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记独家丨刘荒：特稿记者在全媒体时代的突破

导  读

　　刘荒，1965年出生，新华社高级记者，高级信息分析师，现任《新华每日电讯》特稿部主任。自1992年加入新华社以来，曾长期在黑龙江分社从事经济报道工作，多年深耕于资源型城市转型、老工业基地改造、重点国有林区停伐和国有企业改革等领域，采写了一批围绕东北经济振兴题材的重点报道。2017年调入《新华每日电讯》后，仍致力于深度调查报道，至今笔耕不辍，先后采写了《“义乌模式”为何海城失灵》《“五常大米”对话“大红袍茶”》《世界工厂的“细胞代谢”》 《逆光看合肥》等一系列区域性调研报道。兴趣广泛的刘荒早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作家班，不仅写小说，出诗集，对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产业亦有深入研究。1992年至2010年期间，他先后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南京大学，分别获授经济学硕士、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和软件工程硕士学位，并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课程。

在深秋的一个上午，本刊记者钮迎莹通过微信视频与刘荒老师进行了一次愉快的访谈。

   全媒体时代，特稿要为读者提供更多的选择与可能《青年记者》：   刘荒老师，您在新闻业深耕多年，报道领域覆盖面广泛，而且代表作品很多。关注农业的，如《“五常大米”对话“大红袍茶”》；关注制造业的，如《世界工厂的“细胞代谢”》；关注生态环境保护的，如《拆解贵屿——曾以拆解垃圾闻名的粤东小镇如何重构未来》；还有关注区域经济发展的，如《逆光看合肥》，等等。这些报道选题的领域之广和内容之深，令人十分敬佩。您在做这些报道时，前期准备需要多久？是否要求自己成为该领域的行家后才动笔？

刘荒：

一般来讲，采访前的功课是必须做的，尤其是深度调研性报道。依我个人经验，至少要提前一周做准备。以区域或产业经济调研报道为例，首先，要提前做相关素材整理的案头工作，比如查阅调研地最近五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党代会报告、经济统计年鉴、重大新闻事件和成就报道等基础资料和数据，这些内容至少十几万字，有时则要延展阅读上百万字的资料。其次，要了解地方政府经济或产业政策的决策背景，对前期搜集整理的资料及官方公开数据进行分析对比、归纳和提炼，从中聚集主题、细化问题。再次，在制定采访提纲的时候，要站在受众的角度思考问题，多在信息增量上下功夫，尤其涉及专业内容采访，争取至少能听懂采访对象的话。对于一些已有确切答案或公开数据的问题，不要再纳入采访提纲，反复向采访对象提问。他们可能经常面对不同的媒体采访，却要重复回答相同的话题，难免会感觉低效而乏味。这样不但可以提高采访效率，也会给采访对象带来更愉悦的交流体验，留出更多的时间来讨论一些更有价值的问题。

过去做这些案头准备工作，主要是剪刀、浆糊和纸本，每次调研采访都要弄一厚本剪报背着，现在这些资料大部分都能在网上找到，还可以动态查询补充，既省心又省力，内容也更加丰富了。

无论是前期的资料搜集整理，还是采访中的深入交流，都要学会将知识点变为新闻眼，用专业视角解释社会现象，用通俗话语概括专业话题。例如，《个人破产的“罪”与“赎”》这篇议事厅形式的报道，主要关注无力偿还债务的破产群体。“破产有罪”的观念长期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社会怎么对待“诚实而不幸”的经营者群体则是我关注的重点，如果不给这些创业者提供一定的救济，可能未来就没人敢去冒险经营企业。如何让受众对城市破产者和个人破产制度、破产免责制度等有一些新的认识和思考，就成了这个选题报道价值的一个角度，这也是基于大量的阅读和思考而得来的。

《青年记者》： 

在新媒体时代，传统的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比如，受众偏爱简单的、有趣的内容；很多自媒体也开始提供行业性深度调查解读文章、短视频，并屡见爆款。作为以文字为主的传统特稿，怎么才能从众多的新媒体产品中脱颖而出？

刘荒：

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媒体的定义、功能和价值都将被重构。这个挑战并不限于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更不是在文字报道与电视、短视频甚至于AR、VR等新型多媒体呈现方式之间。毕竟所有的感官体验，都是为了唤起人类头脑中的理性和内心深处的情感，如果媒体离开“真善美”的元叙事，无论新旧最终都会变成喧嚣与噪声。

近年来，一些负责任的自媒体人作为社会的成员，关注一些重大的经济现象与社会问题，客观真实地反映社情民意，我发自内心地尊重他们。未来社会信息会更加开放，各类数据越来越公开，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也会更加多元，这些都将给自媒体提供更多合法获得信息的来源，也为受众提供更多的信息选择。当然，他们应该在相关法规规范的范围内进行创作。

