本思路都是由国家出面来减轻企业和个人的负担：首先给企业补贴因女性员工孕产假、哺乳假等带来的损失，生育哺乳期的工资则由社保解决；其次，让父亲也享有陪产假和育儿假（在丹麦是2周+32周），这样做的目的旨在避免社会对妇女的歧视，因为男性也休产假，那么雇主就不会因此而不愿意聘用女性了；最后，给儿童（尤其是二胎以上）幼儿园、小学入学予以学费减免。总之这都是为了尽量让人觉得“生孩子并不需要我个人做出难以承受的牺牲”。
不过，这仍然不是最终的解决之道。在日本，尽管政府近些年来再三推出鼓励举措，但年轻人别说生孩子，连谈恋爱的意愿都在下跌；而韩国政府这些年来已绞尽脑汁，花了几百亿韩元，结果却是生育率跌破1.0，意味着每对夫妇只生不到一个孩子。至于中国各地这两年为鼓励二胎推出的一些举措，更被网上嘲讽为“法拉利5元代金券仅限第二辆使用”。
现代女性怎样才愿意生娃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就束手无策了？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之后，生育率就只能不断下滑而不可逆转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否则在现代化和生育率都不可逆转的前提下，那人类整体的命运也只能是自然灭绝了。
历史上并非没有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生育率的提升。连日本这样低生育率的国家，总和生育率在2005年下滑到1.26之后，居然也曾在2015年反弹回1.46。在二战前后，美国出现了“婴儿潮一代”，一举逆转近两个世纪以来出生率持续下降的局面。1930年代的美国育龄妇女平均生育2.4个孩子，但到1950年代却平均生3.2个孩子。
不过，即便是美国，婴儿潮的反弹也只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昙花一现，近些年成功走出“低生育率陷阱”，出现人口明显回升的是东南欧国家，但真正成功的典范是瑞典和法国。在瑞典，2000年的生育率已低至1.53，但2010年却反弹到1.67，去年更回到了1.88，在北欧各国中仅此一家。
它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作为最早完成现代化的地区，欧洲的生育率近百年来一直是全世界的“洼地”，而瑞典等北欧国家又是洼地中的洼地，在1970年左右是最早跌破人口更替水平（2.1）的国家；但在1980年代之后，其它欧洲各国生育率下跌时，北欧却开始不跌反涨，在瑞典尤为成功，被称为“第二次人口转变”。
这个问题的原因众多：法国上层阶级出生率低、继承法倾向于打压大家族，甚至还有人归结为媒体和戏剧中对“小家庭更好”观念的鼓吹、避孕药的应用，以及反生育运动。随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恩威并行：1920年出台了严厉的反堕胎法案（直至1974年才废除），刑法规定堕胎是犯罪，要被判处6个月到3年不等的监禁，到1942年甚至将堕胎等同于叛国；避孕直至1967年才随着“新出生法案”（loi Neuwirth）通过而得到认可，此前提供避孕知识的医疗人员常遭到起诉；同时对多生孩子的家庭给予福利补助。但尽管如此，这些举措却成效甚微。
真正带来改变的是法国女性的觉醒。1971年，经受非法堕胎的343名法国妇女发表宣言“我们的子宫属于我们”。第二年，法国国民议会正式承认非婚生子女和婚内子女拥有完全平等的地位。1975年，以卫生部长西蒙娜·韦伊（Simone Veil）命名的“韦伊法案”不顾天主教会和右翼的激烈反对，宣布大多数情况下的堕胎合法化。
在一个国家现代化之后，要提升生育率，到目前为止几乎别无他途：降低女性生育成本、出台公共措施固然必要，但那还不够，真正要做的是必须给予女性更充分的自主权，打破传统的男权结构，承认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利。在法国和英国，非婚生育率（xtra-marital birth）在40年内从 6%-8%攀升到了40%-42%。只有女性获得了更多解放、权利和自主权，而不必担心自己遭到侵害或非婚生子女被社会歧视时，她们才愿意生自己想要的孩子而无须顾虑。
这也是为何南欧和东亚这些家长制更浓厚、观念更保守的地区在现代化之后生育率更难回升的一大原因：因为婚前同居率很低，社会也不接受非婚生育行为，很多孩子被视为“不该出生”，那出生率就只能在1.4以下挣扎了。
2008年欧美各发达国家的非婚生子女率都相当高：瑞典54.7%、法国52.6%、英国43.7%，连美国也有40.6%，而日本却仅有2.1%——日本直至2013年才废除非婚生子女在遗产继承权利上的差别，但社会上对非婚生子的歧视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