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刊·月览 | 郭恩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闻检查机构及其职员的经济性日常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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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恩强

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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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文语境中有关民国时期新闻检查的研究，主要关注更为宏观的结构性制度层面，将其纳入新闻统制的范畴加以理解，采用的是法规政策取向的制度视角。尽管此类制度研究也会呈现作为能动主体的记者群体的反抗，但这种反抗叙事是以承认新闻检查制度的严酷、强大为前提的。一部中国近现代新闻法制史（检查史），也是管制-反抗的制度叙事史。此种研究路径虽然也强调作为行动者的记者的能动性，然而作为制度执行人的新闻检查人员往往是缺失的，研究者不对等地将法规文本想象为现实逻辑的行动者。讨论新闻检查机构及其人员的经济性日常这一面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经济因素对新闻检查制度及其人员职业行为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将考察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不同时期、不同城市新闻检查机构及其人员的经费预算和薪津（俸给+津贴）水平，从而重建检查机构和检查人员日常办公的物质环境、生活消费水准和面临的诸种困境，力图勾勒出一幅经济的、生活化、远离抽象文辞世界的世俗生活画面。

有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闻检查机构的经费结构及其职员的薪津收入情况，目前所存的资料并不完整且数量有限。它们或遗失，或毁于战火，更重要的是这个制度及其机构时存时废，其不稳定性也造成相关档案材料零碎而分散，很难通过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延展性整体把握。因此，本文将通过搜集到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不同时段新闻检查机构的预算表格或材料，采用纵向时间和横向空间相结合的拼图式对比方法，来大体勾勒这些机构及其人员的经济活动面貌。

二、20世纪30年代新闻检查机构的经费构成与职员薪津：以上海和广州为例

尽管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新闻检查机构在组织层面形态各异，但还是能总结出一些“理想类型”。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新闻检查组织架构所出现的武汉、南昌军方垄断模式，以及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党、政、军、警机关联合组织模式，代表了新闻检查机构设置上不同的实践路径。此时“党军”所确立的由一家强势机构牵头、多家机构参与的委员会模式，在很长一段时期成为国民党新闻检查组织的标准化操作。甚至到了1933年划定出新闻检查的几大城市、1934年成立“中央检查新闻处”对各地采用直辖模式，这种由多家机构共同参与的联合组织架构也一直相袭。如此拼盘式的组织结构也限定了新闻检查机构的财务制度和员工的薪津发放方式。我们以此时的上海、广州为典型进行具体分析。

（一）在变动与稳定之间：新闻检查机构的经费构成

就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新闻检查机构来说，预算在不同年份会有所变化，但变化的频率和幅度并不大。通过经费预算编制、收支数额及其变化，我们能管窥此一时期新闻检查机构经济活动的一些特点，由此更深入地了解这个机构的不稳定性。

一份档案显示，由于工作范围扩大和人员增加，当时的上海新闻检查所主任陈克成曾申请追加过预算，时任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批准后，从1935年7月起，上海新闻检查所在原核定经费每月1280元基础上追加了375元，达到每月1655元，但这一预算额度只维持了五个月。实际上，从笔者搜集到的预算决算书档案材料看，仅1935年1月至1936年4月这段时间，上海新闻检查所的预算支出就发生了几次变化。尽管有几个月份区间的预算额度有起伏变化，但从一年多的跨度看，上海新闻检查所每月的经费额度，基本维持在1300多元到1600多元这个区间。如果说上述上海新闻检查所每月的预算额度还只是给我们呈现出一个抽象的数字，那么从一份1936年7月的预算表中（表1），可以更直观地看到该机构日常经费的构成类别和金额。简单统计后可以得知，几项大宗支出中，作为员工薪俸的俸给费占了55%，包括文具、邮电、消耗、租赋、修缮、杂支等在内的办公费占了33%，主要用于新闻检查所主任社会活动的经费——特别费占了12%。可见，对于上海的新闻检查机构而言，其财务支出中员工俸给占的比例最大，办公费也是每个月的一大支出。如果换个角度审视，透过预算表我们可以想象出一个更为具象的世界。在办公经费的构成类别和有限金额中，我们可以想见每个月文具、耗材、邮电等资源的巨大消耗，还能感受到房租的不菲支出。换言之，这个预算表格中抽象数字的背后，蕴含着新闻检查工作在文本之外所牵涉的日常的经济、社会生活等层面的丰富信息。作为活动主体的新闻检查人员，一方面要面对抽象的文辞世界，另一方面则与俸给的领取、文具邮电的消耗、房租的支付与房屋的修缮、特别费的使用等诸多现实活动相连接。

除了预算编制、收支数额的变动，20世纪30年代上海新闻检查机构的拼盘性质，也导致预算决算繁琐的公文流程。上海办理新闻检查事宜的组织架构，原属于上海市政府主持（1934年已成立“中央检查新闻处”负责统领全国新闻检查机构），其经费由市政府情报处列入预算和领取拨发。新闻检查人员则由市政府情报处原有的职员调充，他们并不在新闻检查所支取俸给。同时，因为上海新闻检查所由党政军三机关联合组成，所以每月办公费由三机关分摊，其中市政府承担六成，警备司令部承担三成，市党部承担一成。以1935年7月至11月每月1655元的预算支出来说，这三个单位分别承担了480元、240元和80元。市政府负责的每月480元的摊派经费，则从办理新闻检查经费的预算里拨发。换言之，上海新闻检查所在财务方面的自主性非常有限，不仅占大头的员工俸给费不由本机构发放（在情报处领取），包括办公费和主任特别费这两大支出，也取决于警备司令部和市党部是否能按时划拨到位，由此也导致了新闻检查这个职业的不稳定性，以及机构员工的不安全感和强流动性。

