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荐读 2023年第2期 | 基于合作率与主导性视角的中国国际科研合作地位变迁研究

图源 | Internet

林歌歌　侯海燕　王亚杰　胡志刚

大连理工大学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研究所，大连，116024

摘  要 / Abstract

以2000—2021年中国国际合作的115万篇论文为基础，结合莱顿大学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CWTS）研究领域与Web of Science学科分类，基于合作率与主导性视角，研究了中国国际合作地位的变迁。研究发现，中国国际合作率变化不大，而主导性逐年增强，从双低象限（低主导性-低合作率）动态演变至双高象限（高主导性-高合作率）。在不同研究领域呈现不同的合作地位，且在70%的学科发生了合作地位的变迁。此外，中国与美、英、日等合作位于双高象限，而与法、荷、意等位于双低象限。中国与美国合作率最高，合作时科研主导性逐年增强，但合作率先升后降。中国应制定差异化的国际合作策略，以提高科技合作效率，深化合作程度，拓展科技合作。

关键词

国际科研合作　学科合作　领域合作　合作地位　地位变迁

01

     引言

现代科学研究具有投资强度大、多学科交叉、研究目标宏大等特点^[1]，加之科学问题复杂度提升以及科研人员专业化程度提高，科学研究逐渐从个体研究向团队内协作、向跨实验室、跨机构、跨国家(地区)的科研合作转变^[2]。国际科技合作是推动国家科技发展、培养创新人才、提高科技实力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解决跨国、跨区域和涉及全人类共同利益科学难题的关键途径^[3]。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积极促进国际科技开放合作，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同年8月中国科协也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中提出，我国科技发展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增进对国际科技界的开放、信任、合作，构建新的科技发展新格局。

在科技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科研合作与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以学术期刊论文为例，全球各国、各学科国际合作论文的份额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4]。2017年《中国国际科研合作现状报告》^[5]指出，2015年中国国际合作论文发文量达7.1万篇，跃升至全球第三大国际科研合作国家。中国的“科研朋友圈”也在不断深化扩大，逐渐成为国际科研合作网络中各国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国的科研合作伙伴已遍及188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性覆盖基本达成^[2]。此外，与非国际合作论文相比，国际合作论文的引用优势明显，在全球同行中更受认可^[6-7]。然而国际科研合作双方或多方的地位与角色并不总是对等。中国的科研人员数量已居世界第一，科研经费投入居世界第二[8]，但中国开展国际科研合作时的合作率与主导性却存在差异^[9-12]。早期学者的研究主要以某些期刊^[12-13]、学科^[10-11]、领域或国家^[14-15]、特定时间段或时间节点^[16-17]为例来展开研究，而针对多领域、多学科、大规模科研论文数据的研究很少。

中国在不同研究领域、不同学科以及与不同国家开展国际合作时处于什么样的战略地位，承担了怎样的角色，合作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迁等一系列问题对于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的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发展战略，实现科技强国至关重要。针对上述研究问题，本文收集了Web of Science中2000—2021年中国发表的研究性学术论文，进行信息挖掘与统计分析，基于国际合作率与科研主导性双重维度，探究中国在不同领域、学科、国家开展国际科研合作时的地位与角色的演变。本研究可以为相关研究者和决策者提供参考，为提高中国国际科研合作的影响力与效率，进一步促进国际合作，制定更加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奠定一定的基础。

02

    研究综述

2.1　科研合作主导性界定

随着国际科研合作增加，人们对学术论文作者贡献的评估意识也在增强^[18-20]。合著论文中不同作者具有不同功能与贡献，从而反映出科研合作的主导或协同地位与角色^[21-23]。学者们围绕“通讯作者”与“第一作者”进行了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在两者的关系与贡献程度上。Zuckerman^[24]提出“位高任重”计数法（Noblesse oblige counting），认为通讯作者的贡献占总体的一半，是最为重要的；邹承鲁^[25]院士也持相同看法，认为通讯作者是主要学术思想的提出者，而第一作者往往是承担主要实验工作的作者；随后，付光玺^[26]、王显苏^[27]、贾贤等^[28]学者们经研究后也得到相似的结论。Sauermann等^[21]发现通讯作者参与了更广泛的科学研究过程，其平均贡献程度为3.47，显著高于非通讯作者的2.28。然而，有部分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例如，Zhang^[29]认为通讯作者的贡献与第一作者的贡献相当，应被赋予相同的权重；蔡小静等^[14]也认为两者贡献程度一样，应等而视之。此外，Yu等^[20]研究发现通讯作者国籍与第一作者国籍高度一致，匹配度为98%。

