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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9728字，阅读约10分钟
《城市秘密》特邀作者：包新旺
设计：徐世明 / 摄影：子夷
插图：青征鱼 / 编辑：大倾城、一大碗、尤可
感谢蒋遂先生提供部分照片和信息
杭大新村上篇，我们在蒋遂老师的大力支持下，从百十人的记忆里复现出了宿舍区当年的生活情境。那么下篇呢，我们将进一步走进杭大新村大师们的心灵之境。“城秘”找到了一段寻觅了二十多年之久的音频，那是夏承焘先生的原音复现。在蝉鸣鸟叫声中，在悠长的吟咏声里，我们一起返回一个属于杭州、属于浙江的有质感的精神空间。这一次请到的作者包新旺，曾是杭大中文系的才子、诗人，当年行为处事特立独行、出人意表。毕业后，他进入宣传文化系统，与诸多文艺家倾盖如故，惺惺相惜。他说，真正的文化人、艺术家都是很善良很可爱的，他们需要获得更多的尊重。我们跟着他，去向一位位杭大新村的夫子们问声好吧。
杭大人一直认为，自己家的老教授，从层次、成就、数量、影响看，并不亚于当年的西南联大。我不想在这些名字前面加什么头衔，或者“后缀”上已被用滥了的“先生”。
相比姜亮夫、夏承焘、蒋礼鸿，现在的年轻人自然更熟悉易烊千玺、李现、王一博，但在当时，他们可都是国宝级的人物，骗你是小狗。
彼时的杭大新村，于杭大学子来说，这里是他们梦中朝拜的圣地。“单位智力产值”奇高，可谓江南的“文眼”，常年住在里面的孩子，一定像小燕子那样，在大人玳瑁圆框支撑的厚厚镜片里叽叽啾啾，飞来飞去。五月到了，院子里开满蔷薇，一朵一朵，仿佛等待着“猛虎”细嗅。此时隔壁传来钢琴声，“一条大河波浪宽”之后，就是贝多芬和巴赫了。更有“苏联妈妈”或留过洋的教授，悄悄地煮起了咖啡。或者在厨房里忙碌的父亲，应母亲的突然邀请解下围裙，套上西装，在小小的客厅里跳上一支华尔兹……当然，这是不可能的，那是非常时期的中国。去“朝圣”那日，一位穿戴整洁的老者在阿姨的搀扶下搭着轮椅，步履蹒跚。松下拜夫子，今年尔高寿，阿姨回答95，数学系的。我问可不可以合个影，老人这回听见了，似乎有点警惕，嘴里嘟囔：“拍什么照片啊。”他问我是哪里的，我说杭大的。“杭大都没了呢……”老人说。最后那个“呢”字拖得长长的。▲故人已远去，摄于去年12月份。事实上杭大新村的素材，城秘从去年夏天找到了今年夏天。图自©城秘特邀摄影师 肖奕叁
7幢附近，梧桐树下有只猫，倏忽而过，不远处，又有一只，诡异地看着我。我突然想起夏衍研究专家陈坚收藏的一张夏公的照片，那灵异的眼神，和刚才那猫几乎一模一样。早年我在景云村学画，也见过类似的眼睛。在古埃及，猫是神圣的，在中世纪的欧洲，猫是魔鬼，而在古代中国，人们认为猫有九命。
我坚信，好的大学里都有猫的，而猫都是老先生变的。他们由猫成虎，爬上屋顶，雄据四方守夜。
▲杭大新村里可以看到很多野猫 ©城市秘密
现在的杭大新村住户不足五十户，大部分房子空置，成了松鼠鸟雀小猫小狗的乐园。
我在杭大路下了车，往东进入西溪路。步行两百米，见一铁栅栏，便把手机伸进去，随便摁了一张，发给曾是这里原住民的黄小裕，她说那是严复的侄子严群的。对，就是那个严复。再往东，左侧有条路可进小区。到门口了，保安穿着不怎么平整的深色制服，坐在皮革油腻、露出点海绵的黑色椅子上，专注地看着手机。传达室对面，摆着小摊，有人买袜子，10元4双，有人询问菜刀和马桶刷的价格。
▲2019年12月底，城市秘密摄影师子夷去杭大新村拍照，在小区门口碰上了正好坐在黑皮椅上的保安，小区入口左边的小菜场很多大伯大妈正在买菜。©城市秘密
进得小区，渐渐安静。眼前出现一幢别致的青砖小楼，我似乎在哪见过，便又拍了照片请教小裕。她说这是蒋礼鸿的，而前面那幢是夏承焘和姜亮夫的，再往前面，则是陈学昭的。蒋遂说，当时1幢住有陈企霞，2幢有刘操南、倪士毅，3幢有蒋炳贤，4幢有蒋祖怡、姜亮夫、夏承焘、胡士莹、钱南扬、陆维钊，5幢有蒋礼鸿、王承绪、王驾吾、陈桥驿、董聿茂，6幢有王琎、德梦铁、任铭善、陈学洵、周洵钧、严德一、焦梦晓，10幢有黎子耀、叶作舟、胡玉堂、沈炼之、王曰玮、白正国、陈烙痕，13幢有严群，15幢有韩常先。