跨省市进行横向对比的话，1933年广州新闻电讯检查所的每月预算，与上述1935年和1936年上海新闻检查所的每月预算，从数额到类别都非常接近。从组织结构上看，与上海新闻检查所类似，广州新闻检查机构也是联合组织，不同的是只由党、军、警三家组建，排除了政府行政力量的主导和参与。广州新闻电讯检查所的主任和两位副主任分别兼任着下设3股的股长，每股有3名检查员，2名雇员。因这些人员都由参加检查机构的各部门选派或雇佣，他们的俸给按规定也由几家派出机构摊派，预算里以“职员交通费”的名目支付。每月总计1350元的预算，需要国民党中央西南执行部、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广东省会公安局三家单位均摊，每月各机构应拨款450元。从这样的出资比例也可以推测出，相比于上海新闻检查所的市政府六成、警备司令部三成、市党部一成的办公费出资结构，广州新闻检查机构内部的权力分配显得更均衡，且作为牵头机关的党部拥有更大的主导权，这和上海新闻检查机构出资比例呈现出的“政强党弱”的局面形成了强烈反差。

（二）俸给、津贴与福利保障：从数字看新闻检查人员的生活水平

1935年，前述上海新闻检查所主任陈克成不仅申请追加过预算，在此事被批准后不久，他还为所属员工争取过奖金福利。这年5月，陈克成呈书上海市政府，以“在职各员努力从公”为由，开列出拟请奖励人员名单的薪额，恳请援例将成绩较著者择优奖励，以资激勉。在这份作为附录的上海新闻检查所不完全职员名单中（表2），我们不仅能看到具体被奖励的人员及奖励金额，还可以看到从副主任到办事员等按不同职级，每人每月能拿到的正常俸给。总体看，上海新闻检查所员工的俸给呈现阶梯式的变化。副主任这个职级，每月可以拿到200元的薪资，而总干事、审查员这个级别的俸给，则处在次一档130元到150元的这个区间。检查员之间有微小的差别，但相比于总干事和审查员则又次之，平均80元。雇佣的办事员俸给最少，每月55元。

对照当时国民政府参照执行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1933年9月），我们可以反推出上海新闻检查机构受奖励员工的官等官俸级别，继而参照此一时期的物价，知晓他们的生活水平。

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的官等分为特任、简任、荐任以及委任四种，对应的工资级数共37级，包括特任1级，简任8级，荐任12级，委任16级。上述官等官俸表体现出“同级数薪”、级差有序的鲜明特征，一直到抗战后，还作为国民政府公务员“基础”俸给费的依据保持不变。对照官等官俸表可知，1935年上海新闻检查所的副主任郑天轼是荐任官，拿着荐任官第11级的工资，这个是荐任官倒数第二的薪俸级别，可见他的资历并不高。总干事陈训悆为陈布雷之弟，从薪酬推算官等属于委任5级岗位。陈训悆是1932年被上海市政府任命的9名检查员之一，时隔三年，其他8名检查员没有一人再出现在奖励名单中，可见人员流动性之大。两位审查员也属于委任职，但其薪酬介于3级到4级之间，比总干事稍高。检查员宋允章、钱鏄、吴时俊也是委任职，薪酬分别是委任级的9级、11级和11级。办事员柴文潞则位于委任职薪酬的最低级。

那么，20世纪30年代上海新闻检查机构工作人员的俸给，在社会上处于什么位置呢？换言之，这样的报酬能为他们自己和家人带来怎样的生活水准呢？诸多研究都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就是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的工资收入，在抗战前处于社会各阶层中较高的水平。上海新闻检查所办事员柴文潞，虽然每月做着委任职最低一级55元俸给的工作，但他的俸给要超过上海工人能拿到的最高工资，也超过小学老师的月薪中位数，还超过中央党部职员的最低月薪。三位新闻检查员80元到90元的俸给，处于中学教员群体的中上游位置。以柴文潞为例，根据1935年上海的物价，他每个月拿到55元俸给后，如果愿意，可以购买粳米或秈米5石多（相当于当下的600市斤），或老车牌面粉21包，或鲜猪肉225斤，或鲜牛肉247斤，或活鸡182斤，或大豆油325斤，或细布640尺，等等。如果是每月拿80元俸给的检查员钱鏄、吴时俊去采购，他们可以买到粳米或秈米7.4石多（相当于当下的888市斤），或老车牌面粉30包，或鲜猪肉328斤，或鲜牛肉360斤，或活鸡265斤，或大豆油473斤，或细布930尺，等等。在日本学者岩间一弘看来，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为典型的被政权雇佣的薪水生活者，是城市的“新中间阶层”。作为公务员的新闻检查人员，他们大多数人要担负一大家子人糊口的重任，尽管因为官等的不同会造成机构内部官俸的显著差异，但即使是拿着最低职级薪酬的检查机构的职员，应付基本的生活应该也没问题。

