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能，是“疯女人”在拯救这个世界？
3.15刚刚过去，大多数人对于这个日子的第一反应可能都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最近，老坛酸菜消息齐齐刷屏。然而，今年的3月15日却并不仅仅如此，它同样也是“国际社工日”。
乍一看，社工（social worker）是一个有点陌生的职业，然而实际上，这一领域遍及我们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助人和救护。
医院医疗、社区救助、心理健康、物质成瘾、性别平等、虐待／人身侵害受害方支持、残障人士权益、贫困改善……几乎所有我们能想到的社会公益，都有社工的影子。
图 / verywell
实际上，在新冠病毒爆发之时，许多参与救助、连线转介资源、提供在线心理支持的也正是社工。
同时，大多数的社会工作者都是女性。根据调查统计资源和方式的不同，美国总计约有70%-85%的社工为女性。虽然我国的数据不太明确，社工注册、执照发放也还在起步阶段，但助人行业多由女性构成的结构，很可能是类似的。
然而，因为社工往往是在为已有社会结构中被忽视的群体提供服务，且其在工作中所提供的帮助有时很难在短期内看到结果和改变，因此，社会工作者的付出，有时并不会得到应有的认识和感谢。
在国际社工日刚刚过去之际，我想介绍一位推动了早期社工领域发展的女性，长久以来，她的贡献都没有被充分了解。她并非完全不为人所知，但她一直都以另一个身份为人知晓。
活在“歇斯底里症”的标签下
对于心理学稍有了解的人而言，安娜·欧（Anna O.）这个名字与精神分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893年，在两本维也纳的医学期刊上，弗洛伊德和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f Breuer）提到了一位化名为安娜·欧的女性患者，她天资聪颖，但却经历着非常严重的身心痛苦。
1895年，被认为是精神分析开端之作的《歇斯底里症研究》（Studies in Hysteria）出版。书中更为详细地描述了安娜·欧的情况，以及如何使用谈话来帮助她缓解、治疗精神上的痛苦。
图 / mcgill.ca
当时，“歇斯底里症”（Hysteria）被相信是许多女性精神痛苦的根源，这个词最初起源于希腊语的“hystera”，意思是子宫。如专注创伤与虐待领域的学者朱迪·赫尔曼（Judy Herman）在《创伤与复原》（Trauma and Recovery）中所说，“歇斯底里症”在19世纪最后的二十年中，成为了学术研究的主要焦点。
而那时候大部分医生都相信，这些女性所遭遇的精神痛苦，来源于子宫，这种情况只有女性才会遭遇。很少有人想到去倾听和理解这些看似荒唐症状背后的痛苦，性欲是歇斯底里症研究的主题，而剥削的性关系却被隐藏了起来——女性的真实状况被否定了。
安娜·欧也就活在这个标签之下，一个“歇斯底里症患者”。
但实际上，在这个简单的化名之外，在疾病的标签背后，她的真实姓名，叫伯莎·帕彭海姆（Bertha Pappenheim），她更广阔的人生经历，她对世界的友爱与贡献，比起安娜·欧的名字，就显得太鲜为人知。
在结束“歇斯底里症”治疗之后的人生，她用写作和翻译探索自己的精神世界，四处奔走，运用自己的资源照顾孤儿和因战乱而遭遇人口贩卖的女性，促进了德国社工领域的发展。
但这些故事，飘零在历史中，不再被讲述和记忆，直到关于她的只言片语被重新翻阅。
1859年2月27日，伯莎出生于维也纳一个犹太家庭，她是家中长女（伯莎原本有两位姐姐，但她们在成长过程中不幸去世），有一个弟弟。她的父母抱持着彼时传统的性别观念，她也清楚她的父母更看重男孩。
不过，由于优越的家庭环境，她还是获得了相对当时其她女性更良好的教育机会，能够前往一所罗马天主教的女校读书。只是在十六岁时，她还是离开了学校，同母亲在家中操持事物。而这时，小她十八个月的弟弟却能够继续在学校学习。
尽管没有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但这并没有阻止她发展自身的才华。在20岁左右时，她已经能够流利地使用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犹太人所使用的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也是她的强项。在未来的人生中，这些才能将帮助她在女权思想领域和助人行业做出了不起的成就。
