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
“冬天是伴着火炉和书，一遍遍坚定不死的决心，写一些并不发出的信。”
又是这样一个寒冷的深冬。史铁生离开11年了。
那是2010年12月31日凌晨，史铁生去世了。他的生命结束在59岁这年，离他60岁生日，还差五天，他没有挺过去。
他的离开，如同他的降临，伴随着浪漫与肃穆。
死亡对于史铁生来说，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对他而言，生活不过是与苦难周璇。
21岁那年，史铁生提前进入人生的暮秋，他的双腿残疾了。
年轻的生命站着走进友谊医院，躺着从医院出来，他很早就开始向暮年摸索前进，那是一场十分漫长的折磨。
命运向来无情，残疾的史铁生之后得了肾病，最后恶化为尿毒症，需隔日透析以维持生命。
他躺在透析室的冰冷病床上，看着鲜红的血在透析器里缓缓地从自己的身体里流出来，再回到自己的身体里去。
身体已是极度痛苦，史铁生还是很乐观，甚至有些让人心疼。他太爱笑了，黑色镜框后的小眼睛眯成一条线，有时还透着几分孩童般的狡猾。
扶轮问路的日子，他的一腔笑意下，尽是爱与真诚，没有怨天尤人的仇恨之意，温厚平常，没有人可以抵抗，地坛的气场抚平了史铁生内心的痛苦。
史铁生去世那天，窗外冷风吹得毫无感情，后半夜北京的空中飘起了雪花，他与世界最初的相见就是这样。
宿命开始露出端倪。
1972年，史铁生的双腿背叛了他。
在北京友谊医院，他没有想到的是，治疗结束之日便是轮椅生涯开始之日。
双腿瘫痪一度让史铁生像个遭受冤案的疯魔之人，在医院疯狂地捶打自己，他挣扎着站起来，心想定要站起来给上帝瞧一瞧。
最终，他倒身在地，也妥协了：
确实，你干不过上帝。
史铁生所住院的北京友谊医院的窗口面朝大街，他的床紧挨着窗户，在那他度过了最后的惬意时光，也被迫接受了残酷的命运。
定案时年，史铁生才21岁。
他对医学与命运都还未及了解，只能向虚冥中寄托一份虔诚的祈盼。
年轻的生命直着眼睛朝北京大街眺望，注目着骑车的青年与5路汽车的车站，盼着朋友们来，有那么一阵子他暂且忽略了死神。
在无数个清晨与傍晚，史铁生坐着轮椅在地坛公园呆坐、思考，暗自祈求或悲叹，一个无措破碎的灵魂，仿佛走回生命的起点。
地坛为这个失魂落魄的年轻人将一切都准备好了，史铁生再也没长久地离开过它。
在这里，他开始本分地活着，一遍遍地坚定不死的决心。
史铁生在地坛
曾有人问史铁生，是怎样走上创作道路的。
他认真思考后，回答：“走投无路沦落至此。”
这不是自谦使然，最初的他想成为的确实不是作家，而是田径运动员。
出生于50年代北京冬天的史铁生，对他而言，开端，是北京的一个普通四合院。
那天凌晨，下着大雪。
一天一宿罕见的大雪，路都埋了，奶奶抱着为孙子准备的铺盖趟着雪走到医院，走到产房的窗檐下，在那儿站了半宿，天快亮时才听见史铁生轻轻地来了。
他自小跟随奶奶生活，这孩子争气得很，成绩一直很好，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时，他还是学校80米跨栏冠军，人送昵称为“小飞人”。
史铁生(右二)和清华附中的同学们
后来回看，不免感叹命运的嘲弄。
1969年，18岁的史铁生上山下乡，自愿到陕北延安一个叫做清平湾的地方插队务农。
在那里，他经常感到腰腿疼痛，没太在意，只是吃些药物拖着。直到有次在山上放牛时，他碰上了暴雨，无处可躲，淋了个透心凉。
第二天，他高烧不退，住进了医院。
在陕西做知青的史铁生
史铁生没当回事，谁知病情越来越严重，在延安治疗无果，只能回北京医治。
回到北京前，史铁生与好友一同登上了华山，这也许是他患重病前的最后一次壮举。
那时他还不能预见到“透析”的未来，那时的北京城仅限三环路以内。
谁知那场延安的暴雨，彻底改变了史铁生的命运。
他双腿瘫痪了。
21岁那年，史铁生提前进入人生的暮秋——他的腿，不能走路了。
年轻的生命站着走进友谊医院，躺着从医院出来，当时的他绝望到极点，差点要跟大夫打架。
原本健康的青年，忽然就残疾了。
他很早就开始向暮年摸索前进，那是一场十分漫长的折磨。
命运对他不公，史铁生三次自杀未遂，变得喜怒无常，坐在轮椅上的他感到万念俱灰，当他看见枯萎的树木，和那些斑驳掉漆的建筑，他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
最难的日子，是他的母亲陪在左右。
史铁生也想要找过一份工作，可是失败了。