学者们逐渐将“通讯作者”视为科研主导者，将通讯作者的国籍视为科研主导国。例如，袁军鹏等^[30]使用中国学者在国际合作学术论文中担任通讯作者百分比的变化来侧面反映中国学者参与国际科技合作能力的变化。随后，韩涛等^[31]、岳晓旭等^[11]、尚媛媛等^[12]也采用相同的方法，将通讯作者的隶属国视为国际科研合作的主导国。此外，有少数学者将第一作者与通讯作者的隶属国家同时视为科研合作的主导国^[14]。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通讯作者与第一作者都对论文具有重大的贡献，但是在国际合作中，用通讯作者的国籍来表征科研主导国更合理。因为通讯作者往往具备以下双重属性^[28]：①论文的法定负责人，需对论文内容承担全部责任；②研究课题或科研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提供研究指导、经费、试验场所等物质资源。而第一作者往往是直接参与课题研究的助手、研究生或进修人员^[28]，通常被看作是论文的主要参与者或贡献者^[27]。因此，从国家层面来看，在国际科研合作中将通讯作者的隶属国家视为科研主导国更适合。在本文中，一个国家在国际科研合作中的主导性地位通过其主导论文的比例来反映。

2.2　中国在国际科研合作中的地位

中国国际科研合作程度与我国科技合作战略与政策密切相关^[32]。2020年，任孝平等[33]从国际科技合作需求、发展思路、原则与目标等角度出发，发现我国在2000—2020年对国际科技合作的定位是互利共赢、合作共赢，开放发展，是从追赶向自主创新转型，是以开放合作推动科技创新。

在国家大力支持国际科研合作的背景下，中国的国际科研合作得到了快速发展，有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在国际合作时的角色与地位。韩涛等^[31]选取2000、2005、2010年三个时间节点来分析中国国际科研合作发现，中国主导地位不断增强，在不同学科领域的合作率与合作地位呈现奇异性，且高质量工作具有较高的国际依存性；曾婧婧等^[3]研究发现我国论文合著与项目合作程度持续深化，但国际主导型和参与的核心技术研发项目稀少；岳晓旭等^[11]以2004—2013年的SCI论文为数据样本，发现中国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但多数学科国际合作率不稳定；曾静婷等^[15]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中亚五国国际科技合作的变化；蔡小静等^[14]以化学领域论文为例，发现由中国主导的论文的引用影响低于非中国主导的论文；尚媛媛等^[12]探究了中美Nature、Science论文的合作与影响力特征，发现中国大规模合著明显，比较依赖国际合作且参与率、主导率均较低。

综上所述，已有相关研究主要以某些期刊、学科、领域或国家特定时间段或时间节点为例的小样本数据来开展研究，而针对多领域、多学科、长时间窗口、大规模科研论文数据的研究很少。因此，本文选定较长的连续时间窗口，以2000—2021年中国发表的约443万篇研究性科研论文为研究数据集，对中国在不同领域、不同学科以及与不同国家开展国际科研合作时的地位、角色及其变迁进行研究。

03

    数据获取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获取与数据处理

Web of Science作为美国科睿唯安公司旗下的知名学术信息资源平台，包括SCI、SSCI、A&HCI等数据库，收录了13000多种世界高影响力学术期刊，内容涵盖了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生物医学等诸多领域，是全球最大、覆盖学科最多的综合性学术信息资源。因此本文选择Web of Science作为数据检索平台，检索出中国自2000—2021年发表的所有研究性学术论文共计4432643篇，全球的为28319298篇，检索时间为2022年3月初，检索式见表1。

