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红4年，月薪2千
6点，伴随着狗叫声，皮村从沉睡中醒来。
范雨素锁好家里的门，走出院子。她在路边的包子铺买了豆浆和烧饼，跟随着从四处涌出的人群，脚步紧促。
她将乘坐989路公交，去到位于顺义区的雇主家中，从7点半到12点半，做5个小时的家政活。
之后的时间是她最喜欢的，整个下午，她都能呆在自己10平米的房间里，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副桌椅、几件衣服和几千本书。她在这里读书写作。
皮村处于北京朝阳、通州、顺义的交界，近于北京的最东边。这里没有高楼，四处都在施工，风一吹便卷起了沙尘。
皮村距离首都国际机场很近，每隔两三分钟，便有一架飞机从皮村上空划过。网络信号时常中断。飞机的轰鸣声，足以遮盖人们的交谈。
在这里，本地村民只有1000余人，但有着2万以上的外来人口。各色各样的人中，打工者居多，也有住在京郊的富人。
离皮村2公里的地方，便是一家著名的国际学校，学费超过7万/年。
范雨素在皮村生活了近10年。
在外人看来，范雨素的生活枯燥而孤独。她平时一个人住，小女儿在河北上学，一个月回来一次。院子里住着十几户人家，卫生间是公共的，邻居都是老实厚道的人。
她与周围的人保持着友好礼貌的距离，平日里，邻里之间谁也不敲谁的门。若是遇上熟人，相互间也只是点点头，聊不上半分钟。范雨素觉得，人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圆圈里。
“你看像我这样的人，这一辈子除了穷困潦倒，别的什么麻烦都没有，我喜欢一个人待在这儿，有大量的时间可以看书。”她说。
在许多人的想象中，范雨素已经离开了皮村。她或许出了书，但反响不振；她或许靠着名声，四处演讲走穴，赚得盆满钵满；最不济，她或许给杂志写着专栏，靠着稿费补给生活。
而实际上，范雨素仍过着和从前一般的日子。
因为写作，她放弃了育儿嫂的高薪工作。她做着家政“小时工”，每个月赚两三千，1000元供小女儿上学，700元交房租，剩下几百元当作自己生活的成本。“没有存款，但是够花。”
而今，范雨素正在考虑重新做回育儿嫂，她早已萌生了这个想法。育儿嫂一个月能赚六七千，吃住都在雇主家里，能省去自己这部分的开支。但全天的工作，就意味着她要放弃一部分写作时间。
范雨素乐于清贫，重新做回育儿嫂的原因是，她想攒钱给女儿买个房。
在一篇文章里，她写道：“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太阳照常升起。我们活着，我们挣扎，我们照常活着。”
范雨素几乎不用微信。一年到头很少有人给她发信息。她今年接受了3个采访。范雨素说，这些都是那次“沙尘暴”似的走红留下的余波。
4年前，几乎在同一时间，皮村涌入了50多家媒体和出版社，人人都在寻找这个一夜成名的“育儿嫂”范雨素。
2017年4月24日，一篇自传体文章《我是范雨素》全网刷屏，舆论迅速发酵，如一颗石子投入湖中，引发了不小的震动。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
文章记录了范雨素颠沛流离的前半生，有网友从中读出了达观和悲悯，有网友觉得文章乏善可陈。但学者认为，正是这种平白朴实的叙述方式，为文章添了一分粗砺的味道。
有文学评论家说，每个中国人都能在文章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它以个人的视角，将“知青”“单亲妈妈”“水库移民”“初代农民工”“流动儿童”等社会现象浓缩其中，每个故事背后都有历史的厚重感。
范雨素后来和媒体打趣道，自己的出名是知识分子圈里的“内卷”。
“在那之前，我连非虚构文学这5个字都没听过。”范雨素回忆道，当时是在懵懂和混沌的状态下完成了写作，“没想那么复杂”。临交稿时，她还十分忐忑，不确定能不能被选用。
稿件发表后，她请皮村文学小组里最年轻的工友帮忙转发，“免得看的人太少，对不起稿费。”范雨素庆幸，自己在写作时没有编假话，没有给编辑添麻烦。
文章在公众号上的阅读量达400万，范雨素红了。
媒体涌入了范雨素的生活，没有放过一个孔隙。
