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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丑、天才、精神病人……“网生艺人”庞麦郎的社会性“死亡”

腾讯医典 腾讯医典 2021-08-22

距离神曲《我的滑板鞋》问世,已经过去7年。如果不是“歌手庞麦郎被送精神病院,经纪人证实其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新闻,或许鲜有人再记得约瑟翰·庞麦郎先生。


这个1984年出生在陕西宁强县农民之家,却反复强调自己出生在中国台湾省基隆市,“接轨国际”的网生艺人,身上早已显露出某些精神分裂症早期的征兆。


大众娱乐的海洋把庞麦郎湮没,他从未被当做一个正常意义上的“人”。



他的小丑、天才、精神病患,他的格格不入、荒腔走板,都被当做狂欢的介质。没有人在意到,庞麦郎身上那些与现实严重错位的认知、行为,是他的身体,代替庞麦郎自己发出的呼救。


我们都清楚,这或许是庞麦郎最后的新闻。被榨干最后一点“价值”,然后社会性死亡。



将时间回拨到2014年,《我的滑板鞋》无疑是当年的年度神曲。与之共同爆红的,还有歌曲的主人翁——约瑟翰·庞麦郎,一个举手投足间怪诞、格格不入,于是不经意间撩拨到大众娱乐神经的“怪人”。


我们已无需再回溯歌曲当年的火爆。倒是歌手庞麦郎本身的成长之路,颇有值得一说之处。


庞麦郎本名庞明涛,出生在陕西汉中市宁强县代家坝镇南沙河村。他没有考上高中,也因为“某些原因”干不成农活。在短暂辗转一家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某外事学院后,2008年,他决定进城“找前途”。



他去了宁强县,干不了电工、贴地砖这样的技术活,搬砖又嫌吃力。于是他去了汉中,在一家KTV落脚,工作是切果盘,“切最多是西瓜,切成一条一条的”, 从下午4点做到凌晨4点。


也是在这里,还是庞明涛的庞麦郎偶然听到了迈克尔·杰克逊的一首歌,立时被震撼。“就觉得太潮了,非常国际化”,听同事说杰克逊“一首歌可以卖大几十万”后,庞麦郎更立志“这个事情我肯定能做成”,要做“中国最国际化的歌手”。


晚上工友在宿舍打牌,庞明涛盘腿面墙而坐,把小学生的作业本放在膝盖,写歌,一首接一首。歌词里,他将汉中称为“魅力之都”,“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似魔鬼的步伐”的灵感来自于杰克逊的太空步。他小心翼翼藏起野心,怕丢了工作,怕同事嘲笑。


而此时庞明涛身上已出现某些疾病的征兆。庞母张青梅说,庞明涛大约在2008年生病,常说头昏、心跳快,“头昏得不行才跟我说的”,“让他去做检查,他不去” 。


张青梅说:“庞明涛用一个大作业本写歌,有时候写写就撕了,说是在外面打工有人骗他。这些歌词装了整整一塑料袋,扔在床底,后来被我烧掉了。”


2013年,庞明涛攒够了十几首歌,离开汉中北上京城。他参加华数唱片的歌手选拔,机缘巧合之下得到热捧,《我的滑板鞋》意外爆火。



庞明涛踌躇满志地回了老家,花200元拍了艺术照,要求影楼“把眼睛PS得大一点”。他给自己起了艺名“约瑟翰·庞麦郎”,“以后到国际上,就不用改名了”,“ 现在的名字可以直接改成英文名,也像日本名”。


庞明涛臆想中的“约瑟翰·庞麦郎”,90后,出生于中国台湾省基隆市,从小和国际接轨。而他所签约的华数唱片的经纪人李希抱怨:“主持人一问,他就说他是台湾人,是90年的,我们都傻了你知道吗?”有陕西口音却说自己是台湾人,经纪公司骑虎难下,却也不得不帮庞麦郎打圆场。


(图片来源于网络)


知名乐评人耳帝认为,《我的滑板鞋》是一种粗糙加滑稽加细腻加诗意的混搭,纯乡土的气质在廉价工业里显得更加具有中华土味,跟庞麦郎这个人的境遇如出一辙,都带着一种被戏弄式的、看小丑的包装,冠冕堂皇又漏洞百出,百般不适却又浑然天成,歌曲与人格统一得像是一种诅咒。


“这种种的不和谐集合在一起,却形成了一种荒诞的和谐,一种根植于这片城乡中国、魔幻现实土地的天然气质,对社会断裂的当下现实与梦想不死的永恒鸡汤,进行了一次残酷的碰撞。”


可惜的是,《我的滑板鞋》的爆火本身只是观众审美猎奇的结果,转瞬即逝。当新鲜感过去,抛弃成为必然的结果。


自始至终,庞麦郎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走红”不过是一场观众猎奇、资本跟风、谁也不在乎他是谁的小丑表演。他陷入名利接踵而来的失重里。