母亲拖着轮椅上的他去当地劳动局申请工作，卑躬屈膝地向所有人介绍自己的儿子，“孩子坐在轮椅上，也可以胜任很多工作的”。
坐在一旁的史铁生如坐针毡，也受到了羞辱：“身体健全的在我们这儿，都不一定要呢。”
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史铁生，一个曾经赛场上的田径“小飞人”，突然失去双腿，那种锥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童年时期的史铁生与母亲
为了给儿子治疗残疾的双腿，母亲几乎花光所有积蓄，买各种药物，将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抛之脑后，儿子成为她人生的中心。
史铁生身处偏激的旋涡里，无法自处，他将身边能拿到的所有东西都摔得稀烂，也捶打自己的双腿：“我可活什么劲儿！”
母亲跑过来拦着，哽咽着劝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
当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他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他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
每当这时，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儿子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听他的动静。
当一切恢复沉寂，母亲又悄悄地进来，红着眼眶对儿子说：
“听说北海的花儿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
秋天的怀念。
史铁生又独自坐在雍和宫大街26号的家中。那是一座临街的院子，逼仄而简陋，一排平房的另一侧，被住户用简单的砖头砌起了低矮的厨房。
他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唰唰啦啦”地飘落，悲从心来。
那年秋天，北海的菊花开得正好，母亲几乎是恳求的语气，她憔悴的脸上有了愁思。
“什么时候？”
“你要是愿意，就明天？”
“好的，就明天吧。”
母亲喜出望外，激动地一会坐下，一会站起来，她坐在儿子身旁，絮絮叨叨地说着：
“看完花，咱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喜欢吃那里的豌豆黄儿，你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
戛然而止，她突然不说了，对于“跑”“踩”之类的字眼儿，母亲甚至比史铁生还要敏感。
母亲很喜欢花，可自从儿子的双腿瘫痪后，她养的那些花都死了，且死得很彻底。
那仿佛成为一种预兆。
北海看菊花之行落空了，史铁生的母亲倒身在地，大口大口地吐血，邻居们把她抬上三轮车去了医院。
邻居小伙子背着史铁生去医院看望母亲的时候，她正在艰难地呼吸，如同她那一生艰难的生活。
那是母子二人的诀别。
母亲去了医院，就再也没有回来。
医生告诉史铁生，老人家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母亲挂念的仍是自己的孩子。
直到母亲去世，史铁生才得知母亲的病情已是如此严重，他的妹妹说，母亲肝脏在此之前，已经疼到整晚整晚没法入眠的程度，但是怕儿子担心，一直瞒着。
史铁生与妹妹
史铁生感到懊悔，他开始用大量的时间坐在轮椅上写作，无法正常出行的他，有书籍与纸张陪伴，他仿佛找到自己的意义。
“路无法再用腿去趟，只能用笔去找。”
1981年，史铁生发表《秋天的怀念》纪念去世的母亲，细腻的情感与扎实的文字，震惊整个文坛。
这年，他30岁。
遗憾的是，当史铁生的作品发表、获奖时，母亲已经不在了，他失落地想：“如果母亲能再多活两年，就能看到了。”
又是一年秋天。
妹妹史岚推着史铁生去了北海，看了一场迟到的菊花。
他突然懂了母亲在生命最后一刻，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活。”
地坛公园。
史铁生住在雍和宫大街26号，距离北京的地坛公园不远，在那里，他得到了重生。
