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那篇报道被删了，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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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东航从昆明飞往广州的航班MU5735在14:23分飞机雷达信号消失，后经核实，飞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境内坠毁。
官方信息显示，机上共有旅客123名，机组人员9名。截止事故发生时该事发飞机共飞行8986架次，总计18239小时。
截至22日凌晨，搜救工作尚未发现幸存人员，事故原因尚无清晰判断。
01
矛盾：一场众说纷纭
3月22日13：00，距离MU5735坠机事故发生不足24小时，「每日人物」公众号发表了题为《MU5735航班上的人们》的文章（以下简称人物报道），文章一经发出，便引发巨大争议：认同者有之，认为该报道“在某种压抑和沉默中，显得难能可贵”；反对者亦有之，认为该报道违背了新闻伦理，是在吃“人血馒头”。
（截止发稿，该文章已被举报删除）
截止目前，围绕该话题的讨论已经充斥在朋友圈、微博、豆瓣等各大社交平台，甚至引发了新闻领域学界和业界的广泛讨论，成为避之不及的问题。作为新闻传播专业的学子，相信屏幕前的大多数人也跟我一样，一边在心里有着自己的某种判断，一边又在是是非非的争论中积攒了一团又一团的疑问：新闻伦理的边界到底在何处？非虚构写作和煽情化如何划分？我们应当如何界定和判断新闻伦理失范现象？灾难报道究竟应该如何做......
我想，或许我们可以脱离短暂的是非对错，好好理一理大家观点间的矛盾，答案会清楚很多。
共情、触摸和小人物
对于大多数认同人物报道的人来说，人物报道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得较好：首先是文字的共情能力。整篇报道的文字共情感极强，能够让人真切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伟大，更好地珍惜当下；其次是在官方信息发布之前，面对如此重大且大家普遍关注的灾难事件，人物的报道能够让处于“无知”状态的人们多多少少触摸到事件本身；最后，人物的报道呈现出了小人物的故事，人们对于这次事件的感知不再是冰凉的数字，而是一个个普通又鲜活的生命。
违背伦理、不合时宜和煽情化
对于人物报道的“批评”以公众号「肖一凉介」的文章《「人物」报道笔下的侵扰悲痛问题》为代表，在该文章中，作者指出了人物报道存在的三个问题：其一是悲伤告知，其二是侵扰悲痛，其三是创伤应激（详细内容此处不便展开，感兴趣可以自行查看）。
结合互联网上的讨论，可以看出，大家对于人物报道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首先，认为该报道的采访和呈现方式违背了新闻伦理，如在遇难者家属或亲友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告知和采访，文章中披露了遇难者的真实身份信息等；其次，认为文章的艺术化和煽情化色彩过于浓厚，除了煽情，没有提供任何帮助，也没有提供更多公众想了解的关键信息；最后，认为该文章发布的时间不合时宜，有追热点、博关注之嫌。
需要指出的是，截止文章发布，「每日人物」并未对网友们批评的问题提出回应，比如记者的采访是否经过家属同意、文章中对遇难者真实信息的披露是否经过家属同意等。私以为，大家在对以上问题进行定性时，绝不可想当然的认为“否”，而应多一分追问或保留。
02
割裂：一些进退两难
在梳理矛盾之前，我想先请大家思考几个问题：当灾难性事件发生后，除了静静等待官方发布的第一手消息之外，媒体要不要作为？更进一步地，在官方尚未将事故原因调查清楚之前，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应当如何做？如果现在的你是一名新闻从业者，你又会如何做？作为自媒体的你，想发布什么？应该发布什么？
仔细捋捋，抛开这场争议里众说纷纭的新闻伦理和各种站在外围高谈阔论的应当和不应当，事件的冲突点显而易见，我们无非对两个问题无法定论：其一是新闻伦理的实际操作问题，其二是灾难报道的呈现问题。
新闻伦理：说易得，做难得
比较戏剧化的一点是，谈及新闻伦理，每个人似乎都可以说很多应该和不应该，却很少有人讨论要怎么做和如何做到。在这场争议中，一个很直观的现象在于，多数新闻从业者都惊叹于人物记者的业务水平并给予肯定，但大多数“外行”的人却对其采访和报道细节多有指摘。这其实反映了当下我国新闻伦理的实践困境。
