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本书凭借它“凶狠”的名字，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是日本自由记者小林美希采访15位妻子，集结她们的婚姻经验和感受写作成的纪实作品，从书名就直截了当地表明了受访者们的心声——《希望丈夫去死的妻子们》。相较之下，中文译本的书名《有恨意但不离婚的妻子们》就显得比较中庸含蓄了。但当我读完整本书后，发现修改后的书名竟更为恰当准确。如果说日版原名是妻子们的控诉，那中译本的书名则暗示了“是什么让她们无能为力”。这本书中受访的女性年龄职业不一，从34岁到70岁的都有，有的女性是家庭主妇，也有女性做小时工或是公司主管，覆盖可谓是广而全。尽管经历和性格都截然不同，然而她们希望丈夫去死的理由却大差不差：繁重琐碎的家务劳动、丧偶式育儿的状况、婚育后难以突破的职场困境，以及因为妻子／母亲的身份，这些就被视作理所应当的牺牲和退让。本书的作者小林美希
书里非常细致地记录了作为妻子的女性们充满怒火的声音。
为了照顾孩子，本该在事业上大有作为的系统工程师志穗缩短了工作时间，收入也随之减少，为此她愤愤不平：“凭什么只因为是男人，就能够维持在公司的职务和地位？”后来公司又以她需要照顾孩子为由，不再让她参与重要项目。这更让志穗义愤填膺：“真应该让男人像女人一样，边育儿边工作！”不管是否自愿，大多女性在怀孕之后，都会被公司“弃用”，逐渐退出核心业务，让出辛苦打拼下的天地。即使坚持孕前最后一周才请假，几个月产假休完，公司也不定能留着位置等你回来。而大部分的男性却并不会因婚育受到困扰或阻碍，反而被视为“养家的人”，社会评价得到提升的同时工作机遇和薪资水平都全面开花。图为日本育儿假使用情况，近年来，日本男性休育儿假的比例仍然极低
日本政府于2020年7月31日公布了2020年版男女共同参画白皮书，根据对14000人的调查，夫妻双方都工作的家庭中，妻子在家务上花费的时间是丈夫的2.6倍；有孩子的家庭里，妻子的家务时间是丈夫的2.8~3.6倍，育儿时间是丈夫的2.1~2.7倍。还有一项双职工家庭生活情况的调查显示， 妻子承担了80%以上的的家务和育儿，丈夫多是做一些不用花费太多时间、轻松的家务，前三名是倒垃圾、打扫浴室、饭后收拾。所以当你大声质问时，这些男人们也能振振有词地回复：“那我也做家务了呀。”之所以可以如此理直气壮，是因为不少丈夫都从心里认为做家务是女人的事，男人只需要帮帮忙就好。所以，只要做了一点点活儿，就敢自诩好丈夫好爸爸，认为自己“为家庭做出了贡献”，把“分担家务”当作自己的“额外付出”，多做一点都不情不愿。与此同时，太多成为全职主妇的妻子，受“丈夫在外辛苦工作，养活全家”的观念影响，觉得自己在家没有收入，所做的家庭劳动没有什么“实际价值”，所以不得不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以至于忽略了这些家务活她们如果不干，就得花钱请人干的事实（这说明家庭劳动并非是无偿的）
图 / 《逃避虽然可耻但有用》
按理，在职的母亲和在职的父亲，有了孩子以后会有同样的几率面对关于育儿的疑难问题，然而事实上，育儿的重担却往往只压在母亲、压在女性身上。做父亲的从没经历过突然接到托儿所电话时的恐慌，而母亲即使在工作也要随时准备应对孩子那边的突发状况。不得不同时兼顾家庭和工作的女性，也因此在职场上与男性的职业发展拉开了距离。
而职场上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和差距过大的薪资收入，反过来也会影响家庭内部的生活运转。
当妻子无法获得职场认同，充分发展自我，家务劳动和育儿还像两道缰绳一样勒住她的脖子时，醉心工作不沾家的丈夫自然会被当作“眼中钉”，激发妻子内心的怨恨。
如果此时丈夫还对妻子的牺牲视而不见，以为现有的事业和成就全是自个一人的功劳，那局面将更加恶化。
图 / 《女人》
