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记独家丨驻外记者：“闪耀时刻”背后的故事

主持人的话：

　　当前，在世界各地重大新闻现场，无论是充满硝烟战火的地区冲突和战争现场，还是考验全球热点报道实力的舆论“战场”，中国驻外记者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发回大量精彩的报道。对于他们，我们充满敬意，因为他们是克服了种种困难，甚至是在冒着生命危险向世界揭示真相；对于他们，我们也充满羡慕，因为每一个心怀新闻理想的新闻人，都渴望亲临重大新闻现场。新年伊始，本刊记者连线新华社大马士革分社记者郑一晗和中央电视台驻纽约站记者徐德智，与他们畅谈驻外记者“闪耀时刻”背后的故事。

“厚积薄发”和“沉着应战”《青年记者》：  郑一晗老师，您好。提到“战地记者”，即使是记者同行，也会肃然起敬。这份敬意是因为“战地记者”这个群体是在冒着生命危险向全世界报道和揭示事实真相。叙利亚战争已经持续了十余年，您在叙利亚也已经工作4年多了,能给我们讲一下您日常的工作生活状态吗？战争带来的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

郑一晗：

作为驻外分社的首席记者，我的日常工作是组织和协调新闻报道，同时承担着管理、营销和对外交往等大小事务。可能国内受众多数关注我们的中文报道，实际上我们还从事英文和阿拉伯文的文字、图片和视频报道，与路透社、法新社等西方通讯社比拼新闻时效和质量。

我是2017年5月来叙利亚的，刚到大马士革时发现这里的生活真可谓“永无宁日”。反对派武装的据点离市中心只有几公里，战斗机时常从空中呼啸而过，几乎每天都有迫击炮落入城里造成伤亡，不时还会发生汽车炸弹袭击。即便在深夜，也会有导弹不期而至，剧烈的爆炸足以让整座城市震颤。

除了大马士革，我还会到其他地区采访。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政府军每收复一个战略要地都会组织记者去探访，因此我跟着去了一些战区甚至前线，在硝烟滚滚的环境中采访和出镜。有时导弹会从我头顶呼啸而过，炮弹在不远处爆炸，这些是实实在在对生命安全的威胁。

后来战事趋于缓和，我得以更多地走近民众和社会，通过报道来展示叙利亚人民的疾苦。毕竟这里不仅有纷飞战火，也有逆境中努力生活的个体和家庭。在采访中我结识了废墟中开店的老人、从战火中抢救文物的工作者、开出租车养家的女司机、走向奥运会的乒乓女孩……报道这些人和事的经历让我与这个苦难的国家越来越贴近，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

郑一晗（新华社大马士革分社记者）《青年记者》： 郑老师，我看到，在2018年美英法三国对叙利亚发动的军事打击中，您是唯一一个前往现场做出镜报道的中国记者，这是不是您经历的最惊心动魄的一次报道？您用什么关键词来形容这次的经历和这次报道带给您的思考？

郑一晗：

这次报道确实是最令我难忘的经历之一。那是2018年4月14日凌晨，我被巨大的爆炸声惊醒。当意识到这是针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后，我立刻组织雇员，赶在路透社和美联社之前发出了英文快讯。我自己则边抢发中文快讯，边冲到阳台用手机做视频直播，记录了叙利亚防空炮火刺破天空、迎战来袭导弹的场景。报道时，导弹不断地从我身后腾空而起。

完成消息滚动报道后天刚刚亮，我和雇员赶到大马士革街头，采访愤怒的叙利亚抗议民众，发回了第一篇现场报道《愿大马士革人不再伴着炮火醒来》。随后我联系军方，获准前往一个遭袭的军事设施采访，成为此行唯一的中国记者。一路上国内媒体纷纷发来连线请求，我在途中与东方卫视等多家广电媒体进行了电话连线。赶到现场后，我看到大楼已经被导弹炸成了废墟，冒着烟的碎石瓦砾还在不断往下掉。虽然美国声称这里在制造化学武器，但一门心思投入采访的我完全顾不上化学武器泄漏的风险。结束采访后我发出了第二篇现场报道《假如真有化武，我们怎么可能还站在这里？——来自叙利亚人的追问》。

