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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壳洞察|为什么中国没有自己的媒体?

底壳编辑部 底壳宇宙
2024-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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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计6400字,阅读时长约11分钟

网上常常抱怨媒体,很多网民不满中国媒体永远枪口对内、制造社会分裂,制造假新闻之后拒绝辟谣纠错。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中国没有媒体,中国媒体实际上都是美国媒体”。但少有人仔细想过,媒体,也就是全世界的媒体,到底是什么?媒体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它们的利益在哪里?我们必须把全世界的媒体作为一个阶级来看待,才能发现问题之所在。 

01 总论:媒体的阶级属性


本文所说的媒体是狭义的媒体,即带有新闻性质的传播媒介,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新闻、社交媒体平台,而排除了那些文化属性更强而时效性较弱的媒介,如文学作品、电影、电视剧等。媒体的从业者作为一个阶级,包括了传媒资本、记者、编辑、评论员等等。

 

媒体人作为一个较为独立的阶级出现,始于欧洲印刷术的大规模发展应用。受到媒体冲击最强烈、且最终被取代的阶级,是欧洲的教士阶级。因此,媒体人与教士在很多方面有相同或相似之处。

 

在中世纪,教士是少有的受过教育的阶级。因此,他们垄断了中世纪的知识和文字,贵族雇佣教士来管理自己的宫廷和财务,而教士除了宗教事务,还负责税收、法律、民事、教育、医学等等。中世纪的教士告诉贵族如何管理自己的领地,告诉平民不要关注现世的苦难而要关注来世的天堂。教士中既有安贫乐道的苦修士也有生活奢靡的主教,但在维护教廷的权威和影响这点上,大家是一致的。

 


现代媒体不再拥有教廷的世俗权力。税收、法律、民事、教育、医学等事务已由各类专业人士负责,这些人士形成了自己的阶级。但是,媒体人仍然保留了通过生产、过滤、传播信息从而“垄断信息供给”的权力。最直接而典型的例子是商业广告:如果顾客不知道市场上有哪些新商品,他们又怎么会购买呢?同理,上至国家大事,下至本城八卦,媒体都是主要推手:媒体报道的,便是重要的事情;媒体不报道的,便是不重要的事情;媒体解读的角度是重要的角度;如果读者不喜欢某家媒体的态度,他可以换一家,但他终究离不开媒体。

 

中世纪法国和意大利的教士说的语言不一样,面对的教众不一样,对教义的解读不一样,而且都自己想当教宗,但是他们对教廷和教宗的至高无上皆深信不疑。直到西欧世俗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现较大改变、继而对宗教事务产生冲击后,教士共同体才出现了严重的分崩离析。

 

同理,不同国家的媒体、同一国家里持不同立场的媒体,虽然在具体事情上的评论观点会有不同,然而在维护媒体的权威性、唯一性上,其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现在,互联网科技公司极大地改变了信息的生产、过滤、传播机制,冲击并颠覆信息生产的逻辑,让媒体阶级产生焦虑,其适应转型过程至今仍未完成。

 

02 美国和西方媒体

 

谈论媒体必须从美国和西方媒体说起,因为他们掌控全球最强大的话语霸权,他们的行为逻辑决定了全球其他地方、其他形式的媒体如何生产、过滤、传播信息。

 

一方面,美西方媒体有一套共同价值观,认为自己对这套价值观拥有独一无二的释经权,只有他们报道的事情才是世界上真实发生且值得关注的事情,他们不报道的、掩盖的、语焉不详的事情,则是不存在、不重要、不值得关注的事情。比如,2023年1月底2月初,在关于美国“流浪气球”和俄亥俄火车出轨大泄露的报道中,美国媒体表现出了惊人的纪律性,将完全不重要的“中国间谍气球”鼓吹为中国对美国的军事入侵,而无视、淡化俄亥俄危及居民生命健康的化学品泄漏。在对外事务上,比如对待叙利亚“白头盔”、俄乌战争、巴以冲突等问题上,西方媒体的一致口径,体现了这一共同体在“大是大非”上铁板一块,不容忍任何反对派。

 

另一方面,美西方媒体往往跟某种政治势力联系紧密,一些跨国集团甚至能控制不同国家的媒体为其服务的利益集团说话(譬如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德国的Axel Springer SE等)。比如,在美国,共和党媒体说共和党好话攻击民主党,民主党媒体说民主党好话攻击共和党,其他西方媒体也有类似的表现。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作为媒体阶级,他们维护本阶级的利益,高于为政党利益而互相攻击;维护媒体共同体的权威、至少是西方媒体共同体的权威性,是他们更重要的义务。


美国Sinclair媒体集团控制的数百家电视台,在同一时期的节目中使用了同样的脚本,异口同声说“This is extremely dangerous for our democracy”(这对我们的民主极为‍危险),讽刺效果拉满

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美西方媒体?

