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记独家丨“牛弹琴”创始人刘洪：新媒体喜欢有个性有趣味的灵魂

导  读

刘洪，著名公号“牛弹琴”创始人，以专业、灵动、幽默的文风和不断创新的形态，打造出众多10万＋爆款。他是新华社高级记者，拥有多年驻外经历，曾穿行在炮火硝烟中。在媒体转型实践中，他曾负责的新华社微信公号创造了“刚刚体”，他现在牵头的新华网微博、微信也有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意。作为有着传统媒体基因的新媒体人，刘洪对当下传统媒体如何转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如何生产和看待爆款的独到见解，或许能为焦虑转型中的媒体人提供一些破局思路。

10万+是一个坎，

但光有10万+是肤浅的

    问：

您既负责单位的公号，也做个人的公号，都是顶流大号，10万+对您是轻而易举的事。这种情况下，您还有流量焦虑吗？您刚开始做公号的时候，会被流量困扰吗？怎么看待当下传统媒体人在转型中普遍的流量焦虑？

  刘洪：

绝对不敢说自己是“顶流”，一定要有自知之明，总是天外有天，山外有山。

10万+，是新媒体人的一个硬杠杠。但看一篇文章如果总纠结于10万+，就太缺乏长远眼光。评判一个传播度广的微信文章，至少有三个维度。一是阅读量，即10万+，这是一个坎；二是文章后面的点赞量、在看量，这是读者的认可度；三是朋友圈里的点赞量，这是身边的美誉度。还有很多其他标准，我不一一说了。光有10万+，显然是肤浅的，我有时更看重后两个。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新媒体有让人感慨甚至无奈的一面，那就是言论越过激，粗话丑话越多，有时点击量越高。但这好吗？所以，一篇新媒体文章，真的是得失寸心知。有时，我也很清楚，写出来的文章可能没多大点击量，因为不是最热的话题，但自己关注，自己在意，就写出来了，一些朋友有共鸣，这就行了。坦率地说，刚开始做的时候确实有流量焦虑。一个也算资深（主要是年纪不小了）的媒体人，写出来的文章如果就几百几千的阅读量，难免会有疑惑：我适应新媒体吗？我是否被读者抛弃了？

但现在，应该没有这种焦虑了，哪有什么传统媒体人和新媒体人的区分，我们都是新媒体人。以前的媒体时代，你还回得去吗？如果认真思考，焦虑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所谓的焦虑，往往不是正从事新媒体的媒体人的焦虑，更多的是还在岸上看的传统媒体人的焦虑。其实，媒体人有媒体人的优势，只要沉下心去做，10万+不是难事。自己老不去做，老是观望，老以为这个不行那个不当，就真会产生焦虑。

    问：

您的工作状态让人觉得很“虐”，每天更新公号，有职务工作，还有自选动作，一些文章常在高铁上、飞机上、待机间隙完成。这种情况下，您是怎么保持毅力，在碎片时间中保持思维和写作完整的？

  刘洪：

很多朋友问我，每天有本职工作一堆，还要早上写自己的文章，苦不苦？说实话，码字确实有点苦，但这不是我最苦的时候。最苦最累的时候，是我驻外的时候，尤其是在驻耶路撒冷和华盛顿的时候。每天有各种各样忙不完的工作。我在耶路撒冷工作的时候，正是巴以冲突最激烈的时候，三天两头地爆炸，有时候在屋里听到“哐当”一声，知道肯定又发生自杀式爆炸了，走出去就会看到血肉模糊的场景。刚开始还有恶心、不适应的感觉，后来有点麻木了，有一次正在理发，理到一半，听到外面爆炸了，赶紧飞奔出去采访报道……2006年到了美国后以为会好一点，哪知道2008年出现国际金融危机，三天两头发生各种崩盘，美国推出各种紧急救市措施，做报道忙得不可开交。而且，驻外记者要写中英文报道，中文报道要写快讯、简讯、详讯、综述、新闻分析、评论、特写，英文报道还有更多的滚动新闻，往往写到你看着电脑就像看着前世的冤家。 

