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甜心”是如何被一步一步吃掉的？
图 / Giphy
提起一生令人唏嘘的欧美女星，绕不开两个“布兰妮”。
一个是“小甜甜”布兰妮·斯皮尔斯，终于在去年，洛杉矶法官宣布其结束近14年来自生父的监管生活，恢复自由。在此前的很多年，“FreeBritney”一直是社交媒体上的重要呼声。
另一个则是通过影片《独领风骚》为大众所熟知的布兰妮·墨菲，而她在同样波折动荡的一生中并没有迎来如斯皮尔特一般的自由结局。
当“国民闺女”，被要求变得性感
起初，人人都说布兰妮是天才。
布兰妮·墨菲是童星出身，不满九岁就登台演出，小小年纪就立志在演员这一行业发展，被表演教练称为“天生的演员”。
17岁时，由于出演了改编自简·奥斯丁小说《艾玛》的电影《独领风骚》，布兰妮崭露头角并获奖无数。电影导演艾米·海克林（Amy Heckerling）盛赞道，“所有人都在表演，但布兰妮在感受……她当下的表演让人起鸡皮疙瘩”。
2002年，25岁的布兰妮和说唱歌手阿姆合作了《8英里》。合作演员塔林·曼妮（Taryn Manning）也提到，和当时已经是巨星的阿姆演对手戏对谁来说都会有巨大的压力，可是“她豁出去了”，最终呈现了“任何枷锁都会消失”的演技：
戏外，布兰妮开朗活泼、真诚幽默的好性格也得到过许多朋友和合作伙伴的认可。
外表甜美、有作品、性格好，布兰妮很快拥有了“年轻版美国甜心”的称号。但很快，“好莱坞式审美”背后的厌女压力齐齐涌来：
2003年，布兰妮和男演员阿什顿·库彻（Christopher Ashton Kutcher）合作电影《新婚告急》并传出恋情。在对阿什顿·库彻的某采访中，主持人用“胖丑妹”（“the fat chick”）对她进行身材羞辱：
因为布兰妮此前和阿姆有过合作，主持人还对她进行了荡妇羞辱：
此外，布兰妮在参与选角时，也曾遭遇“你看起来不是让人很想上你”（“not fuckable”）的评价，并被拒绝。
正如纪录片制作人辛西娅·希尔（Cynthia Hill）在接受《名利场》杂志访谈时总结的：“这就是那个时代对待女演员的方式，就好像她们不是人。时代在变好，但仍然不够。”
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电影工业及流行文化体系，确实从来没有把女演员当做“人”。她们是被赋予价格的商品，需要为男性审美与口味买单。
在30到60年代，迎合宗教思想与保守家庭价值观，女性是花瓶、是男性情欲投射的对象，因此被捧上荧幕的是梦露与黛米·摩尔。60到90年代，尽管在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电影业有了《末路狂花》式探索，但天真又性感的“美国甜心”仍然大行其道——主流审美不仅意味着多元美态的可见性极低，更意味着主流所导致的霸权与暴力。
从曾经的“国民闺女”到“美国甜心”，布兰妮早年的人气离不开她的天赋与个人努力，但不得不承认，红极一时也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她的形象恰好符合那些时期流行的男性审美口味。
但审美的话语权掌握在男性手中会导致什么呢？是女演员无时无刻接受着挑拣、审视、规训与惩罚：
他们曾经喜欢布兰妮的天真，但下一部片子又要求她性感；可当她与具备性魅力的男演员认真演戏时，他们又对她的“性感”进行荡妇羞辱。他们喜欢布兰妮的童真可爱，又嫌弃她不够瘦——因此，纪录片制作人辛西娅·希尔（Cynthia Hill）看见，“短短几年，我眼见着她从一个骨瘦如柴的演员变成了一个瘦骨嶙峋的演员。”
虽然布兰妮曾经否认她得了厌食症（这又是另一种挑剔：当女演员为了得到工作机会而迎合“厌食症式”的审美，又会被冠以“厌食症”的负面标签），但从她的日渐消瘦仍然可以看出，她的健康状况在渐渐变差。
“掠食者”来了
从小在片场度过，缺乏与同龄人社交的机会，这为布兰妮的精神世界奠定了脆弱与孤独的底色。对此，阿什顿·库彻曾说，“我从未遇见过布兰妮这样想结婚的人”。
在同库彻分手后，布兰妮与两任新男友都曾订婚，但都以分手告终。加之无数身材羞辱、与分手导致的负面评论等外界噪音，2006年前后的布兰妮，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就在此时，布兰妮后来的丈夫西蒙·蒙杰克（Simon Monjack）出现了。
西蒙一开始的身份是“作品大受欢迎”的编剧，同布兰妮闪婚后，成为了和布兰妮及其母亲雪伦组成的三口之家的“一家之主”。布兰妮的朋友们都不看好这桩婚姻，认为布兰妮和雪伦盲从着西蒙。
后来，西蒙“掠食者”的本质渐渐暴露：
他接手了布兰妮的事业，自己成为了经纪人、财务管理人甚至化妆师。在片场休息时，他要求布兰妮回到车里和他独处，不允许她和同事们进一步接触。
