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记独家丨我在上海，“记”在一线

主持人的话：

　　2022年3月起，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上海，在上海工作的新闻人一边做好防疫措施，一边坚守在疫情报道一线。他们克服重重障碍，用笔和镜头追踪和报道疫情中的上海；他们传递民声，积极反馈，书写上海战“疫”录。5月中旬，上海疫情依然严峻，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在上海坚守在工作一线的新闻人，以此向疫情中守“沪”的新闻人致敬。

封控管理下，工作不停摆

    《青年记者》： 

 王老师，赖老师好！上海疫情从初发到大规模暴发，超出了人们的预想。作为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报道者，在静态管理的情况下，新闻人和媒体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我从一些媒体平台看到，很多媒体启动了应急管理和报道方式。两位及所在媒体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王烨捷：

我住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是上海本轮疫情防控最先确定的“核心区”， 3月15日开始封控在家，28日所在地开始实行“足不出户”管理。中国青年报上海记者站另有一名记者暂住在记者站办公室内、一名视频记者封控在家，两人均在3月20日左右进入封控管理。目前，我站三人一方面负责接听上海地区市民的求助及线索报送电话，另一方面负责将市民诉求向上海各个相关部门反映、寻求解决，并通过这些新闻线索找到共性问题，撰写新闻报道或者内参。同时，我站视频节目“有料青年”也没有停摆，视频素材主要由一线工作人员收集，我们确定选题后，再对各种视频素材进行整合编辑。

赖鑫琳：

自3月7日上海闵行梅陇镇部分小区实施封闭管理，13日徐汇区开始有部分小区进行封闭全员核酸检测，我就开始密切关注疫情发展，一直在一线报道。18日起，我家所在的古美街道开始实施封闭管理，在封闭的几天时间里，我记录了封闭小区的全员核酸、抗原检测、老人配药、物资保供等过程。22日，我申请到了通行证，离开封闭的家中，开始深入方舱医院、定点医院、120急救车和医院急诊、保供链条等抗疫前线，至今已两个多月，没有回过家。3月28日起上海浦东浦西开始封控，解放日报的编辑部门有很多同事赶在封闭之前离开小区，以报社为家，工作和生活都在办公室，保证报纸的正常出版。4月10日在上海报业集团的统一安排下，一批小区内没有阳性感染者的记者申请了抗疫一线通行证，报社成立疫情前方报道小组，进行严格的闭环管理，全方位地追踪和报道上海疫情的进展。

  面对公众的强烈情绪，

记者的报道要成为政府与

市民之间的“润滑剂”

《青年记者》： 

通过两位老师的讲述，我深切感受到本次疫情给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巨大冲击。但无论是长期居家隔离或者直接在单位驻扎的新闻人，都坚守在工作的一线，尽好自己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向你们致敬！

我注意到，在疫情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上一度充满了焦虑、质疑、恐慌的情绪，整个社会的舆论压力很大。赖老师，您先是在家中封控了5天，又坚持在疫情一线奋战了两个多月没有回家，当时的心理压力是不是也很大？

赖鑫琳：

在城市被严格封控时期，我在各大方舱医院、医院急诊发热门诊、血透析病房、120急救车、社区等疫情一线来回奔波。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15次穿配防护装备进入各种红色污染区采访拍摄，奥密克戎病毒的特点是传染性特别强，每次结束采访，我都在焦虑难安中等待我的核酸检测结果。经历过2020年武汉疫情相关报道，我对于病毒的防护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面对这次上海的疫情，过去的经验给了我很多信心，但也更加提醒我小心再小心，谨慎再谨慎，一定要戴好口罩，做好手部清洁和消毒。

上海这次疫情，发生了一些悲剧，让人痛心，我采访的过程中也遭遇过一些市民的指责，比较委屈，但我没有和市民争辩，那种状态下的情绪是可以体谅的。专注于自己的报道，尽量保持客观公正，把这一段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是我们应该做的。 