专门写书聊“为何妻子突然提出离婚”的离婚诉讼专家打越咲直言道：“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是停滞不前的社会。受过高等教育，且有能力的女性，仅仅因为身为女性就被埋没，男性却被抬高身价，收入稳定。”说到底，在现有的文化和结构下，婚姻中的女性其实没有太多别的选择。这些看似老生常谈的内容，隐身在司空见惯之中，怨恨和愤怒从未消失，只是积累在身为妻子的女性们成长的过程中，等待爆发时机。回到《有恨意但不离婚的妻子们》这个书名上来，既然妻子们心里骂过千百遍“去死吧”，那为什么还不与丈夫离婚？其实除了想离婚但离不了的情况以外，很多女性是因为抱有“男人都这样，他已经算好的了，不至于离婚”以及“离婚太便宜丈夫了，直接去世更划算”的念头，往下熬。日本团体人寿保险规定，贷款人一旦去世，剩余所有贷款都不用偿还。所以让丈夫作为贷款人，然后死掉，比离婚划算多了。就好像书中的美幸，当听到银行有关还贷的说明时，她猛然意识到，自己竟如此真切地盼望丈夫的死亡。不止美幸，志穗也是以“放在一个人名下比较简单”为由，将10年固定利率的房贷放在丈夫名下，孩子的教育经费和教育基金则放在了自己和孩子名下，潜藏于心的“希望丈夫去死”其实早就有迹可循。
图 / 《坡道上的家》
同样出于“划算”的考虑，身处公司高层管理职位的咲子下不了离婚的决心，因为公司女性管理层很少，甚至已婚已育还有孩子的女高管只有她一人，一旦离婚，自己在职场上的发展可能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咲子只能盼望丈夫早点死，“我成了寡妇以后，社会地位还能高一些。我一个人生活也完全没有问题。”由于离婚对丈夫的好处更多，所以咲子的想法是，就算丈夫在外面找小三也没有关系，但作为交换，丈夫必须继续维系婚姻关系，履行养家的义务。总之必须“物尽其用”才行。日本社会不接纳未婚妈妈，事实婚姻也不常见。整个社会的氛围还是“不结婚，就不能有孩子”。所以很多女性，为了能有个孩子而结婚，同样为了孩子，不敢贸然选择离婚。担心离婚后单亲家庭的环境会影响孩子成长；担心孩子想念爸爸；担心给孩子做出了不好的表率；担心旁人背后嚼舌根；担心孩子受到歧视；担心无法独自养活孩子……
离婚之后独自育儿的女性可能会陷入贫困，且这种贫困也有可能会代际传递
图 / 日本纪录片《调查报告：女性的贫困》
无法下定决心的妻子们有着无穷无尽的担心，因为婚姻制度仍占据极高的社会地位，对于男人来说，离婚可能无伤大雅，摇身一变还能混个“黄金单身汉”的名号继续“升值”。但对于女人来说，离婚意味着经济的压力，舆论的攻击以及社会的歧视。擅长处理离婚诉讼等家庭纠纷的知名律师山崎新摆出数据：“日本60%的女性因生育辞职，女性就业率随年龄增长呈M形曲线，而再就业女性几乎都属于非正式雇用，甚至无法形成再就业后的工资增长。”所以无论对于平均工资收入水平远远低于男性，一旦生育就将面临失业或不能继续晋升发展的职业女性，还是对于劳动难以变现，难以分得家庭财产的家庭主妇来说，离婚后独自带着孩子生活都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同时，日本社会对婚姻的推崇直接和“成人象征”挂钩：只有结婚才算成人。
所以无法维系婚姻的人，是失败的，不成熟的，将受到指责和歧视（主要针对女性），因为这些是她们“失职于家庭”的罪证。
图 / 《我的恐怖妻子》
书中的叶子说，她成长在离异家庭，坚持不离婚是因为不想让别人嚼舌根，说：“果然父母离婚的孩子也会离婚。”而夏子则说，“我不想让别人说我是因为有工作、热衷社会活动才离的婚”。相对于女人的惴惴不安，男人的“不在家”就显得理所应当，即使离婚也是怪妻子没有担负起照料家庭的责任。不完善的儿童托管制度，名存实亡的男性育儿假，严苛刻板的性别角色，压在妻子身上的是整个社会的负担。如此境遇下，丈夫死亡自然成了妻子们的期盼，毕竟有钱寡妇的日子可比丧偶式育儿的好过。但这也只是在想想，现实中内心重复着诅咒却无法离婚妻子们，只能一边在职场上奋力打拼，一边料理家中事务照顾孩子，把丈夫看作“不得力的下属”“打扰我和孩子”“没有也可以”的多余人才能抚慰内心的激愤和怨恨。可是反过来问，对妻子的厌恶无知无觉的丈夫们，陶醉于个人世界的男人们，可以一直过着无需操心家里事，一日三餐自动从锅里冒出来，孩子一眨眼就长大了的“幸福生活”吗？退休后无所事事，常常寸步不离地跟在妻子身后的丈夫，会被嘲讽为粘在鞋底的“潮湿落叶”。东京女子大学名誉教授柏木惠子在其著作《成人的条件》中，更是将其称为“大型垃圾”。