除了俸给收入，20世纪30年代的新闻检查人员还有一些其他福利待遇，比如差旅费用的报销、抚恤等。南京国民政府规定（1935年5月），各级公务员出差所需的旅费（舟车费、膳宿杂费、特别费），均可按照职务等级享受相应待遇或报销费用。依此标准，1935年5月上海新闻检查所受奖励的这些人员，出差都可以享受火车、轮船的二等座待遇，他们也都可以带一名随从。副主任郑天轼如果出差，每天可报销8元的膳食杂费，其他人皆可报销6元的膳食杂费。在抚恤福利方面，20世纪30年代的新闻检查人员，可以根据《公务员恤金条例》（1934年3月），结合实际情况申请公务员年恤金、一次恤金、遗族年恤金和遗族一次恤金。尽管新闻检查作为一种职业，并不被各机构借调而来的检查人员看好，但在20世纪30年代公务人员待遇普遍较好的大背景下，预算与薪津收入的矛盾，并没有对新闻检查机构及其人员的稳定性造成大的影响。

三、抗战时期新闻检查机构的经费构成与职员薪津：以重庆、北京和上海为例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权最终撤退到重庆，此前建立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新闻检查体系逐渐瓦解，新闻检查机构再次划归到军方进行管理。通过设立“战时新闻检查局”，国民党政权重新强化了对新闻检查的控制，逐渐完成了新闻检查权的上下一体、组织独立，发展成从中央到地方完整的检查体系。纳入战时宣传体系的省级、直属县市级新闻检查机构及其人员的经费，也由“战时新闻检查局”直接划拨。另外，此一时期以北京和上海为代表的伪政权新闻检查组织也得以重建，其财务境况与重庆政权各级新闻检查机构形成了某种镜像效果。

（一）预算级差与军警模式：战时新闻检查机构的经费构成

抗战时期的重庆国民党政权，由“战时新闻检查局”统领所辖各地的新闻检查机构。在经费拨付与使用方面，从特级新闻检查所到直属新闻检查室，皆由“战时新闻检查局”发给，普通新闻检查室则受省一级新闻检查所指挥，经费由当地机构审拨。一组疑为1940年“战时新闻检查局”及其下级机构的每月经常费支付预算书（表3），向我们展示了此一时期重庆国民党政权各级新闻检查组织的经费构成。

由上表可以统计出，如果进行纵向对比，1940年重庆国民党政权各新闻检查机构经常费预算的各项比例，相比于1936年的上海新闻检查所并没有太多明显的变化。1936年7月上海新闻检查所员工俸给费占月预算的55%，办公费占33%，而1940年重庆政权所辖各级新闻检查机构的月预算，除了比较特殊的新闻检查局和特级所，俸给费（52%—57%）和办公费（27%—33%）这两项大宗支出所占预算的比例与1936年基本持平。

横向对比的话，我们可以从7个等级的新闻检查机构（检查局、特级、甲级、乙级、丙级、甲级直属、乙级直属）经常费支出预算中总结出一些特点。首先，从每月的预算总额看，这7个等级的新闻检查机构呈现出差序的变化，特别是从甲级新闻检查所到乙级直属新闻检查室这5级表现最为明显，它们每个相邻层级最多相差三四百元，最少相差一百多元。特级所的预算与甲级所相比优势明显，前者是后者的两倍，可见特级所的独特地位以及这种地位反映出的规模体量。其次，从各项费用支出类别看，检查局和各级所在支出类型及所占数额比例上大体相当。比如，不管是检查局还是下属各级所室，其支出的大头都集中在俸给费、办公费、特别费以及官兵主食费等几大类别。并且，这些类别在不同层级所占的比例都非常相似，例如从特级所到直属室这6个级别，俸给费都处在52%—57%这个区间，办公费处在27%—33%之间；从甲级所到直属乙级室5个级别特别费都在4%—7%之间；官兵主食费差别不大，在全部7个等级中都处在3%—5%之间。第三，比较特殊的是新闻检查局和特级新闻检查所这2个层级。检查局的俸给费与辖下的6级单位相比所占比例最高，为每月预算的60%，而办公费与其他层级相比则是占比最低的，甚至比最高的低了十几个百分点，仅为17%。特别费方面，检查局和特级所所占比例也高于其他层级，分别为14%和11%，远高于其他层级的4%—7%这个区间。俸给费高而办公费低，一个解释是作为新闻检查中央决策机构的检查局，其工作人员官阶高，同时文牍工作更为繁重，所以俸给支出成为重头。而包括文具、邮电、消耗、杂支、房租等费用在内的办公费，则是特级及以下的新闻检查机构支出的大头，它们要面对日常工作用品的消耗，所以检查局此项支出比例低也属正常。还有一项数据值得注意，那就是检查局和特级所的特别费占比较高。一种可能是因为特别费一般包括特别办公费、汽车费或旅运费，所以机构负责人有很大的权限支配，越高层级这种权力就越大。同时，上述两个机构是管理及信息中枢，其工作人员经常需要外出或到下一层级机构指导视察，汽车费和差旅费较基层为多也实属自然。

在同一时期的北京，从1938年1月起，日伪北京市公署警察局负责上报检查所每个月的经费预算，临时政府行政部批准新闻检查所每个月1000元作为经费。从笔者搜集到的该政府公报看，截至1939年7月，日伪北京新闻检查所的经费预算维持在1000元的额度，一直没有变化。