表1  检索式及检索结果

中国自2000年以来研究型论文发表量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中国科研论文产量逐年增加，2000年中国科研论文发表量仅为2.6万余篇，占全球3.5%，而2021年中国科研论文发表量高达54.2万篇，占全球比例已超四分之一（25.7%）。从相对数量来看，中国科研论文全球占比增长了7倍多；而从绝对数量上来看，中国科研论文发表量增长了约21倍。

图1  中国研究型论文发表量及其全球占比（2000-2021年）

利用Web of Science数据库在线分析功能，对全球论文集进行初步分析，可获取不同学科论文各年度发表量。而对于中国发表的所有研究性学术论文，逐篇对下载的题录信息中的C1字段进行解析，可筛选出中国国际合作论文共计1148432篇；然后进一步对RP字段进行解析，可获取通讯作者国籍信息，从而筛选出中国学者作为通讯作者的国际合作论文共计747966篇。从整体上看，中国学术论文的国际合作率约为25.91%，国际合作论文的主导率约为65.13%。需要注意的是，有些论文拥有多个通讯作者，这导致通讯作者的国籍可能不唯一。对于此类情况，本文采用全计数方法，即只要通讯作者国籍中包含中国，中国也被视为该论文的主导国。

3.2　基于战略坐标图的合作角色界定

本文采用战略坐标图的方法来界定中国国际合作时的角色。横坐标表示中国国际科研合作时通讯作者比率，纵坐标表示中国国际合作率。中国通讯作者比率，反映了中国在进行国际合作时的科研主导性，即展现了在进行国际合作时的话语权强弱与学术研究贡献大小。中国国际合作率，反映了中国在科研合作方面的国际合作程度，也反映出中国寻求国际合作意愿的强弱。根据科研主导性均值与国际合作率均值将战略坐标图划分为四个象限，如图2所示。例如，计算不同研究领域的中国国际合作地位时，以中国在不同领域科技主导性的均值与国际合作率的均值来划分象限（见图6），不同年份、学科、国家等以此类推。因此象限划分需要根据研究对象进行相应的动态调整，以此来衡量与研究对象整体相比的地位与角色。

图2 基于战略坐标图的国际合作角色界定

第一象限，双高象限（高主导性-高合作率），中国展现出积极的国际合作意愿，且在进行国际合作时处于科研主导者角色，积极主导国际合作，推动学术研究顺利完成。

第二象限，低高象限（低主导性-高合作率），中国展现出积极的国际合作意愿，但在进行国际合作时处于科研协同者角色，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以期通过与他国合作来推动相关学术研究。

第三象限，双低象限（低主导性-低合作率），中国国际合作积极性不高，且在进行有限的国际合作时也是处于科研协同者角色。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国际合作的积极性不高也可能是因为国外在此时或此领域不愿意与中国展开合作。

第四象限，高低象限（高主导性-低合作率），中国进行国际合作的积极性不高，但在进行国际合作时处于科研主导者角色。当中国处于该象限时，即使不与他国合作依然可以自主推动科研任务顺利进行。

3.3　研究领域与学科类别的划分

本文采用莱顿大学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Centr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CWTS）的研究领域划分方法[34-35]，将研究领域划分为生物医学与健康科学（Biomedical and Health Sciences, BHS）、生命与地球科学（Life and Earth Sciences, LES）、数学与计算机科学（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 MCS）、自然科学与工程（Physic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PSE）、人文与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SSH）。然后将Web of Science中的学科类别与研究领域映射匹配，并对每篇论文题录字段中的WC字段进行解析，提取到每篇论文所属的学科类别，再利用映射关系，将每篇论文进行研究领域的划分，最终将每篇论文匹配到所属的学科类别与研究领域。

图3展示了中国在不同研究领域不同学科中国际科研合作论文发表数量。图3中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Web of Science中的学科类别，节点大小与中国在学科上国际科研论文发表数量的多少相对应，节点的颜色代表其所属的研究领域。中国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国际合作发表论文较少，在自然科学与工程、数学与计算机科学领域国际合作发文相对较多。而在生物医学与健康科学、生命与地球科学研究领域中，在个别学科上国际合作较多，而在大多数学科上国际合作较少。例如，在生物医学与健康科学领域中的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肿瘤学等学科，在生命与地球科学领域中的环境科学、植物科学、工程环境等学科国际合作较多。

