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井省三 | 女主人公的形象转换:从《伤逝》到《倾城之恋》 | 现代文学研究
鲁迅和张爱玲出生约40年之隔，二者崭露文坛相距约20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已有诸多研究成果，一些学者提出:张爱玲深切关注鲁迅文学，并且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继承了鲁迅文学的主题，如对封建传统大家庭黑暗面的批判、对其时代中女性出走以及寡妇改嫁之困难的批判。这些研究主要停留在分析鲁迅与张爱玲对封建传统家族制度的批判意识，以及以此为主题的文学创作实践上。封建传统大家族制度的黑暗腐朽、逃离父权主义大家族的女性出走和寡妇改嫁等文学主题，不仅在“五四”新文学派的作品中有所体现，所谓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创作也致力于此，广而言之，它是整个民国时期文学的共同主题。这些研究论证了鲁迅与张爱玲在创作中都表现了民国时期文坛共同的文学主题，但均未涉及两位作家文本层面的影响关系。本文拟聚焦于二者小说中女性主人公“低头”这一举动，考察了继承鲁迅文学中女性出走主题的张爱玲是如何将鲁迅文学作品中缺乏现实思考的女主人公形象转换为深谋远虑的形象，进一步探究并阐明其如何从经济视角展开女性解放这一文学主题。
鲁迅《伤逝》中的女主人公与诗人雪莱的半身像
鲁迅的恋爱小说《伤逝》，是以叙述者涓生在会馆荒芜破败的房屋中写手记的方式，回忆讲述了他和已故恋人子君的恋爱、同居以及最终生离死别的故事。作品即手记的初始，描绘了恋爱时期子君来访小屋时的情形:
(我)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壁上就钉着一张铜板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当我指给她看时，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
众所周知，易卜生是挪威的戏剧家，其代表作《玩偶之家》于1879年出版并首演，讲述了被律师丈夫当作“玩偶”支配控制的娜拉为寻求自立断然出走的故事，在中国，这部作品于1918年由胡适、罗家伦共同翻译刊行，被视为女性解放运动的象征性作品。
这段话中提到的泰戈尔(1861－1941)为印度诗人、思想家，于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1924年访华期间受到中国文学界的热烈欢迎。
雪莱则是英国浪漫派的诗人，在清末时期受到梁启超、鲁迅、苏曼殊等人的高度评价，在“五四”时期更是由郭沫若、郑振铎、徐志摩等人大力译介到中国。关于雪莱在中国的接受度，张静的《雪莱在中国(1905－1937)》以及孙宜学的《中国的雪莱观与雪莱的中国观》等文章中均有详细论述。
那么《伤逝》的叙述者涓生，为何不摆放易卜生的照片或者泰戈尔的肖像画，而是用雪莱的半身像来装饰自己的房间呢?“当我指给她看时，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对于子君这样的反应，涓生为什么会认为“(子君)似乎不好意思了。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呢?其实很多读者也怀有这样的疑问。涓生在手记中写道:雪莱的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关于这一点张静在博士论文《雪莱在中国》中进行了详细的考证。
根据张静论文的考证，清末第一次“雪莱热”，在梁启超主编的杂志《新小说》1905年第14号中登载着由William Holl、William HollJr父子共绘的雪莱肖像画。1922年雪莱逝世一百周年前后发生的第二次“雪莱热”之际，1922年7月18日的《晨报副镌》期刊中登载了周作人的文章《雪莱论》，其中出现的插图是由Amelia Curran所绘的雪莱肖像画。正如张静所指出，因这是报刊中文章的插图，并非涓生所说“从杂志上裁下的”那一张。
根据张静的论文，1922年9月出版的《学衡》第9期以及1922年9月出版的《创造》中的《雪莱特集》都登载了Amelia Curran所绘的雪莱肖像画，并且不是以文章插图的形式，而是作为独立的插图页刊载其中的。另外，1922年12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3卷第12号期刊中也刊载了美国画家West所绘的雪莱像。
鲁迅在《伤逝》的末尾处记下日期“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毕”，这部作品没有立刻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直到1926年8月才被收录在第二本短篇集《彷徨》中。《彷徨》的读者中，或许有很多人还能想起几年前“雪莱热”时期所见的雪莱画像。他们在《伤逝》之中看到“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这一句时，或许亦能想起《创造》或《小说月报》中刊载的雪莱画像。可是张静却在论文中指出欧美学者已经证实West的作品实际上画的并不是雪莱。