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时期，北京新闻检查所的经费主要由俸给费、办公费、特别费三部分构成，其中俸给费占比最高，且长期只有轻微变化，月均稳定在1700元左右，只是在1943年的最初两个月达到了2000元。就办公费而言，在一年半的时间（1941年1月—1942年7月）里，预算额度一直保持183元不变，但从1942年8月开始预算出现大幅度增长，该月就达到348元，从1942年9月到12月也有238元。特别费在两年间是变动最为频繁、幅度也最大的支出项。横向对比同一时期重庆国民党政权新闻检查机构的预算结构可知，虽然两者的薪给费支出都占预算的绝对大头，但办公费和特别费所占比重则正好相反。重庆政权各级新闻检查机构办公费都多于特别费，即使是特别费较高的新闻检查局和特级所，特别费占比也只分别达到办公费的82%和40%，其他下级所的特别费与办公费相比比例更低，只处于11%—25%之间。具体情况我们不得而知，可能的解释是日伪北京新闻检查所虽地处华北核心城市，但相比抗战大后方媒体机构云集的重庆，新闻检查的工作量还是无法与之匹敌，所以办公活动的消耗和支出自然就少。同时，作为日伪情报宣传机构的重要据点，身处北京的新闻检查机构负责人，需要大量特别经费用于社交应酬，以维护与新闻机构的关系网络。

纵观日伪北京新闻检查所两年多的预算走势，就每月的预算总额而言变化十分有限，主要处于1965.5元至2626.15元之间，除去最低和最高的两个极值，大部分月份的预算决算数额维持在2200元左右。这样的预决算规模，也只是比重庆国民党政权甲级新闻检查所（1643.1元）略高，与特级新闻检查所（3256.3元）相比还有较大距离。可见，日伪时期的北京新闻检查所虽身处“特别市”，但仅从预算总数来看其地位并不高，这也可以从新闻检查所只是北京警察局一个附属机关这样的行政级别得到佐证。日伪华北政权只是把新闻检查工作消极地纳入到治安管理的范畴，其预算因而也成为范围广泛的治安费的一部分（1942年1月开始，新闻检查所预算表里“经常费”也被称为“治安费”）。

在已经沦陷的抗战初期的上海，日伪上海政权宣传科科长兼新闻检查处的负责人林鼎士，在1938年12月23日这天，给市长和秘书长写了要求增加经费的报告。从这份报告中，我们也能看到预算表背后日伪上海新闻检查机构同样窘迫的经济性日常。就林鼎士而言，每月向会计股预支60元的办公费使用时常常捉襟见肘，所以他请求在原来办公费的基础上再增加20元，以此应付不断上涨的物价。在这些办公费用中，除了订购中外各报纸，购买文具、纸张、笔墨，以及茶水、肥皂、毛巾、火柴等生活物品的“硬”支出，还有一些围绕着人或人情所展开的“软”支出。考虑到检查员的工作与报馆编辑的节奏同步，经常需要熬夜至凌晨4时左右，所以给值班的检查人员配备点心茶水，是主事者林鼎士必须要做的，这就是“检查员夜间点心费”。日伪上海新闻检查处是各机构拼凑出的组织，有些人员按原单位的规定有一些津贴费用，比如军报道部的听事在原单位每人每月有5元津贴，来到新闻检查机构后待遇没法取消，所以还需要支出4人每月共计20元的“听事津贴”。此外，包含了人情往来的“临时费”，也是预算必须要考虑的。每逢年节，日伪上海新闻检查处都要按照相沿而成的惯例，给所在地哈同大楼的公役、电梯司机、巡警包打听等众人“节赏”费。而让林鼎士烦恼的是，即使增加这区区20元，因涉及预算和实报实销的财务制度，也要经过会计股繁琐的财务程序，经过政府负责人签字后才能划拨。

（二）“不足以维持二人之衣食”：战时新闻检查人员的薪津待遇

尽管抗战前隶属公务员系统的新闻检查人员的俸给福利，和其他社会阶层相比处于中上水平，但如果与政府其他权势部门横向对比，他们的薪津待遇并不突出。在各级新闻检查机构负责人提交的年度报告或工作报告中，涉及到人事方面抱怨最多的就是员工的待遇问题。而这种收入待遇的内部视差，也随着全面抗战后经济环境的恶化被放大，直接降低了新闻检查的工作效率，甚至影响新闻检查职员队伍的稳定。在国民党政权新闻检查官孙义慈看来，当时（1941年前后）的西南各省，检查员的薪津不仅比中学教员低，工作还比他们辛苦，因此仅凭百元之内的待遇，想招到检查人员实属不易。在检查机构内部，各级检查所的检查员业务性质相同，但却因为军阶的不同，造成同工不同酬。若干重要省区的检查员还必须掌握英文，待遇过低更是无人问津。孙义慈的看法在当时广西新闻检查处的工作报告中也得以印证。该处负责人在1942年给战时新闻检查局的报告中如此诉苦：办公方面因为物价激涨，导致“经费所限不特无线电台收音机等设备无可实现，即图书杂志资料之补充亦苦支应无计，以故工作效率时受影响”。同时，随着官兵增额，办公消耗的费用也随之增加。为了加强与各机构的联系，每月还要固定举办三四次以上的聚餐或茶会。其结果是：“以言经费，则月有定数，以言支出，则按月增多，东支西捂，此顾彼失，是则办公费之拮据，亦有不能不影响于业务之推进者”。于是，广西新闻检查处的负责人建议改善“检工同人”的待遇，最低限度也要仿照军事技术人员的加薪待遇。并且，办公经费上他们还请求将检查处的房租列为专项，并增列视察旅费、参考资料专款、临时费等预算。