▲1961年语言文学研究室师生在杭大新村合影
杭大新村原住民黄小裕记得，每到大年初一，身为学校党委书记的父亲黄逸宾第一件事就是上门给各位夫子拜年。他们一家当年住的是老8幢，上世纪90年代拆掉了，也是二层青砖小楼。▲冬日里的杭大新村 ©城市秘密
黄家住楼上，楼下便是杭大古籍研究所，原先门口有棵桂树的，大孩小孩都往上爬。我来杭州不久便听说了黄逸宾的名字，本人应该也见过，我好像还在美工团临过他酷似黄宾虹的画。改革开放初始，人们都说浙江有两个“重灾区”，温州和杭州大学。特别是杭大，知识分子扎堆，思想活跃，学术体系亟待重建。省委就把黄逸宾从绍兴地委副书记的岗位上调了来，因为他解放后一直担任宣传文化系统的领导。反右之初，黄逸宾为了保护别人，自己倒成为“右倾”被革了职。
▲夏承焘（1900-1986）， 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黄逸宾先去夏家。序齿不序爵，夏承焘年龄最大。从1957年迁入杭大新村，到1975年7月底搬离，夏承焘在这里住了18年。我一直认为，最具杭大中文系气质的老教授就是夏承焘：清醒、达观、学问好，有湖山气。
▲当年的4幢，现在的11栋，蒋祖怡、姜亮夫、夏承焘、胡士莹、钱南扬、陆维钊等教授都在此住过。©城市秘密
▲我们爬墙看夏承焘先生的故居时，一个小伙伴不小心掉了进去，于是他从里面拍下了夏家庭院。说它如热带雨林，好像不为过…… ©城市秘密
他出生于温州谢池巷一个渐趋破落的小商人家庭，现在鹿城区登选坊66号辟有旧居。夏承焘小时候酷爱读书，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无家学渊源，又无经济实力，更无社会背景，出人头地谈何容易。1918年温州师范毕业后，他通过自学、交游与讲学，数十年如一日，潜心词学，继往开来，终成一代宗师。当年有名的“江熊坚”中的陆坚是夏承焘1961年招收的研究生，我曾有幸由时任系主任的肖瑞峰引荐登门拜访。记得陆家的书房里挂着夏承焘手抄陈师道的芍药诗：“九十风光次第分，天怜独得殿残春。一枝剩欲簪双髻，未有人间第一人。”如今，已届耄耋之年的陆坚想念老师，偶尔还会用点温州方言唱上两句，他说自己的唱法，是当年夏先生教的。
▲夏承焘先生于1943年写给弟子蒋礼鸿的手札
夏承焘教人读书，总说既要多读书，又要戒贪多不精。读书要分主次，不能没有轻重，泛览无归。一个人一生能真正读懂读透一两本书，也是很不容易的。与其十件事做到七分好，不如把一件事做到十分好。要把案头极少的、天天读的书读好，自然腹中的书也会多起来。读书的同时，也要勤动笔头。他根据自己的体会，概括了读书笔记三字诀：小、少、了。所谓“小”，是指笔记的载体要小。早年夏承焘用大本子做读书笔记，结果不易整理和携带，后来改用小本子、小纸片，装在口袋里，随时随地记，常常是一事写一张，好比现在的卡片，便于整理和检索。所谓“少”，是指笔记的内容要精。读书笔记不是摘录，而是要通过自己的思考，经过咀嚼，才能落笔。如果不经过消化，一味抄书，抄得再多，也是徒劳。夏承焘所说的“少”，也指每条读书笔记字数少。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大，条数自然也会多起来。孤立的一小条也许看不出学问，许多条汇集起来，就能成一个专题，甚至可扩充为一篇论文。所谓“了”，是指笔记的目的，要有助于解决研究工作的实际问题，也就是“读一书，写一文，了一事”。
▲当年教授们住的房子 图自©城秘网友邱戟 手绘
