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型冠状病毒灾害的初步反思：一个批判性思维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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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胡包钢研究员：在此向读者推荐作者程重在《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通讯》2020 年第 02 期发表的一篇文章“对新型冠状病毒灾害的初步反思：一个批判性思维的视角”。据了解作者是个笔名，若有问题，该通讯欢迎与他们编辑部联系。疫情当下能够阅读到这样一篇专业方式的理性分析文章，对个人、团体、决策者都是十分重要而及时的。疫情使我们更加明白“实事求是”的必要性。由于世界是如此复杂，因此更多情况下要求我们尽可能地去客观方式了解这个真实世界。理性思考与分析应是我们实现“实事求是”的必要条件。没有“实事求是”就谈不上“合理决策”。由文章中我也学到了许多批判性思维方法论及其应用。这里包括了如何规范地引用信息，思维基本方法应用，以及疫情背后深层次问题分析等诸多内容。依照这些道理，对于文中有关疫情分析见解在未获得更多信息情况下我们还应以质疑方式去思考。感谢作者以专业方式告诉我们理性思考与方法与我们日常生活很近。为早日战胜疫情，我们还需要更多专业知识与声音来支援一线的英勇战士和湖北同胞们。

这个题目，在当前的情景下，不需要按照论文的格式首先对读者界定论述的论题、背景和意义。问题只是，在灾害还未结束、全国在党中央领导下奋战的时候，谈反思，是否太早、并对行动有分心的作用？

笔者不认为反思必然是分心。反思是总结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做下一步工作。如果反思有批评，或有刺激更快改正的作用。不过，反思“太早”的说法在这个意义上有一定道理：现阶段关于灾害的信息不是很全面细致，所以做判断可能不成熟甚至出错。鉴于此，思考者需要时时提醒自己，判断要谨慎。不过，怎样才算谨慎？这个事件恰恰让我们感到，谨慎这两个字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就从它说起。

一、专家的“没有明显人传人证据”判断：怎样才算“谨慎”？

很多人认为，病毒的传播之所以没有被尽早压制在萌芽之中，除了病毒本身的潜伏和传染力非常强外，当初权威专家给出的“没有明显的人传人现象/证据”“可防可控”的判断，是耽误的首要原因。

通过各方面的阅读，现在可以初步判断的是，这样的误判是专家自主做出的，而且他们自己真诚相信。后来自己也感染的专家组成员王广发1月10日接受媒体访问，认为按病人病情及扩散情况，整体疫情“可防可控”。[1]可以相信，他当时确实是这样认为的，没有人强迫。但是为什么错得这么厉害？王广发和其他专家后来的说法是，当时他们“掌握的资料就是这样”“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有人传人，特别是医务人员的感染”。他不能“编资料证据”，虽然当时他们也“是怀疑到有人传人，也看到那些聚集性病例，但是聚集性病例可能是人传人，也有可能是聚集性暴露引起的”,当时没有流行病学的数据，不好判断。王广发再三强调，“我们作为临床医生，需要以事实为依据，现在说有人传人，是因为有证据了，当时我们不说有人传人，是因为我们当时没有证据，所以这属于对疾病认识的不同阶段。”记者问他：如果把“未发现明显人传人”换做“不排除有人传人”的说法，是否会更有利于公众去防范呢？他回答说，“在我们科研术语中，有证据的事，我可以说‘是’，没有证据的事，我不能说‘无’，我只能说‘没有证据’”。[2]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也是这样回应媒体：早期已经有“人传人”的看法，但受当时条件限制，只能谨慎作出“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等结论。“结论是保守的，当然也是谨慎的”“我们最初获得的27个病例，其中26个病例都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只有1个没有，所以当时作出患者“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感染”的推测是占上风的。”[3]

专家们用“谨慎”，“需要以事实为依据”，“没有证据只能说没有证据”来表示他们当时的判断是科学的、站得住脚的。也就是说，他们把失误归结于信息不足、或者是当时本身就没有足够资料、或者是当时没有交给他们足够资料，总之，他们是在自己手头的资料上做出了谨慎的判断。