经纪人李希抱怨,庞麦郎录歌“每一遍都唱得不一样,完全没有调子”,接受采访张口就问记者要钱,令人头疼。


在虾米的《寻光计划》MV里,庞麦郎要求片中一定要有外国人,这样才显得“和国际接轨”。



北京卫视邀请庞麦郎录节目,他以“要在国际上推广汉语歌曲文化,不能上你们这种地方台”为由拒绝;东方卫视请他参加跨年演唱会,他开出的条件是“除非给我单独开演唱会,做直播”,CCTV-1《开讲啦》请他做嘉宾,他听说主讲人邓紫棋是1991年,便提出“91年的都可以做主讲人,我90的凭什么只能做嘉宾”,又行拒绝。


2014年7月后,他和公司发生经纪约纠纷,未打招呼便突然消失。庞麦郎在上海呆了半年,活动范围以一个小旅馆为中心。他不会连wifi,没有电脑,醒了就出门去网吧聊QQ,看有没有找上门的商演生意。经纪公司、父母、朋友,都在找他,他频繁更换手机号,谁也不见——“我火了成了肥肉了,哪个都想来割一刀”。


2015年初,一篇《惊惶庞麦郎》,让庞麦郎成为网友攻击调侃的对象,也最后一次进入大众娱乐消费的视野。之后庞麦郎的人生,鲜有人再关心。


庞麦郎走穴、发歌,用尽全力想留下看热闹的观众,却没有实力留下任何一个人。


这个时代永远有为数不少怀抱成名梦、暴富梦的人。他们往往不愿面对自己窘迫的现实,进而构建一个不存在的人生,以降低现实带来的苦闷。人们或有同情,或许消费,却不太真正关注他们脆弱、岌岌可危的精神世界。


对于庞麦郎,最后硕大的舞台只留下他的狂热、偏执、与身份能力不切实际的梦想。只是梦醒时分,却是疯癫的开始。



2021年3月,距离《我的滑板鞋》风靡,已过去7年。如果不是“歌手庞麦郎被送精神病院,经纪人证实其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新闻,约瑟翰·庞麦郎先生已久未出现在大众视野。


经纪人白晓称,庞麦郎就是中国版的梵高,是一个饱受精神折磨的艺术家。可是,庞麦郎自己,还有那些试图榨取庞麦郎最后一点价值的人,都不会承认——《我的滑板鞋》问世并非庞麦郎的天才,不过是恰好踏入了时代的中心,如雷军的那句话,“猪在风口也能起飞”。


或许在庞明涛想象的“约瑟翰·庞麦郎”的世界里,偶然地站上了风口,就要永远起飞,绝不坠落。



偏执、妄想、不协调,这些特质已符合精神分裂症某些早期症状。只是,曾运营庞麦郎的背后那些资本,并不在意这些。他们只是使用他,消费他,然后用后即抛。


2013年9月,庞麦郎参加一场北京华数唱片公司的选秀活动。华数运营总监嘉霖回忆,庞麦郎“穿得挺破的,身上还挺大味儿”,上来就要公司给他“打造一首国际化的歌曲”。最终公司看上他身上“一种格格不入的吸引”,和他签约。



华数首先选择了《我的滑板鞋》——赤裸裸地以“神曲”为主攻方向,奔着“屌丝气质”、“草根文化”而去,以“娱乐精神”结合网络最容易形成的“爆炸式传播”。


经纪人李希说,华数给庞麦郎提供了一张6页纸的合同,用“超过百万”的资金包装《我的滑板鞋》;6名企宣二十四小时三班倒,买“摩擦”、“时尚时尚最时尚”的热搜,请大V段子手造势。


而歌曲的制作过程则是——花3天时间录歌,在数百个小样中拼凑剪辑出最终版本。


华数的策略,每一步都颇有些势在必得的味道。“我们一直坚持的定位最根本的就是草根神曲,因为我们看到这两年音乐市场最基本的音乐形式就是以娱乐为主的,一切都是为了“制造出他是自己火的感觉,特别神秘,但又没包装的这种(效果)”。


乐评人耳帝认为:不是庞麦郎创作了《滑板鞋》,而是《滑板鞋》选择了他。他写不出来第二首滑板鞋,甚至无法还原地唱出第二遍,因为这都是机缘,这首歌借他为载体横空出世之后便与他再无瓜葛。



骤然成名让庞麦郎陷入膨胀与恐惧。他把影楼200块拍摄的PS照片发给公司,要求马上做专辑。成名后公司给庞麦郎接了大量通告,他又担心自己形象不好,不想去,又必须去。他对公司二八开的分成比例颇有微词,“简直是把我当奴隶”。