《青年记者》： 王老师，您一直被封控在家中，感受可能不一样吧？

王烨捷：

是的，我最大的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在不能外出现场实地采访的情况下做好新闻报道，二是生活压力。以往，遇到重大突发公共事件，记者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到事发地现场，获取第一手新闻资料。但这次上海疫情，我最大的感受是“重大新闻满天飞，记者朋友在家肥”。无论是驻沪央媒的记者，还是上海本地新闻媒体的记者，几乎都因疫情封控在家中。每天我们会看到大量的“网传视频、网传信息”。作为记者，本能地就想要去核实、去采访。在无法到一线采访核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联系网友电话采访，再找相关部门进行核实。

印象比较深的，是准备《上海街道“发国难财”？回应来了》的相关报道。3月中下旬，网上流传了很多有关该街道将外地援沪防疫物资卖给居民的视频，我为此联系了周家渡街道进行核实，街道方面也给予了回复。然而，回应报道刊发后，仍有较多网友并不认同，仍然在微博下留言称街道赚了黑心钱。上海本轮疫情中这样的案例还有不少，这与记者未能到现场实地采访有很大关系，相比市民公布的“有图、有视频、有真相”的“民间报道”，记者的文字报道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不能到现场去，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工作障碍。

4月初，中国青年报开通了上海疫情线索收集热线，我的手机号码被公布出来，并在众多长三角居民的朋友圈流传。很多人给我打电话反映问题，最紧张的时候，我每天要接上百个电话，那也是我最忙碌、最焦虑的一段时间。市民反映的问题集中在重大特殊疾病就医、阳性病例转运、阳性楼道消毒、核酸检测不规范等，每一个人反映的问题都很急。有的反映糖尿病病人胰岛素没了，有的反映旧里社区小区里的粪池因为没人清理已经溢出来了……这些问题，我们只能尽力向各个区县的有关部门进行反映，但因种种原因，解决的进度缓慢，这时我就产生了比较强烈的“无力感”。后来，中国青年报开通了线上平台和北京的座机电话来帮我分担压力，后期我的工作就是每天整理各种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进行上报，并为从北京来沪支援的记者提供比较合适的报道线索。所幸的是，上海各个部门也在努力解决记者反馈过来的问题，我们后来针对这些已解决的问题进行了较为集中的报道。报道过程中，除了听取有关部门的“解决意见和方案”外，还特别针对反映相关问题的市民进行了回访，以核实问题是否真的解决、解决到什么程度。

令人欣慰的是，我回访的数十名反映问题的市民，每一个人都收到了政府部门的回应，也对记者表示了感谢。这让我深刻地感受到，市民不是不能理解政府，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回音、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而已。但如果相关部门始终不能回应，这就会让老百姓感到气愤和不平。我们新闻媒体要做的，正是这种“润滑剂”，通过我们的采访、报道，让老百姓看到真实情况——政府确实有困难，但正在努力为大家解决问题。

其次是生活压力，比如做饭问题。受疫情影响，我父母也被封控在自己家，爱人因工作原因住到了闭环管理的酒店，家里就剩下平时不做饭的我和年幼的儿子。儿子一天喊100次妈妈，每天必要问我早饭、午饭、晚饭吃什么，这让我相当焦虑。我每天除了采访、写稿工作外，还有一个固定项目——根据家里现有的菜品，在网上搜索学习做些什么菜。在接电话最忙的日子里，我只能每天给孩子弄点泡面吃。做饭，远比每天采访、写稿带给我的焦虑感更甚。

《青年记者》：  确实，在疫情发展中，每个人既是某个行业的人，也是社会的普通一分子，面临着普通人和职业人的双重考验，甚至还面临着这两个身份之间矛盾的考验，对于新闻人来讲，这种考验可能更强烈一些。王老师，除了您刚刚提到的《上海街道“发国难财”？回应来了》，您同时也采写了《33名铁路青年蹬着电动三轮为上海“输血供氧”》等不少“暖新闻”，也关注到了“被志愿者”等问题，推动相关调查报道完成。在疫情管控的背景下，您是如何发现这些新闻线索的？在疫情管控的背景下，如何进行选题策划，与被采访者沟通并且完成相关新闻采写？