有点扯远了，我想说的是，所有记者中，新华社记者的辛苦极有“新华特色”。我们特别羡慕报纸记者，报纸有版面限制，写太多也没那么多版面，过了截稿时间就不用那么忙了。哪像新华社，没有版面的限制，没有发稿时间的限制，记者就像一个发稿“机器”。这意味着什么？记者经历了最严格的传统媒体的淬炼，从事着最接地气的一线工作。所以，新华社是最有新媒体基因的，独家的东西是最多的。我相信，新华社会办好新媒体，是不用有任何怀疑的。

    问：

“牛弹琴”的专业口碑是一步步积累出来的。您觉得在积累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选题嗅觉，独到的观点角度，还是对舆论“水温”的把握？您肯定也经历了一个试错、试探、试水然后慢慢找到方法的过程。

   刘洪：

谈不上专业口碑，只是一个普通媒体人的“苦命”吧。坦率地说，刚开始还是有很大落差的。以前给单位写稿子，往往写出来后很多媒体会转载引用，心里多少有一点成就感。但写“牛弹琴”，一开始读者不知道你是哪根葱，我也从来不亮明自己的单位身份，点击量是相当有限的。 

但越是这样，越不服气。难道传统媒体的一个老编辑出来做新媒体，做出10万+这么难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不断摸索。比如研究标题的变化，什么样的标题更好？怎样写才能更灵动？怎样更有深度和内涵？怎样写别人才会转？这些看似很简单，但都是学问，然后慢慢就有了变化。比如，文风有所变化，至少更灵动、轻松、活泼一些，当然，能幽默就更好了。生活已经够沉重了，谁不希望看点轻松愉快的。其实，大千世界，还是很精彩的。换一个角度看，我们生活在最幸福的时代，有什么理由不以更开放、更轻松、更自信的态度去看待这个世界？ 

同时，新媒体本身是一种“轻”传播，幽默的表达更适合这个气场。拿“刚刚，沙特王储被废了”作例子，如果我们一本正经地回复，而不是很轻松、很接地气地和读者打成一片，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现象级的传播。所以，心态要转变。别以为你多了不起，最了不起的是受众。如果我们高高在上，表达不接地气，就肯定得不到受众的认同。归根到底，人们还是喜欢有个性有见地的作品、有趣味有品位的灵魂。长此以往，就会形成一种很好的人设，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肯定也就有了。

当然，这是一个摸索的过程，突然有一天，一篇文章就10万+了。然后，不断总结规律，现在10万+很多，表面上看确实有点容易，但实际上也是甘苦自知。

现在，我用两种方式发稿，如果写专栏，写报道，还是用比较正规严谨的文字，讲究起承转合和逻辑性；发微信，则天马行空一点，我自嘲是口水文章、意识流。有人说我现在是左右互搏，我认为自己没这个本事，就跟以前的人写文言文和白话文一样，不过是采用了两种写法而已。这也从一个侧面提醒为什么很多传统媒体机构的新媒体做得不行，把报刊上的文章直接搬到微信上，不做一些调整，怎么能行？但这样的情况，在微信上还比比皆是。

反对“标题党”，

但也要对创新给予宽容

   问：

“牛弹琴”，还有您掌舵过的新华社公号、新华网公号，也会有“标题党”现象，比如“刚刚体”“一字题”，赢得读者喜欢的同时，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叠字题”被称为“结巴体”，您怎么看待那些批评？

  刘洪：

我也很讨厌“标题党”，坚决不能做“标题党”，但不能无限上纲上线，把“刚刚体”“一字题”以及“叠字题”等都泛化成“标题党”。这是以“老古董编辑思维”（不是老编辑，真正的老编辑不会这样想）去批评新媒体了。

比如“刚刚，沙特王储被废了”这一现象级的微信传播案例，被很多朋友称为“刚刚体”，是我和几个小伙伴做的。“刚刚体”看似偶然，实则也是必然。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用“刚刚”，其实，用“快讯”替代“刚刚”，不行吗？肯定可以的，但新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口语化的传播，“刚刚”更自然、直接，也有某种贴近感，更有助于新媒体的传播。 

我们还加强了互动。社交媒体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社交性。可以自豪地说，迄今还没有一家媒体的互动有意思接地气能达到“刚刚体”的程度。这也让很多人看到了不一样的新华社。