另一方面，他要求学生在学习时要多诵读、吟诵，要培养对吟诵的兴趣，通过吟诵，不断加深对作品和作者感情的领会。据陆坚回忆，夏承焘上课讲到具体作品时，一般多是要吟诵的，有时应学生要求还要吟诵数遍。那时候，杭大语言文学研究室没有录音录像设备，很可惜没有录下他的原声。（确实很可惜，不过这个可惜因为“城秘”的努力而弥补了。夏先生的诗词吟诵是用方言的，非常有韵味，可惜很少有人能亲耳听过。“城秘”穿越时空终于找到了非数字时代的原声音频，奉献给城秘的网友们，所有对中国诗词感兴趣的人都应该听听“一代词宗”隽永的类似站在古星空下的吟诵。）鹊桥仙·纤云弄巧
北宋·秦观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
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
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
▲上下滑动读词，在公号后台回复“夏承焘”可收听更多。关于诵读方法，夏承焘没有给学生系统讲过，只是他在吟诵诗词时，顺便说几句。其一，要用各人自己的家乡话朗诵。上世纪五十年代，夏承焘曾向国家教育部提议，“请各地老先生用各地腔调朗诵旧体诗词，把它录下音来，便可作为诗歌朗诵的百花齐放”。其二，诗眼、词眼之处，吟诵速度不宜过快。这些地方咬音吐字尤要清朗明晰，让听者有更为深刻一些的印象。其三，词过片处的吟诵，要把作者的感情充分表达出来。前人填词都特别注意这关键之处，因而吟诵时不能辜负作者的良苦用心。布衣素袍，一生为师。夏承焘从教五十多年，一直坚守教学第一线，他认为教书是平生最大快事。作为词学大家，他出版的二十余种、四百多万字的学术著作，都是在坚持教学的同时完成的。夏承焘交游甚广，从故乡温州辗转西北再到杭州又西迁龙泉复返杭州最后到北京，结交了一大批朋友。书法家任平的父亲任铭善既是夏承焘的学生，也是其挚友。任平上初中时，曾在夏家“搭伙”。“要说夏先生家里的饭菜，一是干净，二是简朴，以素食为主，印象中吃到的荤菜主要是带鱼和鲫鱼。带鱼是红烧的，切成的每段大约只是一至两公分。太师母的简朴早有耳闻，这次也得到了印证。”温州当地家烧带鱼习惯清蒸，如果红烧，常常切得窄一些，猛火收了汤汁，配饭方能入味。按照他们当时的收入，估计亦非刻意简朴不可。夏承焘的章草很见学养，他还喜欢画点花鸟小品，意趣、构图俱佳。他的诗集里有一首《为心叔画荷》：“事事输君到画花，墨团羞对玉槎枒，不如听我说旧梦，湖月圆时船到家。”就是写给任铭善的。夏承焘有过两次婚姻。二十六岁时与游俶昭结缡，1972年游夫人去世后，迎娶吴无闻。吴无闻是夏承焘好友吴鹭山的妹妹，早年入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曾受教于夏承焘。与夏结婚后，她悉心照料夏的生活起居，并为其整理著述。
▲夏承焘所绘《西湖荷花图》
有一篇《“五四”以来词坛点将录》的文章，把夏承焘排列在“天魁星呼保义宋江”的位置：“‘五四’以来词坛，公推夏翁瞿禅为一代词宗。”作者认为在民国词坛中，夏承焘当坐第一把交椅。“……夏则精进不止，老而弥健。《天风阁词前后编》存词四百五十余阕，渊深海阔，霞蔚云蒸，具稼轩之雄奇无其粗率，白石之清峭无其生硬，碧山之沈郁无其衰飒，复间有秦郎之婉秀，东城、于湖之超逸，集诸家之美以臻大成。”1984年12月5日，“夏承焘教授从事学术与教育工作六十五周年庆祝会”在北京召开，央视新闻联播刊发新闻。夏承焘去世后，有关部门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新华社刊发长篇消息。有人称其为“一代词宗”，有人称其为“文坛先进，词学宗师”。
▲姜亮夫教授（1902-1995），杭州大学中文系主任。这张照片是在杭大新村寓所前拍的。
现如今，同志们谈天不说点“国学”，仿佛很丢分。似乎会说点论语，弹两下琴，便是国学大师了。要看真正的国学大师吗，喏，长这样的。▲看看导师的名字，最牛毕业证，没有之一了。