图3    中国在不同研究领域不同学科中国际科研合作论文数量(2000—2021年总量) 

04

    研究结果

4.1　中国国际科研合作论文的基本情况分析

中国国际合作论文数量变化趋势如图4所示。2000—2021年中国国际合作论文发表量增长约21倍，但每年国际合作论文占比基本稳定在25%。其中，中国学者为通讯作者的占比逐年增加，从2000年的40%增至2016年的70%，表明中国在国际科研合作中的主导性在逐年增强，在随后五年该比例波动不大，基本保持稳定不变。

图4    中国国际合作论文发表情况统计(2000—2021年)

以中国整体平均国际合作率与平均国际合作论文主导率为依据来划分象限，绘制了中国自2000—2021年来在国际科研合作中合作角色与地位的变迁趋势，如图5所示。2016年之前，中国基本位于双低象限，而2016年之后大致位于双高象限。从国际合作率来看，呈现先下降后上升趋势，其在2018年达到峰值。而从科研主导性来看，中国国际合作的科研主导性逐年增强，在2019年后基本维持稳定，增幅不明显。中国国际科研合作率波动可能受中国所处历史时期影响，比如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2006年召开上海合作峰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有可能导致国际合作率增加；而2002年抗击非典病毒，2004年抗击禽流感病毒等特殊事件有可能导致国际合作率的降低。同时由于论文出版周期、评审周期等原因，这些历史事件对国际合作所产生的影响无法在当年显现，会有一定程度的时滞。

图5    中国国际科研合作角色变化趋势图(2000—2021年)

4.2　中国在不同研究领域中国际合作角色分析

一篇论文可能属于多个学科，从而导致一篇论文可能属于多个研究领域或在划归为同一研究领域时被重复计算。为了与Web of Science数据库在线统计结果保持一致，在对中国题录信息进行逐篇解析时不对研究领域与学科类别进行去重处理。从表2中可以看出，全球在生物医学与健康科学领域、自然科学与工程领域发文较多（各约34%），而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发文量最少（8.8%）。而中国在自然科学与工程领域发文最多（47%），其次是生物医学与健康科学领域（22.4%），而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发文最少（2.6%）。从中国国际合作论文来看，在各个研究领域的论文分布与中国总发文的分布类似，即自然科学与工程领域最多（41.6%），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最少（5.1%）。在中国国际合作时是主导国的论文集中，论文在各个研究领域上的分布也与中国总发文的分布类似，但略微不同的是在其余三个研究领域上的比例基本相同，均为17%左右。

表2    五大研究领域中中国国际科研合作论文基本情况统计表

以中国在不同领域的国际合作率均值与国际合作的论文主导率均值为依据来划分象限，绘制了中国在不同研究领域参与国际合作时的合作角色，如图6所示。中国在数学与计算科学（69.74%，15.83%）、生命与地球科学领域（70.01%，16.11%）的国际合作角色类似，均位于第一象限，表明中国在这两个研究领域积极参与国际科研合作的同时，国际上也愿意与中国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并且中国在国际科研合作过程中拥有较大的科研主导性。中国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57.05%，26.29%）的国际合作积极性最高，但科研主导性较弱。中国在生物医学与健康科学领域（58.05%，12.32%）的国际合作率与主导性相对较低。中国虽然在自然科学与工程领域（67.84%，11.76%）的国际合作率低于总体平均水平，但在进行国际合作时拥有较强的科研主导性，即使在非国际科研合作的情况下，中国依然可以独立完成科研任务。