至于“一字题”，顾名思义，标题只有一个字。我们的文章，是从甲骨文、金文里的字形说起，一直说到唐诗宋词元曲里这个字的典故，最后谈这个字在当今的独特内涵，网民评价说这是新版“说文解字”。“一字题”系列稿件，我们先后大概做了150多篇。上级部门多次表扬这种创新，觉得很有内涵很有品位。一些企业也找过来合作，要求为他们量身定做，30万元一个字，现在还必须排队。当然，采编经营两分开，但一个创新产品，既有社会效益还有经济效益，在我们这里还是挺多的。

别看一两个词语的选择，不同的氛围有微妙的不同，有时会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为什么想到“一字题”？做过新媒体的朋友知道，微信标题最长可以有64个字，长标题一度盛行，一个字的极简标题，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美，让人眼前一亮。一个字看似简单却又不简单，我们通过形式、内容创新，在图文中讲清一个字的深刻内涵，有着一字道破天机的思想性和哲理性。同时，我们还在评论区和网民热烈互动、玩悬念，让大家猜第二天标题会是哪个字，或让网民投票选出最喜爱的一个字，我们根据这一个字进行“一字题”文章的创作。这样一来，就不仅仅是标题的创新，同样也带动了新媒体互动形态的创新，一举多得。

这都是创新，当然，还有“叠字题”，我想重点说一下。

一些朋友有不同看法，甚至有我尊敬的一些老编辑也商榷：一个标题里面，同样的字一连串，不是“结巴体”了吗？我想，他们是出于关心，同时，也是在观察新媒体的发展。我的看法是，先别一棍子打死，可以将这视作一种文体的创新。

其实，叠字古已有之，李清照词中就有“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用字不拘一格，但又别有内涵。简单来说，“叠字题”是一种形象化、具象化手法在标题中的应用，这种风格具有强烈的画面感和节奏感。标题中的叠字，用得好，就有灵动、活泼之感，让人回味无穷。就像去年我们做的“助农扶贫直通车”栏目，将最有效的信息放在标题中，一组叠字标题风格自成一脉，收获了众多网友点赞。在评论区，我们用同样的叠字方式与网民互动，也形成了一种带有黏性的独特话语体系，确实有效提高了扶贫稿件的打开率，也进一步带动了扶贫产品的曝光度。

以《枇杷枇杷枇杷枇杷枇杷枇杷枇杷熟了！》为例，稿件发布后，当地枇杷销售额环比上涨了28%。一些基层政府部门通过多个渠道联系我们，非常希望能借助新华网平台宣传带动当地扶贫特色产业，让农产品走进千家万户。如果这个标题就是《枇杷熟了》，有这样的效果吗?可见，标题创新做得好、有特色，对直播带货、新媒体扶贫是很有意义的。

我做过一段时间的杂志编辑，杂志封面的标题都是极简的，极简有极简的美，但新媒体毕竟不是杂志，你用杂志的风格去要求新媒体，或者你用文言文的思路要求白话文，我觉得肯定达不到想要的效果。

当然，任何一种文体，都要常做常新，不然就会产生审美疲劳。但对于创新，尤其是年轻人的创新，还是要多给予一些宽容。

   问：

“标题党”特别是悬念“标题党”，那种刻意的悬念已经成为公共信息传播的公害。新闻媒体报道的目的是让公众知情，而不是给媒体带来流量，特别是涉及公共信息的传播。既然短平快的标题能让读者明白基本事实，为什么要让读者再点开看长文？现在很多人有一种误解，觉得媒体的功能是传播信息，“标题党”悬念效果带来的巨大流量有助于信息传播。错！在信息过载、有效信息被垃圾信息和无效信息淹没的语境下，媒体的首要功能是替用户节约时间、筛选信息，以高效的方式让关键有用的信息抵达需要的人那里。有效的标题传播是，普通人看标题就掌握了关键信息，无须再点开，留着时间做更重要的事；想了解更多信息的会点开细看；专业的人再通过超链接去了解更深入的信息。媒体的核心资产不是“一篇文章的流量”，而是公信力。悬念“标题党”也许能拉动一两篇文章的流量，却消费读者眼球、浪费读者时间，在制造抵达障碍中透支了自身公信力，“标题党”就是“狼来了”式反噬自身公信力。您是否反对这个观点？

