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拿诺奖拍电影进戛纳，她是新一代法国女性文化偶像
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誉，给予了安妮·埃尔诺文学上的肯定，而她与影像也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的成名作《位置》便将影像记忆放置于其中；近年来改编自她作品的电影层出不穷；由她与儿子大卫·埃尔诺共同执导的家庭纪录片《超8岁月》甚至入围了今年的戛纳电影节。我们今天从影像出发，通过人物稿+采访的方式，一同来领略这位诺奖得主的影像思考。
影像内外的安妮·埃尔诺
作者:科西嘉
对写作的执迷浪费过他的生活
安妮·埃尔诺《悠悠岁月》（Les Années）的第一句话是“所有的图像都会消失”（Toutes les images disparaîtront）,在这一部以图像为主要记忆载体的书里一上来就抛出了一个图像持存性的问题。法国演员兼导演亚历克斯·鲁茨(Alex Lutz)在他2018年的伪传记电影《居伊》（Guy）结尾让人生暮年的主人公也说出了这句话，可见它的一时传诵。
事实上，这不是埃尔诺第一次把影像记忆放置在作品中了，从她的成名作《位置》（La Place）开始，她就借助于家庭照片来回忆自己童年与父母在一起相处的时光。再比如2005年和当时的情人四手联弹的作品《照片的使用》（L’Usage de la photo）也是根据照片，那些他们欢爱后散落在地板、椅子、凌乱床单上的衣服鞋子的照片，来记述一个正身患乳腺癌的女子在爱情与死亡之间的身心感受。她特别擅于捕捉罗兰·巴尓特意义上的“刺点”来找到自我和他人生命中的还是巴尓特所说的“传记素”（biographèmes）,这些都表明她虽然质疑图像的效果和持存，但强调影像对于她写作和生活的重要性。
安妮·埃尔诺《位置》
这不是一个单独的现象，比如作家艾尔维·吉贝尔（Hervé Guibert）也是把自己的写作和照片进行一个互证，特别是记录他身患艾滋病后走向死亡的感受。关于法国当代社会的集体记忆，对于战后的几代人来说，文字都在和包括照片在内的其他影像媒介进行对话，时而合作，时而竞争。
这些文字并非是对照片的简单说明，而是通过照片引发的记忆和思考，借由照片去完成自我书写(L’écriture de soi)或者自我虚构（L’Autofiction），和“照片小说”（roman-photo）有亲近性，只不过埃尔诺除了七十年代的三本小说，往后虚构的书写是很少甚至没有的。当广大的法国读者阅读到这些文字和图像互渗的作品时，“大叙述”破产引发的“集体记忆”危机在埃尔诺的作品中得到感性十足的分享和近乎怀旧的共鸣。
2014年的纪录片《我在商业购物中心的周末》（Mon week-end au centre commercial）受启发于埃尔诺的非虚构作品《看灯光，我的爱人》（Regarde les lumières mon amour）。在一个世俗化的社会，大量不去教堂的法国人周末都会在超市购物，超市成了消费社会新的集体空间，作者坚持观察一个法国超市的日常，特别勾勒出底层民众的生活样貌，而这一份关注早在《位置》（La Place）结尾她看到自己没考上职高的学生当了收银员就开始了。
安妮·埃尔诺《看灯光，我的爱人》
她于2021年出现在瑞吉·尚德（Régis Sauder）的纪录片《我曾爱过这个地方》（J'ai aimé vivre là）。在埃尔诺文本的辅助下，这部电影捕捉到了她自1970年代以来一直居住的巴黎郊区新城塞尔吉·蓬图瓦兹（Cergy-Pontoise）的独特氛围，同时将这个地方的亲密历史和社会学分析编织在一起，而看过《七月物语》（Contes de juillet，2017）的影迷应该对这座新城并不陌生。