他25岁考入清华国学院，成为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的门生，梁启超曾以“海燕飞来窥画栋，薄荷相依满横塘”相赠，对他褒奖有加。1935，他赴法国进修，艰苦卓绝收集祖国文物资料。解放前，他还做过云南教育厅厅长。姜亮夫1953年到杭州大学，至1995年12月4日去世，四十余年一直住在杭大新村四幢三号。在他诞辰110周年之际，家人将其毕生心血——生前收集的1300多件学术史料捐赠给浙大。
▲姜亮夫先生寓所当年的四幢三号现状
他先后任杭大中文系主任、杭大古籍研究所所长，博士研究导师。姜昆武曾这样回忆父亲：（杭大新村）十平方米的房间，三书架、一床。书占三分之一……一桌是个“公共”场所：吃饭时将书移开，是餐桌；来客奉茶是“茶座”；写稿时一尺见方，放纸笔搁手……在外面不论多大的烦恼，一上书桌，便见眉目舒展，渐渐“入定”。而看书之后，最大的消遣是到附近的黄龙洞散步。
▲因为其他小楼的房间进不去，只有蒋礼鸿先生家里因为成为新村管理处，可以让我们一窥究竟，遥想当年。©城市秘密
▲杭大新村数学系娄志渊教授的书桌，看这蒲扇和台灯，都是老底子的款式。©城市秘密
姜亮夫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希望读者不要把我看成是什么专家。我只是一个人文科学的爱好者，只是一个种瓜种豆的人，所生产的不过是瓜、豆而已。”入室弟子王云路说，“他说做学问就像在水塘里打桩，打得越深，旁边的东西就越来越吸附到一起，学问的根基就越来越深。否则就像浮萍一样没有一个归属。”“姜先生这是告诉我们，学问重在打基础，而且从一本书、一个领域入手，这个研究方法是相当重要的。”姜亮夫曾说自己的学术道路历经四变：考大学时被成都高师国文部录取，初步定了人文科学的大方向，为第一变。在林山腴、王先生、梁任公的建议下，不再作诗词，继续走“小学”的路子，钻研文字声韵学，这是第二变。章太炎希望他“从杜佑通典入手”多读史，“文章合为事而著，歌诗合为时而作”“不要作空疏之学、哗众取宠之学”，这是第三变。因病遵医嘱到了巴黎，参观博物馆、图书馆，大量抄写珍贵图表、说明，摄制照片，又时时与欧洲学术界人士接触，吸收国外学者综合研究问题的经验，突破了数十年单一的研究方法，把“方法论”放在科研中第一位，此为第四变。
▲姜亮夫与学生崔富章的合影，崔先生也曾教过“大倾城”版本目录学，在孤山浙图古籍部直接拿出实物教我们怎么看古书，认知什么是蝴蝶装，什么是金镶玉。图自浙江大学
“我五十岁时，正是全国解放之秋，我虚心学习了许多新思想，新思想中尤其使我感到重要的是超逻辑的辩证唯物主义。”看事物不仅要从那平面的现象来看，同时得全体来分析，正、反、侧来看，还得从它那变动不居、前后因果、来龙去脉来看。于是思想考虑更周全、更细致,使一切事物都“莫得遁隐”。随后，他例数自己的“缺点”：“记忆太差”“目力”不逮、“脾气有些焦躁”“多少有些狂妄之习”等，并进一步与后辈学人们分享了宝贵的经验：一是自己先认识一下个人的“天秉”,譬如体魄、性情、脾气、迟缓与急躁、记忆悟解能力、感情深浅、兴味所在；二是认识环境、家庭、社会、亲友、邻里乃至于经济条件可能发展的道路；三是尤其要深知自己的缺点及对一切学科爱恶的情况，不要冲动。然后，将三者结合，作一个初步的定向。这是一种细磨工夫，不可焦躁，总得要在进大学后或有了相当基础，作一定的准备才能肯定。一旦肯定下来，就得坚持下去。显然，这篇短文写得比较谦虚，那些“瓜啊豆的”，皇皇1000多万字，老先生在没有电脑的年代，超级近视几近失明的情况下完成，简直不可思议。老人曾在课堂上说：“我这一生结了两只瓜：一只是《楚辞通故》，另一只是办了楚辞班。”《楚辞通故》被誉为“当今研究楚辞最详尽，最有影响的巨著”。记得当时的中文系学生，不管看不看得懂，都会入一本。现在讲讲第二只“瓜”。1979年，教育部委托姜亮夫办一个“楚辞进修班”。生源都来自全国重点大学的中青年教师骨干。9月份开学了，12位幸运的学员来到杭大。姜亮夫每周讲两次，一次上午，到学校讲；一次下午，在家里讲。他讲课时从来不用讲稿，每到课前，学员的录音机就摆满了讲台。他讲课还有个习惯，喜欢闭着眼睛，但思路异常清晰，头头是道，一副超脱自然的样子。