王烨捷：

《上海患者自述“我住进了朋友圈里点赞最多的方舱”》《33名铁路青年蹬着电动三轮为上海“输血供氧”》《空旷的上海街头有支青年送药小分队》等报道，均为疫情期间我向方舱医院、铁路局等单位的团组织主动索要的青年参与抗疫的素材，以电话、视频采访的方式进行的。在不能外出现场采访的情况下，这实属无奈之举。上海临港的方舱医院被誉为“方舱天花板”，铁路青年在空旷的南京路步行街骑三轮的照片全网广为流传，国药中高管团队承担了上海互联网医院约50%的送药量，卖一单亏一单……这些本身就是新闻热点。中国青年报以“服务青年成长，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我们日常与各个团组织联系紧密，疫情期间，每一个“热点”我们几乎都能找到对应的团组织帮忙联系、进行采访。这也是中国青年报数十年累积下来的“天然优势”。

此外，重大公共事件中的舆论监督报道，也是中国青年报的安身立命之本。上海疫情报道中，中国青年报以一篇《留澳三年竟查出在上海志愿服务238小时，这些“被志愿者”是怎么回事》，开启了公共新闻报道的通道。此后，《出了方舱，难入家门》等报道均在上海疫情报道中发挥了新闻的影响力，体现了媒体担当，为青年发声、为弱势群体发声。

我关注到“被志愿者”一事，是因为该话题既是当时上海疫情下的重大热门话题，又具有青年特色，也是中国青年报重点关注的领域。我先是利用个人的朋友圈发布了相关线索的征集信息，出乎意料的是，在不到半小时时间里，大约有40个朋友与我联系，并发来了相关截图线索，均为他们本人或者亲朋查询志愿者信息所得。我一一与他们核实，出乎意料的是，不管是不是认识的或者熟悉的人，大家都非常配合我的调查，甚至不惜将个人的身份证号码等隐私信息发给我。此外，还有若干名上海的街道、居委会干部与我联系，向我反映“创文”（创建文明城市）过程中的苦恼，他们直接告诉我，这些志愿者信息确实是居委会为了完成上级任务而用居民身份证号注册的。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波及面很广且令众人都感到愤怒，“需要说一说”的问题。

这一选题的采访，其实只是工作量较大，实际难度并不高，因为被采访者的配合度很高。唯一的难点在于，这篇稿子从什么角度进行发表。我注意到，网上有较多言论直指“伪造志愿者注册吃空饷”，认为基层政府这么做是为了套补贴。但多名居委会、街道负责人都告诉我，并没有“补贴”一说。最早在上海市新闻发布会上提出“补贴”一说的，是上海市发改委的一名副主任。为此，我专门采访了发改委，发改委也给出了回应，补贴由各区根据实际情况出台细则，补贴也不是网传所谓现金补贴，而可能是一些实物。此外，我还发现“被志愿者”们的注册时间都在2018年至2020年之间，上海疫情期间并没有人“被注册”。

因此，我的稿子一方面写出了很多人身份证被注册的现状，另一方面也写出了被注册的原因，以及回应了“是否吃空饷”。这样的报道就相对客观，发表后不少街道、居委会都向居民道歉，且为政府澄清了“吃空饷”的不合理、无依据指控，也得到了发改委、民政局等政府部门的认可。

发挥自身优势，

做好各领域、各题材的报道

《青年记者》： 

在不能外出的情况下，媒体人只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个人信息资源，收集相关信息，完成相关调查、采访和报道的工作。赖老师，您曾在2020年参与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报道，在这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过程中，您有哪些报道经验分享？