再比如在今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安妮·埃尔诺和她的儿子大卫·埃尔诺共同执导了一部家庭纪录片《超8岁月》（Les années Supers-8），“岁月”一词呼应地当然是《悠悠岁月》（Les Années），而超8既指的是超8照相机（un caméra Super-8）,也指代1972年到1981年这八年多不到九年的时间。这一时期的法国，照相机和电视机越来越多的进入普通家庭的生活，在经历了“辉煌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的高速增长后，“石油危机”让吉斯坦执政的岁月陷入一个相对停滞的状态，人们从“五月风暴”的亢奋中走出或继续沉浸在失落之中。集体生活的无力感让他们开始使用照相机去记录个体生活。
当时的埃尔诺和公务员丈夫还未离婚，一起和孩子们生活在东南小城安纳西（Annecy）,经历过“阶层跨越”获得布尔迪厄式“文化资本”的她过着相对优渥的日子，时而还能去欧美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旅行，发出左翼知识分子常见的感慨，同时寻思着第一部小说在巴黎的出版，以及是否要放弃虚构走向非虚构的探索过程。但是坦白说，这部纪录片的影像语言是非常贫乏的。我们当然可以继续欣赏画外音的埃尔诺那些细腻动人的文字，诸如“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刻，既快乐又带有某种暴力的特征”或者“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个从我们的生活中剥离出来的新时期”，但它更像是一个几乎配图文字式的简单之作。
《超8岁月》剧照
相较而言，根据她的作品改编的故事片更可圈可点些。实际上，埃尔诺关于爱情、性爱和家庭等故事性不强看似琐碎的书写一直不被电影界看好，这一情况直到过去十几年才出现转变。2008年，帕特里克·马里奥·贝纳尔（Patrick Mario Bernard）和皮埃尔•特维蒂（Pierre Trividic）把她的作品《嫉妒所未知的空白》（L’Occupation）改编为电影《另一个人》（L’Autre），法国演员多米尼克·布朗（Dominique Blanc）凭借此片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她扮演的安妮-玛丽和埃尔诺本人高度重合，一个在对自由的渴望和男友移情别恋引发的嫉妒之间自我消耗的女性，一个拉辛悲剧式的女性。
这样一个女性形象再次出现在根据她的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纯粹的激情》（Passion simple，2020）中，只不过对比前作的成功，这次改编近乎是彻头彻尾的失败。浪漫爱情电影中最好只出现一次床戏的编剧“原则”被打破，重复乏味的性爱场景让观众昏昏欲睡，而痴痴等待和追寻俄罗斯外交官情人的心态，也不见得能让女性观众买单，这其实也和埃尔诺的作品在法国女性运动中的一点争议有关，虽然她渐成波伏瓦、杜拉斯之后的法国女性文化偶像，但不见得是许多年轻女性此刻需要的更为激进的形象。
《纯粹的激情》剧照
接下来就到法国导演奥黛丽·迪万（Audrey Diwan）根据她自述堕胎经历的同名电影《正发生》（L’Evénement）了。应当说导演的功力相比拍摄《四月三周两天》的蒙吉还是差了一大截，但是埃尔诺本身文本的基础很好，话题性也很强。埃尔诺在60年代的秘密堕胎没有赶上好时候，因为法国的堕胎方案是1975年在西蒙娜•韦伊推动下通过的，而美国近来由堕胎权引发的问题也再次让埃尔诺的作品适逢其时。
在目前的大环境下，电影获得威尼斯金狮奖似乎也合情合理，并且反过来让埃尔诺在去年就成为了诺奖热门。耶利内克的《钢琴教师》被哈内克改编后在戛纳电影节大放异彩，三年后就获得了诺奖，在这一点上，电影作为当下受众更广泛的媒介，在让两位作家行情看涨的路上也功不可没。
《正发生》剧照