图为伯莎身着17世纪犹太女商人及日记作者Glückel of Hameln同款服装。精通多种语言的伯莎在一生中翻译了许多作品，专门处理由女性或为女性撰写的文本。
1880年，伯莎21岁，她的父亲西格蒙德·帕彭海姆（Sigmund Pappenheim）在全家度假时突然病倒，伯莎一直在病榻边照顾，昼夜颠倒。或许是因为一直照顾重病的父亲太过辛苦，或许是她也因父亲的病重受到了严重的精神冲击，伯莎病倒了。
她在此期间经历了严重的幻觉、焦虑，痛苦也通过她的身体显现出来：因为脸颊肌肉过于紧张，她甚至在一段时间很难自如地说话；她的手肘僵直、外扭，无法弯曲……同年12月，伯莎开始卧床不起。
而次年4月，伯莎的父亲因病去世，她的身体开始完全僵直并好几天没有进食。随着情况的恶化，她被送往疗养院（Sanatorium）养护。
与此同时，在1880年到1882年期间，约瑟夫·布洛伊尔作为帕彭海姆家族的友人，对伯莎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治疗，并与弗洛伊德以书信讨论（显然那个时候还没有成熟的守密伦理规范和法律），此后，两人记录了对伯莎的治疗经历，共同发表文章出版书籍。
总之，作为患者，伯莎被自己信任的治疗师抛弃了。
约瑟夫·布洛伊尔
然而，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伯莎并没有完全被她的痛苦所定义。
1882年，在被布洛伊尔转至其它诊所治疗后，她拜访了表姐妹安娜（一位在当时勇于通过写作争取女性平等教育权的女权主义者），并且在此期间参加了一些护理训练。同年，她的健康状况终于好转。
许多犹太女性和儿童依然生活在可能被反犹太浪潮攻击的威胁下，于是，那些女性四处寻找可以离开的方法，许多孩子都需要安全的庇护之所。
在这样的背景下，1888年，伯莎和母亲搬至德国法兰克福。
在那里，她加入为低收入人群、流浪者提供免费食物的施汤所。同时，她也在以色列妇女协会为犹太女孩专门设立的孤儿福利院里做志愿，为孩子们朗读故事。看到孩子们对安徒生童话的喜爱，伯莎也开始分享自己创作的童话故事，并在后来集结出版。
法兰克福以色列孤儿院的女孩们
随后，伯莎成为了福利院的暂时管理人，之后又成为正式负责人。她在福利院实施了自己的教育理念，一些理念在今天看来虽已过时，但其中许多仍会让人觉得十分具有见地。
比如，她尊重孩子们的自主性，并且在自己管理的福利院中禁止任何的体罚。在甚至还没有统一的公立教育系统的时代下，她为福利院的孩子们安排规律的、系统的课程，尽力保证教育。她认为需要教会孩子们在外部世界也能够生存的规则，要求孩子们在生活中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来照顾自己。
除了在福利院、儿童保护等方面的卓越贡献，伯莎也为当时的妇女运动倾注心力。
在福利院工作期间，她使用笔名保罗·伯特霍尔德（Paul Berthhold）将经典女权主义文本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译成德文，并在同年1899年创作了一出舞台剧《女权》（Women's Rights）。
1901年，她与亨利特·菲尔特（Henriette Fürth）成立了 “妇女关怀”（Weibliche Fürsorge）协会。这个协会支持犹太妇女建立独立的生活，从而避免她们因贫困而毫无选择地陷入性工作。协会还提供了宿舍设施，以及专门的法律调解、法律咨询中心。
“妇女关怀”（Weibliche Fürsorge）协会第一次董事会，Bertha Pappenheim为前排左起第二个。
图 / MIG AZIN
之后，她又于1904年创立了犹太妇女协会（Jüdischer Frauenbund），德国犹太人的中央福利办公室于1917年启动。