不断的约稿、写稿、沟通和布置采访……我持续工作到翌日凌晨2点，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奋战22个小时。这次报道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我第一时间做的现场直播成为国内视频首发，文字稿件被260多家中文媒体采用，中文直播在网络平台总收看量超1500万次，英文视频在YouTube上获得超过50万次观看。

在这场突发战地报道中我体会最深的两个词是“厚积薄发”和“沉着应战”。一方面，我感到记者只有把调研和积累融入工作日常，才会在大事发生时发出有深度、有分量的报道。现在想来，我在完全没准备的情况下连续直播讲述近一小时，靠的就是平时对叙利亚局势的跟踪和掌握；另一方面，记者遇到突发报道时要冷静沉着，既要想方设法抵达现场获取独家报道，又要保持头脑清醒，对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有所准备。

转战不一样的战场《青年记者》：   徐德智老师，您好！您一直从事驻外工作，曾作为中央电视台驻外记者在叙利亚工作3年，之后又被派驻到美国纽约。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工作环境。面临工作环境的巨大改变，您觉得自己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徐德智：

是的，我2016年开始在叙利亚工作至2019年，2019年9月，我来到美国。但是，在叙利亚的3年是我特别难忘的，因为当时的叙利亚局势最为动荡，政权更迭，处于“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状态，我们当时所处的时局，是可以看到美、俄、土耳其、伊朗等几个国家控制着叙利亚整体局势的发展，各国通过自身影响力来影响叙利亚自身的政治决策和军事部署。我当时做了很多相关时局分析的新闻，每个月至少还要上一次前线，现场报道叙利亚战争的最新进展。

我在叙利亚的主要工作可以分四个方面：第一是战地报道，在叙利亚的时候，就像刚刚说的，我经常会在战争前线报道战争情况，近距离地接触战争和冲突，给国内回传第一手信息；第二是政治报道，叙利亚的问题其实背后有许多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我需要邀请叙利亚本地的专家对局势进行分析，完成相应的报道，帮助大家更好地去理解叙利亚问题；第三是叙利亚的社会报道，关注和报道饱受战争之苦的叙利亚民众的故事；第四是关注叙利亚的重建与经济恢复。

2019年9月，我来到美国纽约，负责联合国相关报道，同时赶上美国总统换届选举、新冠肺炎疫情等，工作事务变得十分繁杂。我之前的报道经验在美国没有完全派上用场。所以到美国后，要先学习这里的媒体环境和报道要求。

首先，在接手的工作上，从战争时局报道转变成对联合国会议及决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声与回应的报道；其次，纽约是美国的经济中心，我需要快速学习财经新闻报道的相关知识，并时刻关注纽约经济动态，及时连线相关专家进行解读；还有一个方向是美国的社会新闻，包括美国种族问题、枪支问题，等等。在美国工作期间，受联合国的影响，我开始关注与环保相关的议题，2021年我花费了半年的时间，搜集整理资料，探析美国西部水资源短缺、水资源分配分歧的问题，制作了自然调查类报道《消失的科罗拉多河》，该报道在央视财经频道《第一时间》栏目播出，引发了国内民众的关注与共鸣。