  刘洪：

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未必完全正确。对这个问题，我列个1234吧。1.“标题党”肯定不行，我也不喜欢“标题党”。2.把报刊搬到新媒体上，不加以适当的改造，很出色的文章也未必有好的阅读量。报刊标题能包打天下吗？3.说一些标题制造了公共信息传播障碍，这其中也存在矛盾，有些标题，让更多人点开看（我指的不是“标题党”），就比如我上面提到的“刚刚体”“叠字题”，有时产生了更大的传播效果，这是障碍吗？4.很多杂志的标题，往往是疑问式标题，这是否也是错？5.至于悬念，可以针对实际情况，适当使用，但不能滥，烂大街的东西，谁都不会喜欢。6.我喜欢的标题，还是要灵动，要留有余地，有时还要有趣味、品位，这是王道。

   问：

我理解您作为一个传统媒体出身的、有专业责任感的新媒体人的创新努力。标题制作很多时候是一种市场行为，但无论如何，无论平台新旧，不能失去透明性的传媒追求。“标题党”制造的故弄玄虚和流量劫持，会让人们对真正重要的信息失去敏感。不管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标题还是应该遵循这两个原则：透明和诚实。标题可以花，可以骚，可以娇艳，但不能失去透明和诚实的新闻传播本分。标题不要超过内容实力，不要超过内容本身的限度，毕竟，标题最原始的功能，就是通过把关人对信息的提炼，为读者有效掌握信息节约时间。把关人不能成为信息透明的劫持人，不能为透明交流和透明传播在标题上设置障碍，不能成为信息传播的公害。传统媒体的新媒体公号尤其应该保持专业操守，不被流量价值观倒灌。

  刘洪：

我赞成，不能“标题党”，但一定要制作好标题，毕竟，有时一篇好文章成功的一半，就在于标题。

新闻业在变，

新华社已不是原来的新华社

   问：

再问一个新闻系学生很关心的话题，现在新闻学院的孩子就业比较难，传统媒体在萎缩，而新媒体、泛媒体岗位对人才的需求量很大。关于就业，您对新闻专业的学生有什么建议？

  刘洪：

记者的门槛很低，但做好很难，不管是在传统媒体，还是在新媒体。做新媒体的，可以去传统媒体锻炼下，学一点扎实的基本功，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做传统媒体的话，可以多做做新媒体，认识到究竟什么样的文章才更有传播力，而不是闭门造车。

做新媒体的，往往意味着手机就是冤家，永远没有上班和下班的区别。而且，虽然领导们都很鼓励我做“牛弹琴”，我也注意避嫌，不耽误本职工作。早上5点起来，两个钟头写完“牛弹琴”，然后上班。因为时间卡得很紧，所以有时想长篇大论，却必须长话短说，原来想讲十个方面的，最多就讲三个方面了。由此，就有很惭愧的地方。因为写得快，别字、错句就多，有时候很难为情，写出这种口水文章来，基本功不行啊。

从这个角度看，做新媒体的人要有应变的能力；最重要的，新闻专业的学生别为工作发愁，没有编辑把关，文章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编辑的工作还是不可或缺的！更何况，现在看似传统媒体少了，但新媒体职位多了几倍几十倍，不仅有自己做的成功的自媒体，还有很多企业、政府部门等设置了新媒体部门，这意味着大量的就业机会。新闻业正迎来全新的变局。新闻专业的学生拥有比以往更广阔的作为空间。

    问：

作为新华人，您觉得这些年新华人继承了哪些优秀的专业品质？

  刘洪：

很多人一提起新华社，马上想到的就是电讯稿，新华社某地某月某日电，想到的是宏大叙事，等等。但新华社不止于此。新华社有100多个海外分社，有大批的海外同事，我就在喀布尔、耶路撒冷、华盛顿等分社工作过，写过消息稿、分析稿、特稿、外文稿。这样的全球布局、这样多在一线从事采访的记者，在中国媒体中是无可替代的。

当然，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新华社鼓励创新的氛围。坦率地说，比起其他央媒，新华社新媒体早期发展要晚一些，但近几年奋起直追，而且有很独特的地方。我们的“刚刚体”，“红色气质”视频，新华网的“大学来了”系列、“新编辑部故事”，都很有特色，都产生了现象级的传播。

那么多的人才，只要机制对头，没有什么突破不了的。当然，这都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代表任何机构。

