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记独家丨“新闻顽主”杨浪： 新闻成就在后天，钻研要做到极致

导  读

杨浪是新闻界的传奇人物，他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荣立三等功；他在上世纪80年代编辑的中国青年报“三色报道”进入教材成为经典，特写《奉献》被收入80年代全国初中语文教学辅导教材，《秋天我们发起进攻》被评为新华社好稿一等奖。他是最早一批媒体市场化的倡导者、探索者和推动者，参与了不少知名报刊的创办，如《三联生活周刊》《财经》《战略与管理》。他自称老北京人眼中的“顽主”，把玩儿当成正经事，玩出花儿、玩到极致，他爱好地图收藏、摄影、音乐，在许多领域受到专业人士的尊重。

作为诸多经典报道的大编辑、财经名刊的参与创办者，杨浪怎么看待新闻业的当年和当下？那一代人是怎么做新闻的？大编辑是怎么“炼”成的？如何看待学新闻和做新闻？笔者与杨浪进行了深聊。

  “我玩的跟新闻都有关系，

有所玩有所不玩”

问：在资深媒体人和财经媒体高管之外，您身上有很多让人感觉“不务媒体正业”的标签，您最喜欢哪个身份？“非职业兴趣”如此广泛，对新闻职业会有什么影响？

杨浪：最喜欢哪个身份？这很难确认，要看处于何种语境下吧。尽管我离开部队几十年了，但是部队的朋友始终把我当一个老军人。当然，到北大去上课，我就喜欢老报人、新闻前辈的身份。现在退休了，我更多的是北京人所说的“顽主”，在不同环境下扮演不同的角色，争取把每一个角色都扮演好。当然扮演好不是被动的，我真好（hào）这个。也就是我说的“不干就不干，干的话，就把它玩到最高境界”。

收藏界都知道，地图是很少有人玩的，地图收藏的圈子很小，所以我在收藏地图上浪得一些名声。你说玩地图的人图什么？也就有“驴友”收藏点旅游交通图吧？这些地图很难有实际功能。后来我收藏老笔记本、老歌片，都是没人收的。但是我认为，要玩就玩到“尖儿”上去。

我做收藏的背后逻辑是这样的：我们做新闻的，面对的是新近发生的事情，但是历史就是那些曾经的“新近发生事情”的积累，而我收藏的所有东西，一个向心的方向都是读史。

问：就是跟新闻职业都是有联系的？

杨浪：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我到收藏圈给他们讲收藏的事情，有几次讲到，比如地图，天下没有人说做一张地图是为了骗人的，地图精确与否只受那个时代测绘科技水准的限制，包括古地图，每一个地图的测制者都有自己的目的，于是我们从地图中读的就是地图制作和使用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是历史。我那两本小书，其实都是从地图中去拆解历史，还原历史，读真实的历史信息。我讲地图时会问，你知道林彪指挥平型关战役，但你知道平型关战役用什么军用地图吗？你知道那版地图是谁出的吗？你知道林彪应该用哪一版军用地图吗？那版地图我有。我说你知道上甘岭吗？你知道上甘岭有几号阵地吗？黄继光是哪月哪日牺牲在哪号阵地？为什么他牺牲的那个位置特别重要？这就是从地图中读历史。历史要到细节中去理解。

我出了本有关音乐史的书《老歌的发现》，我认为歌唱是人类情绪到最激昂时本能的情绪反应。人为什么要歌唱？音乐家为什么要写音乐？音乐是要把人类最亢奋、最极端的那种情绪表达出来，所以音乐中蕴藏着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和面对不同的情况时最真实的情感。音乐是历史的声音。

把这种历时性的地图和音乐故事转换成当时的时态，就是当年“新近发生的事情”，不过是被我从地图和歌声里推出来的。

问：是啊，这就是兴趣的勾连点，音乐、地图其实都跟新闻相关。地图中有一个时代的信息，音乐是真实情感的体现，历史是新闻的底稿，它们都跟真实联系在一起。这也就回答了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即“非职业兴趣”如此广泛，对新闻职业会有什么影响。

杨浪：这些对于我来说是玩儿。前一段时间我碰到董秀玉（三联书店前总经理）先生，我们还聊起来。当年三联出的《金庸全集》送了我一套，我现在连塑料薄膜都没撕开。我说我不能看武侠，以我的性格，我要看武侠，就得写一个韦小宝传。游戏我也坚决不玩，就是有所不为，精力集中去玩自己喜欢的。