过了两天，皮村文学小组召开了一场媒体发布会，范雨素没有来。她请文学小组成员付秋云转告记者。她的一条微信投影在了屏幕上：“因媒体的围攻，我的社交恐惧症，已转为抑郁症了，现在已躲到了附近深山的古庙里。”
其实那天，范雨素躲进了家中，手机关机，读完了张岱的《夜航船》。她不爱与媒体交谈，她担心无心的话被聚光灯放大，“跟截屏似的”，给别人造成伤害。
“离开皮村”的橄榄枝随之而来。理想国出版社希望与她签约，网站育儿频道邀请她来做文字编辑，有出版商拿着20万现金出现在了范雨素家门前。
“这里边最有机会离开的就是范雨素，但是她没抓住，还没拿这个机会当回事。”皮村文学小组创办人之一王德志说。
范雨素拒绝的理由不一：
她拒绝做编辑，是因为“做不熟悉的事情没有安全感”。这份工作是相熟的记者介绍的，而她更习惯陌生人之间一次性的交往方式，不希望在工作里掺杂人情世故。“我做不好的话，人家再不好意思辞退你，给别人添麻烦。”
而与理想国没有成功签约，最为可惜。
理想国希望她能继续写非虚构作品，这与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期待相契合。她的文章显现出她在非虚构写作上的天赋，人们希望她再写下去。对于打工诗人来说，他们经历的苦闷现实和自身的“标签”，也是作品能够畅销的密码。
而范雨素不愿这么做。她不愿一遍遍地重写自己的过去，也不愿分享苦难。4年来，她坚持在写科幻虚构小说《久别重逢》。
“出个名也没有给我带来什么，我每天要打工才能吃饭，我跟人不说话也不来往，像是水中飘萍，没有人知道你出过名。名声没有给我掉下来一分钱。”她说。
和许多一夜爆红的人相比，范雨素是特别的。她没想过逃离皮村，没成为新闻富矿，也没有为了写作去开采自己的一生，反复地重温过去的苦难。她待在皮村的小屋里，继续为生活奔波，与钟爱的书籍相伴余生。
苏格拉底的那句话，范雨素一直记着——
“原来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我不需要的东西。”
范雨素从小在知识的轰鸣声中长大。
她出生于湖北襄阳市打伙村，家附近有座鹿门山，诗人孟浩然生于斯长于斯，后又在此隐居。
村子里崇尚“好学”，文化氛围浓厚，范雨素从小便被父母教导“好好读书”。
范雨素和二姐的名字，都是母亲依据出生时的花所取。二姐叫范梅花，范雨素叫范菊人。后来范雨素在《烟雨濛濛》里看到“雨素”二字，便作主给自己改了名字。
她在家中排名最小，从小便随着哥哥、姐姐们看书写字。
大哥半生追求文学，想成为作家，结果成了迂腐的孔乙己，后来忙于打工也再未碰过钟爱的书籍。二哥自小聪明，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但又深陷赌博，被高利贷压弯了脊梁。只有二姐与范雨素最像两朵双生花，二姐才华出众，初中时便被老师建议去给文学刊物投稿。然而因患腿疾，二姐留在村子里教书，未曾离开过那个村庄。
而文学给了范雨素流浪的勇气。
她爱看知青文学，也从中学会了逃票、偷红薯的伎俩。12岁那年，她不辞而别，独自前往海南。她身无分文，靠着捡垃圾桶里的食物为生，这段经历被她在文章里描述为“美好的热带时光”。3个月后，她回到家里，村里人指责她“丢了脸面”。
后来，范雨素读到了海子的诗。
“活在这珍贵的人间 / 太阳强烈 / 水波温柔。”
范雨素想，得出去看看，不能辜负这珍贵的人间。
她放弃了在老家能转正的教师工作，随着九十年代中期打工潮的大流，来到了北京。范雨素将进城打工，比喻为参加节目《变形记》。
“我是那个乡间的黄雀，参与了这场全民演出的真人剧，我来到大城市，如乡间蒙着眼睛的毛驴在城里跌跌撞撞，跌得头破血流。”
生活过得一地鸡毛。范雨素一边在饭店里端盘子，一边遇上了来自东北的丈夫。丈夫长期家暴，范雨素毅然决然地离了婚，带着两个孩子回了家乡。然而三张嘴带来的经济压力，令家人间的情谊变得淡漠。
范雨素又一次回到了北京，她明白这次回来就是背水一战。因为没有文凭，范雨素只能做最累最苦的体力活。
但范雨素并未觉得凄苦。她从小爱读小说，在书里她看过各色各样的人生，文学为她做了苦难的预设。
“我是一个生存能力很差的人。”范雨素感受到这是一个物竞天择、强者生存的世界，她处于这个链条的底端。
文学构筑的那个世界，便成为了她的“桃花源”。
小时候，范雨素随着父母一起收麦子。割麦子得长时间弯着腰，累得受不了，她便跑回屋子，但心里又满是对父母的愧疚。她便拿起一本书，很快就沉浸在这个光怪陆离的文字世界里。