史铁生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地坛与他建立了某种关系，史铁生坐在其中，凝望着无需言语的古柏，才得知人生的伤痛是如何不足为道。
史铁生在地坛公园
他宽厚的肩背上，是落寞的夕阳，远远望去像是一个玩笑。那两条塌瘪的裤筒随风飘动，此时的史铁生，才会慢慢想起发生了什么。
如果你见过他赤裸的枯萎的双腿，命运才会显露真相。
之后颇负盛名的《我与地坛》，承载着史铁生最后的自我救赎。
“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
友人们常探望，带来大世界里的种种消息，史铁生的心就越发地活了，设想着，在那久别的世界里摇着轮椅走一走，大约也算不得什么丑事。
史铁生，是个有尊严的人。
好友朱伟总是忘不了他从自己的工作台或是床上移动到轮椅上的情景，更忘不了的是，史铁生从来不要别人帮忙。
他不愿意被怜悯、同情，因为这意味着不平等。
史铁生，有很多朋友。
朋友们来了，带书来，带羊头肉来，带外面的消息来，带安慰和欢乐来，带新朋友来，然后都成了老朋友。以后的多少年里，友谊一直就这样在他的身边扩展，在他心里深厚。
他对待朋友，真诚细心。
余华对于一件往事印象深刻，关于红烧肉。
那是1996年，史铁生与一帮朋友在瑞典，其中一位朋友给他带来一碗诱人的红烧肉，这对于吃了太久西餐的人而言，堪称大餐。
史铁生却不舍得吃，他一定要等所有朋友都到齐了，每人分一块，自己才吃得尽兴。
左二为余华
1980年秋天，史铁生肾衰竭初发，他在轮椅上已经坐到了第三十三个年头，用过的轮椅也近两位数了。
地坛的路面上，留下过无数的轮椅压痕，他的人生，也因为写作彻底发生了改变。
《我与地坛》《我二十一岁那年》《合欢树》《我遥远的清平湾》等作品，感动了无数读者，与屡获大奖，在那个逼仄的房间里，史铁生创作了动人的故事。
他平实的文字，表达出的是真实存在的明朗心境，可是命运过于无情。
1981年，残疾的史铁生肾病愈发严重，连正常排尿都成问题，他没有因此一蹶不振，还是一如既往的乐观，他太爱笑了，黑色镜框后的小眼睛眯成一条线，有时还透着几分孩童般的狡猾。
陈希米带来的爱情。
史铁生说自己的生命密码是两条：残疾与爱情。
18岁的陈希米曾是《希望》杂志的一位编辑，有天在报刊上看见一篇名叫《爱情的命运》的文章，感觉内心产生了某种强烈的共鸣，她给史铁生写了一封信。
自那之后，在北京的史铁生与在西北的陈希米，开始漫长的书信交往，足足十年之久。
1989年，两个相似的灵魂终于见面，陈希米看见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说：“你是我想象中的样子。”
陈希米与史铁生
史铁生问面前这个小自己10岁的姑娘：“若不是爱情，请你离开；若是，那么留下来，我们一起活出爱的荣耀。”
陈希米留下了。
1989年，在一个难忘热烈的夏天，史铁生与陈希米结婚了。
这位双腿瘫痪的男人，结束了他近四十年的独身生活。
他结婚了，这四个字听上去多么平常而简单。
这年，史铁生38岁，陈希米28岁。
陈希米与史铁生在家里
两人结婚后，过起了烟火气十足的平凡日子。柴米油盐，交流写作，陈希米成为了史铁生的双腿，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也在精神上与他共鸣。
陈希米说：“我是铁生的妻子，所以才要做更好的陈希米。”
在与陈希米相知相识后，史铁生开始变得松弛，逐渐信任这个世界，妻子灿烂的笑容也让他的世界变得明亮起来，日子过得平淡温馨。
陈希米与史铁生
一个不足70平米的小房子里，陈希米亲手和面团、烤面包。在这个充满面包香的家，整洁、朴素、温暖，那样的有尊严，他们过的每一天，都那么有情有义。
史铁生给陈希米写过一首《赠妻子诗》：
陈希米的笑容让人难以忘怀，有了她的笑容，凝重的史铁生再没有装扮殉道者的理由和必要了。
陈希米与史铁生
后来史铁生病重，无法下床，妻子就是他的笔与纸，他说一句，她写一句。
那种情谊，是坚固而深刻的。
1998年，史铁生的肾病愈发严重，最后恶化为尿毒症，需隔日透析以维持生命。
他躺在透析室的冰冷病床上，看着鲜红的血在透析器里缓缓地从自己的身体里流出来，再回到自己的身体里去。
那是一场，极其痛苦的折磨。
那时，他仿佛听见飞机在天空中挣扎盘旋的声音，作为一名写作者，史铁生开始想象上帝的剧本里这一幕是如何编排的。
他在《“透析”经验谈》中说：