但是，谨慎，在科学方法和批判性思维中，不是一个被动、等待、单面的概念。任何一个判断，包括不能做出判断，都是要在试图主动寻找当时可能存在的全部资料之后才能决定。批判性思维者会问，是否考虑了全部事实？是否漏掉可能的反例（比如12月31日就有报道的那个夫妻感染的例子）？是否忽视或没有寻找不同看法？是否对信息有真假评估和鉴别？批判性思维的谨慎，首先以尽量了解事实为前提，这就需要探究——探究更多的信息。特别是主动去寻找反面事实，是科学方法和批判性思维的全面、开放精神的核心。在事关如此重大的判断时，这更是极为必要，也是关键点。只有做出了这样的努力之后（即使没有成功），判断才能说是谨慎的。那么这一次专家的“没有明显的人传人证据”（一月十四日前）和“有限人传人”（十五日之后）判断，是做出了这样主动、全面和深入的探究努力后的判断吗？根据他们的表述，似乎不是。

除了没有主动探究信息，还有一个是虽有信息但缺少识别的问题。这似乎也符合这一次的情况。按照冯子健所说，他们最初获得的27个病例，其实已经包括了一个不是华南海鲜市场的反例。按照王广发所说，他们也看到那些“聚集性病例”。这就说明，信息中其实已经包含了可能反驳他们判断的苗头，这是至关重要的。“没有明显人传人现象/证据”的意思，就是说感染都是从动物那里来的，而且很可能就是华南市场来的。那么，这个判断，只要遇到一个真正反例，就应该被攻破，所以必须搞清可能的反例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而且不管权威观点如何，力图提出不同观点并予以论证（正像SARS时钟南山质疑“衣原体”的权威之说那样）。这是批判和科学精神的要求，也是慎重对待这样重大判断的要求，但专家由于“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感染”的推测占了上风，或者“聚集性病例可能是人传人，也有可能是聚集性暴露引起的”理由而忽略过去。而且，按照冯子健所说，“人传人”的推论也比较早出现了，“但这个过程需要调查核实，包括详细询问、核实每个患者的暴露史”。所以，占上风的推测、多种可能的存在、核实需要时间等理由，阻止了对这些可能的反例进行识别和彻查、阻止了对不同观点给于足够的重视，结果，发布了“没有明显人传人证据”的判断。

概括一下，按照科学和批判性思维精神，本着对结论的重大意义和后果负责的态度，一个谨慎和符合事实的判断，不管是正、反和不确定之中的哪一种，应该是这样构成的：

·  全面深入探索事实，包括历史的、现在的和还不知道的（探究的要求）

·  主动提出不同于现有的、主流的替代性的观点和解释（开放）

·  特别要寻求和确认可能否定自己判断的事实（反驳和实证）

·  排除可能的先入为主的偏见、利益和情感干扰，平等对待他人不同观点（公正）

·  在寻找、确证和评估正、反事实的基础上，比较、权衡竞争的观点和解释（辩证）

·  由此，做出正、反或者不确定的判断（谨慎）

相反，如果只是坐在那里等着送来已有的病例翻阅，不主动寻找已知范围外的材料，不努力追究那些疑似非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例的可靠性真实性，不追究它们到底来自何方，不试着提出不同观点和解释，不寻找正反的证据来交锋、比较，只是追随多数人占上风的观点，那么任何判断，最多只能说是根据已有的、意义不清的、性质不确定的有限资料，在没有深入、全面探究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次局部和片面的推断而已，这如何算是谨慎的，如何算符合事实？