在1906年和1922年中国媒体介绍的雪莱画像上，雪莱未着西服，在大领衬衫外穿着一件上衣。此外，《创造》杂志版面纸张为B5规格，页面正中央部分刊载着雪莱的黑白半身像，尺寸大约为10cm×20cm，如果子君不是近距离常看的话，是不可能知道这位诗人的容貌的。所以究竟子君为什么“只草草一看(雪莱的半身像)，便低了头”呢?这一点，孙宜学在论文中做了分析:
如他(雪莱，为引者所加)认为:“夫妇关系的长久应当以他们相爱的时期来做标准:双方感情破裂以后，无论什么法律逼迫他们继续同居，哪怕只有一分钟，也是一种无可容忍的酷刑，而且这种容忍是丝毫没有价值的。”……雪莱作为浪漫爱情的偶像，与中国人要竭力摆脱传统道德的影响、追求爱情和婚姻自由的时代需求相契合。……而徐祖正则这样概括雪莱的爱情观:“凡爱尽即当离弃，有爱不妨相悦。”涓生与子君的始爱终离，正是这种爱情观的中国现实版。
雪莱不顾父母和亲人的反对，于1811年初次恋爱结婚并育二子，但是3年后便离婚并与朋友之女玛丽同居。他的前妻于1816年11月自杀，而雪莱却在同年与同居女友再婚。这位后妻正是小说《弗兰肯斯坦》的作者玛丽·雪莱。雪莱的人生无疑践行了所谓的“凡爱尽即当离弃，有爱不妨相悦”。
张静在论文中亦对“雪莱”式男性的自由恋爱至上主义提出了质疑:《伤逝》中的子君看到雪莱画像的时候，身为女性的她感受到的可能不仅仅是雪莱在中国语境下那浪漫的对于爱情的真实，她对崇拜雪莱的涓生的爱情观——“凡爱尽即当离弃，有爱不妨相悦”——不免生出“疑惧”，这恐怕不能完全归结为子君“未脱尽封建主义束缚”的吧。在《伤逝》中设置子君和涓生的悲剧，也许正是成熟的鲁迅前瞻性地看到了特定语境下纯粹对爱情的追求可能带来的“恶果”。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爱情是一个神圣的字眼，打破旧的封建枷锁，追求爱情和自由，成了一种先进的风尚。男性文人掌握着爱情启蒙的话语权，他们以西方浪漫主义权威为偶像，实践着他们自己伟大的革命，而那些在这实践中被牺牲被损害的女性却鲜有人提及。
尽管《伤逝》中的涓生从来没有说起过雪莱的恋爱观“凡爱尽即当离弃”，但是回顾起当时的“雪莱”热，许多《伤逝》的读者可能也会在读到“子君在雪莱半身像面前低下头”时想起雪莱的这一恋爱婚姻观。而子君低下头的理由，可能也正如孙、张二人论文中所论述的那样，是对雪莱爱情至上主义怀有的恐惧心理所致。
但是，孙、张二人论文中没有论及另一种可能。涓生可能已经结婚，有妻儿留在故乡，特地向子君展示雪莱的半身像，或许是为了暗示他想效仿雪莱与第一任妻子离婚，与新女友玛丽经过两年同居之后再婚这样的意图，从而表明自己与子君同居、再与妻子离婚，随后与子君结婚的愿望。推测有这种可能性的读者也不在少数。鲁迅、胡适和郭沫若等当时许多中国人，在十多岁时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婚姻，他们不仅从未见过结婚对象，甚至连照片也未曾得见，因此试图打破传统婚姻，追求自由恋爱，决心再婚。如果这种推测成立的话，那么很多读者也可能会这样理解:子君是因为对涓生的妻子感到抱歉，因此低下了头，而此时涓生才会认为“(子君)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
《伤逝》女主人公子君的低头时
在《伤逝》中，子君除了在践行恋爱结婚至上主义的雪莱像前“低了头”，在另一个情节中也低下了头。那是在同居开始后不久，两人身心紧密联结的时期。涓生如此回忆:
每日办公散后，虽然已近黄昏，车夫又一定走得这样慢，但究竟还有二人相对的时候。我们先是沉默的相视，接着是放怀而亲密的交谈，后来又是沉默。大家低头沉思着，却并未想着什么事。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
同居初期，子君和涓生“大家低头沉思着，却并未想着什么事”，也许是沉浸在同居生活的幸福感之中吧。在同居时，子君纵使对雪莱主义怀有疑惧，依然将手中仅有的财产即“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当掉充当置办家具的费用。所以当她面临涓生失业带来的经济危机和被涓生抛弃的爱情危机之时，全然没有任何准备和退路。在同居之后子君开始饲养家犬，并取名为“阿随”，这大概是取自“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俗语吧。由此可见，子君当时完全没有自己会步雪莱前妻后尘的恐惧与危机感，或者她只是为短暂的幸福所惑、选择无视这种恐惧吧。
