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杭州，北京出生，上海成长，求学北大，她却用一生扎根西北荒漠与文物相伴
一生时间很长，长到可以有大把时光去经历，去成长；一生时间也很短，短到只能用心用情地守在一个地方，做好一件事。
有这样一位江南姑娘，成长在上海，却与茫茫大漠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满头青丝到白发苍苍，她用半个世纪的坚守和执着，谱写着“一生只做一件事”的壮丽凯歌，她就是被称为“敦煌女儿”的樊锦诗。
“祖籍杭州，北京出生，上海成长，求学北大，毕业后一直在敦煌。余生只要还有走动的力气，我想我会终老在敦煌。”
年逾八旬的樊锦诗用寥寥数语概括了自己的一生。简单的话里，却是不简单的一生。
江南女子“远行”敦煌
从北京向西到兰州，出兰州沿茫茫戈壁再向西，过武威、张掖、酒泉，到敦煌。出敦煌城25公里，是举世闻名的莫高窟。当年，樊锦诗就是沿着这条西行之路来到莫高窟，此后四十多年间发生了很多事，但她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
“当初为什么来敦煌？”直到现在，这仍是樊锦诗被人无数次追问的问题。
48年前的夏天，刚刚满25岁的樊锦诗，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经学校安排来到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乘了两天三夜的火车后，她到了敦煌。
初到敦煌，这位祖籍杭州生于北京长于上海的女子被敦煌的大气瑰丽深深震撼。但与这种美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生活条件的极端艰苦：没有电没有自来水，风沙来时遮天蔽日，蔬菜水果算是奢侈品……
17岁时的樊锦诗
听说有人在这里呆了十年、二十年，年轻的樊锦诗心里惊呼：如果是我，这鬼地方一天也待不下去。
实习结束后，因为实习时留下的良好印象，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点名要她。此时，北京大学要她留校。鬼使神差，在留北京与去敦煌之间，樊锦诗选择了后者。
樊锦诗的选择遭到了家人反对，父母还给学校写了封信，希望校方能考虑到樊锦诗身体不好的情况予以照顾，不要分配去敦煌那么艰苦的地方。
1964年樊锦诗在敦煌
樊锦诗提前把信截收了，“我把信撕了，因为我已经表过态了，‘服从国家分配’，怎么能真到那个时候就‘掉链子’了呢？”当时的她，还曾宽慰家人说学校会在三年后用其他的毕业生将她替换回来。
那时中国的石窟考古研究刚刚起步，对于刚毕业的她来说，无疑充满了挑战性。住土房，睡土炕，吃杂粮，喝宕泉河水⋯⋯这些，咬咬牙也就挺过了，可那夜晚的黑让她头皮发紧。没有电，站起来坐下去，都像被倒扣在锅里，莫高窟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煤油灯豆大点的光亮。厕所离宿舍只有五六分钟的路，她不敢去，只能硬忍着，眼巴巴地盯着天花板盼着天亮。
不过，古老的石窟，悠久的历史中留下的色彩斑斓的壁画、彩塑，由佛像画、故事画、经变画等组成的恢弘的艺术世界，每天都吸引着她，使她暂时忘记了身处沙漠中极端艰苦的环境。
一个又一个的三年过去，她非但没有回到故乡，反而用柔弱的身躯扛起了保护敦煌的大旗。
今天去莫高窟，仍能看到一尊名为《青春》的石雕：一位齐耳短发、浑身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少女手拿草帽，肩挎背包，整装待发，她的原型就是初到敦煌的樊锦诗。谁也想不到，樊锦诗这位来自江南的娇小女子不仅干得久干得长，而且成就了一番事业。
落叶扎根，大漠情深
有了家却不像个家，一家四口人常常分作三处或四处。每逢周末，家在敦煌的人回去与亲人团聚时，樊锦诗最寂寞，想丈夫更想孩子，想得心苦。实在想得狠了，就跑回河北农村去看孩子，那是怎样的场面，“一个黑黑的，傻乎乎的小孩站在门后怯怯地看着我”。
几年没见，孩子不认识妈妈，妈妈也不认识孩子了。
带着“天真”的执着，樊锦诗先后牵头完成了莫高窟北朝、隋以及唐代早期分期断代的研究工作以及大量的文物保护工作。“保护好莫高窟，保护好人类世界文化遗产，并按可持续发展观念传给后代，就是莫大的责任，不允许在我手中损坏。”
1977年，樊锦诗开始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自此，一个全新的任务摆在她的面前，即如何从一个考古业务人员转变为一个既懂业务又懂管理的行业能手。
1985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樊锦诗任常务副院长。这时的敦煌研究院下属有石窟保护、考古、美术、文献等4个研究所和资料中心、编辑部等部门，工作人员也增加了不少。
樊锦诗曾经想过：为家为孩子，应该离开敦煌。然而此时的敦煌对于她已经是一块磁石，很难割舍了，“有许多课题需要我去做，特别是当上业务副所长之后，我的肩上又多了份责任。”
最终结束夫妻间20年牛郎织女生活的是爱人彭金章。1986年，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创建者，在商周考古方面已有建树的彭金章放弃了自己前半生的一切心血，追随妻子到了敦煌。