赖鑫琳：

疫情所代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和其他如自然灾害、公共安全事件报道截然不同。

首先，疫情的不确定性太多，未知的风险太高，病毒看不见摸不着，任何一个采访现场都可能会导致自己被感染。所以防护措施要升级，也加大了采访的难度。例如，在武汉和上海我都深度报道过120急救车。在武汉，我曾跟随120急救车穿梭在城市各个地方转运病人，因为时间紧急，每天我都需要穿八个小时的纸尿裤，五六个小时的防护服，护目镜一次一次被水气打湿，完全看不清相机的取景器，只能凭经验盲拍。而让我更痛苦的是，因长时间佩戴N95口罩，我明显感到呼吸不畅，加上隔离服和防护服不透气，出现了窒息和缺氧的连锁反应，眩晕、恶心呕吐，只好被迫终止采访。在本次上海的疫情之中，120急救车一直在风口浪尖上，饱受舆论压力，我再次把其作为拍摄对象。在准备报道过程中，我不分昼夜地与急救队辗转在上海各个封控社区甚至出现阳性患者的居民楼里救人。相较于武汉的采访，这次的困难在于不确定性，我举着相机紧跟着急救员的脚步，有时跑得喘不上气来。当危在旦夕的患者被120急救医生抢救过来的时刻，我也感动得在护目镜下落泪。我始终稳稳地举着相机，尽我最大的努力，用镜头记录下他们抢救生命的瞬间。报道刊发后也引发了很大的社会反响，120急救中心的困难被一一呈现，市民通过我的报道，也了解并理解了救护车难叫的原因。

2020年2月17日，武汉，上海援鄂120急救车司机侯敏杰驾驶着车辆疾驰在夜色中。

图片来自《我跟踪上海120急救车三天，目睹他们在封控社区抢救生命》，2022年4月26日，上海，120急救医生谈亮亮和队员们对一名心脏骤停的老人进行紧急抢救。

其次，这两次疫情的时间和“战线”都拖得非常长。一般的灾难或公共安全事件的时间通常在一个星期左右就能收尾，而疫情的报道不一样，我在武汉工作了一个多月，在上海疫情报道中截至5月中旬已经持续工作了两个多月

再次，疫情的影响从上到下，方方面面，涵盖的范围广，影响深，要关注到点线面全方位。这三点，对记者来说，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要经受巨大的考验和挑战。

《青年记者》：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尤其是作为摄影记者，还要携带摄影器材，更增加了报道的难度。但是，在突发重大事件中，图像显然更能直观地记录瞬间，保留历史，打动人心。哪张照片是您比较难忘的？

赖鑫琳：

摄影记者的特点就是记录现场，深入现场才能捕捉到大量的鲜活的画面。这些影像在当下是鲜活的新闻，在以后就是珍贵的历史。影像报道充满了力量，在传播上也会更有优势。2020年我在武汉拍摄过一张题为《如释重负》的照片。那是2020年3月9日晚，武昌方舱医院休舱前的最后一夜，湖北省人民医院的江文洋医生最后一次在医院值夜班。看着空荡荡的床位，身上的担子像是终于卸下了，他躺倒在空病床上想要休息一下，不小心睡着了。当时我正好经过，穿着防护服的他像极了一个宇航员，在太空中执行了漫长又艰难的任务之后，终于落地在地球上的感觉。我立刻拉了旁边的一把椅子，站了上去，把这魔幻而珍贵的一幕拍了下来。这个画面也成为武汉疫情期间比较有标志性的画面。照片在解放日报发表后，迅速传播，还登上新浪微博的热搜头条，各个关键词点击量超过3亿次，央视、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也进行了转载，被网友称为疫区最感动人心的一张照片。

《如释重负》

《青年记者》： 

 在本次疫情中，我们看到很多民众也都利用手机记录疫情中的点点滴滴，上传至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承担了部分新闻内容生产和传播的工作，其中也不乏一些“爆款”。赖老师，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您觉得专业的摄影记者，如何做好相关报道，以构建事件的完整图景和全景视野？

赖鑫琳：

“人人都有手机”的全民摄影时代，民众也建立起了很多元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渠道，摄影记者的职能确实是被削弱，但从另外一个层面上看，不代表摄影记者的职能就可以被替代。民众的记录是松散型的、碎片化的甚至是随机的，有很强的偶然性和不可持续性，这些影像的质量往往不高，多数只是迎合了流量传播需求。所以我觉得这恰恰是摄影记者的价值所在，在海量的影像中，经过了摄影记者的思考提炼的专业影像会更加珍贵。比如在这次疫情中，我既深入世博、新国博、国展中心（上海）方舱医院，医护人员、院感专家、普通患者、消杀员、清洁工的故事；还跟随上海120急救车队穿行在上海各区进行跟踪拍摄，深入定点医院里的血透病房，关注滞留在马路上的卡车司机的生活，蹲守在虹桥火车站采访露宿的旅客……这些具体而微的个人，组成了这次疫情的全景图像。