笔者曾在论文中考察《伤逝》中的五处空白(涓生和子君的经历以及友人的关系、子君的未孕、两人之间的家族关系、求婚原型的美国无声喜剧电影、作为舞台的都市空间)，并进行以下解读:由于第一处的留白，涓生未被问及其结婚经历，而被他背叛的子君无法依靠任何人的调解，不得不一个人背起所有的责任，绝望地再次向老家的父亲求助。由于有第二处的留白，子君之死虽原因不明却已是既定事实，使得涓生痛感到背叛之罪是无法偿还的重罪。由于第三处的留白，其实在同居的时候也好，离去的时候也罢，子君都是借助了老家的帮助，在此极度含蓄地暗示着她绝不是那种“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自立的“中国女性”。根据第四处留白，虽没有明确表示，但隐晦地传达出了子君原本是热爱美国大众文化的，对泰戈尔、雪莱、易卜生这些“五四”新文学时期的文化英雄也不太关心，她是“厌世家所说的那样的无法可施”的“中国女性”中的一人。可以说第一至第四处的留白导致北京这个都市失去其作为小说背景的意义，从而衍生出第五处的留白。《伤逝》抹除了北京作为都市空间的存在，只给涓生留下了彷徨的惩罚而已。如此下来，在填补了《伤逝》这五处留白后，随之浮出水面的是，涓生的背叛之罪和子君“厌世家所说”的动摇。以前顺从父亲和叔父，同居后随从涓生，同居破裂后又不得不再次随从父亲，子君的这种生活方式，与《舞姬》中大喊“丰太郎这负心汉，竟然骗我到这种程度”来声讨丰太郎背叛之罪的爱丽丝大有不同。涓生为了偿还自己的罪孽而希冀与死去的子君再会，祈求“但愿真的有地狱存在着”，也许就是因为子君也是作为有罪之身而死去的缘由吧。
无论是同居前拜访恋人小屋时在他崇拜的恋爱革命家雪莱像面前，还是同居后在坚定实施着雪莱式恋爱结婚的丈夫面前，子君都低下了头。她只执着乐观地期待着自由恋爱的美好未来、感动于同居生活的点滴温馨与幸福。别说对二人的经济掣肘问题，就连丈夫会因实践“凡爱尽即当离弃”而抛弃她这样的危机，子君也没有做任何准备。子君受到涓生的自由恋爱思想的启蒙，并勇敢地对他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涓生虽然惊喜于她的勇敢无畏，感叹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然而她却没有充分认识到女性经济独立的重要性，以及恋爱自由主义“凡爱尽即当离弃”背后的冷酷无情。从此处而言，子君仍然是“无法可施”的“中国女性”。
居住在北京的鲁迅创作出“低下头”的子君形象的18年后，身居上海的张爱玲又塑造出了另一位“低下头”的女性。这位名为白流苏的女性虽然同样低下头，但却远比子君深谋远虑。
《倾城之恋》女主角白流苏的低头时
《倾城之恋》是一部以孤岛期的上海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的香港为舞台的浪漫故事，故事的梗概如下:离婚回到娘家的女主人公白流苏在旧式大户白家公馆中，却要与虽已落没却依然因循守旧、计较颜面的老母亲，固守封建家长制擅自挪用她陪嫁钱的无能兄长，厚颜无耻蛮横无理的二嫂以及孩童等20余人同住。白流苏早早就放弃成为独立职场女性的想法，开始思索利用再婚离开这个家。可以说，成天飘荡着胡琴声的白公馆，正是当时荒废放纵的上海的一个缩影。
就在这时，同父异母妹妹的相亲对象范柳原出现在白流苏面前。范柳原是成年后才从英国回国的华侨资本家，是在马来西亚经营橡胶园的青年实业家，同时也是以香港为大本营的花花公子。范柳原曾向白流苏低语“你的特长是低头”，也发现她“真正的中国女性之美”。故国曾让他日夜魂牵梦萦，故国的现实却也让他伤心不已，他对白流苏的兴趣与欣赏也正是源于那颗渴求被古朴温良的中国女性抚慰的心。然而范柳原却对婚姻报以笑谈，将其看作是“长期卖淫”，只想让白流苏做他的情妇。这使读者想起了白流苏的前夫纳了两个小妾之事。范柳原利用各种手段让白流苏赴港，并带她出入高档奢华的浅水湾度假酒店、海滩、高级餐厅与舞厅，他在诱惑着白流苏的同时，也深深爱上了她。
然而，同样曾在大家族中受过伤害的白流苏虽然对范柳原过去的创伤深感同情，但是她始终保有名门淑女的尊严，想要追求婚姻的安定长久，因此屡次拒绝范柳原轻浮的求爱。双方在巧妙的对话中展开恋爱的博弈，在一个新月夜里，范柳原终于说服了她。然而，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他们二人不得不直面香港沦陷的熊熊战火。
范柳原在上海时便对白流苏一见倾心，在上海的生意伙伴夫妻的帮助下成功邀请白流苏赴港，在度假酒店再会时，范柳原在她房间低语道:“你的特长是低头。”
柳原倚着窗台，伸出一只手来撑在窗格子上，挡住了她的视线，只管望着她微笑。流苏低下头去。柳原笑道:“你知道么?你的特长是低头。”流苏抬头笑道:“什么?我不懂。”柳原道:“有人善于说话，有的人善于笑，有的人善于管家，你是善于低头的。”流苏道:“我什么都不会，我是顶无用的人。”柳原笑道:“无用的女人是最最厉害的女人。”流苏笑着走开了道:“不跟你说了，到隔壁去看看罢。”
在可以远眺浅水湾的窗边，白流苏在他的凝视中，低下了头，这大概不仅仅是出于害羞，更是一种想探明他真实意图的思考之举吧——他会以结婚为前提与我一个离过婚的人交往吗?还是想要说服我做他的情人呢?而范柳原发觉白流苏的谨慎小心与深思熟虑，才会重复说“你是善于低头的”。
那夜，范柳原将她从香港北端的香港饭店舞厅送回南端的浅水湾，并向她倾诉了自己身为英国华侨的苦闷与痛楚:“我要你懂得我!”