    问：

常有主流媒体或大V公号翻车，踩到公众情绪的“雷”。不过基本没看到过您翻车，作为一个媒体“老司机”，能否分享一下怎么把握“时度效”，如何有前瞻性地“排雷”？最近一些传统媒体人、中年人、企业高管受到年轻人的批评，被认为“不懂年轻人”，您好像这几种身份兼而有之，您的读者很多是年轻人，您怎么看待这种社会情绪？

  刘洪：

谈不上经验，还是要谦虚。受众在哪里，我们就要跟到哪里。同时，受众在思考什么，我们也要努力去思考什么。

第一，要真诚，真诚地和大家交往，哪怕不了解，哪怕犯了错，也不要回避，回避不解决问题，主动承认，只要你是真诚的，受众是会理解的；第二，要多读书多学习，坦率地说，有些错误，还是自己知识储备不够，对现状了解不够，对舆情走向把握不够，一切如果都了然于胸，一些引起争议的做法就不至于出现了；第三，走到年轻人中去，网下有网下的做法，网上有网上的特点，如果我们都可以跟他们打成一片，积极和他们互动，认真听他们的建议，好的我们吸取，不当的我们引导，黏性自然增强了，鲜明的人设往往也就有了。

还有一点，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正确对待舆情。

舆情肯定是复杂的，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一个有争议的焦点事件有一些不同看法，应该是正常的。网络有开放的特点，有几个网友比较偏激，我们要正确对待，既不能忽视，但也不必过度担忧。

这个时候，领导就要有定力。要高度重视负面舆情，对低级红、高级黑坚决说不，因为这种低技术含量的做法，损害的是形象。但也要鉴别网络上的一些杂音，面对一两条不同意见，甚至是毫无道理的意见，没必要顾虑重重。

我常常听到一些其他媒体的朋友感慨，刚开始还兴头挺足，到最后，往往是多做不如少做、甚至不做。不是说多做就会多犯错，犯错肯定都不应该，但有些只是说了一些不同意见，就被不分青红皂白“一棍子打死”，那谁还做啊？

更要看到，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理，我们现在的网络环境还是很不错的，而且网络是有自净能力的。一个人留言不当，有时不需要我们出面指出，其他网友就替我们答复澄清了。我们要相信大多数网友的智慧。

让我欣慰的是，新华社总体的氛围是宽松的。当时“刚刚体”出来，说实话我也是悬着一颗心，因为毕竟里面有一个错别字，“废黜”写成了“废除”。按照当时的微信规则，还没法改错别字。这确实暴露出我们的疏忽，不用掩饰，必须严厉批评。但领导们严肃指出我们不足的同时，也肯定鼓励我们多互动。一个稿件有瑕疵，并不影响其成为现象级的稿件，确实给我们很多思考。

该怼得怼，

该讲故事一定要把故事讲好

    问：

国际评论需要那种“在地”的知识和信息，如果缺乏生活和知识的背景信息，只能说一些正确的废话。比如“对话才有出路”“理性看待”“反对暴力”“加强沟通”之类。对国内事务的评论，凭常识和日常信息背景就可以有一个“点子”，因为你生活在这里，生活背景信息给了你判断的信息基础，但国际评论不能仅靠常识，需要有可形成判断和支撑判断的信息。您擅长国际评论，请分享一下建立自己的“国际评论信息背景”、获得别人得不到的一手资料、培养问题意识方面的经验。

  刘洪：

不敢说经验，也就是多看一些材料，多思考一些问题，多学习一点知识。这个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我们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确实让我们很自豪。但我在中东常驻过，了解到犹太人、巴比伦人、埃及人、亚述人、腓尼基人、波斯人等许多知名的、不知名的民族，也往往有几千年的文明，也有很多让人惊叹的文物保留下来。我们要为自己的文明传承自豪，也要看到其他文明的不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当然，国际矛盾那么多，很多问题根深蒂固，是非曲直不容易判断。比如，站在以色列人的立场上，耶路撒冷自然是其首都；站在巴勒斯坦人的立场上，犹太人就是占领者。很多国际问题很复杂，一两句话解释不清。而且，有一种不好的现象，一些自媒体的国际报道不乏虚假的内容，5个W都有，看上去有鼻子有眼，但实际是编造的，引发了很不好的舆情。当然，这种问题，不只在中国的网络上有，海外社交媒体上也是一抓一大把。