“我透析已经五年。迄今透了十年、二十年的也大有人在......快乐并且有所作为地再活上几十年，而非自暴自弃地去等那最后一刻。”
身体已是极度痛苦，史铁生还是很乐观，甚至有些让人心疼。
在医院做透析的史铁生
他住的时间最久的一家医院是北京友谊医院，他的主治医生早已见多生死离别，却对史铁生这位患者非常钦佩：“史铁生之后，谈生是奢侈，谈死是矫情。”
那部十几万字的《病隙碎笔》，是史铁生在透析间隙，趁自己还清醒的时候写下的，珍贵且真诚。
他拒绝接受命运的安排，没有轰然倒下。同年，他的长篇小说《老屋小记》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有次记者采访史铁生，问他的职业，他自我调侃：“职业是生病，业余写一点东西。”
也并非是调侃，史铁生这四十八年大约有一半时间用于生病，此病未去彼病又来，成群结队好像都相中他这身体是一处乐园。或许“铁生”二字暗合了某种意思，顽强不死。
那年冬天，北岛回到国内，约了一帮昔日好友，前去探望史铁生。
他们在街上看到有卖羊头肉的，想着这吃食是史铁生这小子的最爱，定要买两斤捎带到他家里去，如果他在家就聊一会，如果他去医院做透析了，就把肉挂在门把上。
“挂在门把上”这一举动，让人倍感亲切，他们是从同一年代走来的同路人，这种情谊不可替代，让人眼眶温热。
北岛他们敲了敲门，史铁生的妻子陈希米打开了门，他在家。
看见一群昔日好友，史铁生笑得很开心，他们围成一个圈，挤着坐在一起，聊慰回不去的美好年代，还有一起经历过的雨雪风霜。
那个房间很小，大家腿挨着腿坐着，氛围温暖，那天，史铁生亲自下厨做了一顿美食。
那顿饭，大家吃得泪流满面。
有次，王安忆去家中看望他，彼时的史铁生身体已经被多次透析折磨得不成样子，原本以为他会诉说苦痛，谁知全程，史铁生都在谈论饺子。
史铁生的大半生都是在轮椅上度日的，他在轮椅上思考，在轮椅上写作，在轮椅上会见好友……
史铁生与好友
幸运的是在余生，他因为两个女人，而感受到温暖与爱。
一个是他的母亲，一个是他的妻子。
史铁生与陈希米
史铁生思考过自己的墓志铭，他想自己来选择，他看了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中的那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在他看来，是对生死最好的态度。
如果将这句话作为墓志铭，最好不过，“我轻轻地走，正如我轻轻地来，扫尽尘嚣。”
对他而言，生活不过是与苦难周璇。
2010年年初，史铁生病情愈发严重，他被救护车拉走抢救，他对妻子笑着说：“我没事。”
抢救成功了，可是他只能卧床，看不了书，动不了笔，妻子不离不弃地陪在他身旁，照料、宽慰。
扶轮问路的日子，他的一腔笑意下，尽是爱与真诚，没有怨天尤人的仇恨之意，地坛的气场抚平了史铁生内心的痛苦。
史铁生的文字于无声处听惊雷，温厚平常，没有人可以抵抗。
2010年12月31日凌晨，史铁生去世了。
他的生命结束在59岁这年，离他60岁生日，还差5天，他没有挺过去。
又是这样一个寒冷的深冬。他的离开，如同他的降临，伴随着浪漫与肃穆。
院子里一排绿油油的榆树矮墙，越过榆树矮墙远处有两棵大枣树，枣树枯黑的枝条镶嵌进蓝天，枣树下是四周静静的窗廊。
“冬天是伴着火炉和书，一遍遍坚定不死的决心，写一些并不发出的信。”
对于妻子陈希米而言，那天是丈夫陪伴自己的最后一天，是二零一零年的最后一天。
临终前，史铁生已写好遗愿：“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器官捐献给医学研究。”
他已然如愿，史铁生健康的肝脏拯救了天津一位肝癌濒危患者，患者手术成功且康复。
北京798时代空间画廊，人群蜂拥而至，没有花圈与眼泪，没有挽联与告别，只有祝福与怀念。60根红烛绕成一圈，一张张方正的卡片上各附有一朵红色玫瑰，热烈而悲壮。
那是一场有尊严的死亡仪式。
死亡对于史铁生来说，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史铁生去世这天，窗外冷风吹得毫无感情，后半夜北方城市空中飘起了雪花，他与世界最初的相见就是这样。
他从大雪中来，于大雪中去。
北京的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只有凛冽的寒风和漫天大雪。
渺小。洁白。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