流苏愿意试试看。在某种范围内，她什么都愿意。她侧过脸去向着他，小声答应着:“我懂得，我懂得。”她安慰着他，然而她不由得想到了她自己的月光中的脸，那娇脆的轮廓，眉与眼，美得不近情理，美得渺茫，她缓缓垂下头去。柳原格格地笑了起来，他换了一副声调，笑道:“是的，别忘了，你的特长是低头。可是也有人说，只有十来岁的女孩子们适宜于低头。适宜于低头的，往往一来就喜欢低头。低了多年的头，颈子上也许要起皱纹的。”流苏变了脸，不禁抬起手来抚摸她的脖子，柳原笑道:“别着急，你决不会有的。待会儿回前房里去，没有人的时候，你再解开衣领上的钮子，看个明白。”
范柳原一直以来都巧妙运用着社交辞令花言巧语或是挖苦讽刺，却在这个夜晚，在海边的小路上初次袒露其内心深处的苦痛。对此，白流苏也从心底同情怜悯他，二人之间的感情终于从最初的好感升华到爱情。但是，在这样浪漫的场景下，白流苏不禁想起自己的美貌。即使离过婚且已28岁，在当时可谓临近中年，她依然这样评价自己的美貌“还好，她还不怎么老”，这也是她再婚的有力资本。在上海遇到范之前，白公馆的镜子里曾映出她的身姿:
她那一类的娇小的身躯是最不显老的一种，永远是纤瘦的腰，孩子似的萌芽的乳。她的脸，从前是白得像磁，现在由磁变为玉一半透明的轻青的玉。下颔起初是圆的，近年来渐渐的尖了，越显得那小小的脸，小得可爱。脸庞原是相当的窄，可是眉心很宽。一双娇滴滴，滴滴娇的清水眼。
兄长在露台上拉起了胡琴，依着那抑扬顿挫的调子，白流苏对着镜子翩翩起舞，而后“阴阴的，不怀好意的一笑”地舞终。
此时的白流苏也许已经决心将美貌作为再婚的资本来利用了吧。因此，在夜晚的浅水湾，她和范柳原之间好似爱意萌发的时候，或许只是不禁想确认自己的美貌资本而低下头的吧。而花花公子范柳原察觉到了这个动作的暗示意义，恢复放荡不羁的姿态，回到想物色情人而不是寻找结婚对象的原点，于是直接点明她的小心思，“格格的笑了起来，他换了一副声调”“是的，别忘了，你的特长是低头。”并且，他还刻意指出她年龄上的弱点“只有十来岁的女孩子们适宜于低头”。甚至还不怀好意地开玩笑说“低了多年的头，颈子上也许要起皱纹的”。
实际上，在《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第一次低头，是在徐太太劝她再婚的时候，这位徐太太便是撮合其妹白家七小姐与范柳原相亲之人。
流苏道:“有活路，我早走了!我又没念过两年书，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能做什么事?”徐太太道:“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流苏道:“那怕不行，我这一辈子早完了。”徐太太道:“这句话，只有有钱的人，不愁吃，不愁穿，才有资格说。没钱的人，要完也完不了哇!你就剃了头发当姑子去，化个缘罢，也还是尘缘——离不了人!”流苏低头不语。徐太太道:“你这件事，早两年托了我，又要好些。”流苏微微一笑道:“可不是，我已经二十八了。”徐太太道:“放着你这样好的人才，二十八也不算什么，我替你留心着。说着我又要怪你了，离了婚七八年了，你早点儿拿定了主意，远走高飞，少受多少气!”