图6    中国在不同研究领域的国际合作角色

以中国在同一领域国际合作率均值与国际合作的论文主导率均值为依据来划分每一个领域的象限，绘制了中国在不同研究领域2000—2021年合作角色的变迁，如图7所示。中国在不同研究领域所呈现的国际科研合作地位变迁与整体趋势存在差异。虽然中国在不同研究领域的科研主导性均有增强趋势，但国际合作率呈现出不同变化趋势。在生物医学与健康科学、生命与地球科学领域，国际合作率有减弱趋势，表明中国国际合作意愿在减弱，生物医学与健康科学领域尤为明显。而在其他三个研究领域，中国国际合作率均有增强趋势，表明中国国际合作意愿在增强。需要注意的是，在数学与计算机科学、自然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国际合作率均是先降低，在2006年前后降至最低，然后逐渐回升。而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国际化程度在早期呈现螺旋式上升的趋势，但在2016年之后有较大的起伏变化。这与Liu等^[36]基于Scopus数据库发现2010年至2019年中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合作率增长稳定（36%增至66%）不同。对此差异，我们的解释是Liu选择的Scopus数据库中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领域内文献类型为article和review的论文作为研究对象。正是由于数据库、研究领域以及文献类型的差异导致了研究结果的不同。

图7    中国在五大研究领域中国际科研合作角色的变迁(2000—2021年)

4.3　中国在不同学科类别中国际合作角色分析

中国在各个学科的发文情况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中国在materials science multidisciplinary、physics applied、chemistry physical、engineering electrical electronic、physics applied等学科的发文较多、国际合作较多、通讯作者率较高，这些学科多属于自然科学与工程领域。

表3    在TOP20学科中中国国际科研合作论文基本情况统计表

以中国在不同学科的国际合作率均值与国际合作的论文主导率均值为依据来划分象限，绘制了中国在250多个WoS学科上的国际合作角色分布情况，如图8所示。图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学科类别，节点大小与该学科中中国国际合作论文的数量相对应，节点的颜色代表了该节点所归属的研究领域，节点的相对位置反映了国际合作时的角色。从中国国际合作论文的全体数据来看，基于学科水平的中观视角，同一研究领域内的不同学科类别显示出不同的国际合作角色。例如，从宏观的研究领域来看，自然科学与工程领域位于第四象限，但从中观的学科类别来看，尽管大多数学科仍位于第四象限，但有些归属于该研究领域的学科位于不同的象限，比如astronomy astrophysics、physics particles fields等学科位于第二象限，而biochemistry molecular biology、nuclear science technology、crystallography等学科位于第三象限，表明中国在同一研究领域中的不同学科开展国际合作时，其合作角色存在一定的差异。

图8 中国在不同学科中的国际合作角色分布(全体数据)

图9更清晰地展示了中国在相同研究领域不同学科类别中国际合作角色的差异程度。图中橘红色表示与其所属研究领域所处相同象限学科，蓝色表示与其所属研究领域所处不同象限学科。生物医学与健康科学（62%）、自然科学与工程（85%）、人文与社会科学（61%）领域大部分学科与所属研究领域位于相同的象限，而生命与地球科学（32%）、数学与计算机科学（30%）领域只有少部分学科与所属研究领域位于相同象限，表现出较大的异质性。

图9    中国在相同研究领域中不同学科类别上国际合作角色的差异化(全体数据)

以2000、2010、2015年中国在不同学科的国际合作率均值与国际合作的论文主导率均值为依据来划分当年的象限，分别绘制了中国在不同学科的合作角色，如图10所示。经过统计，有30%的学科在这三个时间点均位于相同的象限，而有70%的学科在这三个时间点位于两个（55%）或三个（15%）不同的象限。比如，属于自然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学科physics particles fields，2000年在第二象限，2010年在第三象限，2020年在第二象限，表明中国的合作积极性先降低后增加，而科研主导性一直相对较弱，低于平均水平。而同属于自然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学科physics applied在三个时间点均位于第四象限，表明中国的合作角色保持相对不变，即国际合作积极性相对较弱，但科研主导性却相对较强。

图10    中国在不同学科类别中的国际合作角色分布(2000年,2010年,2020年)