从某种程度上看，职业伦理是为实现某一职业群体专业化技能的群体专属化和提高这一职业的社会声誉，从而实现其职业主体性而服务的。基于此，新闻伦理虽然与“一定的社会原则和规范”有关，但核心仍是新闻作为一种职业的“职业活动”和“职业行为”。不仅如此，伦理道德的建构方式是“在各种歧异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理论中寻求一些基本的共同之点”，因此，新闻伦理显然也应当是新闻行业的从业者在价值观和道德理念上长期形成的某种“共识”。
在这样的前提下，审视和讨论新闻伦理不应当泛泛讨论媒体人个体的素养、责任和担当，也不应该作为“外行人”堂而皇之的高谈阔论，而应当紧密联系新闻职业自身的发展演变以及新闻从业者对这种“共识”的建构过程。
当下，伴随着新媒体新技术的冲击，传统新闻业已经几乎“面目全非”，而依附于其上的新闻伦理也面临全新的挑战，如学者张垒指出，当下我国的新闻伦理面临新的挑战：
1. 新闻伦理兼具内部生成和上部灌输的双重特点, 从业者的自我约束力不足。与西方相比, 我国的新闻业不仅出现时间晚, 且发展过程充满断裂, 种种迅疾变化带来了严重的时空压缩。由此，国内的新闻伦理的形成大多依赖于外部力量（行业或所在机构的约束和规范），而不是从业者的自我约束。
2.新媒体外衣下的商业逻辑与炒作文化。某种程度上, 作为一种“专业性”职业, 新闻业的职业自主性要求其远离各方面的干涉和影响, 从而保持某种“独立”。而在当前国内的新闻环境下，新闻伦理必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商业逻辑和炒作文化的威胁。
3.社会转型带来的混乱减弱了新闻行业自我约束的动机。当前, 由于缺乏坚定的核心价值体系，传统媒体惯于以单一的经济维度分析新媒体所带来的威胁和挑战， 对新媒体的应对和“利用”形成了一种“结构”上的偏向与失衡, 从而对传统媒体原有的新闻伦理形成了更深层次的冲击。
由此，当我们在谈论人物报道的新闻伦理时，或许难以完全套用某些教科书的理论标尺来衡量对错，而应当回到中国社会语境之中，回到从业者具体的实践情境和困境之中，回到对“善”的拷问当中。
灾难报道：小人物与大社会
在此次围绕人物报道展开的争议讨论中，对其煽情化文字的批判是另一个主要问题。
新闻业自西方产生以来，历经煽情新闻和黄色新闻的歧路，最终确立了新闻专业主义的职业准则，即要求新闻媒体客观、中立、 平衡和全面报道，排除个人情感和意见的掺杂。即使是面对灾难，大众媒体也应冷静叙事，立足于事实和公共理性,这业已成为一种专业常识。而社交网络时代媒体“心灵鸡汤”式文章的大量出现无疑对这一专业常识构成了挑战。
学者黄月琴指出，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媒体的灾难新闻生产就呈现出感动模式和问责模式的分野，而随着时间推移和环境变迁,在“多难兴邦”话语和维稳体制的保驾护航下,“感动模式”已逐渐占据主导位置,并固化为“悲情”和“英雄”两种叙事策略。不仅如此，学者黄典林也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话语范式的总体特征呈现出以国家的政治诉求为特征的宣传取向、以公共性和社会主体利益诉求为特征的专业取向, 以及以叙事审美性和文化日常性逻辑为特征的文学取向三种不同的新闻话语范式。
新闻写作文体的变化是技术和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是新闻业优胜劣汰的产物，是传统新闻业在日益激烈的商业化新闻生产逻辑碾压下的“生存之举”，基于这种前提，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人物对于报道文体的选择。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新的写作模式必须以新闻真实性为底线，不然就会陷入风格主义的“景观”陷阱, 从而变成一种纯粹审美的文字游戏或陷入碎片化细节的泥潭, 走向它所宣称的接近真实的对立面。
从另一维度看，长期以来,灾难被视为外在于人类社会的、由外在因素造成的外源性事件,而不是社会内部本身的问题。但2001年,克雷普斯对灾难提出了新的定义，在他看来，灾难的根源在于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灾难的发生、定义、解释以及控制具有社会性。因此，灾难是一个被建构和被诠释的过程,不单单关涉到一个群体切身承受的苦难,而且发展成为与其他社群相连接的公共话题。
从这一方面，对于灾难性新闻的报道也必须呈现一定的社会性，这种社会性除了客观告知事件真相之外，还承担着教化功能。正如有学者指出:“一篇理想的灾难新闻报道应该是这样的：它推动了各项灾后工作的顺利进行(Law)；它安慰了不幸的人们的心灵(Labor)；它让记者本身在报道中重新受到“善”的洗礼(Love)。”