在众多新媒体产品涌现的今天，传统媒体报道形式面临竞争的挤压，更像一个躲不开的擂台。媒体融合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竞争有利于推动行业进步。但是好记者永远不会被埋没，好文章也永远不会被淹没，好故事并不排斥更好的传播方式。当然，这中间可能会有一个时间窗口。过载的信息如同快速消费品一样，夹杂着媒体转型的流量焦虑，难免分散人们有限的注意力。一些记录历史进程、反映社会转型的深度报道，或许并没有获得太多的关注，但是它们终究是有新闻价值的。作为文字报道形式的特稿，应该承载这样的使命，但并不意味着它要像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一样，在形式上抱残守缺、拒绝变化。

《青年记者》： 

 在媒介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特稿记者怎么样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价值？或者说怎样更好地体现特稿记者的“特”与“深”？

刘荒：

当前是多元化的时代，也是信息冗余的时代，深度、理性、建设性是相对稀缺和宝贵的资源。以调查报道为主的特稿记者，要有追求真相的勇气和能力，二者缺一不可。勇气就是要有敬业和牺牲精神，是非当头而不是利弊当头，能力则是指完成调查报道所需要的知识结构、采访经验等综合素质。我认为，特稿记者不必太刻意追求流量，更不要为迎合受众而哗众取宠。要给所有推动社会进步的事情多鼓掌、多加油，对于错误的东西要坚决抵制，明辨是非，不逢迎。

在涉及经济、金融和法治等专业领域调查报道时，我往往更关注专业人士的看法，因为有些话题就是要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让报道有更深层的价值。例如，在策划《“五常大米”对话“大红袍茶”》这个选题时，我想通过大红袍茶与五常大米的对比让相关人士明白，五常大米要跳出单纯产品保护的思维，从产业、产权等方面谋求更远的发展。

特稿记者的“特”怎么体现？“深”怎么体现？我的体会是，在关注个案的同时，多思考和挖掘一些基础性问题。比如，怎样尊重群众意愿，尊重市场规律，尊重法治精神。我在2018年9月采写的《“新夹江现象”：环保“一刀切”带来的隐忧》，是全国较早直接批评环保“一刀切”的文章。当时没有人敢指出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出现环保“一刀切”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一些地方官员没有真正执行中央政策，简单粗暴的懒政行为造成的。虽然国家层面反复强调生态优先，但并不是完全放弃经济发展，不分青红皂白搞“一刀切”。在平衡生态与发展矛盾时，既要落实国家政策，也要有法治思维，环保整改不能“层层加码”“级级提速”。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媒体站出来，用温和的、建设性的方式去提出这个问题。

《青年记者》： 

 您觉得特稿未来会如何发展，比如说，是不是会呈现新的形态？

刘荒：

对于未来特稿呈现何种形态，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能定义的，但它追求真相的内核是不变的。供给的丰富性并不能解决需求的有效性，要更多地满足读者的深度需求。现在人们的注意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喜好也越来越分众化，更加偏好消遣性的内容。能否在消遣性内容中为个人建立知识图谱，在分析问题时能否为其建立议题框架，提供更多不同的意见，更多选择的可能，这也是特稿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特稿报道通过表象，让读者看到更深的问题，为其提供更多的选择，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教导。要给受众提供思想场、舆论场里不同观点的碰撞，相信我们的读者有足够的判断能力。

在“自以为非”中不断学习

《青年记者》： 

  您一直坚持学习深造，1992年至今，陆续获得了经济学硕士、高级工商管理硕士、软件工程硕士等学位，为什么会一直保持这么高的学习热情？您是如何选择和决定自己深造的领域，并且建立相关知识体系？

刘荒：

持续学习与自己的个人经历有关，学习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给了我正反馈。进入新华社以后这些学习经历基本上都是因为需要而进行的，学费也都是自己支付的。我非常认同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的一句话，叫做“自以为非”。其实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事物，我们看到的往往也只是事实，并非真相。热衷于追求真相的人，要有“自以为非”的自知之明，它会给我们带来学习的动力，不断摒弃“自以为是”这种致命的自负。

学习已经变成我的生活方式，每天都要投入足够的时间去阅读。如何选择学习的领域？我觉得应该是带着问题“学以致用”。比如我读中欧EMBA，会让我对管理科学和企业家精神有更多的了解；读南京大学软件工程，会让我多关注新兴的产业。当前，我们正处于转型社会的深刻变革时期，对很多新生事物、观点、判断极易产生困惑和焦虑，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学习，最好的努力也是学习。

《青年记者》： 

  我看到，除了记者工作外，您还受聘担任厦门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的兼职教授，曾多次受邀对地方政府和有关部委招商引资、信息化建设等工作进行专题辅导，还参加过《学者与记者对话》栏目，与学者共同探讨热点问题，您是如何平衡专家和记者这两个身份的？

刘荒：

学者的身份实在愧不敢当！我的主要身份是记者，但一直在努力做一名能与专家交流的记者。随着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对记者的知识结构要求明显提高。受聘大学兼职教授和地方政府的专家，主要是想通过知识和经验分享创造价值，让学生更早地从课堂链接社会，对新闻实践有更为实际的认识。