为了研究中国在同一领域不同学科合作角色在四个象限中的相对位置是否有所变动，绘制了图11。就整体趋势而言，位于第四象限的学科少数发生了象限的变迁，而位于其余三个象限的学科绝大多数都发生了象限的变迁。不同研究领域也遵循与整体相同的规律，仅有略微不同。比如，生命与地球科学领域的学科，在2000年位于第四象限的所有学科在2010年仍均位于第四象限，同时有其他三个学科变动至该象限，而到了2020年时，虽位于第四象限的学科总数与2010年一致，但所含学科发生了些许变化。五大领域具体学科的变迁信息请查阅附录数据^①。

图11    中国在同一领域不同学科类别中国际合作角色变化图(2000年,2010年,2020年)

学科在不同象限之间的位置变迁反映了其与整体均值的相对大小，而图12展示了学科在科研主导性与国际合作率的变迁方向。即若某一学科2020年与2000年的通讯作者占比之差为正，则向X坐标为正，表明科研主导性在增强；同理，两年国际合作率之差为正，则向Y坐标为正，表明国际合作率升高。学科越靠近原点则表明变化越小，越远离则表明变化越大。图中节点大小与学科国际合作发文规模成正比，颜色则代表了所属的研究领域。大部分学科的科研主导性有增强趋势，少数学科呈减弱趋势。就国际合作率而言，自然科学与工程领域、数学与计算机领域的大部分学科国际合作率上升，而生物医学与健康科学领域、生命与地球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学科国际合作率下降。少数位移较大的学科，诸如political science、Asian studies、literary theory criticism等可能与其学科规模有关，合作论文较少可能会引起过高或过低的合作率与主导性。

图12    中国在不同学科类别中国际合作角色变迁趋势(2000—2020年)

4.4　中国与主要合作国家的国际合作角色分析

与中国科研合作最多的TOP20国家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中美科研合作最多，占中国总论文的11%，占中国总合作论文数的43%，远高于与其他国家的合作程度。这与Hou等^[37]研究发现相同，拥有大型和同等科学规模以及经济规模的国家更有可能彼此密切合作。与中国合作较为密切的是英国和澳大利亚，然后是日本与加拿大。

表4    国际科研合作的主要国家统计表(TOP20)

以中国与TOP20国家的国际合作率均值和国际合作的论文主导率均值来划分象限，绘制了中国与TOP20国家合作时的相对合作角色，如图13所示。中国与美国合作时位于第一象限，即中美合作意愿较强，积极性较高，且与其合作时的科研主导性远高于均值，表明合作时拥有较大的自主性与独立性。中国与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德国合作时也都位于第一象限，其中与澳大利亚合作时的科研主导性最强。在TOP20国家中，没有位于第二象限的，大多数国家位于第三象限，比如法国、荷兰、意大利等，表明中国在跟这些国家进行科研合作时的积极性相对较低，科研主导性相对较弱。此外，中国与新加坡、瑞典、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进行合作时的科研主导性相对较强，但合作积极性与合作意愿相对较弱。

图13    中国与主要科研合作国家的合作角色分布

本文深入分析了与中国合作最多的国家——美国。以中国与美国的双边合作程度均值与合作时中国主导论文比率的均值来划分象限，绘制了中美合作时中国角色的变化趋势，如图14所示。本文采用的双边合作程度（Degree of Bilateral Cooperation, DBC）是由Bordons等^[37]提出，即，使用两国合作论文数占该国总论文数的比例来衡量该国与其他国家合作的紧密程度，其数值越高表明该国与此国家合作程度越深。曾婧婧等^[3]也沿用了该方法来测度中国与美英法日等国的国际科研合作程度。

图14    中国与美国开展科研合作时角色的变迁(2000—2021年)

从图14中可以看出，中国与美国进行科研合作时的主导性在逐渐增强，在2019年达到峰值，之后有所减弱。从中美合作紧密程度来看，即中美合作论文占中国国际合作论文的比例，中美合作程度自2000年以来逐渐增强，在2015年达到峰值，约占中国国际合作论文的47.6%。2015年以后中美合作程度急剧减弱，在2021年几乎回落到与2000年相同水平（35%）。本文认为，中美两国关系对中美科研合作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从2015的中美金融战，到2017年中美贸易摩擦，科技领域的竞争一直是争议的热点，大国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科技创新能力的竞争^[8]。中国已被美国视为科技领域战略竞争对手，限制对中国高科技输出，通过各种法律手段对华裔科研人员，甚至与中国合作的美国顶级科学家启动司法调查。这些行为会对中美科研合作产生一定影响，导致合作率降低。此外，自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也对国际合作造成了影响。Cai等^[39]研究发现在COVID-19疫情期间中美合作大大减少。