从孙义慈的描述和广西新闻检查处的报告都可以看出，进入20世纪40年代，原来作为公务员系统一员的普通新闻检查员，其办公条件和生活水平大幅降低。一是他们的俸给相比于20世纪30年代没有提升，被原来大部分落后于他们的中学教员的薪酬超越，其对工作的能力要求和所获报酬之间的不匹配，已经使新闻检查这个职业缺乏吸引力。二是机构内部同工不同酬的矛盾开始凸显。在20世纪40年代物价飞涨、货币购买力降低的背景下，普通公务员生活困难的问题被放大，新闻检查机构军方文职职员与军方技术人员，因薪津不同产生矛盾也就无法避免。

上述变化也可以从重庆政权的预算表中（表3）分析出来。预算表显示了各级检查所的人员俸给费预算总数，笔者虽然查到了各级检查机构的编制职级及员额，但没有发现有关岗位人员具体俸给费的资料。尽管如此，我们也可以根据已有的材料进行大体的推测。在各级检查机构的俸给费预算中，一般包括官员、检查员、士兵、办事员、杂役等人员在内的数量总和。以特级检查所为例，其总俸给费是1775.5元，这里包括官佐俸给费1664元（校官1382元、尉官282元）、士兵饷36.5元、工役工资31元、兵役副食费44元，他们按军职分配1664元的总俸给。如果以校官11人分配1382元计，平均每人125元左右，如果以尉官5人分配282元计，平均每人则是56元左右。除去岗位职级所带来的高低差别，这样的俸给数额绝对值如果与20世纪30年代上海新闻检查所职员的俸给数额进行对比，前者的变化并不明显，甚至稍微有些降低。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了筹措军费，将公务员的俸给费打折发放，并明确他们兼职不得兼薪。另外，与20世纪30年代的检查员属于文官系统不同，20世纪40年代的检查员隶属军事委员会，被纳入到了武官系统，职员受限于军队官阶职级的编制，待遇受到了影响。

新闻检查官员对职员待遇问题的关注，背后折射的是20世纪40年代从事这个职业的群体生活境遇的变化。尽管他们的俸给数额变化不大，但战争时期物价影响下的购买力却是直线下降的。从1940年一直到1945年的战后初期，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物价剧烈变动。从日常生活可感的零售物价分类指数看，如以1937年1-6月为基数100，食物类全国零售物价指数从1940年到1945年分别为416、1168、3072、9582、35639、158780，涨幅分别为4倍、11倍、30倍、95倍、356倍、1587倍多。如以1940年的食物类零售物价指数为基点，到1945年，这个指数上涨了381倍。食物类如此，与之相对应的各时期的衣着类、燃料类和杂项类物价指数，都有过之无不及。在原有俸给数额不变的情况下，物价的快速上涨导致货币的购买力急剧下降。作为拿固定薪水的阶层，新闻检查机构的职员工资是按月结算，需要用本月的工资应付下个月10%甚至更高的物价涨幅，由此也可以想见，此时的新闻检查人员生活水准下降之惨烈。而物质条件的恶化，无疑会传导、渗透到新闻检查制度及新闻检查人员的工作实践中。按广西新闻检查处负责人的说法，中校检查员的待遇，远不如生产机关雇员的待遇，“官校薪津之所入，无论如何节约，实不足以维持二人之衣食”，生活压迫之下往往导致“检工同人之不能久于其位”的“人事之纷更”。

在不改变公务人员俸给数额的前提下，国民政府应对通货膨胀的方法是增加一些福利措施，比如大额增发生活补助、售发低价米、补助饭费和房费、筹设公共食堂和福利社、分发平价物品等。1942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战时生活补助和食米及其代金政策，一直延续到抗战后。这些措施虽有一定缓解新闻检查人员生活困顿的功效，但相比于飞涨的物价也是杯水车薪，收效甚微。

四、抗战后新闻检查机构的经费构成与职员薪津：以上海为例

随着抗战的结束，战时新闻检查体制面临着合法性的质疑，重庆国民党政权或南京汪伪政权建立的军警检查组织体系也濒于瓦解。1945年9月中旬，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废除出版检查制度办法》，决定除收复区和军事戒严区域外，战时新闻检查制度于1945年10月1日撤销，新闻检查业务移交给地方政府办理。在短暂的几个月过渡期内，作为收复区或戒严区的前广大沦陷区，虽然名义上由地方政府接管新闻检查事宜，实际上人事和组织安排仍受到战时旧有检查体制的掣肘。在接收混乱、百废待兴的战后当口，地方政府却要负责面临废止命运的新闻检查机构及其人员的经费支出，因此大都兴趣寥寥，这在上海的新闻检查机构身上体现得最为典型。