▲1962年杭大中文系58级毕业合影
每讲完一课，他会问：“听懂没有啊？”然后开出一串参考书目，要学员自学。参考书目有必读和选读两种，他要求学生在必读书中选择一本精读细读，然后写出论文或者学术报告。他说：“搞学问么，人人都可以搞，我建议你们要发挥自己的优势。才气大的人，可以从文学方面发展；才气一般的人，可以从训诂、义理方面发展。取长补短，学有所成。”在进修班12个学员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日晚饭后，会有一个学员陪他到户外散步。乘散步的机会，他会给学员开点小灶。一年后，进修班完成了学业。结业那天，他请学员吃饭，大家频频举杯。老头端坐中间，吃了不少绍酒，回家后被夫人狠狠训了一顿，哈哈。
▲陈立教授（1902-2004年），原杭州大学校长。
陈立是中国工业心理学的奠基人，曾任杭州大学校长、名誉校长。还担任过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全国副主席等。我们还在杭大的时候，常常看到他戴着一顶颇为考究的帽子，被学生搀扶着在校园里晒太阳，老人和蔼可亲，脸上随时都有要笑起来的样子。他是湖南人，狮子座，1930年夏，考取官费留学名额，进入英国伦敦大学心理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在做博士后研究期间，他曾到伯明翰一家电话机厂实习，一口气写出了6个研究报告。其中一个关于钻头的分析报告，1933年发表在英国工业心理研究所的《人的因素》月刊上。这可以说是中国人在国外发表的最早的“人因工程”研究论文，而我国21世纪后才在一些工矿企业推行“人因工程”。工业心理学主要探讨前苏联也在研究的劳动心理学，即人在劳动过程中心理活动的特点及规律。一段时间，他遵照中国心理学会部署转向认知心理学的实验，发表了一批学术报告。此事惊动了姚文元，他用“葛铭人”的化名发表《这是研究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吗》，否认人类心理有共同规律性，否定用实验方法研究心理。陈立奋起抗辩，写了《对心理学中实验法的估价问题》，捍卫科学的尊严和论证实验法是研究心理过程的重要方法之一，两人的文章先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史称“葛陈辩论”。姚文元认为陈立不懂“黄金分割”和“文艺心理学”，其实陈立文章的英文摘要就有golden section(黄金分割)一词，而写《文艺心理学》的朱光潜在留英时正与陈立同堂听课。改革开放后，陈立精神振奋，壮心不已。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1980年杭州大学成立心理系，1981年杭大获批工业心理学博士点。他这一脉衍生了很多人才，包括后来的朱祖祥教授和现在城市大脑的王坚院士。陈立在杭大新村住的时间并不长。1983年初，因为建杭州市府宿舍楼，施工中影响到陈家的地基下沉、墙体开裂。为抢修住宅，陈立搬迁到杭大新村原蒋礼鸿家（当时是空着的）暂住，共计3个月时间。他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工作能力和创新活力，条理清晰，逻辑严谨，每日在书斋勤奋写作、指导博士生和接待来访者。陈立的工作，还被女作家张洁写进了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陈立喜爱运动，在96岁之前，每到夏天他都要坚持游泳。