对比两个国家的新闻工作，我觉得在美国遇到的工作挑战更大一些。首先，美国国土面积广大，需要关注的人、事、物范围更加广阔。其次，美国热议的种族主义、女权运动等相关事件对新闻从业者的知识储备、快速学习能力要求非常高。例如，报道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需要首先了解美国黑人运动历史上的“黑豹运动”，因为两者是相关联的，同样，还需深入了解美国种族问题发展脉络等，做美国社会新闻报道需要掌握与大量事件相关的社科、法律、历史等知识。同时，驻美工作让我接触到了以前从来没接触过的领域——财经新闻。我们是做电视新闻报道，因此需要考虑信息的视觉化传达，需要考虑内容的场景感和真实性，所以我需要站在美交所，面对镜头，通过出镜的方式给大家介绍现在的场景是什么样的、熔断状态如何、为什么会出现熔断等内容，并分析和解释其原因。为此我花了大量时间恶补相关财经知识，包括美国三大指数、熔断机制等。其中，印象最深的连线报道是2020年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举办年会，当时我需要全程连线《第一时间》栏目介绍巴菲特对股票的看法、对当下经济情况的看法、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会情况，这些当时对我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

徐德智（中央电视台驻纽约站记者）
《青年记者》：  近年来，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美舆论战不断升级。美国不断实施对中国驻美媒体的政治打压，包括缩短中国记者签证时间、限制审批，等等。这对我国驻美记者群体产生了哪些不利的影响？我们又是如何应对的？

徐德智：

你提到的这个问题的确是驻美记者近段时间面对的最大阻力。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采访变得困难了。我们的初心是传达客观观点，表现中国立场，而受美国政治环境的影响，我们的沟通渠道和信息采集渠道变得闭塞了。之前我们可以跟国际关系教授、联合国官员、分析师坐在办公室合理积极地交换看法，而前段时间美国媒体铺天盖地宣传中国媒体被列为外国使团，导致前期合作的很多采访对象转变了态度，直接拒绝采访。现在为了一个选题，我需要根据收件人的背景信息、工作性质撰写几十封不同口吻的采访邀约邮件，但几乎都石沉大海，我现在办公邮箱里收到最多的回复邮件，都是计划采访对象“等待通知”回复，这一般意味着此次采访已经结束了。

第二点，也是很明显的一点，就是驻美记者人数减少。现在，央视只有6个人驻美，我们6个人要负责有关全美国的报道，身兼数职，人手不足导致很多报道没法开展。中国驻美记者签证也全部缩短成了三个月，也就是每三个月必须提交一次延期申请，美国相关行政机构办事效率特别低，三个月都不一定走完审批流程，因此我们经常要耗费大量精力解决签证问题。现在，美国移民局限制中国记者只能入境一次，离开美国后基本是回不来的，因此离开一个人，就意味着剩下的人也越来越少，5个人要负责6个人的工作，因此我自2019年9月来美国，已经两年多没回过国了。

面对种种限制，我觉得我们首先能做的就是调整好心态，无论是面对美国政府的低效工作，还是繁琐的签证和注册，都需要心平气和。其次，在工作上只能是一人身兼多职，合理安排好工作时间和内容，独立完成出镜报道、摄像、摄影、编辑等多项工作。例如，在做《消失的科罗拉多河》的时候，很多素材和内容都不是专程去拍摄和采访的，而是多次出差积累完成的。

驻外记者如何争夺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青年记者》：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近年来，我国对叙利亚等饱受战乱之苦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粮食、医疗等方面也提供了诸多援助，中国驻外记者如何配合我国外交活动，发挥好自己的使命？

郑一晗：

对这个问题，我想从两方面谈一下。一方面，我们的媒体要与有着先发优势、经验丰富的西方媒体竞争，在新闻战场上争夺话语权，尤其在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上抢时效、拼质量，不断树立和增强我们的影响力，让更多海外受众听到并且愿意聆听中国媒体的声音。这些年，我在叙利亚的报道中有过一些探索，例如就西方媒体炒作的救护车喋血男孩奥姆兰、杜马镇化武袭击疑云等发起调查报道，揭露西方媒体偏听偏信、不够客观的一面，这类不同于西方视角的报道引发了海外受众关注。