问：抵制这种消耗性的兴趣，锚定那些能够滋养自己的，有所玩有所不玩。

杨浪：是，你到每一个领域，你就看这行当谁是最厉害的，你就去读这个领域最厉害的人写的书。比如，历史地理方面，自然就是读谭其骧、侯仁之的书。你知道谁是最棒的，读他的东西，找方法论，找那个方向学术上达到的高度。

回到开始那个问题：最喜欢哪个身份？要看所处的地方。在地图领域，我在《中国测绘》上开专栏两年了，以前在《地图》杂志开了5年，每个月1篇，这是测绘和地理学界的学术期刊。这种文章你们看不到，但是我乐此不疲。我到国际测绘科学年会，作为嘉宾发言，台下坐着地理和测绘学院的院士，他们都肯定我观察地图的一些方法论。我不是这个圈子的，我从圈外对地图功能的理解和对地图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

回到新闻行业，新闻是我热爱的职业。做新闻需要对历史有感知和了解，这种了解是通过我自己的方式来进行的，有对鲜活历史的了解，熟悉和掌握那种观察方式，能够在历史皱褶中把最真实的东西翻开来，或者把历史的碎片拼缀成一个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

问：您那些多元的兴趣和经历跟新闻是能够互相成就的。拿您的军人经历来说，在大型报道中，能有开阔的视野和战略思路、战略判断，这样在组织选题时能很好地为记者提供思路，并组织好版面。

杨浪：是。所以你要注意到的是：我的新闻写作中是充满了数据的。我一定努力把5W和在历史中的对应关系，新闻的好、新闻的深，在纵向历史发展的轴、横向社会变化的轴上给予它地位，这是好的新闻。而这个靠编辑的提示、靠记者的即兴发挥是得不到的，要依靠你阅读的积累。

问：也就是时代和事实的方位感，您的多元兴趣赋予了自己面对新闻时清晰的方位感，别人看到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您能看到这个事实的方位。

杨浪：是，小事实在大事实中的方位感。这是个人阅读积累的、鲜活生动的、别人没有的材料。这是基础的阅读的目的性和方法论。我并不认为我是专家，专不够，面挺宽。

“三色报道”生产过程和

今天的反思

问：您1987年主持编辑的有关大兴安岭火灾的“三色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获当年全国好新闻评比特等奖，能否讲讲当时的生产过程？作为了解这场火灾并编辑了“三色报道”的编辑，您怎么看待2020年初那篇刷屏并引起巨大争议的《没有澳洲这场大火，我都不知道中国33年前这么厉害!》？

杨浪：1987年6月24日是刻骨铭心的日子，第一篇《红色的警告》是在这一天刊发的。着火是5月初，我们派出记者时已经晚了。当时那个氛围非常重要，1987年是中国改革的第一轮高潮。我们当时组织记者讨论报道思路，认为这毕竟是一场悲剧，我们绝不为这样一个灾难性事件唱凯歌，而要通过这个事件研究灾害中的自然、社会、人的相互关系。这个思路是在记者出发之前就很明确的了。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我们派记者太晚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已经天天在播新闻，我们的记者还没派出去，做短平快已经跟不上了。

当时5月初我们正好在开上半年的记者片会。一开始看到新闻，很着急，因为记者在开会，派不出记者。一直看了三天，当时我上蹿下跳地找人，说不行了，不能等了，必须得派记者。当时分管的陈小川说马上从唐山调记者来。后来就定了调黑龙江记者站的雷收麦。再有一个就是叶研，叶研是条汉子，李伟中是条汉子，这是我在国内部最喜欢用的两个人。然后当时就定了三位记者。我说得有一个跑具体事的，正好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系的贾永在这里实习，当时对贾永没有判断，就是感觉得有一个军人。跟贾永聊了几句，我说那行了，打过仗的，上！四个人就去了。

当时的判断非常清醒，放弃及时性报道，因为我们比不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而且，我们的记者当时没有即时通信条件，所以我说：“哥儿几个，你们都憋着，憋回来我们搞几篇大稿。”那时候中青报已经有做大稿的传统了。