05

    研究结论

本文以Web of Science中2000—2021年约443万篇由中国发表的研究型学术论文为基础，通过信息挖掘与数据处理后获得中国国际合作论文约115万篇，国际合作时中国为主导国的论文约75万篇。采用CWTS研究领域划分与Web of Science学科分类，基于合作率与主导性双重维度，研究了中国在不同研究领域、学科以及与主要合作国家开展科研合作时合作角色的变迁，研究结果归纳如下：

第一，中国国际科研合作率波动不大，但合作主导性逐年增强。中国国际合作论文数在2021年是2000年的21倍，但国际合作率基本稳定在25%左右。中国主导的国际合作论文比例从2000年的40%增至2016年的70%后基本维持稳定。就中国国际合作地位而言，2000—2016年基本位于第三象限（双低象限），2016后基本位于第一象限（双高象限），表明中国科研主导性和国际合作率都有增强趋势。

第二，中国在不同研究领域的国际合作地位存在明显差异。中国在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生命与地球科学领域的国际合作角色类似，均位于双高象限，在生物医学与健康科学领域位于双低象限，而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位于低高象限，在自然科学与工程领域位于高低象限。就变迁趋势而言，中国在五个研究领域的科研主导性均有增强趋势，但在国际合作率上，不同研究领域展现出不同发展趋势。在生物医学与健康科学、生命与地球科学领域，中国的国际合作率有减弱趋势，而在另外三个研究领域，中国的国际合作率均有增强趋势。

第三，中国在相同研究领域中不同学科类别上的国际合作角色存在差异。生物医学与健康科学、自然科学与工程、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大部分学科与所属研究领域位于相同象限，而生命与地球科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领域大部分学科与所属研究领域位于不同象限。就变化趋势而言，有70%的学科发生了象限的变动，不同研究领域中学科发生象限变动的比率有所不同。此外，从学科相对变动趋势来看，自然科学与工程领域、数学与计算机领域的大部分学科国际合作率上升，而生物医学与健康科学领域、生命与地球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学科国际合作率下降。

第四，中国与不同国家合作时所处地位存在差异。中国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合作时位于双高象限，与法国、荷兰、意大利等位于双低象限，与新加坡、瑞典、巴基斯坦等位于高低象限。中国与美国科研合作最多（43%），与其合作时科研主导性逐年增强，但合作率先上升后下降，合作地位呈现双低-低高-双高-高低变迁。

国际科技合作是促进科技高质量发展、增进国际友谊、解决科学难题的有效途径，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也是科技大国，应以更开放的思维和方式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40]。中国在进行国际科技合作时要针对不同国家与地区、领域与学科，分别制定精准化的国际合作政策，提高科技合作效率，拓展国际科技合作^[41]。全方位了解中国在不同领域、不同学科以及与不同国家开展国际科研合作时的地位与角色及其变化趋势，针对其战略地位与变化趋势，及时调整战略部署，更新相应政策，优化资源配置，对于提高中国的国际科研合作效率，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尤为重要。

注：附录数据的存储地址为：https://pan.baidu.com/s/1vbrMfYscc28K0wnVkFkWhw?pwd=j5tv。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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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2-05-15）

作者简介

林歌歌，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科学计量、引文分析、知识图谱；

侯海燕，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计量学、科技政策；

王亚杰，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补充计量学、科学计量学；

胡志刚（通讯作者），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全文引文分析、科技合作、知识图谱，Email：[e-mail]。

* 原文载于《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23年第2期，欢迎个人转发，公众号转载请联系后台。

* 引用格式

本文引用格式：林歌歌，侯海燕，王亚杰，等.基于合作率与主导性视角的中国国际科研合作地位变迁研究[J].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23,13(2):10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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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版编辑 | 王伊杨

审核 | 于阿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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