而且，记者提到的“不排除有人传人”的表达，其实更有根据和谨慎。专家自己也说，过去发现的冠状病毒都是传染的，所以过去的证据已证明，人传人是常规，那么照说新病毒也应该是，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现它已经在传染，但在也没有明确证据否定新病毒也服从这个规律的情况下，就应该老老实实说还没有证据证明它“不是”，而不能说“没有证据”证明它“是”，因为这依据更多的假设及其证实才能支持，比如假设对当时发现的证据已经认知准确，假设在没有发现的范围内没有人在潜伏期中，等等。从另一个角度说，在未能明确排除更严重的可能时，就不能向公众传递危险有限、可防可控的意味着更好可能的论断，尽管使用了“没有明显证据”的文字以便显得谨慎，这其实正是轻率、没有证据支持的判断（因为最坏的情况并未排除）。

专家后来对“可防可控”说法的辩解，[2]也是无力的。公众当时理解的，在当时那个语境中，从政府到百姓要听到的，绝不是后来他说的“历年爆发这么多传染病最后都控制住了”这个意思，是的，在大量死人和损失后那些都控制了。如果当时是这个意思，公众还要他这个专家说话干嘛?

所以，专家当时实质是轻率地传递了没有依据的乐观信号。在公众那里解读，这信号就是问题不大。那么，一般而言，指望地方政府自己去采取大动干戈的措施，是相当高的要求。如果专家甚至在私下都没有建议采取全面的更严格的防范措施（据武汉的同济医学院的医生说，当时专家组指他们的自我防护措施是“小题大作”），地方政府官员需要有相当的见识和勇气，才能做出有重大经济和社会影响的决策和行动。

合理地说，对今天中国蒙受的重大损失，专家的误判和表达，的确是一个主要原因。

这里的认知和思维的教训，表面看，至少有两个：一个是没有主动探究全面的信息，一个是对已有资料中隐含的重大反面信息未能明辨和重视。深层看，这两者代表缺乏这样的批判性思维的素质：全面性、真实性、公正性和开放性。批判性思维特别要求人警惕自己的先入为主的偏见、利益，和对反例、不同观点、替代解释的不敏感习性，它们会导致片面、被动、封闭和盲目的思维，这样的思维，当然不是谨慎的。

专家王广发曾发感叹：“现在专家太难了，说得轻，(人们)说你粉饰太平；说得重，(人们)又说你危言耸听。”[4]这当然是真心之言。但是，如果在主动寻找各方信息、努力追究反例、考察不同观点和替代方案的前提下的做出判断，即使事后证明有误，也不会被指责为不谨慎。专家的难，是因为没有这样做。

二、在黑暗中可能有深渊时，如何行动？

虽然上面说，在专家发出为自己留余地的乐观信息下，指望地方政府官员大动干戈，是不实际的，不过这是一般而言。如果提高标准，如一些文章所说，行政官员如果有担当，不应该被专家的信息完全限制住，而是采取符合实际和避免重大威胁的措施。

这说法是对官员过高要求吗？的确，如今的决策模式，很多都是先请专家来判断会诊一番。优点是这样省去了官员的许多麻烦，缺点是也省去了他们思考的需要和机会。在这个例子中，“没有明显的人传人现象/证据”的关键判断，不管在专家那里有什么微妙和不确定的意思，结果是在官员、媒体和大众那里就是干脆解读成没有人传人的危险。

其实，至少在这个事例上，对专家的判断有所“独立思考”，不仅是应该的，也是可能的。病毒学是科学，检测出病毒是什么基因序列要专门训练专门设备。但是，对人民和社会最关键的问题，不是能否检测出基因序列，甚至也不是它到底起源什么地方，而就是人会不会传染这个问题。这个并不需要高深的知识和设备才能判断。也就是说，判断是否传染，并不依赖于能否测出基因序列、找出最初来源的能力。只要有一个非华南海鲜市场发病者这个反例得到确证，这就是人传人的足够证据，更何况在已经有接触这样病人的医护人员也得了相似的病症之后。也有人辩称，即使医务人员得病也有可能是别的病因，当然，什么可能性都是有的，但是，看到他们和病人一样的肺部CT照片时，再用纯粹的其他可能性当辩解的理由就是非理性了。