徐太太劝白流苏，“没钱的人”应该尽早再婚才能好好活下去，这时白流苏可能是在低头开始认真考虑其再婚的可能性。在七妹的拜托之下，白流苏陪着她去相亲，这时范柳原却对白流苏产生好感。然而，来到白家告知相亲一事告吹的徐太太，正逢丈夫因生意缘故要举家搬去香港，因此劝说白流苏与徐家同行赴港。而此时的白流苏也低下了头思虑起自己过去和今后的婚姻:
徐太太一定是有背景的，难不成是那范柳原的诡计?徐太太曾经说过她丈夫与范柳原在营业上有密切接触，夫妇两个大约是很热心地捧着范柳原。牺牲一个不相干的孤苦的亲戚来巴结他，也是可能的事。……流苏低下头去，微笑道:“您待我太好了。”她迅速地盘算了一下，姓姜的那件事是无望了，以后即使有人替她做媒，也不过是和那姓姜的不相上下，也许还不如他。……她决定用她的前途来下注。如果她输了，她声名扫地，没有资格做五个孩子的后母。如果赌赢了，她可以得到家人虎视眈耽的目的物范柳原，出净她胸中这一口气。
可见白流苏的几次低头，都是在时而大胆时而谨慎地盘算着自己的离婚经历、年龄、美貌等所谓的再婚资本。对比《伤逝》中的女主人公子君，只会因同居而产生的羞耻感以及同居后的温馨和幸福而低头，对信奉雪莱自由恋爱主义的涓生言听计从，缺乏对同居这一行为的自主思考，可以说白流苏与子君有着巨大差别。涓生秉持着雪莱的自由浪漫主义精神，抛弃了子君，子君除了回到父家便无路可走。与20世纪20年代中期子君相比，1941年的白流苏，可以说极大地吸取了子君这样的女性在“五四”时期理想主义失败的教训。
相对于涓生这样清贫的雪莱主义信奉者，范柳原是一个富裕且“自由自在的人”，优雅而考究的英国绅士，他曾对白流苏直言“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甚至不要子嗣继承家业，是个彻底的反家族制度主义者。此外，以财力为支撑以期征服“世界上最美”的“真正的中国女性”白流苏，让她成为自己的情人，来治愈和抚慰自己内心的创伤。为了和这样一个多金老练的花花公子结婚，也许白流苏不得不不断地低下头去思考她的策略。
白流苏与范柳原都压抑不住内心汹涌的爱意，在“十一月尾的纤月”映照下，二人结合在一起，但此时二人的关系却不是白流苏所期盼的夫妻关系，而是范柳原所想的情人关系。然而，就在他们结合的一周之后，也就是1941年12月8日早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香港战争打响。范柳原本要回英国待上一年半载，机缘巧合下二人却在战争中生死与共、在沦陷的香港共同患难度日，彼此确认了对方真诚的爱意，成了真正的夫妻。印度公主萨黑荑妮在英军投降之后拜访他们二人的新居，以下就是他们为公主送行后的场景。这位公主萨黑荑妮一直对范柳原暗送秋波，范也在新居中告知公主他已经与白流苏结婚。
流苏站在门槛上，柳原立在她身后，把手掌合在她的手掌上，笑道:“我说，我们几时结婚呢?”流苏听了，一句话也没有，只低下了头，落下泪来。柳原拉住她的手道:“来来，我们今天就到报馆里去登报启事，不过你也许愿意候些时，等我们回到上海，大张旗鼓的排场一下，请请亲戚们。”流苏道:“呸!他们也配!”说着，嗤的笑了出来，往后顺势一倒，靠在他身上。柳原伸手到前面去羞她的脸道:“又是哭，又是笑!”
曾经为了谋划这场婚姻而屡次低头的白流苏，最终迎来自己幸福的结局，流下感动的泪水。在这个时候的低头不再包含算计，而是下意识的举动。
《倾城之恋》与萧伯纳戏剧《心碎的屋》
张爱玲发表于《天地》1944年7月号的《私语》，讲述了从家道中落的名门大族中离家出走的母亲以及她也追随母亲离家的前半生的人生经历。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1896－1953)是清末大家族的独子，精通中国古典文学，爱好研读英国文学原版书籍，本是教养良好、满腹经纶之人，但是在民国时期却沉迷于狎妓、蓄妾赌博、沾染鸦片等，就这样度过他晚清遗少的荒唐人生。
爱玲的母亲，黄素琼(别名逸梵，英文名Yvonne，1896－1957)也是名门出身，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倾心于欧洲艺术。1924年她抛下张爱玲姐弟两个幼小的孩子与丈夫的妹妹张茂渊(1901－1991)共赴欧洲留学，并于1930年与丈夫离婚，1932年再次赴欧。根据张爱玲之弟张子静的回忆录，黄素琼几次出国费用以及国外生活费用，都是变卖其父亲传下来的古董筹集而来。
《私语》中讲述道，1937年夏天，张爱玲从圣玛利亚女子学校高中部毕业以后希望能够去英国留学，却因为日军侵略上海时她躲到母亲家里避难一事遭到父亲的虐打，被监禁在自己的卧室，再次逃脱出来已经是半年之后的事情了。