记者去了以后，联系都没有了，只是断断续续知道谁大概在哪。我天天紧张、着急，只要逮着记者就问：干什么呢？里面什么情况？但是我知道他们的采访很深入，而且知道贾永管用。因为当时火场巨大，他们分着跑了，一直到火灭了。在中央电视台天天看得到，火灭了又着起来了。那一段时间我们的报纸基本没有动态报道，就在憋大稿。

四个人先后两天回来的，然后我们就开始弄稿子。在我办公室碰情况，定了做三篇，一篇做火灾反映的制度问题、人的问题和腐败问题；一篇谈人性，就是巨大灾难面前人的情感；一篇谈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后来的《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

这三篇东西，第一篇，最费劲的是初稿，这个初稿差不多是打碎了重新写一遍。那是最热的时候，我穿着一条裤衩，光着膀子在办公室里挥汗如雨地编稿子。一开始那段“编者按”，是我临时在值夜班时写的。后来写完以后大家都说好，又成为一种文体了。

问：那个“编者按”让人印象深刻，记得是这样写的：“在对自然、社会、人相互关系的深入探究中，人们自会得出超乎大兴安岭之外的种种结论，而这些结论最终将会使我们更加理解我们的国家，理解我们的改革。我们希望尽可能如实地记录这场灾难的史实，献给关心着这场灾难的人们，献给在改革中前进的祖国。”

杨浪：第一篇打响，上海文汇报等几家报纸都全文转载。后面《黑色的咏叹》是雷收麦执笔，《绿色的悲哀》还是李伟中执笔。后面两篇稿子编得比较顺，第一篇稿子把大的结构和语体定了。当时我记得四位记者回来谈情况的时候，谈的最动情的就是火势飞一样快，母亲把孩子一把推到坑里，母亲在上面堵着、捂着孩子，最后那个母亲被烧焦，孩子活下来了。还有关于漠河县看守所的，转移犯人，犯人们跳脚看着火，都说：“我要去救火，我要去救火。”诸如此类，就是那些人性的光芒。

那年我去北戴河度假，在火车上看到有人拿着这三张报纸的那一摞，就像看流行小说一样。我就过去问：“看这个呢？从哪弄的？”他说：“我的朋友给我的，特别好。”我问：“有什么感想？”他说：“真特别好！”这表明新闻已经得到了流行通俗文学般的认可。

问：现在来看，有没有什么遗憾？

杨浪：今天再冷静地看这件事，我们当时可能有些过犹不及。从几十年后的材料看，那个林场的场长可能有些地方是被冤枉的，他后来到处上诉，因为当时的舆论把他钉到了耻辱柱上。在当时那种大的社会氛围之下，大家对火灾反映出的体制和干部作风之类问题的判断，到今天也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但是具体到个人，林场场长，包括那个女县长，今天回过头去看文字，可能有些表达还可以更周全。当时这么大的一个事情，得有人承担责任。有好多东西要历史地看，尽管这组报道成为新闻史上的经典，今天回过头去看，从做新闻来讲应该更平衡一些。如果像今天我们更成熟一些了，怎么也会使它平衡一些，避免最后个人承担了一些不该承担的历史的重击。

问：是不是有时候涉及新闻本身的局限性，因为它当时在那个场景之中无法跳脱，无法有上帝视角，只能事后反思才能产生这种职业自觉？

杨浪：我同意。

问：新闻是追求真相的，但真相总是在情境中的真相，它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就是真的。时过境迁，真相的语境发生变化，我们的视角和态度才会因应变化。

杨浪：现在回过头来看，“黑色”和“绿色”没有问题，因为当时我们就讨论，第一把火是谁点起来的？点火的是一个无地、无职业的农民，他到东北去，到林场去做小工，所以他对环保没这个意识。这还是个生态问题。

这些报道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从这些大的思路来拆解灾害形成的原因，是对的。但是像“红色”里面的切入，都是非常具体的问题，我们当时的职业兴奋在于，通过这个事情来推动改革，来发现我们整个国家治理和行政管理中的一些问题。当时我们确实感觉和发现到了。但是最后落到了具体人身上，那时候年轻，今天再说起“三色报道”，应该有些跟当时不一样的判断。

“三色报道”的意义，就是在这样重大的巨灾面前，媒体怎么表达它，而且是有史感的。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把这样的事件放在一个历史的氛围里。就是我说到的，将一个新闻事件置于纵向的历史发展和横向的社会演变中，它是否说明和证明了一些问题。这个思路应该说对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一批调查性报道、全景式报道起到了开创性作用。