偶然发现华数公司注册名称为“传媒文化公司”而非唱片公司,成为庞麦郎彻底爆发的借口:“我又被骗了!明明是文化公司怎么可能给我出专辑?”他关闭手机,扔掉电话卡,跳上前往上海的火车。


华数和经纪人李希也崩溃了。根据华数公司合作编曲人、知乎@兔老板AirS放出的截图,庞麦郎的“消失”,让公司损失“四个代言”、“200场夜场统包”,“光跑单就380多万”。



李希说:“你说好不容易把他打造出来了,居然跑了。他以前老说你要是骗我,我就告你,以为他挺懂法的,谁想到他完全没法律意识。”庞麦郎一走,所有演出通告全黄了,华数还得赔钱。


然而在媒体层面,庞麦郎却从未提及与公司解约事宜,只在部分采访里谈到和公司的“摩擦”。而华数也几度隔空喊话:回来好好沟通,我们还能一起玩耍。或许双方都没有放弃对共同利益的追逐,可最终,合作依然无法避免地中止。


在那之后,“假唱”、“签约逃跑”、“巡演冷清”成为媒体对于庞麦郎最多的报道。


2018年初纪录片《梦与路:小镇青年 双面人生》里,庞麦郎搭乘K4630次列车,历时16小时,前往北京举办第40次个人演唱会。演出总收入4300,扣去场地费2800,剩下的收入,在计算住宿、餐饮、车票费用后,盈利成为负数。


镜头下,庞麦郎依旧执拗、笨拙、格格不入,显示出一种独特的抽离。火车上没有人认识庞麦郎,直到他提起自己曾大火的“滑板鞋”,一位年轻乘客才反应过来:“想起来了,听过,但不知道是谁唱的。”



2019年末,《Vista看天下》发布的一条视频采访,庞麦郎有些窘迫:专场演出预售仅9人,为了维持“音乐创作”,他计划和经纪人一起开店卖滑板鞋,“这样就能有更多的钱投入到做音乐中”。


只是有人提出疑问:庞麦郎还没有被放弃,真的是因为“音乐才华”吗?


泥沙俱下的互联网世界,一个人的走红与被湮没,都在转瞬之间。维持其“走红生命”的只有一个——是否还有足够的热度,提供价值被其背后的运营公司榨取。


大众意义上庞麦郎的价值,更接近于审丑——欣赏与其作品、名气成反比的笨拙、木讷。一种推倒多米诺,看精心构建的庞然大物瞬间倒塌的快感。


2015年初发表于《人物》杂志的《惊惶庞麦郎》,完成了“推倒多米诺”的动作。该文作者叙述间略带讥讽的戏谑,还是迎合了网民心中对庞麦郎的期许。庞麦郎成为装点荒谬娱乐时代的“跳梁小丑”。


2021年3月11日,庞麦郎经纪人白晓发布视频透露,庞麦郎确认患有精神分裂症,被送医院治疗。某种程度上,它宣告了“网生艺人”庞麦郎的“社会性死亡”。



然而更多曝出的消息,不禁令人再一次陷入思考。


3月12日,白晓再次发声,称庞麦郎并未得到很好的治疗,目前治疗费没有着落,需要社会帮助。


而在媒体对庞麦郎父母的采访中,庞父称“报道的这些事情,并不是对明涛(庞麦郎)有帮助,而是在伤害他。”庞母更是直言“狡猾得很,我不相信(白晓)说的话”。庞麦郎老家的村支书陈正鼎透露,庞麦郎因精神疾病发作殴打了自己的父母,并表示庞麦郎此前就已经被送过一次精神病医院,本次是第二次入院。



香港中文大学传播学硕士曹泽宇在网站知乎提出疑问,白晓在视频中经常看着屏幕的右边,时间偶尔会长达几十秒,明显超出“回忆时的正常反应”,质疑白晓的声明是 “有稿件的,而稿件就意味着设计”。


曹泽宇质疑,白晓“早就知道庞麦郎最终会因为伤害自己或者他人被强制带走”,为什么不给庞麦郎提供治疗。而在镜头前把庞麦郎精神状况曝光,“可以说是他给庞麦郎的演艺事业的棺材板上钉下了最后一颗钉子”。



曹泽宇在关于庞麦郎的讨论中写道:“容我恶意揣度一下:他很可能早就把庞麦郎当做了一个‘消耗品’,甚至还在心里预估了他的‘使用期限’”,“他的所谓‘声明’很可能是在把一个‘损耗品’最后的价值用一种‘杀鸡取卵’的方式提前预支”。



作为娱乐人物,罹患精神分裂症的庞麦郎属于个例。而作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庞麦郎,却绝不是个例。


精神分裂症,通常被称作“精神病”,是受到歧视最严重的疾病之一。在中国,精神病医院的住院病人中85% 属精神分裂症等重性精神疾病。



2017年世界卫生日,国家卫健委就我国心理健康工作有关情况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本次世界卫生日主题为“共同面对抑郁,共促心理健康”,发布会介绍,截至2016年底,全国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达540 万人[1]。然而我们几乎无法感知这个庞大群体的存在,因为他们正消失于“正常人”所能见的范畴内。


就像关于庞麦郎的案例,一位临床心理学学生提出——庞麦郎经纪人白晓面对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竟然“做了6年的旁观者”,似乎还认为自己是在保护庞麦郎。而庞麦郎身边的亲人朋友,没有人察觉到庞麦郎的异常吗?