叙述个人经历的张爱玲，回想起在天津那个最初的家时，谈到自己涉猎萧伯纳的戏剧《心碎的屋》(1916－1917)，这一点让笔者非常感兴趣。萧伯纳(1856－1950)，英国剧作家、批评家，曾参与创建了稳健派的社会主义团体费边社，1925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代表作《卖花女》(1913)，在美国被改编成音乐剧《窈窕淑女》。萧伯纳于1933年乘船环游世界，分别于2月12日、17日到访香港和上海。关于萧伯纳，张爱玲有如下记述:
有一本萧伯纳的戏:《心碎的屋》，是我父亲当初买的。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题识。
天津，华北。
一千九百二十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
提摩太·C·张。
我向来觉得在书上郑重地留下姓氏，注明年月，地址，是近于啰唆无聊，但是新近发现这本书上的几行字，却很喜欢，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像我们在天津的家。
管见所及，笔者发现有关萧伯纳对张爱玲的影响，虽然在陈娟的《张爱玲与英国文学》之中有过详细论述，但也不知为何只简单涉及《心碎的屋》而已。因为笔者认为《心碎的屋》中所描写的婚姻问题也对张爱玲创作《倾城之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笔者下面拟以日译本《心碎的屋》的解说为基础，介绍这本书的梗概。
肖特非船长(Captain Shotover)住在伦敦郊外萨塞克斯郡，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到了这个年纪仍然建造了一个轮船模型的家，边身着船长服生活、不断尝试奇特古怪的发明，边期望着完成“最高精神集中”。
他年轻时娶了一位黑人妻子，并生育了两姐妹。分别是赫西俄涅(Hesione)和爱狄(Ariadone)，姐姐嫁给了勇敢的美男子赫克托·赫什白(Hector Hushabye)，并与船长父亲住在一起。而妹妹嫌弃自己波西米亚的出身，于二十年前嫁给了殖民地的年轻官吏海斯廷特渥得(Hasting Utterwood)，现在已经成功当上总督夫人了。赫西俄涅的朋友爱丽·邓恩(Ellie Dunn)，是一位年轻美貌的知识分子，已经与父亲事业的大投资人曼根(Mangan)有了婚约。然而，两人的年龄差距较大，再加上爱丽根本不爱曼根，得知此事的赫西俄涅邀请爱丽到家里做客并想说服她放弃与曼根的婚约。同时也邀请了爱丽的父亲马志尼·邓恩(Mazzini Dunn)以及当事人曼根，并精心策划一条计谋，企图用自己的美貌诱惑曼根，从而使他打消与爱丽结婚的念头。
爱丽应邀拜访赫西俄涅的家，刚出家门碰巧遇见了离家后初次归家的赫西俄涅的妹妹爱狄。不久之后，曼根一行也一同前来拜访，赫西俄涅按计划开始诱惑曼根。爱狄却和初次见面的姐夫赫克托之间产生了情动和爱恋。赫西俄涅不断劝说着爱丽追随内心、放弃和曼根结婚，爱丽却不小心泄露出自己对赫西俄涅的丈夫赫克托的爱意。爱丽惊慌失望，然而赫西俄涅却反而为此事大声称快。
伤心的爱丽开始重新商议和曼根结婚，然而在谈话中，曼根中了爱丽的催眠术陷入了昏睡，赫西俄涅与爱丽便趁此时狠狠嘲笑咒骂这位资本家。曼根虽然被催眠，但意识却仍然清晰，因此听到了她们的咒骂与恶语。醒来后，曼根伤心于这场双重失恋，痛哭流涕。
为爱情所困的爱丽，最终向肖特非船长询问妥善的应对之策，却在请教询问中为老人的睿智所折服，尊敬之外还产生了异样的爱情，随后突然与这位老人秘密结婚了。
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军的齐柏林飞艇突然来空袭。曼根躲进庭院里的地下室避难，却不幸被敌机炸弹命中而惨死。然而，赫西俄涅与爱丽在空袭下乱舞却毫发未伤，她们兴奋地大叫着“这真是太棒的体验啦。希望明晚也再来一次”。故事也到此落下帷幕。
《心碎的屋》中，肖特非家族以及聚集在这个家中的其他人，都在恋爱、婚姻或亲子关系上受过创伤。肖特非船长(Captain Shotover)虽然与加勒比海的黑人女性结婚并育有两个女儿，但是妻子行踪不明，肖特非也似乎对此毫不在意。他的长女赫西俄涅取名于希腊女神(Hesione)，人如其名，美貌惊人。丈夫赫克托化名与赫西俄涅的闺蜜爱丽交往，赫西俄涅得知后却大声称快;故意去引诱内心极度鄙视的资本家曼根，以期阻止他与爱丽结婚。肖特非船长的小女儿爱狄，时隔20年才与丈夫一同回娘家，然而却爱上了姐夫赫克托。资本家曼根投资发明家马志尼的事业，并要求马志尼知恩图报将女儿爱丽嫁给自己，却不顾自己的年岁已经比爱丽大了一轮、足以做她的父亲。此外，曼根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赫西俄涅的引诱。饭岛小平在译书中这样解说:“在《心碎的屋》中，萧伯纳用敏锐的洞察力揭露了大战前后英国上层阶级家庭的轻浮懒散、消遣恋爱、倦怠造作的丑恶形象，并以辛辣讽刺的笔调深刻挖掘出这些人物愚蠢荒唐的心理。而其中出现的大笑，本质上是萧伯纳不断地对英国上层阶级的强烈抨击与无情嘲笑。”