市场化媒体创刊潮与

商业媒体的专业精神

问：您是最早一批媒体市场化的倡导者、探索者和推动者，参与了不少报刊的创办，比如《三联生活周刊》《证券时报》《财经时报》《战略与管理》，并在创刊过程中担任高管。您觉得那个探索过程有哪些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值得与今天的媒体人分享？经历了那个创刊潮，参与了很多媒体的创刊，怎么看待当下一些纸媒的停刊潮？

杨浪：如果仅就传统媒体而言，这个纸媒的冬天可能很多年前就开始了。

我在1998年开始进入财讯传媒和《财经》，为什么进入“财讯”？那时候就比较看好做市场媒体。《财经》杂志是1998年4月12日出的第一期，1998年2月14日情人节那天，戴小京、胡舒立、我，还有方泉、刘霄、颜晓群、高海燕，七个人在香山饭店开了一个会，定下了做《财经》杂志。当时的判断就是，这种专业类媒体有自己的空间。一批专业类媒体，包括《国家地理》《三联生活周刊》，都是2000年前后出的。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只有167家报纸，到1987年，就有两千多家报纸。靠传统的热排技术，不可能在生产能力上满足媒体的发展，再加上改革时代社会的开放，所以媒体有广泛的发展。互联网这种新的媒体形式，因为具有更快的效率、更好的沟通方式，一键抵达是毫无疑问的。“怎么看当下？”我的判断就是，寄希望于互联网，寄希望于我们在新形势下更开放。

问：您是名编更是名记，有很多经典作品。您觉得这些作品如果放在今天的新媒体平台，会有多少流量、能不能出圈、会不会成为代表作？

杨浪：我觉得不能简单地比，受众是分层的。如果接续到你说的我们那个时代，为什么出现中青报的四个导刊，出现了很多功能性的期刊，包括《财经》《国家地理》《三联生活周刊》，甚至《读者》在中国市场中异军突起？从市场来说呈现的是市场发育以后读者圈层的分野。

互联网因为传播方式的高度效率化，把读者的分层几乎做到了极致。B站的东西我几乎看不到，我想碰都碰不上。我曾经的秘书，智商很高，英文很好，到香港大学读中西方比较文学。我问他到底喜欢什么，他说游戏，我说游戏是什么东西。他就给我看了他关于游戏的一些文字，他是游戏界大咖级的人物。后来他跟“老六”（出版人张立宪）去做出版了，做关于高端游戏的专门出版物，销路非常好。这个我真的不懂，厚厚的一本，卖几百块钱，卖得还很好。

这类东西在我们“前媒体”时代没有人出版，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一类需求，而且有千万元级的市场存量，对吧？所以，我说这就是市场需求的充分发育和充分的层级化。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当年遵从的那种出版价值观，会越来越变成一种特别的消费观和价值观。其实你想想，从马克思到我们所追求的不就是一种更自由、更被尊重和呈现个人价值的理想社会吗？在这个意义上，自己的作品有更多人看当然是好事，但是你拥有特定的一些读者，他们的阅读忠诚度往往比流量读者更有意义。

问：您的身份常与经济报道和财经媒体联系在一起，一路走过不少财经媒体。财经与资本靠得很近，如今一些财经跑口记者被学界批评：跟“被采访对象”靠得太近，习惯被通稿“喂养”，被利益俘虏，失去“新闻捕猎”和“舆论监督”的本能。您怎么看待这种“喂养”与“捕猎”？当年那些经济记者是怎么跑口的？跟所跑的“口”是怎样一种关系？

杨浪：这些问题当年也有。在当初一个没有商业利益驱动的社会里，我们只是想新闻媒体要在改革中冲在前面，对于干扰新闻真实性的东西有本能的警惕，比如王安1998年在中青报发的《公开的新闻内幕》。

媒体的市场化、专业化推动了新闻专业精神的普及，其中《财经》作为最初的有广泛影响的专业媒体起了作用。为什么需要新闻专业规范和专业精神？作为财经媒体人，浸淫其中，有太多利益的影响，更要有专业规范的自觉。所以在创办《财经》的时候，关于建立“防火墙”，记者们去参加那些（商业性质）会，我们不能拒绝记者去，但是我们不鼓励记者私下拿红包。胡舒立在1987年出版的《美国报海见闻录》，使我们细致地看到国外新闻媒体具体的业务操作流程，包括一些管理规范，这应该是中国新闻界第一次非常细致地讲西方纸媒操作的。