滞留的卡车司机

我个人的经验是小切口、挖细节，在宏大的疫情背景下通过一个个小的切口切入，展现一些事件或人物的细节来照映疫情发展。疫情发展的动态节点，政策落实，疫情下民众的生存状态，一线抗疫的医护社工等人物的故事，都可以成为一个个小切口，疫情的全景视野都源于这些小切口的记录。

坚持“兼听”，传递基层声音

    《青年记者》： 

两位老师是否可以谈谈，通过亲历此次疫情，对当前的传播环境和自己的工作有了哪些新的认识？对以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新闻实践有哪些经验与启示？

王烨捷：

无论是否在疫情下，客观公正的报道总是最有传播力、影响力的。而要保证报道客观公正，记者一方面要用脚采访，还原事实；另一方面也要多方听取不同意见，否则很容易造成报道失衡。

以疫情下的“辟谣类”稿件为例，我发现“上海网络辟谣平台”给出的辟谣，经常是单方面的。近期，该平台的公信力就受到了较为严重的冲击，很多上海市民开始变得“不相信辟谣”。

我认为，无论是公共新闻报道，还是辟谣，都要坚持“兼听”。以我撰写的《上海嘉定一市民没饭吃跳楼吐血？到底怎么回事？》为例，这篇文章短短不到千字，但同时采访了基层村居委、网传视频当事人、跳楼当事人等，并没有直接使用基层村居委的单方面回应。在上海疫情报道中，中国青年报的坚持是，如果不能就某个事件听取多方意见和观点，那么宁可不发报道。只有两边声音“兼听”的报道，才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有立足之地。

赖鑫琳：

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人们获取信息、传播信息的渠道非常多元，媒体的传播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尤其在此次疫情中，公众对媒体报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认为作为记者，首先还是要始终坚守在新闻一线，为公众带来最真实和第一手的信息全貌。比如此次疫情之初，网上舆论对方舱的环境、转运规则存在许多负面议论，我一直蹲守在方舱一线，跟随瑞金医院医疗队员们共同辗转于世博、新国博、国展中心（上海）方舱医院，记录了他们建设改造方舱和收治病人的全过程，传播出方舱的真实画面。其次，记者无论何时都应该更关注基层群众，用镜头和文字传递出对普通人的关怀和温情。比如我在记录滞留的卡车司机的故事时，印象最深的是货车司机李三，滞留期间，他在马路边上支一个简易土灶，铁盆里烧米饭，撒上盐，这样的盐拌米饭吃了一个星期。他曾有过饿到两眼冒金星的时候，但是他想的是老家里老婆、孩子和年迈的父亲都要靠自己养活，为了家人，无论如何都要熬下去。川纪路上还有许多“卡友”，他们这段时间都过着野外求生的生活，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背后的辛酸和梦想，我认为都是作为记者应该去记录的东西。由此，我撰写了的图文特稿《自制土灶，野外求生，滞留上海马路边上的“卡友”，这样度过封控40天……》而在这个报道发布以后，反响也很强烈。很多社会组织开始关注他们，很多人向我提出要捐钱，我也和社会组织合作为他们购置了蔬菜等物资，帮助他们度过困难时期。我认为，无论是当前还是今后，关注基层群众，传播基层声音，都应该是新闻媒体的应有之义。

2022年5月7日，上海，滞留的卡车司机李三在自制的土灶上烧火做饭。

《青年记者》： 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再次向两位老师，向所有奋斗在抗疫一线的新闻同行们致敬！《青年记者》愿与你们同行，祝大家一切平安！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2年第11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钮迎莹,王烨捷,赖鑫琳.我在上海，“记”在一线[J].青年记者,2022(11):29-32.

编辑：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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