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复杂，我们还是要冷静辨析，尤其是需要站在是非曲直以及中国的立场上来辨析。有时也开阔了眼界，很有意思。

    问：

您的国际评论在国内很有影响，在国外是怎样产生影响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传播中国声音的经验？

  刘洪：

不敢说影响，只是有一点小小的反响吧。国内的不说了，国外据说常被引用。一次，有朋友转来《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里面就引用了“牛弹琴”里面的观点，但也特意标注了一下：这是一个中国××媒体的媒体人的说法，但不代表官方的观点。我觉得这样就很好，确实我是个人发声，讲述我自己的看法。

当前的国际舆论形势其实挺糟糕的。西强我弱是客观现实，一些我们认为还比较专业的媒体，一旦碰到中国议题，往往都戴着有色眼镜，在鸡蛋里面挑骨头，“夸赞中国”是西方媒体的禁区，“贬低中国”是西方媒体的爱好。

尤其是还有很多“妖魔化”言论，现在至少有三种“妖魔化”吧，一是所谓新冠病毒来源于武汉实验室，二是所谓中国新疆存在种族灭绝，三是所谓华为5G会带来安全风险……没有任何证据，就无限上纲上线，这就是西方舆论的现实。

我们需要怎么办？

有一点必须明确，该怼确实得怼，就像外交部发言人一样，如果是污蔑，就坚决地怼回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以忍让求谣言平息，那么谣言永远不会平息。当然，不是为怼而怼，还要引导舆论，让人关注这个话题，但又不让别人抓住把柄发挥。

归根到底，重要的一点，就是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鲁迅先生早就说过，辱骂恐吓决不是战斗。同样一句话，高高在上地说，盛气凌人地说，我们也会很生气；但假如换一个角度，打一个譬喻，从自己身边找例子，大家就容易接受。

其实，中国有着大量的故事。比如，最近云南15只大象迁徙，我就在一篇《中国今年最出色宣传片》一文中说过，全世界都在追云南大象的剧，反正新华社的相关报道，很多海外媒体都纷纷转载。而且，人们从这15头大象看到了中国的大，看到了云南的美。因为从西双版纳到昆明，直线距离就是500公里。日本人感叹，这是从东京到大阪的距离。但在中国，大象还没有出云南省。让人觉得这是大象特意在为云南做广告。

还有，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爱。比如，美国电视节目就介绍大象自由地从森林游荡到乡村，从乡村又逛到城市，沿路农民、市民、警察都一路避让，没有驱赶，还向象群投掷菠萝等食物……中国人这样善待动物，还怎么会有中国威胁论？据说，美国NBC主持人在报道大象的新闻时忍不住笑出了声。难得一条中国新闻让他这样轻松。

这种变化，在当前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环境下，我觉得可能是1000篇檄文、1万次怒骂都达不到的效果。

并不是檄文写得不好，也不是怒骂没有依据，只是外国人不信、不听，外国媒体不感兴趣、更不会报道。但15头中国大象，就以这种最温情的方式轻松打破了这层壁垒。毕竟，大象走这么远，一头也没受到伤害，还很安心地乖乖躺地睡觉，一位外国人感慨：“大象也知道中国是一个好国家。”

还有脱贫攻坚的故事。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那么多人口彻底摆脱贫困，真是功德无量。说出去，全世界都很敬佩。我看到，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最近也表示，中国的扶贫故事很有助于提升国家软实力。还有，不管是李子柒的视频，最近蔡崇信的访谈，还是河南台一系列惊艳国风视频，确实都让人耳目一新。

我们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些故事就再合适不过。中国那么大，文化那么丰富，积淀那么深厚，人民那么勤劳可爱，我们完全可以把中国故事讲得更好。

这里面有一些技巧或规律。多讲一些故事，少讲一些道理；多来一点共情，少来一些宣讲；多出一些图片视频，少写一些八股文章……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肯定不是轻松的工作，但中国人最不怕的就是认真。只要认真，我们就没有什么做不到。这也是我们媒体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曹林为知名媒体人；盖姣伊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1年第13期；原标题为：新媒体喜欢有个性有趣味的灵魂——访微信公号“牛弹琴”创始人刘洪】

编辑：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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