在那之后，就是在1991年开始筹备《三联生活周刊》的时候，非常具体地了解了国外商业化媒体编辑部跟经营的关系。《三联生活周刊》是国内市场化媒体的一个旗帜，培养了一批人。当时筹备时组织仔细研究，编辑部跟市场经营部门的发行、广告是一个什么机制，“防火墙”怎么建立。那个时候已经非常清醒了，我们想办一本纯粹的、能跟世界对话的国际化媒体。

那个时候这个意识开始建立，然后体现到《财经》的基本管理形态和方式，王波明（《财经》出版人、总编辑）就说，我绝对不用商业利益来干预和影响你们，稿子都是你说了算，我不干预你，你需要多少钱告诉我，我给你保证这个钱。所以，那个时候《财经》建立了一套“防火墙”，资方保证对编辑部的资金供应，经营部门对出版人以及发行和广告负责。这是制度设计问题，不是人员素质问题。不被商业利益干预和影响，这一点上，我觉得《财经》的实践是成功的，这使《财经》一出生就成了中国最优秀的市场化媒体。不但是建一套管理机制，而且努力扩大这种观念的影响。《财经》从第二年就开始办《财经》奖学金班，我到现在还是奖学金班的评委。

媒体人究竟应该怎样进行角色定位？许多媒体开始是因为市场的诱惑太大了，想去争取自己最大化的利益，但是在制度安排的高层位置，你能不能分清楚？如果一开始是制度性的没抵制住诱惑，那就没有后来的《财经》了。很多媒体特别是都市类媒体都面临过这个问题，如果没有特别强烈的专业规范意识的话，就很容易搞乱了。

  学新闻与做新闻：

锚住一个方向打深井

问：您常被后辈提起的一点是“没有正规（新闻）教育背景”，您觉得这一点对您从业新闻有什么影响？不少知名媒体人都没学过新闻。如果成为一个像您这样优秀的新闻人无需新闻教育背景，那新闻学院专业教育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杨浪：这是个问题。小川（陈小川）说自己是“挖煤的”，贺延光曾是一个电子厂的车间支部书记，米博华也不是科班出身。拿那时的中青报说，我觉得最后干得出名的，李伟中是学中文的，叶研是知青，后来在电台当播音员，以后学中文。几十年的实践回过头去看，新闻专业教育本身有用还是没用，显然不能一概而论，张建伟就是人大学新闻的，是中青报最好的记者之一。

很多在新闻界有成就的，不一定非得是学新闻的。我挑人的时候直觉就不在意学不学新闻，在中青报我过手的人，李方是学中文的，陈彤是北师大心理系的。刘洲伟来实习，我跟他聊天，他说我是双学士，还有个气象学理工学位。我说太好了，我就要你。

我觉得新闻的成就与新闻专业教育没有必然关系，从事新闻或者有志于做新闻的人要意识到，在初高中语文文通字顺的基础上就可以胜任初级文字工作，董秀玉和沈昌文（三联书店前总编辑）还都是高中学历呢！成功取决于大量的东西，是你进入职业以后的学习和积累，因为你读的是社会，要看你在多大程度上能把你人生的积累和对社会的判断应用于新闻业务。

在这个意义上，第一，我觉得新闻的成就是后天的，就是职业给你提供了一个直接面对社会、面对人生的最便利的条件，成功与否要看你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地走到社会中去感受人生。这是一个不二法门。第二就是对专业、专门领域的钻研。中青报的评论有非常好的传承，比如米博华，在评论上是大师级的。1990年亚运会时，我具体组织报道，米博华写社论，陈小川签版。下了夜班，那时候还没有簋街那一条街，我们到附近小馆吃夜宵，聊天。那时候小川是异军突起的杂文家翘楚。我们聊喜欢什么。我说我喜欢地图，我可以讲半天地图的故事。然后问“阿米”喜欢什么。米博华说：“我好社论。”小川说：“你怎么证明你好社论。”米博华说：“我给你们背1967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我当时就惊住了。米博华坐那儿，“1967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当当当背下来了！中青报就是有这么一类人，都有自己的专业所长。