评价一个报道的伦理失范，除了操作过程，对个人与社会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评价指标。具体来看：在个人层面，如果报道中的当事人主张“媒体未经同意发表”、“媒体捏在事实将当事人污名化”、“因新闻媒体发表造成当事人的心理创伤”等事由，那么报道就有可能存在伦理失范，甚至是侵权。从社会层面来看，如果报道的导向是消极负面的、价值观是扭曲的，在灾难报道中未能体现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那么报道也可能存在伦理失范。
回过头来看「每日人物」的报道，这毫无疑问是一篇争议报道，争议是事件本身的争议性和操作的敏感性所决定的，它的争议或许就像新闻真实呈现的过程性一样，避无可避。
但从叙事和报道呈现来看，我还是愿意相信这是一组充满良知和善意的报道队伍，它们出发点和报道框架里整体呈现了对生命的敬畏和对普通人生命经验的珍视。另一方面，报道中局部操作细节中的一些争议点，还需要报道影响的检验以及更多报道过程细节的还原，这个时候新闻透明性的价值也凸显出来了。
03
余论：不满是向上的车轮
无论哪一种报道模式，都面临着灾难报道必须回答的、最基本的三个问题——在灾难现场, 我们站在哪里?我们如何聚焦?我们怎样表达?
我们站在哪里?灾难是残酷的, 如何能全方位、客观真实地报道灾难现场, 又不至于让民众受太多残酷景象的刺激;
我们如何聚焦?如何做到既把镜头对准现场激动人心的搜救, 又能把关切的目光投射到普通灾民的生活与情感点滴;
我们如何表达?如何能妙笔生花、最大限度地打动人, 却又要真实、客观, 保持着与被报道对象的“安全”距离。
面对这篇报道引发的争议，我们欣喜于看到，在新闻领域、在每一个“你和我”之间，对于新闻伦理和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的讨论不再是简单的情绪宣泄、也不再是一边倒的“舆论审判”，而是一种多元的、互动的、辩证的交流和探讨。
老实说，在得知MU5735坠机之后，我仿佛陷入了一个怪圈：一方面一遍又一遍地刷新微博，期待能够获得更多关于事故的官方信息：事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目前调查情况如何？是否有幸存者？后续的救援安置工作如何进行......但另一方面，我又下意识地很抵触类似的信息，不敢打开看，因为事故太过于悲痛，所以下意识的抵触接触事实。所以，必须坦白地讲，当朋友圈有人分享了人物那篇“首当其冲”的文章时，我犹犹豫豫又不由自主地点进去看了。
我相信大多数人也跟我有一样的感受，面对如此沉痛的灾难事故，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需要靠近，我们需要了解。但是，这种了解不应该是除了官方之外一片寂静，也不应当是为了关注和流量的大放厥词。
我们表达不满，不是为了站在上帝视角指点江山激昂文字，也不是为了为自己拥护的一方激情背书。文字没有也不应当有边界，我们对于对错的讨论，我们发表不满，应当是心中有更好的期待和追求，虽然它不在此处，但我们始终相信它一定在前方。
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前进。希望在无数不满的声音之后，我们能迎来一个更好的新闻界。
注：文中所有图片均源于网络
参考文献：
1.黄月琴.“心灵鸡汤”与灾难叙事的情感规驯——传媒的社交网络实践批判[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69(05):114-118.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5.014.
2.董天策,蔡慧.我国灾难新闻报道模式的转变与突破——以汶川地震报道为例[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9,11(04):6-10.
3.郝洪.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灾难报道——从《南方周末》震灾报道引发的争议谈起[J].新闻记者,2008(07):19-22.
4.张垒.素质问题还是职业危机:新闻伦理困境的再思考——一种职业社会学的视角[J].新闻爱好者,2013(11):19-23.DOI:10.16017/j.cnki.xwahz.2013.11.008.
5.黄典林.话语范式转型:非虚构新闻叙事兴起的中国语境[J].新闻记者,2018(05):35-43.DOI:10.16057/j.cnki.31-1171/g2.2018.0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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