到1922年时，妇女关怀协会已经在德国有了200余家分会，30000余名成员，在英法等地也有其姐妹组织。即使从21世纪已成系统的社会工作、社会救助角度来看，这样的构建也可以说是专业并且繁荣的。这些组织，为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伯莎的努力，也使得社会工作在当时的环境中更加被大众所知和接受。妇女关怀协会实际上也填补了当时社会上的一大空白，使得许多遭遇危机和困境的女性能够获得帮助与支持。虽然伯莎最初对于类似工作的理念是无偿（然而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人能够富裕到这一程度），但随着工作的发展，之后她也开始雇佣专门的、专业的工作人员。
此外，伯莎还关注到了当时在东欧地区出现的人口贩卖。
由于当时的反犹情况，这些地区的许多犹太女性在一夜之间失去家人，被迫陷入贫困，她们希望可以移居离开，或是至少找到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而这一希望很多时候都被利用，成为诱骗的借口。诱骗她们的人往往说的是，“我给你介绍一个工作，你只要上船／跟我走／去xx就好，我会安排好一切”。然而，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她们被欺骗到远方成为性工作者，并且遭到非人的对待。
伯莎意识到了这些女性所遭遇的危险和伤害，于是在她参与的社会工作中，打击人口贩卖也成为一项重点。犹太妇女协会成为了保护活动的支撑网络。许多妇女在火车上、船上主动接触那些被诱拐、欺骗的女孩，提出其它的工作机会和未来的可能性。
她们会将这些女孩拉至一边，详细询问背景和家乡，询问为何会在这辆火车上／这艘船上，告诉这些女孩可以到协会遍布各地的“中途之家”（half-way home）休息、获得保护。而在这些“中途之家”里，前来投奔的女性也并不会只被看作被保护的对象，她们会获得充分的尊重和自主权，也有机会得到工作。
伯莎本人也身体力行在其中。在性别意识依然十分保守和传统的当时，伯莎在世界各地奔走呼喊。她会前往女性被困的地方，看看是否有谁需要帮助，大声宣讲如果离开了对她们进行性剥削的地方，还有哪些选择。有一次，当她在埃及尝试救助时，一位一直听着她演说而没有发言的阿拉伯女性，特意在之后拜托翻译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女性帮助女性，太久之前就已经在人类的文明中书写。
写在最后
1936年5月28日，伯莎·帕彭海姆在德国新伊森堡去世。
她生前的同事形容她为妇女权益和儿童权益奋斗时，仿佛体内有一座活火山。
有哲学家赞颂她：“我不止钦佩她，更将在我有生之年永远敬爱她。有些人拥有高尚灵魂，有些人拥有无限热情，但这两种人都比我们想象中的少，更少的是同时拥有高尚灵魂和无限热情，而其中最少的是一个有无限热情的高尚灵魂。帕彭海姆正是拥有这种高尚灵魂的女性。她的事迹将永远传颂，见证其不朽的存在。”（《创伤与复原》）
图为1954 年，“人类的恩人”系列发行的一张印有伯莎肖像的德国邮票，以表彰她的贡献
当然，伯莎的成就不仅仅是她自身的成就。
她的家境使她投身社会公益时更无后顾之忧。那些与她共同维持各地设施运作的女性，那些在火车上、轮船上将被诱骗的女孩拉至一边的女性……她们的共同努力，最终成为了当时遍及各地的支持网络，以放到当下也毫不逊色的效率，帮助了无数女性和儿童。
就是这样一个被认为深受“歇斯底里症”之苦，在今天很可能被定义为“疯女人”的女性，以超乎想象的仁爱、坚持与勇气，对当时乃至后世做出了卓越贡献。
因此，在刚刚过去的国际社工日，回顾伯莎的人生经历，或许不仅仅能让我们从中获得鼓舞，也让我们进一步意识到社会工作者的重要性，对ta们致以敬意。
百年前离开的伯莎，其墓地位于法兰克福的犹太公墓Rath-Beil-Straße，与母亲相邻。她在自己的遗嘱中表示，希望前来拜访她的人能够在坟前放上一块小石头，做“为善尽女性责任与追求女性幸福的使命尽一份心力，勇往直前”的无声承诺。
相隔万里，让我们在伯莎的墓前，放上那块小石头。
参考资料：
1.http://www.heroinas.net/2019/05/bertha-pappenheim-defensora-y-pionera.html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Bertha_Pappenheim
3.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cbAqi-iSV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