首先,其核心利益是掌握信息的生产、过滤、传播机制,将世界上任何一种破坏这一机制的力量都视为威胁。因此,他们绝对不会容忍中国挑战西方媒体的垄断机制,生产新消息的无论是中国的政府、企业、媒体,还是中国公司控制的社交媒体平台,都是他们的死敌。对于这些“罗马人”来说,我们是异端,我们必须被完全剥夺设置议题、传播信息的权力。那么,敌对就不可避免,这是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主要矛盾。

其次,美西方媒体之间的互相攻击,也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因素。共和党媒体对民主党政府的攻击,至少说明了民主党政府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让美国一部分人民不满意了,这是我们可以使用的武器。甚至,有时候媒体为了党争,会说出“中国在某个地方做得极好,值得美国和西方学习”。但是,在这种时候,我们必须要牢记,美西方媒体对本国的批判,服从了媒体掌控叙事权这一核心利益,我们对他们所报道的事实要仔细分辨,找出他们叙事中强调或淡化的部分有没有不合逻辑的地方,对中国的报道是否存在偏颇、恶意误读、捧杀之处,而不可盲目因为他们偶尔批判一下本国便认为他们垄断了真相,对中国说了一句好话便把他们当做朋友。

最后,关于他们的叙事技巧、设置议题的逻辑,在一些“术”的层面,存在有可借鉴的地方,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些技巧的存在是建立在媒体资本对全球媒体的控股和素材垄断之上的,技巧只是锦上添花。如果不存在此类垄断,那么这些技巧的功效就会大打折扣。

 

《洛杉矶时报》在报道美国大学学潮时,标题先用了“反(对)抗议者暴力袭击(抗议者)”,后改为“暴力抗议”,暗示抗议者才是暴力的。这一修改指鹿为马,混淆是非。

所以,美西方媒体首先在大方向上是敌非友,尽管有一些可利用、借鉴的地方,但务必不可昏了头,把他们的标准当做唯一标准,把他们报道的事实当做完整的事实,如果那么做,就会忽视主要矛盾,最终走到错误的道路上去。

03 港台媒体

 

由于港台媒体同样使用中文,多年来他们对大陆传播信息的能力其实不小于一些西方媒体。由于西方媒体和大陆媒体对港台的内部事务关心较少,这两地的媒体往往也是当地时事报道的主要来源。

 

这两地的许多媒体长期与本地的反动政治势力绑定(譬如原来港台的苹果日报、台湾的“三明治”),并受到西方政治势力和媒体资本的影响,其叙事逻辑、分析立场往往同西方无异,即便在已经回归多年的香港也是如此。除了收到政治黑金的资助,它们也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因此其报道通常极为庸俗化、低智化,来吸引眼球。而且,由于两地媒体权力极大,造谣、捕风捉影的报道极多且不受制衡,酿造的谣言往往倒灌大陆,我们也没有办法制裁。

 

这两地中,香港媒体受到2019年黑暴冲击、经济下滑、23条立法、开放大陆行等一系列事件影响,对大陆的敌意有所减缓;而台湾则由于民进党基本掌控了岛内媒体,对内愚民、对大陆的抹黑和挑衅丧心病狂,已经很难从中找到什么中立可信的信息了,要想理解台湾具体的民意,还不如绕开他们的媒体,在社交平台上看看台湾人的真实想法。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由于政治评论类节目在大陆较为严肃,且有一定的门槛和限制,而港台则由于各政治势力都需要为自己豢养一批“喉舌”,导致无论是哪个阵营,都出了一批“名嘴”,其中一些节目的完整视频和切片在大陆网络上也广为流传过一阵子,不少人像追捧明星一样追捧其中的一些名嘴。这本身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港台名嘴未必水平多高、掌握我们不掌握的信息,而仅仅只是当地政治势力交锋的需求。


总之,港台媒体有可能提供一些角度和信息,但总体水平比起西方媒体更可疑,同样也不应因为部分媒体、“名嘴”在某件具体事情上有“亲大陆”的倾向就将其视为自己人,那样一定会失望,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所处的立场所能够看到的格局,所代表的势力有何诉求,才不会被迷惑。

 

04 海外中文媒体

 