第一个报警的人，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张继先医生，去年12月26日接诊一对夫妻患者，第二天看胸片发现异常，把患者儿子叫来做肺部CT，发现一家三口都有同样的肺部感染。这一天，医院还来了一个华南海鲜市场的商户，一样的发烧、咳嗽，一样的肺部表现。当天，她就把这个情况向医院作了汇报，医院又上报给江汉区疾控中心。之后两天，医院门诊又收治了3名患者。7名患者症状和肺部表现一致，其中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患者是4名。张继先立即向医院进行了第二次报告，并建议医院召开多部门会诊。虽然她暂时还不知道病原体是什么，但已经预感到这病可能会人传人，也就是说，她在27日，就已经做出了“这可能是一种新型传染病”的判断而上报，而且让她的同事立即采取防范措施。至今，她的科室做到了无一例医护人员感染，无患者交叉感染。[5]

判断“没有明显人传人”的专家们认真对待了张医生的上报中对传染性的明确警示吗？这些一线临床医生对传染性的判断及其依据，并不需要高深的医学知识就可以懂，相关卫生部门的官员也忽视了吗?

而且，当情况无法确定时，料敌从宽，先按人传人预防，难道不是常识和常规方法论吗？

批判性思维的决策原则，是多角度、多方案的全面考虑正反信息和价值、后果等因素，最后权衡得失而选择最佳。按照批判性思维的问题分析方法，就要寻求对病毒的构成、性质、环境中的生存方式，和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它的时间演化，它的作用，对它的准确界定，认知的假设、证据、推导、不同观点等等这些方面的信息。如果这些信息都不能得到，认知几乎就是空白，那么既然同类的冠状病毒过去都是传染的，就不能按照最好的前景假设来决策，至少要有对最坏可能的预案和应对选择。

面临有不明深渊的黑暗，没有尽早准备应付最大可能危险的行动，这可能表明一些官员过分依赖、受限于专家的乐观信息。思考和决策的被动、简单和封闭性，导致了对现实的忽视和对常识的丧失。

其次，如果说最初的行动延迟有专家误判的原因，后来的迟缓和失策，地方官员的问题就更多一些了。批判性思维决策要实事求是、全面思考，行动要上下同心、协调一致。这两者，一些地方都没有做到。

23日武汉封城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但随后的对策和局面一度相当混乱。这当然有客观原因，仓促之下医疗资源和人员都不足。但是，既然这是战斗，需要尽快了解局势，及时向上级汇报请求全国支援，信息上报和决策下达需要畅通无阻，整体规划，发动群众，群策群力，及时、灵活调配物质和人员，前线、后勤、指挥、作战、宣传的系统全方位统一行动，紧张而有序运作，以最强大的手段把火扑灭在燎原之前。

这些，在湖北省武汉市的一月下旬和二月初的行动中，明显不足。虽然人们都在努力，但应对是那种逐渐的“添油”战术，力度慢慢增加，常常是落在变化之后。封城之前的认知不足、预判不够、决断不力的问题依然延续，给人印象是重点不明，行动分散、无序，繁琐、死板、盲目，手忙脚乱，疲于奔命。

下面这个例子，说明策略的失误如何加重疫情。1月25日就有报道，很多病人被家属陪着在武汉各大医院之间奔波、寻找能够接受的医院。凭常识可以知道，病人这样在家里、街上、医院大厅到处跑，就是传染源在到处移动。医院床位不足是主要限制，当时说是在建小汤山一样的新医院（即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当时就有人问，这要等到有病床之前就是这样？就只能模仿前人的例子和思维来解决新问题？难道不能通过征用现有场馆来实现，比如封闭一个酒店，在大厅设立医疗设备，避免这样可怕的到处传染的问题?