（一）延迟拨付的预算款：战后国民党政权新闻检查机构的经费使用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于1945年12月成立了上海市临时新闻检查处，但直到1946年1月，上海市政府也没有确定检查机构的编制预算。为了应付机构周转和员工生活，上海新闻检查处负责人吴云峰（原战时新闻检查局江苏新闻检查处负责人），两次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借款垫付以及尽快确定编制预算。根据1946年2月28日上海临时新闻检查处呈报的预算表和后来笔者发现的核算书（薪给比叙表），对该检查所1945年12月、1946年1—3月的预算整理如下（表4和表5）：

之所以整理出上面两份支出预算表，是因为原始档案本就将经常费和员工临时生活补助费分开列出。在经常费预算中，薪给工饷是占比最低的支出项，远低于办公费、特别费和业务费，与倒数第二支出的购置费也有2倍之差。这是由于抗战后初期物价飞涨，但俸给工饷还执行着20世纪30年代制定的官等官俸的发放规则，而其他支出项则与时俱进地执行了新的比价标准，因此员工的收入主要通过生活补贴费的方式对俸给不足的部分给予补偿。如果算上单列的生活补助费，与20世纪30年代和抗战期间相比，战后新闻检查机构员工的薪津预算还是比例最高的。

在各类预算项中，与以往时期有明显区别的是业务费，这项包括水电、薪炭、夜点在内的支出，分别占了4个月中每月经常费预算的64%、57%、57%、57%，可见在新闻检查机构看来，除了笔墨纸张等办公费用外，通货膨胀下的日常物资在检查工作中产生了巨大消耗。单月横向比较可以看出，经常费预算的总数除了1945年12月略低外，1946年1月至3月是相同的。员工临时生活补助费的预算，在数额上看起来十分庞大，而且每个月都在大幅递增，更夸张的是1946年2月和3月比1945年12月的预算额度翻了一倍还有余，相比于1月也几近翻倍，可见通货膨胀速度之快和越发严重。在生活补助费预算中，米贷金也成为特殊经济困难时期，新闻检查机构试图通过预算为员工争取福利的名目，尽管占比并不高。

从1945年12月成立到1946年3月初停止工作，上海新闻检查机构预算款项的拨付不仅延迟，最后核拨的两个月数额还打了很大的折扣。新闻检查机构尽管在预算表中要尽量多地争取经费，但会计部门核算时还是会压缩或剔除很多预算额度，使得预算数和最终的核准数反差很大。生活补助、米贷金、特别办公费、交通费、业务费等几项，都被不同程度地压缩或整块剔除。

（二）借款周转与借薪度日：一个新闻检查机构负责人的讨薪之路

早在1945年11月，国民党中常会就讨论决议，还都之后视收复地区社会秩序恢复情况分区逐渐停止新闻检查。上海临时新闻检查处奉令于1946年3月8日正式遣散。处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艰难时期，突如其来的裁撤停工，令上海的新闻检查机构猝不及防，丢了工作的新闻检查人员生活更是雪上加霜，难以糊口。吴云峰作为上海临时新闻检查处的代理主任，面对自己以及所属职员的突然去职，不仅倍感挫折，还承受着诸多职员的指责和追讨薪津的压力。既然机构已然解散，为职员追讨欠薪和尽可能多地争取安置补贴，也就成为他职责和道义上的必然选择。

纵观吴云峰主政上海临时新闻检查处的3个多月，他一直奔波在筹措办公经费和为职员借薪的路上。早在1945年12月23日，上海临时新闻检查处刚成立不到一个月，吴云峰就呈函上海市政府，除了请求尽快确认人员编制，另外的重点就是希望政府先行垫发薪津。编制未定导致经费预算无法造报，继而在月底发薪时引发职员纷纷借薪度日。由于货币贬值，当时普通职员每月的薪津，已经由20世纪30年代的以百十为基准，蹿升到以数万为基准。根据吴云峰的测算，当时他领导的检查处有检查员10人，每人预借3万元，事务员2人，每人预借2万元，工人6人，每人预借5000元，薪津方面总计借款37万元。另外，加上办公费用的支出，吴云峰此次合计借款达国币50万元。上海市政府很快批准了检查处的借款请求。1946年1月11日，也就是腊八节的第二天，吴云峰又呈函上海市政府，以年关在即员工纷纷申请借薪为由，请求市政府暂借元月经常费80万元，以进行业务周转，待预算确定后再行结算。这次上海市政府一面同意借款并要求其尽快编制预算和上报实有人数，一面令财政局将此款项在地方经费中拨发。1946年2月1日核定好编制岗位后，不知什么原因预算编制迟迟没有推进。2月13日，吴云峰又以经费预算未决，物价飞涨之时职工生活困难以致纷请借薪为由，向政府借支2月份经费50万元，但并没有见到上海市政府的快速回应。2月20日，吴云峰再次呈函市政府，内容还是老生常谈地描述了因预算未定每月要为各级员工借支薪给，以及物价高涨、员工生活窘迫，导致他们纷纷呈请补发过去各月应发的欠款。吴在呈文中还诉苦说，新闻检查人员通宵工作、业务繁重，每月消耗资源巨大，而从1945年12月起，所有房租、水电等费用都等待支付，最后他请求拨借国币100万元进行周转，等预算确定后再报销。吴云峰频繁地催款似乎起到了效果，会计处很快去函人事处询问新闻检查处的编制预算情况，并让后者于1946年2月28日提交了编制预算表。