后来每当失意时，她便会回到文学这个避风港，“好像躲进了一个平行世界”。
“我是没有自尊的，我是麻木的。”采访中，范雨素常常说起这句话。
去别人家干活，育儿嫂有时会被要求不能和雇主同桌吃，只能吃剩下来的饭菜。有工友自尊心强，一天便选择离职。而范雨素觉得没有关系，即便是小孩的剩菜剩饭，她也甘之如饴。
她有一颗强大的内心。往返于光鲜亮丽的都市和色泽暗淡的皮村，范雨素并未觉得生活在都市折叠中，也很少感受到生活的反差和身份的撕裂。范雨素说，她觉得人性都一模一样。
提到北京，她说这是一个有文化气息的地方。
她仍然保持着去潘家园淘书的习惯，她爱看文史类的书籍。“一本书只要一块二毛钱，白捡。”有媒体给她拍了纪录片，在纪录片里，她捧着旧书，就像捧着宝贝。
她也在潘家园给孩子买了近1000斤的旧书，也总是带孩子们去图书馆。
一天，首都图书馆响起“闭馆”的喇叭声，小女儿便学着武侠小说里的桥段，喊着“打烊了”。范雨素抬头对上管理员的视线，他冲孩子笑着，眼睛弯成月牙。
“你看我们现在坚持做这事的环境，在北京就挺荒唐。”王德志指向工友之家的院子，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有一棵枯朽的树，日光已将树叶晒得干脆。
皮村文学小组被媒体视为“乌托邦”，王德志称之为“穷欢乐”。
“没有什么好处，但还在坚持。”王德志觉得每个城中村都有一个范雨素，文学小组能帮助激发工人文学创作的潜能。
工人聚集在打工博物馆门口
文学小组有一种特别的氛围和吸引力。对于外来务工者而言，家乡的人际网络被距离切割，新的人际关系又难以形成。
“可能在北京待了10年、20年，都很难有交心的朋友。”王德志看到，一些工友前来，不是来学写作，而是来找一分人情味。
在文学小组里，大家彼此理解在城市里漂泊的感受。
“人人都是世界工厂里的一颗螺丝钉，而文学的意义，就是给螺丝钉镶钻。”范雨素说，皮村文学小组里，每个人都是最普通的人。但是文学如灯塔，他们逐光而来。
“我们用操作过电批、焊钳、扳手、掘进机的手，拿捏着细小的笔管撅起发涩的语言。”文学小组成员万华山写下了这些话。
范雨素的写作就在这里开始。
她的第一份课堂作业是写“名字的故事”。她在打工子弟学校教书，看着花名册里别具一格的学生的姓名，有了灵感。过去在农村，很多女孩的名字还叫作“招弟”，而如今男孩女孩们都有了诗性而美好的名字。范雨素从中窥见了时代变化的一丝痕迹，便写了散文《名字的时代象征》。
文学小组自行印刷了一本刊物《新工人文学》，收纳小组成员的文字作品。每一期的封面人物，都是皮村里一个个普通人的掠影。
范雨素是这本刊物的主编，她负责撰写每期的卷首语。大多作品表达的都是对苦闷生活和现实不公的愤懑，而范雨素不同，她像是一位隐匿在人群中的观察者。她文笔轻盈，写起过往凄苦的经历，字句间却满是幽默与豁达。
“我们经历的便是我们的历史，是社会和时代的缩影。如果人人都能提起笔写作，人人就都可以书写自己的历史，我们就不需要别人代言。”范雨素认为，写作无外乎是“我手写我心”。
《我是范雨素》一文走红之后，有不少女工特地从外地赶来，加入皮村文学小组。
陈蓉本在安徽家中务农。看到报道后，她专门乘火车，从安徽一路寻到皮村。
还有家政工施洪丽，她在四川老家时，就爱看意识流小说。“是不是觉得农村人看意识流小说很奇怪。就是给人贴标签，戴上了太多有色眼镜，才会这样先入为主地想。”范雨素说。
新加入皮村文学小组的，还有王成秀。王成秀读到小学五年级便因贫辍学，从河南来到北京打工，在北京待了30多年。她一直保持着读书的习惯，言传身教，如今女儿考上了天津大学。
范雨素说，孩子是父母的复制品。妈妈爱阅读、爱写作，孩子也能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学习兴趣。“热爱写作和阅读的人，有一种终身学习的习惯，这个习惯会改变几代人的命运。”
范雨素曾谈起文学的意义：“文学是心灵结构的共振，文学是人类困顿的书面化，文学是历史观，文学是一种介入方式。”
在北京呆了二十来年，范雨素唯一的朋友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
他名叫徐克铎，是范雨素小女儿同学的爷爷，因为孩子的关系，两家常常走动。他被范雨素形容为“传统意义上的勤劳善良智慧的中国人”，他是一名工人，凭着自己的双手，在老家买了一套房子。在范雨素眼中，他是一名“成功人士”。