他也不允许布兰妮和朋友们接触，直到某一天她的所有朋友们发现她换了号码，“消失了”。
他不让布兰妮得到足够的休息，经常让她待到夜里三点才休息，这导致了布兰妮在影视生涯后期表现不佳、经常遭到换角并失去片约。
布兰妮的过度用药也可能与他有关。纪录片提及“在他一侧的床头柜，发现了九十几个药瓶，用的是不同的患者名字”。
他对女性的“瘦”有着奇怪的偏执，因此而不断变瘦的布兰妮免疫力低下。在染上了肺炎后，他坚持不送布兰妮就医：
除了布兰妮，西蒙甚至控制了布兰妮的母亲雪伦。在布兰妮去世后的采访中，当主持人问雪伦问题时，西蒙总忍不住替她回答，并强调雪伦是错的。雪伦则神情恍惚，对西蒙十分顺从。
当雪伦被问及遗产问题时，西蒙先一步夺过话头：“我们甚至还没算过。”（为什么这么着急？）
当被问到布兰妮是否存在用药过量情况时，雪伦有些恍惚、答非所问，西蒙则再次急于否定：
从精神到身体，西蒙一步步地将布兰妮锁进了自己的牢笼，屏蔽了外界的社交关系，甚至控制了布兰妮最信任的母亲，成为了自己敛财和释放控制欲的工具。西蒙花着布兰妮的钱进行“投资”，但最后，名义上的唯一继承人雪伦才发现他“投资”的珠宝都是假的——而他一人在三年里就花掉了三百万美元。
是花在了穷奢极欲的消费上，还是转移了财产，我们便不得而知。
在纪录片团队的深挖下，更多布兰妮没见过的“另一面”西蒙，逐渐浮出水面。
西蒙曾经的健身教练披露，西蒙曾开着古董法拉利、抽着大雪茄来健身，彼时的未婚妻带着硕大的钻戒。但很快他就开始赊账，直到某一天他再次来到健身房时，女友已经换成了布兰妮，并爽快地付清了所有赊账。如果健身教练所言不假，在恋爱初期西蒙就开始挥霍布兰妮的钱财了。
西蒙还对布兰妮及公众隐瞒了他曾有一个儿子的事实，直到他的前女友、孩子的母亲伊丽莎白在纪录片中说出一切。
此时我们才知道，西蒙不止一次实施了他的PUA伎俩：谎称自己得了癌症即将不育并“迫使”伊丽莎白怀孕，在她怀孕出现严重妊娠反应时拒绝带她去医院，并隔绝伊丽莎白的所有朋友。
在伊丽莎白临盆时将她送到纽约然后就此失联，并迅速和不知情的布兰妮结婚。婚后，以孩子监护权为要挟，胁迫伊丽莎白不要说出真相。
此外，西蒙还在其他州有过犯罪记录，签证也早已过期。纪录片告诉了我们一部分真相，但曾被牢牢地精神控制住的布兰妮母女，付出了太沉重的代价。
“我永远也不会开口”
辛西娅·希尔（Cynthia Hill）评价布兰妮和西蒙的故事，就是彻底的“在好莱坞与日常亲密关系中常见的权力与控制的故事”（“I think that it is a story about power and control—in Hollywood and in relationships…”）。
亲密关系与流行审美对女性的控制及剥夺，其实每天都在重复。
北大包丽案中牟某翰的羞辱、虐待与自虐式精神控制，李靓蕾王力宏离婚事件重点煤气灯式精神控制，都可能一步步地使伴侣进入亲密关系控制的漩涡。而被“美好婚姻”滤镜规训着成长的女性，总以为亲密关系或者婚姻就是人生的退路或归宿，则更容易成为受害者。
流行审美所带来的审视与盘剥，更是日复一日、从未缺席。
同样与布兰妮童星出身的林妙可，在2008年一唱成名，但多年以来都被限制在“完美小孩”的牢笼中。她在成长，但观众期待着她一直听话可爱；当她的身体开始发育，观众又开始厌弃她身上仍保有的奥运会式纯真，骂她“长残”、对她意淫。
流行审美是这样希望她永不长大又希望她一夜长大，今天希望她是乖巧的孩童，明天希望她是成熟的性符号——这种矛盾的期许实际上是一种残忍的暴力，让她的成长拧巴而充满痛苦。
童星出身的杨紫也经历过“长残”期的评价，因为流行审美越来越只容许一种美貌。依靠不错的演技和团队美商，她才逐渐“熬出头”了。
在《名利场》的采访里，辛西娅·希尔（Cynthia Hill）提到布兰妮身边的人到今天仍十分内疚，会问自己，“我本可以做什么”（ “What could we have done?”）。
从因天真被赞美，到不够符合审美而获得暴力的评价，年少成名的女艺人们曾有着如此相似的一段重叠。而女艺人的境况只是无数女性命运的投射与放大，在太多女性的生活中，仍然在面对着充满控制与伤害的亲密关系，与单一审美带来的负面影响。
如果人们曾以为，在个人经济实力足够强大，社会资源足够丰富的状况下，能更轻易地避开某种性别不平等导致的悲惨命运。那么布兰妮们的故事则戳破了这一层糖衣，不加反思与改变的结构性社会文化，只会让女性整体性地受害。
对所有人而言，布兰妮的唏嘘故事之后都有更值得我们追问的：在娱乐造星这样剥夺个人主体性的商品化过程中，本就是被凝视对象的女性更容易受到暴力和伤害，我们是否要做些什么？
而不是到了某一天，我们再问自己，“我本来可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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