上海临时新闻检查处共有职员13人，职员每月的俸给总预算为国币2900元（会结合生活补助费的基本数和底薪加成数拨发）。其中，主任吴云峰每月俸给是510元；检查员有10人，其中俸给260元的2人、240元的3人、210元的1人、200元的1人、180元的3人；办事员有2人，每人俸给100元。此外，还有4名工役每人每月要支给40元工饷。除了能发到手的俸给或工饷，经常费中还有其他一些经费项牵涉着职员的利益，比如办公费、购置费、交通费、特别费以及业务费，都是以个体职员或主任的名义申报预算的。如主任会以“与各界接洽频繁，且本市市面辽阔，每日所费车费甚巨”为由，试图为自己每月争取交通费的工作福利。主任也会每月都申请特别费的预算，尽管会计处可能会削减额度。另一块涉及员工日常工作福利的是业务费，这个名目下所包含的水电、薪炭、夜点，都是影响新闻检查人员工作环境和条件的保障性物资。正如吴云峰在1946年2月20日的呈文中所表达的，新闻检查工作都是通宵达旦，业务繁重，致使每月水电消耗巨大；检查处成立后又时值严冬，半夜奇冷，为体恤检查人员，也为加强工作效率，每夜生火炉会消耗大量的薪炭。至于夜点，也是因为新闻检查员的工作难免通宵熬夜，十分辛苦，需要每晚备粥充饥。但这项总计15万元的业务费预算，上海市的会计部门并没有批准，和主任试图支配的交通费的命运一样，它最终被以“格于规定”为由剔除了。业务费预算被砍掉，也是吴云峰在上海临时新闻检查处被解散后，向上海市政府诉苦申请补贴的重要理由。

对于1946年前后国民党政权的公职人员而言，能拿到手的除了数额有限的俸给，还有从抗战时期延续而来的“临时生活补助费”。此时的新闻检查人员生活补助费，按照基本数、加成数和米贷金（此项只核发了1945年12月份的金额）这样的分类被写入预算，在事实上取代了早已追赶不上物价涨幅步伐的俸给费。按照吴云峰对上面“业务费”预算的描述，他每月510元的俸给收入，都不够新闻检查处办公室每晚所消耗的薪炭费，或者也只相当于每晚夜点费的1/3。

这里可以选择上海新闻检查机构两位职员的收入，结合当时的物价水平进行分析，来评估新闻检查职员此时的生活水平。就主任吴云峰来说，他1946年1月正常的薪津总额是69310元（俸给510元+基本数28000元+俸给加成数40800元），1946年2月薪津总额是81510元（俸给510元+基本数30000元+俸给加成数51000元），1946年3月薪津总额是106810元（俸给510元+基本数40000元+俸给加成数66300元）。我们再找一位该机构检查员中职级最低、俸给最少的委任2级职员进行统计。如前述，这样的检查员常规俸给是180元，他在1946年1月的薪津总额是42580元（俸给180元+基本数28000元+俸给加成数14400元），1946年2月的薪津总额是48180元（俸给180元+基本数30000元+俸给加成数18000元），1946年3月的薪津总额是63580元（俸给180元+基本数40000元+俸给加成数23400元）。根据1946年3月的测算结果并比对上面两名检查人员的收入，可以得知，吴云峰1946年3月的薪津，大致相当于战前物价稳定时期（以1937年1月至6月的零售物价指数为基数）币值的37元多。而那位担任委任2级职位的检查员，他1946年3月的收入则大致相当于战前币值的22元。可见，即便是上海新闻检查机构的负责人，吴云峰此时的实际收入也远未及战前一个担任委任职职员的最低工资（55元），一个普通新闻检查员的实际收入更是难以养家糊口。

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与其他行业对比，我们更能了解当时新闻检查职员的生活困境。在一个国有银行职员的眼中，1946年2月的上海，一家六口每月的最低费用开支包括：米1石2斗2万元；煤球4担2万元；柴1担3000元；食用油10斤5000元；菜蔬每天1500元，每月4.5万元；车力每天200元，每月6000元；午膳6000元；房租、水电6000元；日用品（包括皂、火柴等）1万元；调味品5000元；修补衣着1万元；杂项费用2万元，以上共计法币15.6万元。尽管标榜是“最低生活费”，这个开支表也确实反映的是在上海生活水准高于平均线的中产阶层的标准，但这里大部分生活消费品的支出在当时的上海人家却是必需的。对比上海临时新闻检查处主任吴云峰1946年2月8万多元的收入，作为国民政府简任5级官，在上海他一个人根本无力养活一个六口之家，只能勉强养活一个三口之家。如果再对标上面那位委任2级新闻检查员的收入，他每月的薪津差不多只相当于银行职员1/3的支出费用，这无疑会使家庭生计陷入困境。

由于生活补助费的预算赶不上现实通胀的变化，加之会计部门对预算的削减，上海临时新闻检查处职员的日子过得日趋艰难。1946年3月8日上海临时新闻检查处宣布解散后，吴云峰又像该机构成立初期一样，从借款发薪走上了追讨欠薪之路。

在前述1946年3月13日吴云峰请求发给3月份经费的呈函中，他就如此说道：

本处奉令结束业经遵办，惟念各工作人员平日工作辛劳，既无星期假日，又须勤守终宵。目前本处突告解散，致各员生活均成问题，拟请钧座体念各员，准予比照二月预算发给三月份整月经费。又，本处上年十二月份经费系向钧府借支五十万元，不足之数并请饬知会计处依照规定补发本处应领经费，以便转发。

