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之无物｜译后记：简短不公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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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Talal Asad的阅读或许并不是为了延展知识的光谱（补充自己对宗教的见解，学习如何分析权力），而是为了学习一种真诚的态度。他要求写作者对自身的叙事诚实，而不是假借谨慎的名义来将自己藏匿在科学的袍子里。有些时候学者善于以无辜或怯懦的姿势来回避责任，可袍子越是精美华丽，里面的蚤豸便越是热火朝天地敲金打银。然而写作与评论需要的是勇气，无关是激进还是保守，言语者都要直面自己的观点与想法，而不是沉浸在自己的南柯一梦之中。就这个意义而言，Gellner的书写里有一种恐慌：对极权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神权政治的恐慌，这种恐慌将他牢牢困住，以至于他把多余的东西投射到了伊斯兰之中，也就此成了Asad批评的对象。

有趣的事情在于，同样是书写伊斯兰的重要人类学学者，Asad在Geertz与Gellner间所予以的批评并不均等。或许可以说本文更加聚焦于Gellner所著的MS。我们当然可以说，对Geertz的批评早在1983年就已经完成了，因此没有必要在这里多费口舌。然而关键的问题或许不在这里。

Gellner依照他所想象的社会蓝本所描绘出的伊斯兰，有着异域情色，基督教镜像的底色。在这种描绘中伊斯兰社会这个整体成了一出既定的舞台剧，就好像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被分配了特定的角色，而他们的余生也只能够根据这些角色动机来维持自己的行为举止。然而将活生生的人，将他们的语言、生命作为死物肆意摆弄，靠着千百年的傲慢与偏见随便地做解释，怎么可能让阐释具有说服力？然而这一问题的深处或许在于，Gellner不仅将伊斯兰社会作为某种社会蓝图，他同时也在将自己的社会想象成某种蓝图，将自己作为某种角色，来继续再生产那些偏见与误识，这或许是我从Asad那里看到的，更加深入骨髓的讽刺。

这个事情复杂，虽然说Gellner的确是在写作，但是就如Asad提到的那样，他和Geertz一样，都是在进行专业写作，因此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我们理解伊斯兰到底发生了什么：被书写的主体在此处成了并不是那么重要的媒介，以传达更重要的事情。不过就这一点而言，Geertz对自己要更加诚实：他知道自己对文字的精心雕琢意味着什么，同时Asad承认Geertz的路径能够靠近对象（然而Asad隐含的批评在于，他明白Geertz具有感知现象的能力，即便这种能力无法在他人身上得到保障，可Geertz所谓的阐释在底色上有着浓厚的不可知论，这种不可知论确保了Geertz在叙述上的谦卑，却又在阻碍了一种真正的贴合[Asad, 1983]），或许这才是Geertz被放过了缘由。

那么让我们回到Gellner，问题到底是什么？尝试去书写一群与自己不一样的人，意味着这样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涉及到了他人，换句话说，这种写作多少可以看作是一种为了理解而尝试的翻译，其本身也因此承担着对他人的责任。如果翻译本身只是一场自我表演，那么他像一个独裁者一样恣睢妄为便也无关紧要了起来。毕竟在独裁统治的社会里，“讲话时，所有真实的东西，每个人特有的气息和细微动作全都消失殆尽”，我们“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是可以呼唤的角色，他们离开自我，为了功成名就，走进政治角色的机械动作中”。独裁者不需要考虑被统治的庶民，因此作为暴君的导演不需要对公众负责，Gellner对待伊斯兰社会的态度就如同他所恐惧的东西那样，他恰恰将他恐惧的极权、独裁、专制刻在了自己的叙事之中。

这是一种怯懦，一种不负责任。或许更可怕的地方在于，写作者本人对不同语言间的间隙没有任何察觉。他越是努力地解释，对文本苍白无力的理解就越是漫溢。一场滑稽剧有时候就是这样：虽然表演者越是努力的表达，意义就越是疏远，但是表演者没有管控自己的自觉，而观众们却被迫要忍受他的胡言乱语。幸运的事情在于，Gellner写的是伊斯兰，除了偏见之外，我们并没有那么了解这个遥远的对象，所以这种忍受被距离给稀释掉了。

对整体性的社会蓝图的批评并不意味着Asad憎恶“整体”，从Alasdair MacIntyre那里借来的话语传统，本就不是一个微观的概念（然而这种“整体”还远没有抵达世俗学者所说的普遍）（MacIntyre, 1981）。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学者执意描绘某种整体性时，往往会为此采取过度宏大的叙事方式，然而这种叙事往往会遮掩掉动态的关系与运动的细节，它同时也破坏了当下与过去、未来的关系，促使时间静止了下来：由于社会蓝图已经规定了个人、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走向，因此时间这种概念在此类叙事中便失去了意义（换句话说，当你站的足够远，空隙与间隔就会缩小，时间的流动也会消失）。然而这种执拗于某种美学的宏大整体叙事也因此牺牲掉了希望。救赎与弥赛亚不可能降临在一幅僵化的图像，如若无法修复时间，等待角色的便只有命中注定的绝望（更可悲的事情或许在于，这种绝望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是积极的）。就这个意义而言，话语传统所处的位置刚刚好，它试图追问，并让我们看清问题发生在了哪里：社会装配如何部署、运作；自我如何成为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些细节的追问，它试图说明人们如何通过当下，从过去走向未来。这种拒绝静止的姿势意义非凡，但它也无比沉重（不仅仅是静止的现在，也有静止的过去与未来，就如没有未来的真实与追求没有根基的现代性）。

或许更根本的问题在于，整体性叙事本身同一种不朽相联系，为了这种不朽，消磨掉救赎的可能或者是在叙事上对他人进行大屠杀都成了可以容忍，甚至是无关紧要的事情（Asad，2007）。就这个意义而言，Asad希望，甚至是强求懦弱的人勇敢，好看清现实的模样，这种对美德的渴求，掘心凿肺的质疑与批评，为的是对权力的地貌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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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有关这篇译文，本应好好讨论Asad与MacIntyre的关系，但考虑到长时间没有进行写作与阅读，便暂时将此事搁置了下来。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阅读James Laidlaw的著作The Subject of Virtue，第二章。

七月到八月期间会翻译两篇文章：一篇是Turner, V. (1987) “The Anthropology of Performance”，另一篇为Strathern, M. (1991)  “One Man and Many Men”。

Fassin的译制仍然在继续，但是因为工作问题延后，还请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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