老爷爷也爱写作，在头条号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文字顺着网络，又回到了他的老家县城。县政府托人给爷爷捎口信，让他再回老家时一定要去县政府坐坐。
“写作让他获得了认可，人人都知道他会写，会表达自己。”范雨素说。
那年，范雨素红了的消息，也随风飘回了村庄。人人见了范母，都夸她女儿能干。
但范雨素仍然觉得自己是“生活中的失败者”。在农村，有房、有院子，首先要完成这层物质上的身份认证，才能受人尊重。
2018年清明节，范雨素回家为父亲扫墓。那些存在于她文字之中的大伯、二伯、舅母，都已经离世。只有80多岁的母亲仍待在那个小村庄。
后来，范雨素再没有回过家乡。她觉得，自己在那里什么都没有了。
但她仍爱听与湖北有关的歌。疫情时，她牵挂武汉，便把宝石老舅的《出征》、冯翔的《汉阳门花园》翻出来，一遍遍循环。
写襄阳的歌，她也爱听。她尤爱齐豫唱的《梦襄阳》。“我走过汉江龙堤北门的码头，望时空穿梭夫人守城楼，探北街繁华庭院错落闻菊香……”
她把乡愁写进了小说《久别重逢》的定场诗里。小说的定稿已交给出版社。
在汉水边漫步
这是春天，有云
云涌河汉，银河璀璨
此刻，忘了我是仙人还是俗人
只有云，云动我的麦地，我的瓜棚，我的天河
这是春天，有晴也有柳絮
无我
关于乡愁里的母亲，范雨素讲了一个故事。说完，她流下了眼泪。
在范雨素过去生活的村庄里，有一个从外地嫁来的媳妇，婆媳关系不好，在本地老是受人欺负。80多岁的范母总是像护雏一般，护着那个姑娘。
范母像是古树，一代代地扎根在那个村子。而那个外县来的媳妇，像是一株刚刚移植来的小树苗，像众多无处扎根的北漂。范母希望，女儿作为一棵移植到北京的小树，也能受到善意的对待。
而范雨素也是如此。她接受采访的原因，是希望善意地对待年轻人。同样地，她希望在外地的孩子，也能被人善待。
在此刻，母爱显得柔软而真挚。“善意是流动的，就像一条莫比乌斯带。”范雨素说。
范雨素有时也会感慨，自己的一生都随着时代起起伏伏，与命运过招时，总是单打独斗。她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规划，一直在接受命运的安排。“如果能重新来过，那时来北京就算是背水一战，我去学门手艺，也能过得很好。”
只有一瞬，范雨素会感到有些遗憾。假如自己一直在农村待着，孩子的生活会不会顺利很多，而不用随着她从小漂泊。
范雨素曾在文章里表达了对大女儿的愧疚。
因为育儿嫂工作，范雨素没有太多的时间照顾大女儿，而小女儿还得姐姐来照顾。因为没有北京学籍，大女儿没能完成学业，14岁便被迫辍学。后来大女儿在全国妇联的公益培训里学会了速记，如今成为了上海的白领。
范雨素想弥补这份愧疚，她打算重新做回育儿嫂，舍下一些写作的时间，多攒点钱，为女儿存下房子的首付。
每当有人问起“为什么没把这次出名当作重新装点命运的机会”，她说写作和家政活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靠写作这条路，要写得好、有读者才能过好。你要写得不好，没读者，都还不如做体力活赚钱多。我没有那份自信。我没有希望靠着文学能得到什么，连这些名声我都觉得是‘天降横财’。”
说起梦想，范雨素曾经想做“中国的第欧根尼”。
小时候，范雨素性格温吞。二姐从沈从文的《猎人故事》中看到，哲学家的象征是乌龟，便唤范雨素为“哲学家朋友”。
9岁那年，范雨素有了第一个哲学家的理想。
她从一篇介绍希腊哲学的文章中看到，有位哲学家叫第欧根尼，他每天睡在垃圾桶里，不慕荣华，但仍获得了亚历山大大帝等人的尊重和敬意。她便想成为“中国的第欧根尼”。
如今再谈起，范雨素却说：“小时候懒，总想着不用干活。如果真做第欧根尼的话，我已饿死了好几回。”
曾经那个逃跑的小孩，成为了那个为了生计、在麦田里不停收割的母亲。
只是，她偶尔还会想起小时候最爱的那棵国槐。
国槐不粗不细，范雨素三两下便能爬到枝头。绿叶能将她遮挡起来。她躺在一片绿色之中，枝叶间开着淡黄色的槐花。闭上眼睛，她很快便进入了梦乡。
梦里没有北方漫天飘荡的杨絮，没有大风刺骨，没有飞机会从头顶飞过，留下一阵轰鸣。
活得很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