饭岛教授还指出:“在作品的年轻一代中，作者尤其对爱丽的态度比较宽容大度。爱丽憎恶造作的伤感、尊敬理性与智慧并言行合理，相较于赫什白夫人她们，更加契合作者的人生观。”爱丽想要帮助父亲的事业，自己也想过上文艺的生活，所以决心要与曼根结没有爱情的婚，但她同时又悄悄爱上了使用假名伪装成他人的赫克托，可见她是真心烦恼于爱情的。并且，赫克托的姓氏“赫什白”有哄孩童时的爱语“乖乖睡”的意思。
此外，饭田敏博在论文《萧伯纳研究:关于漂流的轮船〈心碎的屋〉》中曾谈到，萧伯纳提出了“人类必须应对的重大问题”即“曼根和海斯廷这样盲目行动的利己主义者，为了增加私有财产或是固守其阶级特权，就深切感到战争的必要性。在这种时候，真正为这个世界考虑的人们面对发动战争的人应该采取哪些行动的问题”。饭田敏博认为:“《心碎的屋》中，这个正陷入悲观主义的家如果不能回归到有创造力的生机、让船从暴风雨中解脱出来，那么这艘船迟早要触礁而毁灭。萧伯纳嬉笑怒骂的笔触下，也表现出了对船只命运的深深忧虑。因此他借肖特非船长之口说道:‘是去学航海术活下去呢?还是就放任不管随之毁灭呢?’总之，可以说《心碎的屋》就象征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好似一条向着悲剧宿命漂流的轮船，即将触礁、沉没、毁灭，它是萧伯纳将那个时代的悲剧现实剧作化的作品。”
由此可见，《心碎的屋》是一部解读幅度极为宽广的戏剧，它蕴含着从“对轻浮倦怠、消遣恋爱、无所事事的上层阶级家庭的嘲笑抨击”，到“象征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悲剧现实形象”的内在意义。
在张爱玲回忆生身之家的文章《私语》中，提及当初接触到萧伯纳的戏剧《心碎的屋》之时，她也想起了民国时期家道中落、委顿破败的家和分崩离析的家人，从家中出走留学的母亲、跟随母亲出走的自己、被抛弃在家中的弟弟以及娶了新夫人的父亲和性情凉薄的后母。她或许是拿自己与那位肖特非船长的小女儿做比较:爱狄憎恶自己波西米亚的家风，与殖民地的军官结婚并出走。
最初这本《心碎的屋》英文原版书，其实是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30岁(张爱玲3岁)那一年购得的，即1926年，正是张爱玲的母亲与姑姑共赴英国留学的第二年，也是她们即将从英国归国的两年前。在执笔写下《私语》时，翻阅《心碎的屋》的张爱玲，应该也想起或是想象到过去被妻子抛弃而“心碎”的父亲一边读书一边将故事与自己的家庭类比的场景吧。
不过，1938年孑然一身从父亲家中出走的张爱玲，为《天地》1944年7月号刊载的文章《私语》写作时是为何还持有父亲旧藏书的呢，这也是一个尚未解开的谜团。或许是张爱玲拜托和父亲住在一起的弟弟张子静偷偷将《心碎的家》带给自己的。《私语》还讲述了父亲与艺人游玩作乐、吗啡中毒、对张爱玲和张子静家庭暴力的种种，而这篇文章也很有可能被爱读书的父亲发现。在这篇文章的开头之处便提到父亲的旧藏书《心碎的屋》以及他在其中注释的英文笔记，这或许正是张爱玲在隐晦地向其父亲传达自己的心绪——“父亲，我仍然理解您的心碎。”
结语
根据陈娟的《张爱玲与英国文学》考证，张爱玲开始读萧伯纳的作品是在1933年，即萧伯纳访华的那一年，据说还可能更早。那么她到底是何时阅读了《心碎的屋》呢?可以推测张爱玲在1944年写作《私语》时还持有父亲的旧藏书，或许因为1938年离家出走前一直非常爱读《心碎的屋》，因此1942年5月从香港返沪后，通过弟弟拿到此书。
因此也可以推断张爱玲在写作《倾城之恋》这个没落上流阶级且有离婚经历的女性恋爱再婚故事的时候，极有可能参考了《心碎的屋》。正如饭岛小平所说，《心碎的屋》中“萧伯纳用敏锐的洞察力揭露和抨击大战前夕英国上层阶级家庭的轻浮懒散、消遣恋爱、倦怠造作的丑恶形象，以辛辣讽刺的笔调深刻挖掘出这些人物愚蠢荒唐的心理”。尤其是决定与年龄相差极大的资本家曼根结婚的爱丽说过“说起女人的事业，就是婚姻呀”。这样的言语应该也在张爱玲描写白流苏与范柳原的恋爱周旋时给了她很大的灵感与启发。以淑女自矜的白流苏低下头为自己的婚姻事业谋划算计，英国华侨、花花公子资本家范柳原既赞美了她“低头”这一动作的美丽，也对白流苏讽刺道“你根本就是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可以推测在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张爱玲一定从《心碎的屋》所描绘的各种各样的自由恋爱与婚姻中受到诸多启发。只是，在故事的结尾，不同于《心碎的屋》里望着德军的齐柏林飞艇而狂喜乱舞的爱丽等，《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是低头默默淌着眼泪。