另一方面，驻外记者要深入理解中国的大国外交理念和实践，积极利用中国海外维和、人道援助等对外活动，通过具体生动的报道，用海外受众听得懂的语言，讲述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动，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为我们的对外交往、国际合作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向包括叙利亚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了数以亿计的疫苗，这些善意却被某些西方媒体以“疫苗外交”等进行歪曲解读，这个例子就提醒我们必须不断增强影响力，将中国故事更加客观有力地传播出去。

《青年记者》： 徐老师，您觉得作为中国记者，如何更好地采访，发挥记者的使命？

徐德智：

我最大的体会是要重视议程设置的自主权。在叙利亚工作的时候，可以明显感觉到西方声音高过叙利亚声音，世界媒体议程完全被西方控制，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调节这个舆论场，就需要带有独立思考，采取中立态度，通过镜头和表达呈现出我们真正看到的事件，把事实告诉大家，让观众来判断。

在美国的工作让我体会到西方媒体运作模式与国内的差异。在别人的主场进行报道，要首先学会遵守规则，因为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与我们区别非常大，要学会利用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采访和交流。目前，我觉得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传播方式就特别值得借鉴，他们像白宫一样把握信息传播的主动权，这种议程设置方式是值得思考和借鉴的。

《青年记者》：   在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作为一名战地记者，从新闻伦理、人性选择等方面比普通记者经受更多的考验，处于更加尖锐的选择困境。例如，凯文·卡特那张著名的照片《饥饿的苏丹》引发的讨论。郑老师，您遇到过这样的两难选择吗？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在进行报道时您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郑一晗：

虽然我没面对过类似《饥饿的苏丹》这样极端的选择，但在采访过程中确实有过很多不忍和无力的时刻。例如，面对在炮火中失去家园、仓皇奔逃的百姓，我发现自己很难凑近他们，把相机镜头对准那一张张惊恐悲伤的脸庞，我不确定这样的拍摄对他们来说是不是一种冒犯或伤害。每次遇到因战争陷入困顿的采访对象，我们都会给予一些物质上的帮助，但我知道这些帮助远不能解决问题，他们最需要的是重振生活的希望。2021年3月我采访了一名房子被炸毁的老人，拍摄结束时他拉住我，把从废墟里找回的两个玻璃摆件塞给我，希望我帮助他的女儿去中国。当我看到老人愁苦的眼神里露出的期待，而自己实在无能为力的时候，内心就会陷入一种纠结甚至煎熬。

一位在叙利亚工作过的同事曾说“我害怕自己所做的配不上他们的苦难”，我也有同感，总觉得应该为叙利亚人民多做一点，虽然我们无法改变罪恶的战争和残酷的现实，至少要把这里发生的事讲给更多人听。如何更好地用新闻报道揭示战争真相、明辨是非曲直、传递人文关怀，我想这也是战地记者需要面临的一大挑战吧。

《青年记者》：  徐老师，您觉得在融媒体时代，对战地记者或驻外记者在业务能力等方面，有哪些新要求和新挑战？

徐德智：

在融媒体时代，驻外记者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如何发现新闻和如何报道新闻这两点。融媒体时代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当众多信息在面前游走的时候，你如何去发现新闻点，判断新闻价值，这变成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非常坦率地讲，尽管我身处纽约，但国内的部分观众天天都在关注美国发生了什么事，对于美国一些新闻和事务，他们比我了解得更多。因此，在融媒体时代寻找具有新闻价值的消息需要时常利用各类网站、社交媒体，从上面发现蛛丝马迹，然后快速学习、理解、转化并大胆判断。如果发现新闻，就要第一时间奔赴现场，抓住并报道这则新闻。在如此错综复杂的信息环境里选取新闻，需要学会判断信源的准确性，要利用自己地域、人际关系上的优势去核实一些信源的准确性、判断其重要性。