其实，早在1月23日封城当天，“一群武大生物病毒77-88级校友”便提出，武汉应该利用公共设施和酒店来收容疑似和确诊病人，及早治疗，也可以防止他们在家里、室外和医院公众场所影响他人。25日，他们的建议已经刊登在网站上。[6]然而，直到2月7日之后，武汉才开始这样做。2月8日报道，中央赴湖北指导组要求“应收尽收，刻不容缓”，并“紧急调集20支国家医学救援队，较短时间内建成有4000张床位的3所“方舱医院”，集中收治轻症患者。加快征用宾馆、培训中心以及党校、高校宿舍等作为集中收治隔离场所，增配医疗设备和医务人员，对疑似患者进行隔离治疗，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观察。”[7]

如果没有耽误这10多天，就不会有大量的人延迟治疗，并增加交叉感染，加重疫情。2月17日，央视报道，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表示，武汉“由于防控措施没有及时到位，很多社区病例没有得到及时救治。重症病例从发病到住院平均9.84天，这10天错失最佳时机，等待过程中由轻症变重症。” [8]

三、普通人需要的信息公开和公正

听闻年仅34岁的李文亮医生去世的霎那间，感到少有的惊讶和难过……不记得上一次为一个陌生人的去世而洒泪是什么时候。在写这一行文字的时候，双目再次模糊。

显然，围绕李文亮医生的命运，是一个复杂而需要细致分析的话题。他当然不是“英雄”，他只是一个想关照他人的普通人。批判性思维第一要求真，制造和传播谣言是要坚决反对的，它不光是违反求真，而且会带来重大灾难。世界各国对假新闻的日益加重的警惕，也说明了这一点。在李文亮医生去世后产生的各种谣言，有些显然带有恶意目的，要坚决抵制。批判性思维教育的一大重点，就是甄别信息真伪、识破谣言。

但是，用“谣言散布者”之类的概念来界定和对待李文亮医生，是不真实和不公正的。是的，技术上，他当时在自己的班群中发布的“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7例 SARS”的消息，是不准确的，但他显然并非有意传播虚假信息，这是无心的错误，况且他在半小时后更正了。他不是捏造谣言希望掀起社会风潮的人。说他是违法发布消息，当然也有道理，按规定是由有关单位发布这样的重大消息。

但是，他之所以在无数的普通人中，不管以前是什么立场，激起沉痛的情感反应，既有原因，也有道理。这里不妨看看1月底，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对此发的一篇博文，[9]它说的其实很有水平。

这篇文章称，“不同个体基于认知水平的差异，对同一事物，完全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虚假信息，我们应该理解法律对个体的适度宽容态度”。“事实证明，尽管新型肺炎并不是SARS，但是信息发布者发布的内容，并非完全捏造。”“所以，执法机关面对虚假信息，应充分考虑信息发布者、传播者在主观上的恶性程度，及其对事物的认知能力。只要信息基本属实，发布者、传播者主观上并无恶意，行为客观上并未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对这样的’虚假信息’理应保持宽容态度，”

文章说，试图对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信息都进行法律打击，既无法律上的必要，更无制度上的可能，甚至会使对谣言的打击走向法律正义价值的反面，“成为削弱政府公信力的反面教材，成为削弱党的群众基础的恶性事件，成为境内外敌对势力攻击我们的无端藉口”。

文章还指出，“虚假信息起源于信息公开的不及时、不透明”，“各级官员决不能仅把信息公开认为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是要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视角考虑问题”。

这篇文章说得很全面，既说出人们哀痛的原因，也指出改正的方向。人们的哀痛是一种综合症候，李文亮不是敌人，他说的话虽然有不准确（其实谁都可能有错），但基本是真实的，也不是他自己捏造的。即使有错，也不应该使用警察训诫的方式对待之。有人说这是最轻的惩罚，其实，只要进了公安局，面对法律和执法国家机器，普通人的无助无力感受，是天然的和难过的，谁都不想经受这样的体验。李文亮是党员，有人说，在过去，这样情况常常是单位党支部内部批评教育的事，但现在是被传唤到派出所，在违法的指控下低头认罪。这样用法律处理他，是不必要不应该的。