回到开头的那句话，“所有的图像都会消失”，那么关于埃尔诺的纪录片和根据它作品改编的故事片按说也都会消失，就像我们也担心所有的文字会不会有一天全部消失。我们在观察埃尔诺的文字与图像互相争执和成全的过程中，也意识到面对世界的不可持存，面对时间的流逝，面对死亡，优秀的文字和图像都在保存着我们的记忆，记录我们的当下，那些细致入微的私密情感，那些应该争取的个人权利。正如埃尔诺的作品合集《书写生活》（Ecrire la vie）所示，她虽然很多时候写的是自己一个人的生活（Ecrire une vie）,但却没有拘泥于自我的特殊性，而是走向了更多他人的生活。
安妮·埃尔诺/大卫·埃诺-布里奥《超8岁月》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影像世界
Cineuropa在《超8岁月》入围2022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后对安妮·埃尔诺的采访
译者:YAN.Y
02年生，中国美院艺术理论在读，业余影迷
作者：Fabien Lemercier
原文链接：
https://www.cineuropa.org/en/newsdetail/425827/ https://www.cineuropa.org/en/interview/425941/#cm
在儿子大卫·埃尔诺-布里奥的帮助下，作家安妮·埃尔诺用一部精彩的家庭档案纪录片，以其美妙且独有的分析风格重温了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由Les Films Pelléas制作的《超8岁月》由Totem Films在国际发行。
"1972年的冬末，我们买了一台超8相机。那时我们刚满30岁，有两个孩子…相机是人们最想要的物品之一，因为它能够捕捉生活和世界。"安妮·埃尔诺的小说最近成为许多电影的灵感来源，其中包括《正发生》（2021）、《纯粹的激情》（2020）和《我想生活在这里》。然而，在2022年，这位著名的法国作家决定尝试做一次导演--事实证明她确实完成了一部优秀的作品，她指导的《超8岁月》在第75届戛纳电影节的导演双周单元中亮相。这部引人入胜的档案纪录片展现了家庭生活缩影以及女性在寻求解放时的存在如何与法国的社会变革产生共鸣；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内容均由安妮·埃尔诺本人微妙而崇高的画外音娓娓道来。
《超8岁月》剧照
影片的出现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其中重要的原因来自安妮的个人魅力。作为作家，她独有的风格巧妙地融合了对环境近乎批判性的观察（有时甚至通过最不起眼的细节构建出一幅揭示性画面）和充满争议的存在主义追求—争议大多来自人们对她成功演绎作为人类尤其是作为女性命运的希望。她在丈夫于1972年至1981年期间拍摄的超8影像中找到了理想的表达领域，并充分展示了作为女性导演的艺术个性。
随着影片在观众面前一点点推进，层次逐帧展现。首先，它描绘了安纳西（法国东南部小城，译者注）一幅新兴资产阶级背景下的小家庭肖像；然后在塞尔吉-蓬图瓦兹（法国巴黎西北部瓦兹河畔的小城，译者注），家中的两个男孩长大了，而她和丈夫之间的婚姻关系也变得麻烦起来；当看到一位年老的母亲和她的孩子生活在一起时，她的女儿回忆起自己卑微的出身以及在阿尔代什与公婆度过的夏天。同时还有他们所有的旅行录像—那是几段一家人向世界张开双臂的时光。1972年去了智利，甚至还在拉莫内达宫（智利总统府，译者注）采访了萨尔瓦多·阿连德（智利前总统，译者注）（可惜的是没有拍摄下来）；去了丹吉尔（摩洛哥北部城市，译者注）附近的度假营地还有恩维尔-霍查（阿尔巴尼亚前领导人）统治下的阿尔巴尼亚；去过伦敦、西班牙、葡萄牙；1981年前往莫斯科，那是大家首次乘飞机旅游。除此之外，它还记录了法国大选的政治生活（从蓬皮杜到密特朗）以及一位家庭主妇是如何走上作家之路的。