在报道新闻方面，记者需要具备融媒体时代的产品思维，要学会把新闻报道看成一个产品，做任何报道之前要提前规划设计好，面对不同的平台、不同的受众，如何对同一个新闻或同一个报道进行相关的调整。例如，《消失的科罗拉多河》每个字幕字体、字号、颜色等，都是经过反复设计，在脑海里反复预想后才使用的。

我现在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碎片化、消费快餐化的融媒体时代，如何利用好融媒体的特性，找到做出受众喜爱的轻量化的内容与保持新闻的厚重感、质感以能够引发受众深度思考之间的平衡点，并且协调好记者新闻生产的时间消耗与精力等。这是我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驻外工作会有很多“闪耀时刻”，背后是一点一滴的积累和努力《青年记者》：   徐老师，您觉得驻外工作给您带来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徐德智：

第一点，首先就是看问题会转化成“他者视角”。例如，很多美国人拒绝打疫苗，因为信仰基督教的他们觉得身体是上帝根据自己的样子创造出来的，所以整个身体是完美的，在这么完美的身体上留下痕迹，他们无法接受。美国好多人做体检的时候都不抽血，这是不是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如果设身处地去思考，他们的这种想法是经历了人生几十年来宗教信仰的潜移默化，是在整个家庭的教育与环境中传承下来的，也就会理解他们的选择。所以，在工作和采访中，要转化视角，站在对方的文化背景、生活经历或者其他方面去思考问题，而不是以自己个人的经验去衡量。第二点收获可能就是心态的转化，不会因为一些小事琐事而焦虑。我在叙利亚的三年看过了太多的生离死别，这让我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

长期的驻外工作，还带给我一个明显的影响，就是我能感觉到自己与国内同龄人之间的差距会慢慢变大，包括喜好、关注的事件会有比较大的差异。当然，这也无所谓好坏。

《青年记者》：   两位老师可以给有志从事驻外记者工作的同行和新闻学子就能力提升等方面提出一些学习和实践上的建议吗？

郑一晗：

做驻外记者首先要强化外语能力，这个是开展工作的基础。良好的听说水平不仅有利于记者与当地员工、采访对象等沟通交流，而且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和融入当地社会，做出更加深入和能够共情的新闻报道。

尽管有阿拉伯语专业背景，我在驻外期间还是遇到了语言的挑战，因为不同的阿拉伯国家方言差异比较大。刚到叙利亚时我很难和方言浓重的基层民众交流，于是我一直在留心学方言，平时多问多积累，现在已经能够比较顺畅地和老百姓交流了。

 其次，要加强对驻在国国情和地缘政治的学习，以获得驻外工作所需的知识储备和思考维度。时政报道是驻外报道的重要内容，而驻在国的时事往往又牵涉地区局势和国际风云，这就要求驻外记者在国际新闻报道中有更宽广的知识面和更专业的视角，既能为海内外读者和观众提供全面、权威和扎实的信息，也为特定受众提供更加精准和深入的分析和参考。

徐德智：

我想引用电影《赤壁》中的一句台词，“什么都略懂一点，生活更多彩一些”，具体建议主要有三点吧。第一个就是要做好心理准备，驻外工作往往“一个人就是一个电视台”，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工作上，都要做好独自处理事务的准备，而且要学会去维持比较规律的正常的生活。第二点就是强化语言关。如果过不了语言关，生活都会很困难，更没法完成工作了。第三点就是不忘初心。很多人可能觉得驻外记者的工作十分高大上，可以接触不同的人，会有很多“闪耀的时刻”，但是这些成就都是要靠平时一点一滴的积累获得的。在工作中要时刻铭记自己驻外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传递信息，是为了新闻报道。

《青年记者》：   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祝愿两位老师生活工作一切顺利！也期待我国有更多优秀的记者可以在国际舞台上闪耀光彩！【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2年第3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钮迎莹.驻外记者：“闪耀时刻”背后的故事[J].青年记者,2022(03):36-39.

编辑：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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