而且，正如上述文章所说，打击虚假信息的最好做法，是信息的及时公开，这是治本的办法，而这一次正式的渠道发布消息的拖延、无效甚至错误，让人感觉这是地方部门自己有信息不透明的错误，却用法律和警方来打击说真话的普通人，还加以媒体公布，面对如今的局面，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经济遭受如此损失，看到他在如此年轻的年龄上永别人世，有良知者很难不动容。

或许可以分析说，普通人的这样身同感受有不对的地方，但更重要的是警示和教训，是要改变。如果有这样用警力来训诫普通人偶然一次传播不准确信息的法律或规定，那么它应当改变，就像当年的收容制度因孙志刚事件而废除一样。未来要做的正确的事情，包括建立面对百姓的全面和规范的信息公开公布制度，还可以建立权威有公信力的谣言澄清的组织，等等。

批判性思维的原则是，只有拥有真实、全面的信息和公正对待各方意见，才能产生知识和合理决策。

四、怎样的社会机体，才能最好地防止病毒侵袭？

这次的病毒，特别难以捉摸和防御，不过，我们的社会“机体”的一些病状，也加剧了控制的难度。

即使在这样的时候，一些部门中的官僚和形式主义作风依然如故，又是靠开会、发文件、“表格抗疫”。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毫无踪影。2月13日，新华社发文，怒批形式主义：检查一拨接一拨，却不见一瓶消毒水，一只口罩。它报道，“重复繁重的填表任务、空洞鼓劲的动员会、停不下来的“迎检大战”、作秀留痕晒表扬……这些重在刷存在感的行为，消耗了基层干部大量时间、精力，耽误落实迫在眉睫的抗疫工作，引发群众不满。”报道还记述：“一位医生在朋友圈吐槽，武汉一家医院急诊科主任在一个开会现场愤然离席，原因是各级领导到医院开了三拨会，每次都长篇大论读最新文件、政策，为医护人员加油鼓劲，花去大约3小时。急诊科主任不得不带走医生：我们是继续抢救病人还是继续和你们开会？”[10]海外朋友想捐赠一批防护用品，联系的国内对口机构发来要填的表，其繁琐足以让人晕眩而放弃。国人在电视上目睹了一问三不知的地方卫生部门官员。1月30日，在情况紧张四处求援之际，面对央视记者关于协和医院物质供应的问题，当时的湖北主要领导用事先准备的官样宣传稿来回答。这念稿4分钟的视频对他的威信的负面作用比什么都大。他的指挥，脱离实际、难以跟上多样和不断变化的局面，几乎是可以预见的。

不过，专家学者脱离实际的情况和危害，是一样的。

人们早已认识到，当前中国的学术“悬浮化”：“学术研究悬浮于整个社会之上，学界越来越脱离社会现实，学者越来越缺乏现实感，学问越来越不能直指世道人心。”[11]情况确实如此。一些专家学者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高深的理论无法提出，别人的理论也没有搞懂（除了会复述部分词句），基础的实践经验更是没有。轻视实践正是学术上不去的一大根源。学术的核心是求真，这一要实践的证据二要全面的证据，讲究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但这些专家的出身，就是排着书本抄写论文，对现实，连走马观花都觉得苦而不值。结果，几无实证、实值和实效的空泛论文堆出的专家资格，并不包含思考、判断和解决问题的真本事。因此，依赖这样的专家的决策，当然有导致灾难的高风险。不奇怪，“专家误国”的责难，现在已流传于坊间。