正因为爱活动爱自由，印象中，他隔几年就会摔一次跤，但一般都无大碍。他的大儿子亦凡高大英俊，但行为天真。原因是当年陈立携全家随浙大西迁，在贵州湄潭，儿子发高烧为条件所限，耽误了治疗，造成了脑损伤，行为举止一直停留在了孩提时代。等孩子大了，陈立一方面和工厂商量，让亦凡无偿为工厂干活；另一方面，为了不伤儿子的心，他每月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20元钱请工厂作为工资发给亦凡。就这样，亦凡实际上无偿为工厂工作了20年。对于大儿子亦凡，陈立虽然觉得很惋惜，但他仍很欣慰，因为亦凡很乖，尽力做到了最好。
▲从左至右：陈立先生、陈立儿子、陈立女儿、陈立夫人、王驾吾先生、蒋礼鸿先生。
如果说陈立因留学欧洲是“海龟”，而没有留过洋的陈桥驿是“土鳖”，那就错了。尽管陈桥驿所从事的历史地理研究的确十分“本土”，事实上，陈桥驿的英文毫不逊色，莎翁名著英文对白常常脱口而出。
▲陈桥驿（1923-2015）， 杭州大学地理系教授。
陈桥驿是绍兴人。1957年入住杭大新村。先后在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地理系和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任教。陈桥驿一生，堪称传奇。10来岁就醉心《水经注》，出版各类著作逾70部；曾参加“青年远征军”，任英语翻译；90岁高龄记性超好，每天写4000多字年谱。2015年2月11日，陈桥驿在杭州逝世，享年92岁。
▲五幢二号，陈桥驿先生寓所现状。
▲现在散布于杭州新村的大芭蕉树，最早是从黄龙洞移种过来的。©城市秘密
陈桥驿年轻时写的《祖国的河流》，4年内再版9次，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地理书。1964年，陈桥驿被认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他的研究工作从“地上”转入“地下”，身在“牛棚”，他竟用红宝书的封皮包着《水经注》看。事情暴露后，记录他几十年研究《水经注》成果的十多本笔记要上交，妻儿得知消息，马上分头抄录，终于抢救了下来。1970年代初，时而有外国友人来浙江，那时候翻译人才缺，陈桥驿便被人从牛棚中拎出来“废物利用”，任浙江省外语翻译组组长。“文革”结束后，陈桥驿重获学术自由。1985年，《水经注研究》出版。1990年，《水经注疏》出版，谭其骧称：“此书问世，实为郦学史上一巨大里程碑……如此好书，百年难得有几种。”20世纪90年代以后，陈桥驿在深入研究春秋战国时代浙东运河的基础上，精准还原了其承担海上丝绸之路功能的历史，从而为“中国大运河”的申遗成功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百度“陈桥驿”词条，有一个附件，按通识地理学、郦学、吴越文化、方志学、城市历史地理、点校翻译作品六个部分罗列了他正式出版的70余部著作目录，计2000万字。蒋遂曾应郦学专家陈桥驿亲属邀请，赴水乡绍兴参观了他的事迹陈列馆。陈桥驿与蒋家同住在老5幢，陈家住二号，蒋家住四号。在蒋遂印象中，陈伯伯瘦瘦的，看不着精力有多旺盛，但是看着他一扎扎字迹娟秀的手稿，不由赞叹那是付出了何等的精力！蒋遂感叹，不要说两千万字，即便是两百万，恐怕这辈子都读不完，更何况这两千万字的学术论文要做到言而有信，查阅的资料何止十倍二十倍！如今陈桥驿已然驾鹤远游，生平宏愿托付后人……
▲你看杭大新村里的松鼠 ©城市秘密
▲已被杂草包围的小路 图自©城秘特邀摄影师 肖奕叁