问：就是专业的钻研，锚住一个方向钻研得很深。

杨浪：就是把这一点做到极致。就是我后来讲的打井理论，打潮湿了，又往下打，打出水来，打深井365天不断水，还往下，打出石油，最后打出岩浆，谁都受不了这么干。

问：其实有时候不在乎你一开始读的什么专业。

杨浪：当然。我觉得我不比别人傻，但是一到中青报，马上就发现周围全是青年才俊，各路人都很厉害。然后我给自己定位，当一个绝顶的好编辑，我的写作也是为了我当编辑的主动权。我跟记者们谈，我告诉你的是我对新闻定位的判断，你要读哪些东西。在新闻写作上，我研究郭梅尼；在大部头上，我专注于《史记》。这些都是为了获得一个“大编辑”的主动权，包括后面的摄影，因为贺延光我串到摄影圈里，也是为了在组织报道的时候有对新闻摄影的理解和驾驭。

问：对，“大编辑”不仅是在编稿子，还得在内容上驾驭记者。假如你不比他了解得更多，他怎么信你？你怎么有权威？

杨浪：“大编”是从“小编”开始的，我们是老一辈的精神传承。你肯定熟悉徐铸成的《报海见闻》，我读过两遍。包括最近刚去世的沈公沈昌文。我做《三联生活周刊》的时候，跟老沈、董秀玉这些人共过事，不光是跟他们接触，更观察他们的做人做事，还有阅读的积累和感兴趣的领域。这几年每年去看钟沛璋老先生，某种意义上，他是那一代我们的精神导师。还有唐非，《星期刊》上夜班时等着签版，他跟我聊他在干校的时候读《史记》，跟我讲《屈贾列传》，跟我讲《始皇本纪》他怎么读。以前虽然读过，但是有人指点以后，再带上人生经历，你再去读，会发现真的有用。1991年前我发过论文谈“作为记者的司马迁”，是那个时候的阅读体会。这是入行初期学到的基本的思路、史感、文化准备和阅读准备。

问：就是你这个支点打开了，能撑起任何东西，因为新闻就是社会每天在变动的一些热点的东西，但你要有知识的金字塔基，才能用支点把观察撑起来。这一点，我觉得对缺乏核心知识的新闻学子尤其重要。

杨浪：还有就是研究记者。回想那个时候，我对中青报那些非常优秀的记者，是认真读他们的东西的。

比如说张建伟，他一出来就非常优秀，但是张建伟提出的关于“新闻组合论”，在记者部内部引起非常大的争议。建伟的东西是大开大合的，但是建伟的一线实地采访是有缺陷的。对建伟的“新闻组合论”的质疑，首先是说他的一线功夫少，但是建伟绝对能驾驭大题材。

麦天枢曾跟我讲过他小时候当农民放羊。我们开记者会一块走，我是当过兵的，练过投手榴弹，所以隔三五十米拿个石子打电线杆子。麦天枢举手啪就打中，他说我从小放羊，我就是要打那个头羊，不让头羊往前走。这一瞬间就看出麦天枢对中国农民的理解。你再看麦天枢在中青报写的东西，对中国农民、农村问题的理解，他是带着血缘里的东西写出来的。

叶研绝对是条汉子，好几件大事都是叶研去采写的。他跟我讲过他的知青经历，讲在云南的经历，他家里的教育经历。他写《海狼不是天生的》，海军大连舰院的士官生划着舢板从大连划到烟台，纯靠肌肉，没有任何动力。我编一整版《海狼不是天生的》几乎没动。叶研是正经跳过伞的！只训练了几天就从上面跳下来，那个报道里面就有跳伞的过程，出机舱的过程，在空中飘荡的过程，第一个看到记者的漂亮稿子是编辑的荣幸！ 

那时在中青报的幸福就是和一帮青年才俊为伍，老钟开会跟我们说：不要专注于自己出书，要出青年报这本“大书”。大家就是要干事，而且不是为了自己的个人成就。那真的是想推动国家、社会向前进。大家互相砥砺互相支撑，再加上一种理想主义的执着。

（曹林为知名媒体人；汪惠怡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1年3月上；原标题为：新闻成就在后天，钻研要做到极致——访“新闻顽主”杨浪】
编辑：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