2月5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对媒体回忆说，1月6日接受一个重症病人时，他根据自己做医生的临床经验和知识积累，就判断这个病会是个烈性的传染病，一定要做最高级别的防护。1月10日，他的ICU准备的16张床位就住满了。他提请医院领导向武汉市卫健委报告。1月12日，武汉市卫健委派了一个专家组3人到中南医院调查。彭志勇说，专家组说临床表现和SARS确实有点像，但他们还是在讲诊断的标准那一套东西。因为此前，国家卫健委派的专家组已经到金银潭医院做了调查，做了一套诊断标准，要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接触史，要有发烧症状，全基因组测序，这三条标准都达到才能确诊。彭志勇说，尤其是第三点，非常苛刻，实际上极少有人能去全基因组测序。他们向上级反映好多次，直到1月18日国家卫健委派的高级专家组来后才改过来，随即确诊病人数量急剧增加。[12]

这个故事，终于可以解释，为什么1月上中旬，武汉发热门诊到处爆满，而通报却一直是没有新增的确诊案例、没有人传人的“明显证据”。这个反差，曾经使很多人产生武汉政府部门瞒报的印象。后来的经验证明，即使到了2月初，核酸检测手段更普及，大量的病人多次检验依然呈阴性，能够依据病原学进行诊断的病例也不过20-30%。2月3日，也是中南医院的影像科医生张笑春，根据实际发现，大胆在朋友圈发出“别再迷信核酸检测了，强烈推荐CT影像作为诊断 2019nCOV肺炎的主要依据”和征用酒店、宾馆或学生宿舍收容疑似病人的呼吁，获大量医生支持。5日，国家新的湖北诊疗方案把CT临床诊断纳入。12 日，湖北按照这个方案诊断的案例暴增6-7倍，从过去每天2千多暴增到14840例（含临床诊断病例13332例）。[13]（虽然后来在完成收治遗留病人、核酸检测更为有效后，临床诊断被取消，这不否定它曾起到的扭转性作用。）

还可以看到，最初专家组做的这三条标准中，把目标仅仅对准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接触史，它也反映了专家当时的单一、封闭和僵硬的对焦视角和思维定式，这是一直不能做出“人传人”判断、很多人确诊被耽误、很多感染扩散的另一个原因（即使医护人员感染，只要没去过华南海鲜市场，就不算这个病）。这三条标准，是思维片面、封闭和脱离实际的活标本，它将成为未来批判性思维教科书的沉重案例。它说明从观念、定义、标准、书本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的风气多么顽固，被先入之见而封闭的狭隘偏执对人的生命财产、社会的经济发展，国家的形象带来的代价多么惨重。

主要的问题根子还是在精神和态度上。批判性思维原理认为，品质和精神，比技术更为重要。一个有求真、开放、公正、谨慎、细致的习性的人，即使缺乏技能，也可以避免很多封闭片面的错误。然而，正如科技日报主编刘亚东所说，那种浮躁和浮夸的风气，如同瘟疫在科技界已经至少刮了20年。就在最近几个月的时间里，师娘美，父子专栏，导师指导学生研究自己，中国首款编程语言“木兰”等丑闻一浪又一浪。现在这个灾害更是暴露了个人虚名私利为上，科学真理、解决问题和公众利益为下，空洞、造假和投机取巧的学风的危害性。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失灵，原因之一是落实缺乏认真：医生多不知，培训走过场。危险来临之际，中国负责防疫的首要专家在忙着收集数据发论文，中国最好的病毒研究所在高调发布“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新闻（当然，他们用词很“谨慎”，只是说体外“抑制”），学者的裙带关系腐败也被曝光……这些牵涉的已经是院士层级。学术界如同也在这场病毒灾害的中心，一些曾被认为最健康的人也倒下了。

当然，虚假、投机和极端利己主义，是早已存在的社会病，也是局面严峻的原因之一。

我们看到了一线医护人员的奋不顾身的勇敢和牺牲，看到了社区服务人员的日夜辛劳，他们值得全国人民由衷的敬意、不尽的感谢。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社会涣散、个人无底线趋利、自私危害他人的事例。有人知道自己发烧依然蒙混过关，而且还在朋友圈中炫耀，已经没有是非感；很多人隐瞒自己的接触史、出门到处聚餐聚会，致使其他人感染；有的刻意隐瞒病情还向医护人员吐口水，使多人感染；有人在公共场所拒绝带口罩，有人销售废旧口罩…这些是不能有效控制病毒传染另一大原因。如果相当比例的人既没有道德自律又不服从法律，不能指望由此可以形成一个强健的社会。一个流行虚假、封闭、僵化、非理性、投机和自利价值观的社会，是迟缓、软弱、涣散的，是最不能抵御和战胜病毒侵袭的机体。