记得进杭大后，我第一次听到“历史地理”的提法时，很不以为然。正如书法是好的，中国画也是好的，连在一起叫“书画”，就会有江湖气；文学是好的，历史也是好的，连在一起叫“文史”，就会有没落气。后来才知道，历史地理其实是另一个概念，这一领域，几乎被陈桥驿 “凿空”了。谁家要是有这么一位满肚子学问的老人，那该多好啊。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有位中央首长说过：北大中文系是“地主”，杭大中文系是“富农”。而“富农”成员，有许多都曾是杭大新村的住户。▲从左至右：邬武跃、陈坚、盛静霞、蒋礼鸿、倪宝元、吴熊和。蒋礼鸿被学生称作云从大师，1957年入住杭大新村，5幢4号。三室一厅一厨一卫，80多个平方米。家里有个小院，被夫人盛静霞收拾得井井有条，里面种了桃树、柳树、芭蕉。早饭后，他便坐在书桌前开始修书，旁边就放一杯茶，午饭后休息到两点半，到晚饭，吃完继续到10点半，无论春夏秋冬，不管节假日，大年初一也是如此。蒋礼鸿去世后，家属将他的部分藏书捐给学校，系里让我喊几个同学一起搬。那些古籍捧在手上很轻的，里面有不少眉批，偶尔还会掉下张把写着红字的小纸条。
▲50年代，蒋礼鸿在杭大授课。
蒋礼鸿的夫人盛静霞，在杭大中文系教授古诗词。她是扬州才女，和夏承焘合著过《唐宋词选》，是夏老眼里的真词人。他们夫妻俩是道古桥畔的神仙眷侣，傍晚时分常携手散步前往黄龙洞，边走边吟诗，要么是古诗你背一句我接一句，要么互相对对子、做诗联句。他们去世后都捐献了遗体。徐朔方，1923年出生于东阳，是古典文学家、汤显祖研究专家。1947年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先后在省立温州中学、省立温州师范学校、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任教。他1957年入住杭大新村，而后就一直在杭大中文系教课。每次在校园里看到他，都像刚晒完太阳似的，脸上红红的、火辣辣的，发着光。一次大概流鼻血了，坐在传达室门口的板凳上，鼻子里插着一根粉笔似的纸卷。徐朔方雅好昆曲，自己也会唱，喜欢收集不少老旧的胶木唱片，其中大多是戏曲唱片，但也有不少西洋音乐。“文革”时，他把自家钢琴捐给了保俶塔小学。因为他发现儿子对钢琴很感兴趣，为了不让儿子玩物丧志，就下决心把钢琴处理掉。他总是说弹琴是没有出路的。因为他自己学琴的时候，每天至少要花一小时复习，再要花一小时学习新的曲子，这样才能保证进步。每天两个小时，对于一个不准备以弹琴为生的人来说，实在是太过奢侈了。这是大师们的断舍离，非常有控制力地掌控自己的精力，一门心思走上了学术巅峰。林淡秋是浙江三门人，左联时期的老作家、翻译家，在上海与鲁迅有过交集。1958年由《人民日报》调到杭大，任副校长，分管中文系。平时，他也在系里给一年级学生讲毛泽东文艺思想。他平易近人，关心知识分子，和教师关系十分融洽。林淡秋和黄源、陈学昭同年，2006年，“三老”百年诞辰纪念会在杭州召开，省委宣传部是主办单位之一，领导让我张罗些具体工作，这样便认识了林淡秋的夫人唐康。《黄源传》出版后，社会反响还好，我曾有过再为浙籍文化人写点什么的念头。
▲林淡秋教授在杭大新村寓所前合照
吴熊和，1934年生于上海，1957年毕业留校并入住杭大新村，2012年辞世。吴熊和是“一代词宗”夏承焘的学术传人，“江熊坚”中的熊，我们入学时的系主任，一本《唐宋词通论》是当年中文系学生人手一本的著作。在学术上以专驭博，卓然自立，构建了独特的词学研究体系，继他老师之后，又坐上了当代词学史研究的头把交椅。上文提及的夏承焘赠任铭善的诗中，槎枒指梅枝，吴熊和上课时常常拿着一把纸扇，依稀记得上面也写着“墨团羞对玉槎枒”，现在想来，可能也是夏承焘写的。
▲吴熊和教授，杭大中文系主任。