中国地区以外的海外中文媒体,除了中国官媒的海外版外,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由海外各地商会,华人团体,侨联办的中文报纸等,一般关注本地社会资讯,比如当地治安、政策、商业机会等等。这类媒体一般不参与宏观话题讨论,在本城之外影响力微乎其微,但是对于在当地生活的华人华侨了解当地资讯,甚至团结起来维护自身利益,还是有一定作用,也可以帮助其他人了解当地的商业机会,虽然此类媒体上也不可避免地有一些不靠谱的房产中介、教育中介,但总体来说还是有益的。

 

另一类则是由美西方情报机关、媒体、反华团体搞的特供中文媒体。比较典型如美X之音、德X之声、xxxxxx、xxx等等。这类敌对媒体是宣传战的急先锋,其存在意义是为了瓦解中国人的自信,攻击中国的一切,制造谣言倒灌境内。如果说西方的主流媒体尚且有一些我们可以利用的内容,这类媒体则完全没有,除了见识一下湾湾小编的智商和眼界下限之外全无价值,他们偶尔对本国的一点批评完全可以由声誉稍好的本国外文媒体替代。此类媒体为敌人中最可鄙、最不值得浪费时间的哪一类;引用这些媒体的中国媒体人,应当视为媒体人的耻辱;即便批判这类媒体也没有什么价值,不如批判迷惑性更强的西方主流媒体。

 

05 美西方之外的世界其他媒体

 

在这个类别里,我们最熟悉的是俄罗斯的RT和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另外,在印度、新加坡等其他地方,也存在一些相对独立自主,不完全遵循西方叙事的媒体。

 

RT和半岛之类的媒体在报道世界新闻时不完全遵循西方的视角,比如他们在巴以冲突中会更多地从巴勒斯坦人的视角来报道,这是可取之处。同理,他们报道中国的方式也会相对客观一些,所以我们在看他们的新闻报道时,会感觉更舒服一点。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这些媒体的逻辑,还是遵循西方设置的那一套议题设置、片面展现事实的逻辑,他们服务的利益,自然也是他们本国某些阶级的利益,而不可能是中国的利益。比如,RT自从俄乌冲突之后被踢出了西方市场,中国成了他们的主战场,他们在中国的宣传一方面夸大自己在战场上的战果,一方面想拉中国下水直面北约冲突;而以半岛电视台为代表的阿拉伯媒体往往对一带一路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期望在美国退出中东之后,中国以殖民帝国的身份在中东驻军以维护中东各地的稳定,这自然和我们的外交理念和利益不符。


综上,我们一方面应该认识到这些媒体相对友好、相对公正,另一方面,也要意识到他们报道全球新闻时,其信息的一手来源往往来自西方主流媒体,源头上容易出问题,他们的利益出发点也是本国的利益而绝不会是我们的利益,而最后这一点在一有风吹草动就鼓吹排华反华的印度媒体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我们对这些全球其他地方的媒体,该团结的时候团结,该反对的时候反对,不应该因为他们有时候说了一些对我们有好处的话而完全将他们看做自己人。

 

06 社交媒体平台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全世界的传统媒体都遭受到了社交媒体的冲击。人们越来越不愿意花钱订阅报纸、杂志,世界上许多大牌媒体都在亏钱。读者之前看媒体,现在则宁可刷短视频看小姐姐跳舞、看猫猫狗狗,也不愿意看主流媒体严肃分析国家大事。在这种情况下,现有的媒体必须跟网络社交平台合作来寻求流量,也必须跟社交媒体上其他的信息来源竞争流量。

 

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来源,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传统媒体运营的新媒体,一类是此前跟传统媒体并无关联也不遵守媒体逻辑的自媒体。表面上,社交媒体平台都宣称自己用户言论自由,自己不生产信息,只检查信息的真假与否,以此来判断信息能否传播,能否得到流量,是否通过流量和封禁的方式奖惩平台用户。而平台推送和封禁的逻辑显然比“言论自由”这一简单的口号更为复杂。

 

那么,我们判断某个社交媒体平台是否友好,就要看他推送信息、封禁信息的逻辑和所谓西方主流媒体有无不同。如果他们在涉华事务上遵从的还是西方文化传媒资本的那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叙事,平台的态度显然就是敌非友。即便平台上存在一些相对友好的账号和内容,往往也藏得比较深,没有多少流量,一旦做大了就容易因为种种奇葩“罪名”被投诉封禁。网友们将这样的平台形象地称为“敌占区”,而将那些相对友好的博主评论区称为“敌后根据地”。由美国科技公司操控的社交媒体平台,毫无疑问是敌占区,区别只在于敌意多少,扫荡积极不积极而已。