作为一名国家通讯社记者，我深知自己的定位清晰明确，就是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的要求做“四者”，即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新时代要求媒体不光要做“宣传队”和“洒水车”，也要做社会进步的“瞭望者”和“推土机”，记者应具有更高的历史责任感和大局站位，为改革开放鼓与呼，推动市场经济更完善，法治社会更健全，做改革开放的促进派。

尊重年轻人，放眼于新兴事物

《青年记者》： 

  近几年，您带领一些年轻记者做调查报道，现在的年轻记者和您当时有什么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您是怎样向这些年轻记者传递经验的？

刘荒：

现在年轻人思想开放、知识面更宽，反应更敏捷，占有的信息更丰富。当然，由于年轻记者对转型社会变革缺少深刻的体会，理解比较有限，需要对时代和历史进行回顾与思考。

与年轻记者共事，我更注重言传身教。出差去地方调研，每天早餐我们都会讨论当天的采访提纲，晚上回宾馆再进行复盘，把白天记忆最深的东西、最感兴趣的人、最有料的话题都整理出来。因为有的调研时间较长，等到回去写稿时，好多内容和感觉都淡忘了，所以要不断地重复这个过程。年轻记者在做调查报道过程中，应该注重三方面的能力突破。第一是采访能力的突破。记者跟各种人都要能打交道，不光是找着门，见着人，还要说上话、交上心。不能过度依赖地方宣传部门，要能独立地进行调查报道，要多深入基层一线，经过摔打积累经验，快速成长。第二是主题提炼能力的突破。不要简单地主题先行，要在采访过程中深化对主题的认识，反复推敲，不断迭代，达到深挖一尺、先人一声的提炼效果。第三是发稿协商能力的突破。要加强与编辑部门的协调沟通能力，认真调查的报道要能发出来，学会把握“时度效”，捕捉发文的最佳时间节点。

《青年记者》： 

  在媒体融合转型的过程中，熟练掌握写、拍、摄、录等多种信息采集技能，对各个领域都有涉猎，并深入研究某个领域的“全能型记者”备受青睐。您是怎样看待记者的“博”与“专”之间的关系的？

刘荒：

我认为，所谓的“博”与“专”，其实就是广度和深度。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分工越细，效率越高，因此广度与深度之间一定要有取舍。首先，记者要理解好广度与深度的关系，比如我们在全球化时代要有全球的广度，但是肯定还要有中国的深度，地方媒体记者可能要有所在地方的深度。具体的广与深，还要看从事哪类内容生产。如果做深度报道，需要在博中以专为长；如果做知识推广型、普及型的内容，那就要以博为主，专而兼之，浅尝辄止，能到普及的程度即可。

尽管全媒体时代已经到来，“全能型记者”的概念仍值得推敲。全媒体时代是信息多元化的信息时代所带来的，并不是我们人为设计培养出来的。我觉得“全能型记者”作为一个激励人才成长的提法可以，但如果致力于“把人人都培养成全能型记者”就值得推敲。与其说需要“全能型人才”，不如说要培养“全能型思维”；与其说培养“全能型思维”，不如说是需要“跨界思维”。我认为“全能型记者”更多的是一个方向，是一个目标。在我有限的工作经历中，确实还没有见到标准意义上的“全能型记者”。在媒体工作的人基本上都会驾驶、拍照，我也会拍照，但是和摄影记者比，差距还是不小的。

《青年记者》： 

  近年来您重点关注新兴产业，不断涉足新的领域，并进行相当深度的研究，这非常让人敬佩。当下，传统媒体正在深度融合转型。这对于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来讲，难度不大，但是对于一些年纪稍长的同志就不一样了。一方面，很难摆脱传统的工作思维和方法的惯性，另一方面，焕发新思维学习新技能的能力确实不如年轻人。对于这些同行，您有什么建议？

刘荒：

我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我更关注新兴产业。不了解短视频，不了解电竞，不懂得“剧本杀”，就不了解Z世代群体，就不懂未来。我觉得年龄大一些的媒体人一定不能落伍，被年轻人淘汰就是被时代淘汰。即使走不到时代前沿，也不要拖年轻人的后腿。现在很多年长的媒体人，往往会凭个人认知的老观念，左右年轻记者的选题，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应该放眼于对新兴事物的关注。

对于我个人而言，主要是努力做到以下两点：第一，对所有的新生事物充满热情和好奇心。第二，要有尝试欲，什么事都要试一试，不能事情还未尝试之前就拒绝。所以我有的时候说人是观念的奴隶，慢慢会被已有的知识锁定，形成一个知识隧道，而后考虑问题、作出选择等都在狭窄的隧道里，未来就很难开阔。只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自以为非”。社会正在转型，工作已经转型，思想也必须转型，只有思想转型了，人才能转型。

《青年记者》： 

  谢谢刘老师的肺腑之言！期待您更多的佳作。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1年第23期；原标题为：特稿记者在全媒体时代的突破——访《新华每日电讯》特稿部主任刘荒】

编辑：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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