“富农”当然还包括任铭善、蒋祖怡、郭在贻、孙席珍……也包括肖瑞峰、黄征、吴秀明、廖可斌、沈松勤、方一新、张德明、吴笛这些年轻教授，还有更年轻的陈晓云、楼含松、盘剑、周明初、陶然……不管他们是否曾入住过杭大新村，是否在四校合并后黯然神伤、前往别处，他们都曾在杭大留下过自己的印迹。上世纪80年代初，杭大数学系一位老教授在开会时指着墙上的马恩列斯问“这几个大胡子是谁”，大家哄堂大笑，有人问黄逸宾怎么看，黄说：“政治系老教授这样问就有问题了，数学系老教授不奇怪，可能他太专注学术，很多时候不闻窗外事才能真正做好学问。”他还经常说：“知识分子可能往往政治上有点幼稚，正因为如此，知识分子更需要被我们保护。”
天上的雄鹰在飞，地上的蚂蚁在跑，没有谁天生不爱故土。笔墨当随时代，是杭大人的优良传统。大学是学术的故乡、爱的家园、文明的高地，是战场与阵地，更是原野与乐土，即便是杭大新村里晒太阳的猫，既能奋起如钢叉，也可温婉如春泥。“人文”二字，最早见于《易·贲彖》：“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二手知识”泛滥、思想“统一”即可、学习只为升职加薪的当下，为什么还需要人文素养？还需要阅读远离我们的庄子、康德、莎士比亚以及马克思，谁能讲明白此中道理。文艺理论家王元骧1958年到杭州大学中文系工作，1981年获批副教授，学校分“高知房”，不少讲师都分到了，而他没份，依然住在“老鼠夹能同时夹到两只老鼠、抽水马桶里能钻出蛇”的20平米的房子里。浙大校长路甬祥得到消息，亲自赶到他家里，为刚成立的中文系“挖人”，当然，杭大没有放人。时任杭大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的徐朔方劝王元骧，浙大是理工科院校，“对文科未必重视”，还是留在杭大为好。校长目光如炬，教授讲话儒雅，他们深谙“人文”的价值。
▲徐朔方教授（左）与王元骧教授（右）
只是今天，人文学科在高度讲求实用的大气候下显得“无用”，门庭淡泊，是一个全球性现象，过去10多年哈佛大学主修人文学科的人数跌了20％；不少大学在面对财政困难时首先向文科学系开刀，将之关门大吉。如何做到“无用之用”，的确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杭州的某个政府机关、宣传文化单位、房产公司或者西湖边的群山里，你碰到一位中等身材、带个眼镜、走路比较慢、说话音调不高、不喜欢凑热闹、见面时常常微笑的中年人，说不定他（她）就是老杭大的。有时候，他们腹有诗书充满自信；有时候，他们也会迷茫，甚至像孤魂野鬼般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游荡。而更多的时候，他们集体怀念母校。
▲老杭大校园一角
这么好的文科大学，说没就没了。这被称作江南“文眼”的杭大新村，如今一片沉寂。陈企霞屋檐下的燕子杳无音讯，孙席珍院子里的石榴树不见了踪影，夏承焘爽朗的笑声凝固了，徐瑞云的钢琴声戛然而止。此刻，我还是不情愿地想起十余年前拜谒过的拉雪兹公墓，它位于巴黎东部，那里埋葬着过去200年为法国文化做出贡献的人，他们是音乐家肖邦、比才，作家莫里哀、巴尔扎克、王尔德，舞蹈家邓肯……只是，他们的墓志写得漂亮，不像杭大新村，唯有松鼠鸟雀。这些年，杭大新村要开发改造的声音此起彼伏。中文系一位年届八旬的老教授在朋友圈里发微信：“听说有关部门准备对小区进行改造，我不知道改造的方案怎样，但如果把杭大新村作为一般的城中村那样去改建，就太遗憾了……”社会各界也纷纷发声，呼吁政府保护好这块宝地，顾及这些已养了厚厚包浆的老房子，因为此地是杭州、浙江乃至全国的一个精神空间。
参考文献：
[1] 《烟雨西溪--杭大新村记忆》 蒋遂 主编
公众号“老杭大”系列文章
[2]姜亮夫：《我是怎样摸索进入人文科学这一行道的》
[3]许康、苏衡彦：《管理心理学大师陈立教授》
[4]王湛：《陈桥驿昨日驾鹤》
附：杭大新村教授名录
下方只是杭大新村教授的一部分名单，向所有老师们致敬。（排名不分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