 

实际上,由于西方金融资本、政治势力对科技公司的控制,绝大多数西方平台的立场与传统西方媒体完全一致。由于X的CEO马斯克的奇葩行为(比如把卡尔森这种被主流媒体抛弃的媒体人请到X上当网红)、Tiktok奉行的“绝对中立”政策,才使得西方舆论场在巴以冲突等问题上出现了缺口。西方各种势力,包括金融资本、政客、传统媒体势力,正全力以赴试图堵上这些缺口。

 

那么,由中国科技公司控制的社交媒体平台是不是敌占区呢?这就要问他们是否跟美国社媒平台采取一致的筛选推送逻辑了。

 

07 中国媒体

 

以上我们讲了全世界其他地方媒体的问题,以及应该怎么看待他们。把他们的问题讲清楚了,对中国媒体的结论也就呼之欲出。新华社、央视、CGTN和各大卫视等官媒绝大部分时候站在中国立场说话,也出过不少质量颇高的报道,但为何大家对中国媒体还是不满意呢?

 

首先,有相当多的中国媒体人虽然吃着皇粮,机械性地做着行活儿,但内心不认同为人民服务,不认同马克思新闻主义的理念,也没有形成一套自己的理论框架,对“党管媒体”、当“党的喉舌”非常抵触,内心深处向往“市场化”的西方媒体。他们认为自己的站位应该是“独立和中立”的,而不是“为中国说话”的,更不要提“讲好中国故事”。这些媒体人对西方媒体理论和实践上的向往,往往导致他们对西方媒体的报道往往偏听偏信,渴望得到西方的媒体大奖,面对西方报道的国外新闻当没有脑子的翻译机器、转载机器,在一些需要公正发声的时刻,他们颠倒主次地进行所谓的“平衡性报道”,而面对西方报道中对我国的恶意污蔑,选择当鸵鸟,装看不见,不敢斗争,恶劣一些的甚至随声附和,倒灌谣言。


原文发表于《环球时报》2012年2月10日第14版《国际论坛》

其次,许多中国媒体的能力与他们想垄断信息渠道的野心不匹配。西方媒体能够在这么多年里垄断信息渠道,是因为他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扭曲事实、炮制假新闻、排斥异己、避重就轻、剪辑素材、找专家背书的工作方式。而向往西方媒体人地位的“空调房记者”恰好不具备这种能力,不够训练有素,没有学会这些奇技淫巧,许多媒体人试图模仿,但往往十分拙劣,做出来的国内报道常被网友找出事实上和法律上的破绽,光速打脸。一些被讥讽为“第四权”的报道不仅站在了广大读者的对立面,而且还闹出很多笑话。

最后,移动互联网对媒体的冲击,使得后者永远也不再可能具备垄断信息渠道的能力,而中国由于移动互联网发达,网民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都在上网,使得媒体受到的冲击更甚。即便他们想当“第四权”,这个行业的薪资水平也不太可能吸引到具备这些能力的高端人才。真正具备这些能力的人可以去做自媒体,去做个高端销售、项目经理,并不一定要去做媒体。

综上所述,中国的许多媒体人处在一个缺乏理论指导、随波逐流的时代。当喉舌,他们不甘心;当第四权,没有那个能力;像自媒体一样无底线,就被读者批评造假,缺乏新闻伦理;想获取西方的认可,就只能放弃自己的中国立场;想商业化赚钱,企业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依赖媒体的广告了。这些问题,使得一些媒体人精神高度分裂,写着喉舌文章,编辑耸人听闻的标题当流量党,同时还要鼓吹第四权,羡慕西方的新闻自由。媒体从业者内心的不自信、不自洽,导致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得不到广大读者的接受。

 

总之,我们看待有问题的中国媒体时,一方面要从整体上认识他们的缺陷,对他们胡编乱造、恶意解读、无中生有、挑拨矛盾的一面要坚决斗争,利用广大人民的全面视角和专业知识对他们加以纠正;另一方面,对于其中一部分能够坚持实事求是,深入一线,得到群众信任支持的从业人员,要加以支持。

 

中国的发展,需要有一些擅长制作内容,向全世界输出内容的中国制作者。他们的存在很重要,但他们是不是一定必须是媒体人、前媒体人?显然未必。媒体想要垄断信息渠道,就违背了历史发展趋势,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都已经不可能。中国媒体能不能全身心地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跟上全球互联网化的浪潮,参与到中国各项建设工作中来,就全看媒体人自己的理解和造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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