没有了后顾之忧的樊锦诗从此将一腔热血毫无保留地洒向敦煌。1998年，樊锦诗任院长，一种更为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充溢了她的整个身心：“莫高窟不能有闪失，研究院不能停步不前。”压在肩上沉甸甸的责任让樊锦诗更忙了，夫妻俩虽到了一处，但还是聚少离多。
彭金章从武汉调到敦煌后，放弃了自己的商周考古事业，重拾的是跟自己原来完全没有关系的考古方向，樊锦诗安排由他主持莫高窟北区遗址的发掘工作。
由于洞窟积尘都是成百上千年积累下来的，发掘完一个洞窟后，彭金章就成了泥人，发掘的八年里，他几乎用筛子筛遍了北区洞窟里的每一寸沙土。
正是这种执着，让他研究发掘出大批珍贵文物，证实完整的莫高窟石窟寺院是由南北石窟共同构成的，从而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492个增加至735个。
丈夫改了行，也做出成绩来，这样的结果多少让樊锦诗从心里替为自己放弃了很多的丈夫感到高兴。
敦煌的风沙、艰苦和寂寞让一些人离开了，但樊锦诗却无怨无悔地留了下来。
敦煌文明“数字”再现
在一千多岁的“敦煌”面前，樊锦诗称自己不过是个小孩子，而这样的“小孩子”在敦煌研究院里还有很多很多。“我们院里面还有比我更年长的‘留守者’，很多艺术家穷其一生都献给了敦煌，而且默默无名仍甘之如饴。”在多种场合，樊锦诗不厌其烦地强调：“敦煌是无可替代的。我们的责任是真实地、完整地把莫高窟保存下来，并可持续地交给下一代，再由他们传给子子孙孙。这就需要我们必须以现代理念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来保护研究和管理好这座世界文化遗产。”
考古专业出身的樊锦诗压根没想过，有一天她要做一个单位的管者。即使是今天，她也会想：“也许一心做研究更适合我”。在成为一个管理者之后，起初她并没意识到管理是门学问。后来，她明白了，管理不仅是学问，还是门大学问。
“北大教会我用脑子，凡事我得懂个理儿。”聪颖的樊锦诗很快琢磨出一套科学的完善的管理方法。在这套管理方法支持下，敦煌研究院目前正致力于打造敦煌莫高窟保护中心、游客中心、信息中心和研究中心，这四个中心的建设也正是莫高窟光华永驻的核心所在。
与敦煌研究院已有多年合作经验的美国专家内莫·阿根纽先生曾这样评价樊锦诗：“任何一种合作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樊是一个很好的合作者。在她的领导下，敦煌研究院也已形成了成熟的机构架构、人才架构。”
研究院很多中层干部及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谈到樊院长最令他们佩服的一点，就是她的前瞻眼光。他们说，樊院长着手做的是正在发生的，眼中看到的却是5年后的事情，而心里规划的已是20年后的蓝图。
国际合作是樊锦诗正着手做的其中一件事。从上世纪80年代起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的一些文物保护和研究机构开展合作，这在全国文物界是首开先河的举措。
曾有人说樊锦诗崇洋媚外，但她是那种认准了道路决不回头的人，别人说什么影响不到她做出自己认为正确的决定。通过国际合作樊锦诗尝到了甜头：她不仅从中掌握到管理的技巧，为研究院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并总结出一整套科学的保护石窟的方法。
“数字敦煌”是樊锦诗2003年提出的概念，就是要将敦煌现有的所有壁画、文字等大量资料以数字化的方式储存起来，“将敦煌锁进保险柜”。
任何有形的物质都将归于无形，樊锦诗意识到，人类所做出的任何努力都只能延缓莫高窟的衰老，要将其永远留给子孙后代，数字敦煌势在必行。
数字敦煌的核心内容是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洞窟有关的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物、文献、研究成果、相关资料，通过数字化处理，汇集成电子档案，既能作为资料永久保存，又可以在洞窟外为游客演示。
这一概念的提出无疑是史无前例的，无疑也是永久性无损保护敦煌遗产的最佳手段。然而，数字敦煌还不是樊锦诗的最终目的。她的长期规划延续到了2025年，到那时敦煌将被建成世界一流的古遗址博物馆。她说，“那时候我可能死了，至少是退休了，但敦煌还有未来。”
樊锦诗至今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被誉为“敦煌女儿”的她，历经多年始终未洗掉身上的江南气息，脱口而出便是纯正的乡音。
81岁的她，也仍津津乐道于儿时弄堂口的臭豆腐香：“五分钱买上几块，一路吃回家，甭提多美!”尽管如此，敦煌已经在她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有人说我这个老太太除了敦煌，其他什么都不懂。我觉得挺好的。除非我身体不行，否则我就愿意终老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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