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的强烈需求 | 布朗肖
阿尔托并不容易理解，“他在我们中间是一个陌生人。”我们或许不关心他，或者像误解尼采和凡·高那样误解阿尔托的疯癫——疯癫成就了他，同时将他与我们隔绝。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写道，当尼采最后宣称自己既是基督又是狄奥尼索斯时，“敲击的铁槌刚刚从这位哲学家手中掉落了”。至于凡·高，他不想请求"医生准许他绘画"。因为他十分清楚，他的工作和他的疯癫是互不相容的。同样的，阿尔托的作品，绝不是疯癫的自然产物。那么他的艺术是什么呢？可以读一读布朗肖的这篇《飞行的强烈需求》。
选自《无尽的谈话》
莫里斯·布朗肖 著
尉光吉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版
残酷的诗歌理性（飞行的强烈需求）
我们还不能像我们应该的那样关心安托南·阿尔托的命运。他是谁，他在写作、思想和生存的领域里遭遇了什么——这些东西，即便被我们更好地了解，也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足够清晰的符号。然而，有部分真相是我们必须暂时确立的：他拥有一种折磨他的极端清醒的天赋；他不断地用浪漫主义的方式关注诗歌和思想，而不关注他个人；他把自己暴露给了一种打乱的要求，质疑一切既有的文化，尤其是当代世界的文化。
为了接近他，我们抛弃了被闪电击中的天才的传统意象。我们没有忘记他所停留的受“难、收缩和呼喊的空间，但我们从未看见他让自己承受了一道只对准他的奉承的目光。如果他心疑地审视他所代表的谜题，那是因为，这种谜样的生存不断地让他同诗歌精神所要求的新的状况和关系做斗争，他必须留在那些新的状况和关系当中，而不依赖任何社会或宗教的传统形式。他没有屈服，他发现，他在我们中间是一个陌生人，具有一种被保留的纯粹的陌生性，具有一种不被他的语言所背叛的权威：唯有这让我们感到了惊愕，并应有助于我们在他身上察觉诗歌理性（raison poétique）的力量。
这一理性从不会困惑，但它具有一种如此锐利的必要性和一种如此严格的坚定性，以至于阿尔托不得不为它想出“残酷”（cruauté）一词。正是这残酷的诗歌理性，沿着一种特定之受难的道路，首先让他极其严厉地对待他自己的思想；接着，在随后的阶段，怂恿他在艺术和神圣者的交流中，危险地寻求一种关于艺术的新的形式和一种对神圣者的新的意识。
我们有些随意地打断了他的体验和他的生命，仿佛把它们分派给了不同的使命和时期。这样的划分无论如何都是有用的，因为即便是随意的，它也帮助我们理解阿尔托所必定致力于的批评事件的不同且复杂的意义。
第一个时期以阿尔托同雅克·里维埃（Jacques Rivière）的《通信》（Correspondance）、《灵薄狱之脐》（L'Ombilic des Limbes）、《神经称重仪》（Le Pèse-Nerfs）、《艺术与死亡》（L'Art et la Mort）以及《全集》（OEuvres complètes）第一卷所收的几乎全部文本为代表。这些文本构成了关于思想之本质的最丰富也最精妙的沉思。它们构成了对一种独一之缺失（manque）的最为生动的接近，而当这种缺失在文学创造的中心得以完成的时候，它就是思想。在这里，带着一种意象的力量和一种抽象的提纯，阿尔托，比绝大多数思想家，比绝大多数辛勤的一般创造者，更多地也更为精确地，向我们讲述了思想与诗歌的关系。二十年后，他自己对《灵薄狱之脐》和《神经称重仪》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当时，在我看来，它们似乎充满了裂缝，缺陷，陈词滥调，仿佛它们塞满了自发的流产，各种各样的抛弃和退让，总是驶向了我想要说，却说自己绝不会说的本质的和庞大的东西。但二十年过后，在我看来，它们令人目瞪口呆，它们的成功不是对我而言，而是对不可表达者而言。”
