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1965 ——），女，浙江缙云人，1984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编采专业，同年考取教育部公派加拿大留学资格，1986年就读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学传播学院，分别于1989年和1996年获西蒙菲莎大学传播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7年-2000年任美国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传播系助理教授，2000年7月受聘西蒙菲莎大学传播学院助理教授职位，2004年受聘该学院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Canada Research Chair in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 Communication)职位。2009年—2012年受聘中国传媒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讲授职位。2019年入选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2022年全职回国工作，受聘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主任。
村庄：从河阳的故事说起
河阳是一个位于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西乡的千年古村落，有近千户，三千多人口。跟许多中国村庄一样，河阳在过去半个世纪也经历了从兴旺到空心化再到寻求复兴的过程。与其它村庄不同的是，河阳作为农耕文明的一个村庄“载体”有代表性意义。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随着国家保护乡土文化力度的加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河阳的各种“国”字招牌纷至沓来，比如入选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
与河阳隔着一条小溪，是我生长的小自然村岩山下。村庄名不见经传，只有80多户，400左右人口。缙云的道家文化源远流长，周围的山村中有因东晋道教理论家、著名炼丹家和医药学家葛洪炼丹而得名的丹址村，有至今存留着纪念葛洪的庙宇的竹海婆娑的葛竹村。我生长的农家院子叫“道坛”，这是一个与河阳古民居中那些国宝级的“十八间道坛”一样的四合院，院内宽敞明亮，外面青砖黛瓦，大阊门门楣上“淳朴家风”四个大字遒劲有力，几年前成了电视剧《麦香》中男主人公生长的那个院子。
河阳是当年的人民公社所在地，也是我上初中和高中的地方。那排气派的徽派建筑马头墙边，曾是我的教室所在；那几个别致的苏式圆筒门附近，是我曾寄宿的姑妈家所在。现代历史上，岩山下与河阳分分合合，2011年1月，在又一轮行政村规模调整 中，岩山下与河阳第三次合并，组成一个行政村，沿用河阳村名。从此，尽管我每每感觉有“高攀”之嫌， 河阳就成了我在对缙云之外的人讲自己来处时的村庄。
“河阳”是个古县名，指原河南省孟县，取黄河之阳之意。但是，根据河阳村史的叙事，村名取自朱氏祖籍河南信阳各一字。无论如何，南方山区里的这个村庄的名字，遗留着中华民族从北向南迁徙的“编码”，凝聚着民族血脉中那种依恋故土的情结。在家乡，我会不自觉地去追溯中华农耕文明的历史，解码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深化对这个国家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认识，体验中国乡村正在经历的巨大变革。
在缙云东北部的千年古镇壶镇镇，有一个叫陇东的小村落。在这里，新石器时代的史前遗迹与“后工业”时代的美丽村庄风貌并存。2017年底，在该村的壶镇中学新校址工地，发现了据称距今大约9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遗迹。一年后的2018年12月29日，陇东村成了央视《焦点访谈》的报道对象：不是因为考古发现，也不是作为批评对象，而是作为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简称“千万工程”）的可推广代表。这曾是一个走在典型的以“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为特色的浙江在地工业化发展道路上的村庄。直到2014年，全村平均每21人就有一个工厂，一半以上的村民靠在家里打磨加工缝纫机、锯床等机器的零部件赚取收入。由于家庭作坊林立，违章建筑遍地都是，污染严重，经济发展了，但人居环境变得十分恶劣了。终于，到了2014年，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陇东村党支部书记卢桂平带头第一个拆掉自己弟弟的工厂，最终成功把村里的全部工厂搬迁到镇上的工业区进行规模化与标准化生产。卢桂平自豪地 说，这是缙云的一个村庄第一次以正面形象出现在《焦点访谈》中。正是在感受陇东村美丽蝶变的过程中，“后工业村庄”这个概念在我的头脑中油然而生。它让我十分兴奋，感觉是一个可以生产出原创性知识的概念。我曾不止一次对身边的学生说，如 果我还是个博士生，我就围绕这个概念，以陇东为例，做博士论文，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在这个有新石器时代遗迹、有晋代古墓遗址、还有一位为了保护陇东遗址而不遗余力的老村长的村庄的在地体现。