"这既是快乐的，也是令人感伤的。它是我，同时也是我们"。通过这些历史片段，安妮·埃尔诺和她的儿子坐上时间与回忆的秋千摆荡—影片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切的开端、营生时的颠簸、他们曾一起度过生命的地方和已经离世的人们。这些重新组合带有明确的偏见，使得整部纪录片具有非常个人化的风格；安妮以此赋予生命意义，并对整个时代进行一位独立女性视角的观察。（2022/5/23）
《超8岁月》剧照
安妮·埃尔诺："当我为电影写文本（对电影而言用“剧本”一词或许更准确，但导演在下文点明这部影片是一种“非常规的电影化产物”，因此采用“文本”一词。译者注）时，我是用影像的方式写的。"
Cineuropa：一起着手拍摄《超8岁月》的想法是怎么来的？
大卫·埃尔诺-布里奥：我的孩子们希望看到他们的父亲小时候的样子，也希望看到他们的祖父，实际上我们很少在其中看到他，因为是他在用超8相机录像。所以我组织家人们进行一场放映会，拍摄了屏幕，并记录他们看录像时的评论—尤其记录了我母亲的话，她是家庭记忆的持有者，能够还原几乎所有的事件、人物等。通过回忆这一切，我开始思考其中似乎蕴含着一些有电影价值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这些触及到了普遍性和集体性的维度。因此，我向母亲建议写一篇文章，并用我父亲拍的家庭录像来制作一部纪录片。实际上纪录片这个词或许也并不合适，不如说是一种非常规的电影化产物。
《超8岁月》剧照
Cineuropa：你有多少档案材料？你是如何处理这些原始材料的？
安妮·埃尔诺：起初有一个较长版本的文本，因为大卫告诉我可以写大概一小时长度的文本。因此我写了它—但前提是我不停止地读，它才是一个小时的长度。那是一个不间断的故事，因为它必须给人一种时间感。这多少有些基于我的书《悠悠岁月》—一部使用过去式写的、连续的、没有间断的故事。而后我们显然必须考虑到影像化对象的限制，因为超8相机的片段本身就是断续的，不可能在完全未经剪辑的影像上讲故事。
《超8岁月》剧照
Cineuropa：你是如何选择和平衡文本的不同层面的：家庭层面、一个女人的层面、一个国家的层面、通过旅行了解世界的层面？
安妮·埃尔诺：这对我的写作来说并不新鲜，而且对现在的我来说可能还更容易做到这一点。如果有人在30年前问我这个问题，我大概还不知道答案。这是部与我在2008年出版的《悠悠岁月》一书相差不大的作品，尤其是在这本书中，我描述了摄像机出现在一个家庭的时刻--现在它被呈现在荧幕上了，你可以看到拿着购物袋、和孩子们一起向你走来。这就是写作的魔力。
我在2019年为这部电影写了文本，那是一场与影像为伍的写作冒险，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经历；它让我着迷，因为既要呈现属于个人的私密的东西，又要渲染更普遍意义上的东西，同时还要不断向自己发问。我在写作时经常停下来问自己，甚至经常把这种质疑带到书内容的写作中。
此外我也时时想对影像发问，我丈夫拍摄时在寻找什么？而我们又在期待着什么？对保存幸福时刻的出发点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时我也相信有一种渴望在其中，这是许多人共有的渴望，即用影像来重构一个美满的家庭神话。影像也能够加强家庭神话的构建。很明显，在某些时刻，当我丈夫拍我较少的时候，强烈的距离感随之诞生，表明家庭纽带正在断裂。
《超8岁月》剧照
Cineuropa：你后来去了在当时（作为度假目的地）并不寻常的国家（特别是智利和阿尔巴尼亚）旅行，这种角度又是怎样的呢？
安妮·埃尔诺：那是电影的另一个驱动力；突然发觉我们的旅行有一定的政治导向时我意识到其中的可贵之处，特别是在智利。但我一直很清楚这次旅行非同寻常，它正好是在阿连德被暗杀的一年半前—因此我们在智利的录像优势在于它同时也是一份历史文件。阿尔巴尼亚，我总是倾向于忘记这次旅行，尽管它也有与前者相同的意义；它在当时也是一个亲中国的国家。这部影片展示了1989年之前的世界状况。 （2022/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