作为缺失，作为受难的诗歌思想的体验震撼人心。它让任何一个经受它的人参与了一场战斗的暴力。阿尔托，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成了这场战斗的所在：作为缺失的思想和承担这一缺失的不可能性之间的战斗，作为虚无的思想和这一思想所隐藏的喷涌的完满之间的战斗，作为分离的思想和与思想不可分离的生命之间的战斗。1946年，阿尔托再次说起了这场战斗：“……并且我写作只是为了说出，我什么也没做过，什么也做不了，并且，当我在做什么的时候，我其实一无所做。我的全部作品就基于并且只能基于这虚无，这杀戮，这熄灭之火，水晶和屠宰的混战；一个人一无所做，一无所说，但一个人受难，一个人绝望，一个人战斗，是的，我相信一个人其实战斗。——一个人会欣赏战斗，评判战斗，为战斗辩护吗？不。它会被命名吗？也不。命名战斗，或许，就是杀死虚无。但首先是停止生命……一个人绝不会停止生命。”
*
对他来说，不论是他所发现的文学艺术，哪怕是在超现实主义的赞叹中发现的文学艺术，还是他所生存的世界里自身显现的生活，哪怕是在教会的世界里自身显现的生活，似乎都无法接近这场战斗中至关重要的东西。在他更为容易地参与其时代之运动的过渡时期，他不禁探寻一种真正的艺术，一种崭新的语言，甚至更加根本地，一种复兴的文化的条件。在阿尔托那里，这些当务之急的重要性被怎样强调都不为过。他当然不是一个教授，一个美学家，或一个平静的思想者。他从未站在一个可靠的位置上。他所说的东西，不是通过他的生活本身（这会过于简单），而是通过那个把他召唤到日常生活外部的东西的震动，被说了出来。就这样被交给了一种失度的体验，他据此度量着自己，并怀有一种坚定的、执拗的、炽热的，仍在火焰当中寻求光芒的精神。
阿尔托为我们留下了一份重要的文献，那不过是一种诗歌的艺术。我承认，他在里头谈论戏剧，但他所考虑的东西乃是诗歌的要求。为了完成那个要求，他只能拒绝文类的限制并肯定一种更为原始的语言：“它的源头是从思想更深邃、更幽微处发掘出来的。”我认为，其反思的主题和发现适用于一切的创造：（1）诗歌是“空间的诗”，是“旨在掌握并使用开阔的领域，也就是空间，且在使用时，使它说话”的语言。所以，问题不只是舞台向我们呈现的真实的空间，更是一个他异的空间：它更接近符号，更具表现力，更为抽象，也更为具体；这个空间甚至先于诗歌通过掩盖它的词语来吸引、显现并释放的一切语言：“这知性空间、心理层次的表演、饱含思想的寂静都存在于写好的句子当中；而在这里［在戏剧中］，一切都是在舞台空间中勾勒，在四肢、空气以及一些叫喊、色彩和动作之间浮现。”（2）诗歌“是从话语的必要性出发，而非从已形成的话语出发的”。（3）“剧场的最高境界，就是能从哲学意义上，重新表现生成。”（4）艺术不谈论现实，而是谈论现实的影子：它是暗化和加深，通过它，某种他异之物向我们宣示了自身而不揭示自身。“剧场的问题与文化的问题一样，重点在标明、指引影子。”（5）真正的戏剧，“真正”的艺术，“促成了一种潜在的，也只有在潜伏状态才有价值的反抗”：艺术的体验是无法完成之物的完成，是那个无论如何他异于真实者（le réel）的东西的实现。
诗歌的观念：诗歌被理解为空间，不是词语的空间，而是始终先于词语并且无论如何由词语所给出的词语之关系的空间；这个空间是其运动的悬置，其消失的出现。空间的观念：这个空间是一种纯粹的生成。图像的观念和影子的观念，复象的观念和“比在场更加真实”的缺席的观念。也就是，存在的体验和艺术的体验：存在在成为对象之前是图像，而艺术被一种先于一切再现和一切认知的暴力的差异所紧紧地抓住。最后，作为反抗的艺术的观念：这一反抗是最为沉重的反抗，虽然它看起来并不真实。这些就是我们归于阿尔托的若干主题，也就是，他用一种清晰的严格，即诗歌意识的严格，发展起来的主题。
▵ 阿尔托
*