社会需要认真求真、开放、公正、理性、自律、谨慎、细致、全面、关心和尊重他人观点的素质。而且，正如张笑春医生说的，要独立思考，不要被教科书或诊疗规范僵化头脑，要根据实践来修正认识。

这些都是批判性思维的精神品德和思维习性。这些年来，一些教育界人士一直呼吁：批判性思维对人和社会非常重要，但是谁也没有想用这样惨重的方式去证明。

彭志勇医生在2月5日的访问记的末尾，提到他无法忘怀的两件事：一个孕妇，借钱花了近20万治疗，虽然病情已经在好转，但最终放弃而死亡，放弃的第二天，政策就变了，国家免费提供治疗。再就是武汉第七医院ICU有2/3的医护人员都感染了，缺少防护物质缺少医疗手段，但还在奋斗……。[12]

中国的普通人在承担最大的后果、并战斗在最前线；国家在不计代价、全力以赴挽救生命。新任的武汉市委书记在“直奔基层、直插现场”暗访武汉市区，检查防控情况，号召社区党组织发动群众积极参与。

让我们团结奋斗、清除灾害。在胜利后，我们要亡羊补牢，如果能全面反思和认真行动，坏事会变成好事，灾难会变成春蚕蜕皮，变成民族走向富强文明社会道路中的一个台阶。

参考资料

[1] 专家称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可防可控. 新华网. 2020-01-11.

http://www.xinhuanet.com/2020-01/11/c_1125448549.htm.

[2] 【专访】卫健委专家组成员王广发：我们当时看到的资料是没有医务人员被感染.界面新闻. 2020-02-01.

http://www.sohu.com/a/369871917_313745.

[3] 中疾控独家回应：“人传人”早有推论，保守下结论有原因. 新京报. 2020-01-31.

http://www.bjnews.com.cn/news/2020/01/31/682224.html.

[4] 独家专访王广发：我依然认为此次疫情“可防可控”，只是有所升级. 中国新闻网.2020-01-24.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F3KIQ4780514R9KD.html.

[5] “疫情上报第一人”张继先：国家有机制，必须要上报.央视网. 2020-02-13.

https://new.qq.com/rain/a/20200213A0GO4A00.

[6] 有关“合理利用便利经济型酒店抗击新疫情”的建议.察网.2020-01-25.

http://www.sohu.com/a/368837398_425345.   

[7] 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应收尽收，刻不容缓. 观察者.2020-02-08.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0_02_08_535173.shtml.

[8] 卫健委：重症病例从发病到住院平均9.84天.央视新闻.2020-02-17.

http://www.thecover.cn/news/3610726

[9] 唐兴华. 有关新型肺炎的谣言问题，这里是人民法院的思考.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2020-01-28.

https://tech.sina.com.cn/roll/2020-01-29/doc-iihnzahk6847160.shtml.

[10] 新华社怒批形式主义：检查一拨接一拨，却不见一瓶消毒水，一只口罩.新华社. 2020-02-13.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0_02_13_535999.shtml.

[11]“论文报国”惹众怒背后：中国科研如何摆脱空转与虚浮？文化纵横.2020-02-09.

http://scitoday.cn/htmlnews/2020/2/32665.shtm.

[12] 重症科医生亲述：我们是怎样抢救危重病人的. 财新网.2020-02-05.

http://china.caixin.com/2020-02-05/101511802.html.

[13] 她第一个公开质疑核酸检测可靠性. 长江日报. 2020-02-19.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048809  

* 本文来源于《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通讯》第52期，作者程重，文章经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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