就已知的信息来看,2008年前后,庞母就已经知晓庞麦郎身上某些异常状况。而庞麦郎经纪人白晓,至少在2015年前后,就对庞麦郎的精神疾病有所知晓。



所以更多时候,缺乏对精神疾病、心理障碍的关注和理解,才是导致不作为的根本原因。而大众对精神疾病、心理障碍知识的匮乏,令寻求专业帮助的动作远远落后于发病时间。


需要知道的是,缺乏治疗对患者来说是具有危险性的,可能会引起更多额外的问题。我们要主动打破对精神分裂症的病耻感,并鼓励患者获得专业帮助。


安定医院主任医师郭俊花曾在一段网络公开课上发言:“精神分裂症患者出现暴力行为主要是由于患者在病情轻的时候没有及时治疗,导致情绪失控,怪想法多,出现暴力倾向。”而只有极少数精神分裂症患者会表现出暴力倾向,而这些暴力倾向,多与其幻觉、妄想的“症状”有关,而这些“症状”,目前已经可以通过相应的药物得到很好的控制。



2014年,原国家卫计委疾控局副局长王斌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曾表示,“社区康复体系还没建立起来或没有完善,无法让患者在院外得到有效管理,并通过康复训练逐步恢复生活技能、社会技能,从而回归家庭、回归社会”是精神病患者“出院难”的重要原因。


或许在社会建立起充分制度、福利之前,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些事情:主动了解精神分裂症相关知识,消除对于相关精神疾病、心理障碍的偏见。如前所述,打破对精神分裂症的病耻感,鼓励患者寻求专业帮助。


是否有必要将患者强制送医?


据悉,大约有40%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无法理解自己患有这种疾病,因为精神分裂症损害的大脑部分,也负责自我分析。需知晓的是,患者并非在“否认”,而是其自我诊断机制已出现问题。出于该原因,如果身边有亲人拒绝接受精神分裂症治疗,而症状却正在恶化,那么寻求额外的帮助或许是更好的手段。


据美国国家精神病者联盟(NAMI)的说法,尽管强迫有精神障碍的人接受治疗,在情感和法律上都很困难,但如果有人因为精神疾病变得危险,其亲友可能需要报警,将此人强制送往医院(而非自愿或辅助治疗)——这可以作为最后的手段。


庞麦郎的案例中,白晓指出庞麦郎可能会自杀,或者伤害他人,如果情况属实,那么非自愿或辅助治疗是必要行为。


而回到关于精神疾病的讨论,最重要的,我们不应对患者以有色目光相看。在疾病之前,他首先是一个完整的人。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因为疾病,他们异于通常的观念或者幻觉似乎非常真实,我们要理解这种不同。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请给予自己的尊重、支持和善意,但不要容忍危险或不适当的行为。


《我穿越疯狂的旅程: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故事》一书中,作者艾琳·R·萨克斯写道:“精神分裂的自救是整个人类寻求自救的一部分,而且一定是最惨烈、辉煌的那部分。当我们满怀泪水观看的时候,也别忘了施以援手,因为他们不仅仅是他们,他们也是我们的一部分。”



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或许对于疯癫庞麦郎,每一个曾肆意消费他的人,都不是无辜的。


这不是一个天才坠落的故事,而是一个庸人被残酷现实消费殆尽后走向毁灭的故事。那些依靠吸食他流量为生的人,吸干了他,然后放任失去利用价值的他成为了“疯子”。


究竟有多少人,曾用一个正常人类的样本来看待庞麦郎?



毕竟,就连流行之王迈克尔·杰克逊,都曾被群氓的时代推上声望顶峰,然后恶意构陷“娈童”,直到死后才得以平反。就连蓝洁瑛,也不过是不断被消费“靓绝五台山”的旧闻,或者曾被某位大哥强奸的桃色故事,除了鲜有的几个旧人,不见社会对其精神疾病有所救助。


我所希望的是,以后当我们肆意消费一个角色时,或许能想起这个被我们共同“社会性死亡”的庞麦郎。


或者我更希望的是,我们都怀抱着敏感而温暖的心,在一个噪声庞杂的时代里,可以听见那些患者身上,无法发声的呼救。



参考文献

[1]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170407/185815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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