这样的严格是阿尔托所固有的。它是一种暴力，它绝不允许阿尔托毫无危险地思考。阿尔托很快就意识到，如果在艺术之实现的层面上，它意味着“一种不妥协的纯净、不计一切代价达到目的的决心”，如果在另一个层面上，它要求追逐强烈的运动，追逐一种激情的、痉挛的生命，或者，在他所谓的宇宙的或形而上学的层面上，要求追逐一种道德的严厉，追逐一种确定的、决然的意识，那么，这样的严格就以“纯粹力量的释放”为标志，也就是，既无界限也无形式的东西的震动，那个在保持不可告人和安全的同时，从不让我们毫发无损的东西的“原始之恶”：这种分割的暴力从敞开的深处打造了一个既封闭又开裂的卑贱之躯，并从片段中，用碎裂、撕扯，有机的和无机的爆炸，形成了一种绝对的分割。这是书写的激烈（acharnement）——尸堆（charnier）——所释放的先行瓦解或分解。由此就有这个没有道德的句子：“一切写作都是猪粪。”
在他写下这些注定要在《剧场及其复象》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文本的大约同一时期，阿尔托也写了《埃拉加巴卢斯》（Héliogabale）：在那里，他至死不断地维持的探究开始得以表达。如此的探究是对“神圣精神”的探究。神圣者：不是与大地分离的天空，而是一种不把力量和神灵分开的暴力的交流，它不“把天空钉入天空，把大地钉入大地”，它同全体，同事物的“压碎的多样性”，同它们的破碎的矛盾，同它们的“熊熊燃烧的混乱的方面”，同它们的统一，保持接触。在后来的所有文本，以及这些文本的所有步伐中，我们认出了相同的企图，相同的运动：他决心从非基督教文明中收回神圣者的本质形式；神圣者通过“在大气的四个鸣响的角落，在天空的四个磁化的纽结中，游戏着”的“大地的联络之神”而来临：存在的“痉挛式”显现。
不只是通过他的渎神，他的谩骂，对神圣者的这一理解，对全体的这一暴风雨般的认同，标志了他同基督教，同基督教唯心主义的不可化约的矛盾。我想我们必须记住这个特点，如果我们希望弄清他在1937年的皈依为何是最富有戏剧性的异化。他是一个基督徒——如果这是皈依的意义的话，但他无法用基督教的方式来思考；他身上的言语和诗歌不断地肯定了那使他的信仰显得荒谬，使他的生活显得不可能的东西。在此提及尼采并不能完全地澄清问题。然而，我们看到，当尼采崩溃的时候，狄奥尼索斯，神性的异教启示，就在他身上与被钉上十字架者的肯定发生了碰撞。同样，荷尔德林也说：独一无二者是基督教的神，而神圣者就是吞没了独一无二者的那种震动。这三个命运之间有太多的差异。但即便我们不该迷恋他们的共同尺度，我们也在击中他们的事件里瞥见了神圣者两种不可调和的形式的强烈碰撞——这是其本质的矛盾——以及轮回之神和没落的上帝之间不可能的区分。对一个历史地归属于一神论文明的生存而言，这样一种对诸神的召唤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没有什么能和共同的历史之逗留相一致。为什么是诸神？为什么它们是诸神？荷尔德林或许暗示了回答：诸神之为诸神，不只是为了独一无二，更是为了在它们的复多当中显得唯一。
▵ 《第七封印》剧照
*
我们还没有准备真正地揭示阿尔托生命的最后十年。令人震惊的是，阿尔托被交给了作为火焰的精神，从没有脱离他对作为精神的光明的忠诚。他也没有为一者而背叛另一者。或许，自伯麦（Böhme）以来（在这里，再一次，通过，甚至超越对荷尔德林、兰波、赫拉克利特的谜样的回想），他无论如何是火焰之精神的最亲密的见证人：
当他谈论生命的时候，他谈论的是火；当他命名虚空的时候，他命名的是虚空的燃烧，光地的灼热，荒漠的白炽。恶就是熊熊燃烧、施加强力、制造擦伤的东西。如果在其思想的切心和其言语的暴力中，他总感到了某种邪物的攻击，那么，他在如此的恶当中认出的不是罪，而是残酷，以及“受难诗人的真正心脏”注定要庇护的精神之本质。诚然，阿尔托的受难属于精神并由精神所引发。的确，他的思想是痛苦，而他的痛苦是思想的无限。但他用一种奇怪的无辜的刑苦来忍受的这一暴力，正如他的言语所肯定的反抗，远远没有代表一种特定的和个人的运动，而是指明了来自存在之深处的叛乱：仿佛存在不只是存在，而是已在其深处成为不断席卷安托南·阿尔托之生命和诗歌的“存在的痉挛”和“飞行的强烈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