图 / 《明日家族》
比起那些会用实际行动惩罚丈夫，让他们受到“现世报”的妻子们，仅仅嘴上心里想让他们“去死”的妻子们已经算是温柔可爱的了。
书中有个妻子说，使她吃尽苦头的丈夫瘫痪以后，她把他送去了养老院，几乎不去探望。偶尔去一次，还故意把水杯放到丈夫的手似乎能碰着但又够不到的位置，看着丈夫着急痛苦的表情呵呵直乐。
还有一个全职主妇，长年累月地存钱，在她丈夫退休后，她对丈夫说：“孩子都搬出去了，家里空荡荡的。我们把房子卖了，买个小公寓吧。”结果，她安排丈夫住进租来的公寓之后，自己拿着卖房子的钱逃走了。另外还有一位妻子，也是因为受够了丈夫，所以决定让他“身无分文”。于是停了丈夫的保险，带着所有资产销声匿迹。到了退休年龄的夫妻每天在家朝夕相处，面对丈夫“什么都不会”的情况，妻子已经无需再忍受。因为此时，不用再工作，孩子也已经长大，退休的丈夫怎么看怎么“一无是处”。没有后顾之忧的妻子们，到了退休年龄，已无所畏惧。日本以妻为尊，推崇溺爱妻子、辅佐妻子的“全国亭主关白协会”的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处境最危险的是退休以后的丈夫。妻子长年累月的忍耐在丈夫退休后到达极限，于是选择‘银发离婚’。这种时候，丈夫通常手忙脚乱，做什么都没有用。”毕竟，没了丈夫的妻子容光焕发，没了妻子的丈夫，难以“长命”。退休后的丈夫，若想避免被妻子嫌弃的结局，落个被“抛弃”的下场，那就不能等“安享晚年”时再做打算。最好在一开始摆正自己位置，从自身做起，打破由社会结构性不平等波及到家庭内部角色分工的恶性循环：共同分担家务，一起抚育孩子，看到妻子的付出与牺牲，承认自身取得的成就有一部分是因为占了性别优势。
图 / 《家族之苦3》
日本厚生劳动省6月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日本共有大约50万对新人办理结婚登记，较上一年减少2万多对，创二战后最低纪录。同时，2021年日本新生儿数量不足81.2万，是自1899年有统计以来出生人口最少的一年。
也就是说，如果国家和社会无法承担这个数据所明示的重大后果，那从社会制度、福利措施、文化思想上都必须做出顺应女性权益声音的改变。比如，降低女性的生育成本，强制男女同休产假，让男性和女性共同享受和承担育儿的幸福和艰辛；严惩职场性别歧视，使职场和家庭的选择成为一道多选题，而不是依照性别进行社会分工；加强儿童托管制度，完善社会化育儿措施，为性别平等提供制度化保障等等。
如果这些正视女性需求和权益的举措能够一点点落地，那社会生育意愿自然会有所上升。同时家庭内部的和谐和个人的充分发展，也一定会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带来新的生命力。
图 / 《桧山健太郎的怀孕》
看完这本书以后我把它推荐给了身边的男性朋友，戏言道：“要是不想死，就趁早看看。”结果他看完跟我说，《有恨意但不离婚的妻子们》不好记，这本书该叫《“死”老头》。这三字个听得我心头一跳，“死老头”不是夫妻生活中经常出现的“爱称”吗？难道这看似寻常的称呼背后，也有我们没有察觉的“恨意”？这是个值得深入探讨和挖掘的问题，但有一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希望丈夫去“死”的妻子们，不仅仅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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