3月13日讨要的经费还没等到反馈结果，3月19日，吴云峰又致函上海市政府，追讨员工的夜点费。和往常一样，在吴的描述中，他重点强调检查人员工作的特殊和劳苦。夜晚八时到次晨五时通宵达旦的工作方式，让值班人员午夜时必须进食夜点才能继续工作。在这个物价高涨、公务人员待遇菲薄的时期，他们自己实在无力负担这项开支。新闻检查处为体恤工作人员，每晚支出夜点费1500元（每晚有检查员3人、工役1人），这样每月就要花费4.5万元，再加上1945年12月支出的夜点费2.4万元也没能报销，所以吴云峰请求拨发3个月的夜点费11.4万元。还没等到市政府那边的回音，3月26日，吴云峰继续呈函，这次他讨要的重点是电费。他陈述说，市政府每个月核拨的6.24万元办公费，在物价高涨的时期本就入不敷出，而新闻检查处因为夜间工作耗电甚多，每月电费就需要5万余元，从成立到解散前的3个月，该处共支出电费15.5万元。在吴云峰看来，这样的一笔款项该部门实在无法支付，他请求市政府能体念其难处给予拨发。对于吴的这两次请求，上海市政府并没有答应，分别在4月1日和4月3日的批文中，以“所请应在办公费内动支，不另拨款”的指令加以驳回。

几次尝试失败后，吴云峰并没有放弃，这次他转换了思路，不再简单诉诸打感情牌，而是抓住公务员薪津政策的合规性这一原则性问题表达诉求。1946年4月10日，吴云峰再次致函上海市政府，认为给新闻检查处职员二三月份拨发的薪津基本数不符合中央的规定。该处1946年2月的职员薪津是按照每人基本数3万元、底薪加成数100倍发给，3月按照每人基本数4万元、底薪加成数130倍发给，但依据国民政府的相关规定，1946年2月的职员薪津就应按照每人基本数4万元、底薪加成数130倍发给，3月则按照每人基本数5万元、底薪加成数160倍发给。所以吴云峰请求“迅赐补发”职员二三月的薪津差额。这次，上海市政府确实以“最速件”的公文流程“速办”，于3天后以“生活补助费”的类别补发了国币共计502800元。其中，1946年2月每个职员的基本数为4万元，工役为2万元，两者按照底薪加成数130倍，共计补发221800元；1946年3月每个职员基本数为5万元，工役为4万元，按照职员底薪加成数160倍、工役无加成数的标准，共计补发281000元。至此，作为上海临时新闻检查处的代理处长，吴云峰的讨薪之路也告一段落了。

五、结语

本文讨论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不同时期、不同政权的新闻检查机构有关经费预算及其职员生活水准的历史片段，某种程度上象征了整个民国时期新闻检查这一机构在官僚体系中的弱势地位，以及检查员黯淡的职业前景和经济待遇。就新闻检查机构的正式组织而言，它起源于“党军”北伐时的军事需要，人事制度由军队主导安排和展开活动，组织层面采用了各机构联合组成的检查委员会架构。此后，军方主导的模式在很多地方又衍生出党方或政方主导的联合组织模式、中央直辖模式，抗战中各政权的军、警模式这样几种。20世纪30年代党政军诸多机构共同参与组织的新闻检查委员会模式，因为检查经费和职员待遇有充分保障，所以该制度下新闻检查岗位的不稳定性、员工的不安全感和强流动性的职业特质并没有凸显。20世纪40年代各政权的战时体制统一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新闻检查组织，但随着职员的工作条件、生活待遇、职级晋升等经济问题的恶化，此时新闻检查这个职业矛盾重重、前景黯淡。在1942年和1943年重庆国民党政权组织召开的全国新闻检查会议上，各新闻检查机构提出的有关“经费类”提案（17件）在总提案（88件）中占比高达19%，总数仅次于“新检技术类”（27件）。这些由各省检查处、各县直属检查室提出的“经费类”提案，除少数涉及预算变更的主题外，大多以增加炉火炭资、冬夏服装、“提高待遇”、“安定人心”、“安心工作”、“增强效率”为主题词，从中不难看出新闻检查人员工作、生活的物质条件对职业稳定、工作效率的重大影响。面对薪津微薄、物价飞涨的工作生活困境，他们无法“安心服务检政”和“以检务为终身事业”，由此造成“检工人员常时流动”、“转徙日渐频繁”、“多思改业”的局面。

上述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闻检查的组织模式、经费支出与职业工作之间关系的简单勾勒，印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理解历史的前提，应该关注的是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活条件，而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新闻检查机构及其行动者与周遭物质世界的联结过程，制度或人物应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方式，这些属于文本之外“基础设施”的范畴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通过细致考察新闻检查机构及其人员日常经济生活的面向，一方面可以弥补以往新闻史书写中对民国时期新闻检查职业及职员经济性日常叙事的缺失，另一方面则能进一步展示物质条件对新闻检查实践的制约，从中看出政治经济因素在民国不同阶段对新闻检查制度及其职员心态和职业前景的影响，从而加深对新闻检查工作“平庸之恶”背后物质性的结构力量及其再生产过程的认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20&ZD32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原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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