此外，爱丽(Ellie)这个人物的名字听起来也很像是张爱玲的英文名(Eileen)，大抵也是因为张爱玲对这个清贫却富有文艺才华的女孩抱有亲近感吧。并且《心碎的屋》中一位女主人公，最“轻浮倦怠、消遣恋爱”的赫西俄涅(Hesione)，“因为她的名字太长了。一口气念不完”这一点，也让人不禁联想起《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情敌萨黑荑妮公主。
综上所述，张爱玲虽然从鲁迅的《伤逝》中继承了女性因自由恋爱而离家出走的这个主题，却进一步为女主人公“低下头”这个动作赋予了新的意义。从对羞耻心与幸福感的表现转换为一种冷静理性地设计与规划人生的姿态。在这种大胆的模仿与创造之中，给予她灵感与启发的正是萧伯纳的戏剧《心碎的屋》中的台词“说起女人的事业，就是婚姻呀”。这部作品以对话中巧妙诙谐的妙语警句，对具有强烈权力欲的上层阶级以及无力倦怠的中产阶级进行了无情嘲弄，在戏剧上演时大受好评，《倾城之恋》使张爱玲成了畅销书作家。
其实，鲁迅和萧伯纳之间也有不浅的缘分。正如前述，萧伯纳于1933年到了上海，那时鲁迅受日本出版社的委托负责用日语写作《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这篇文章在杂志《改造》的同年四月刊中发表。之后，鲁迅的爱人许广平将此作品翻译成中文，由鲁迅校订，于1933年5月1日在《现代》第3卷第1期中发表。萧伯纳于1933年乘船漫游世界，2月12日到达香港，17日到了上海。鲁迅受蔡元培邀请到宋庆龄府邸参加萧伯纳午餐欢迎会，收藏着当时与林语堂、哈罗德伊罗生等人的纪念照片。鲁迅这样写道:
我是喜欢萧的。这并不是因为看了他的作品或传记，佩服得喜欢起来，仅仅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一点警句，从什么人听说他往往撕掉绅士们的假面，这就喜欢了他了。还有一层，是因为中国也常有模仿西洋绅士的人物的，而他们却大抵不喜欢萧。被我自己所讨厌的人们所讨厌的人，我有时会觉得他就是好人物。
此外，鲁迅并不认为见到的萧伯纳就是世人认为的讽刺家，并在下文有这样的论述:
第二天的新闻，却比萧的话还要出色得远远。在同一的时候，同一的地方，听着同一的话，写了出来的记事，却是各不相同的。似乎英文的解释，也会由于听者的耳朵，而变换花样。例如，关于中国的政府罢，英字新闻的萧，说的是中国人应该挑选自己们所佩服的人，作为统治者;日本字新闻的萧，说的是中国政府有好几个;汉字新闻的萧，说的是凡是好政府，总不会得人民的欢心的。从这一点看起来，萧就并不是讽刺家，而是一面镜。
这个萧伯纳将上海的“文人，政客，军阀，流氓，叭儿的各式各样的相貌，都在一个平面镜里映出来了”。瞿秋白于1933年编译的《萧伯纳在上海》中收录了上海的媒体对萧伯纳在上海一事的报道与评论，鲁迅也在这本书的序中多次重复提及萧伯纳是“平面镜”的想法。这篇序和日语文章以及《谁的矛盾》《论语一年》等这些论及萧伯纳的文章一同收录于《南腔北调集》。此外，《伪自由书》也收录了《颂萧》等文章。
鲁迅与萧伯纳这两位代表东西方的大文豪于1933年在上海相遇，十年后新人作家张爱玲在沦陷的上海学习二人的作品，并写下名作《倾城之恋》。讲述了那个时代对于女性来说自由恋爱结婚成了逃脱传统封建大家庭、走向自立的一个手段，但也提及了女性需对自身、对恋爱对象以及娘家之间的实力进行充分考虑衡量，否则很难成功。作品还讲了因帝国主义战争带来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城市的覆灭，传统的家长制社会也受到致命打击产生动荡，这样的大事件很可能是女性再婚的一大助力。对于这一点，《倾城之恋》要比布置好几个空白的《伤逝》更富有故事的现实意义。此外，《心碎的屋》故事的结尾是突如其来的敌机轰炸将资本家毁灭，相较之下《倾城之恋》更加如实地描写了战时社会中的恋爱。可以说在这些方面《倾城之恋》极大地丰富与发展了鲁迅和萧伯纳这两部先行作品中的恋爱观与婚姻观。
从《伤逝》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提到的女性经济独立的重要性、笔者在拙著中提到的赎罪以及清水贤一郎与张洁宇二人指出的周氏兄弟不和等多个主题。张爱玲受到萧伯纳《心碎的屋》启发的同时，从《伤逝》的多重主题中选择了经济自立的主题，并将其扩展至通过恋爱再婚获得经济自立，从这点看，或许可以将张爱玲定位于鲁迅文学的旁系作家。但张爱玲并未言及日军侵略会威胁到白流苏和范柳原婚姻的可能性。这个问题可能需要从当时处于沦陷期的上海日军的言论管制这个视角来考察其对张爱玲文学产生的影响。
藤井省三 | 南京大学文学院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原题《女主人公的形象转换:从《伤逝》到《倾城之恋》——兼谈萧伯纳的文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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