更为神奇的是，在缙云的村庄，你会发现中华民族的历史甚至就写在某些个体的脸上，而当代中国在世界上崛起的历史，又十分具体地在他们的脚下延伸。2017年夏天，在缙云办暑期班期间，我陪着曹锦清、吕新雨两位教授到一个叫岩下的古村落采 风。在村庄漫游，一位长相酷似中亚人的中年村民吸引了我们的眼光。仔细一问，这位土生土长的农民叫朱焕然，他不仅从小就被村里人称为“外国人”，而且竟能说一口流利的印度尼西亚本地语言。从2002年出去打工，后来作为熟练电子设备修理工被 派往印尼工作开始，他凭着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在印度尼西亚、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创业打拼，不但把义乌的小商品卖到国外，而且在印尼拥有自己的工厂。十几年来，这位缙云山区的农民，已经到过东南亚和中亚的20多个国家了。就这样，在缙云一个偏僻的山村，我们碰到了一位真正的“新地球村”中人。我这里之所以用“新地球村”概念，是为了区别于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那个知名的“地球村”概念，因为在麦克卢汉的“地球村”里，你很难想象，会走出像朱焕然这样的农民“全球化者”。
▲ 赵月枝作品
惊奇之余，我们在村里做了初步访谈。随后，吕新雨教授所带领的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中国国情调查”学生暑期实习团队回到了村中，翻开了朱家已经残缺的家谱。他们得知，该村的朱氏始祖600多年前来自北方。当时，由于战乱和民众迁徙，中原百姓中混入大量外族的血液，完成了古丝绸之路上的民族大融合。具体到朱焕然的身上，他很可能就有北魏时期鲜卑族慕容部的基因，而他的相貌，可能是“返祖”的结果。
无论如何，2021年春天，当我读到潘岳先生那聚焦东西方族群观念和政治共同体形成历史比较的《中国五胡入华和欧洲蛮族入侵》文章时，我马上想到了朱焕然，因为该文所讨论的那段中华民族融合的历史，就仿佛活生生地“写在”了江南山村里的这位农民的脸上。实际上，朱焕然不仅为我们重新定义了今天中国农民的内涵，而且诠释了从古丝绸之路到今天“一带一路”的历史。正如我在为《“一带一路”与我们的未来》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他使我认识到，今天的中国农民，早就有“闯世界”的佼佼者；“一带一路”不仅存在于国家领导人的倡议里，存在于国家的外交政策里，存在于大公司的战略里，存在于学者的课题里，而且早已融在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中，融入了千千万万像朱焕然这样的普通民间先行者追求美好生活和个人全面发展的能动实践中。
总之，这些有名与无名的缙云村庄和他们的村民，不仅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与发展历史的编码——无论是农耕文明的史前史，中华民族的融合史，还是北方人口南迁史，亦或是乡村与国家互构关系史，而且展示着今天中国的村庄与“全球”的联系程度。而这也正是我希望通过河阳乡村研究院的学术实践，从人类文明史的高度、从中华文化的高度，来理解中国乡村的过去，认识中国乡村的现在，以及想象“新地球村”未来的基础。
县域：从缙云的黄红绿文化说起
缙云这个县名，与中华民族传说时代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有关。根据先秦史专家和地方史专家研究，“缙云氏”一词最早见于《左传》，“缙云”是黄帝时的一个官名，缙云氏是黄帝的一个氏族。缙云文史专家经常引用唐代张守节所撰写的《史记正义》一书中的“黄帝有熊国君，乃少典国君之次子，号有熊氏，又曰缙云氏，又曰帝鸿氏，亦曰帝轩氏”一句来说明缙云就是轩辕黄帝的名号。作为一个县，缙云是武则天于武周万岁登封元年（公元 696 年）单独设置的。缙云境内有道教名山缙云山（后被唐玄宗赐名为“仙都山”），而缙云山又有轩辕黄帝在其顶上铸鼎炼丹、驭龙升天的传说。
通过近几十年来持之以恒的历史挖掘、地方文化叙事构建和文旅产业发展，一个只有40多万人口的浙西南山区小县，正以中国唯一一个以轩辕黄帝名号命名的县的“自觉”身份，把自己打造成中国南方黄帝文化祭祀、研究、辐射与展示中心，以及铸造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重要节点。“自觉”两字在这里非常重要，它诠释了新世纪以来一个上上下下文化身份意识强化和文旅产业发展互动的过程。这是在经历了快速经济发展和剧烈的城市化与全球化过程后，从村庄到整个国家文化主体意识都在觉 醒的写照。
当然，缙云的“黄”，不仅仅局限于狭义的黄帝文化和中华民族尊祖敬宗和慎终追远的人文主义情怀，而是这里厚重的传统文化遗存和浓郁的农耕文明底色的整体性展现。缙云的山水风光及其处于浙西南交通要道上的地理位置，让王羲之、谢灵运、李白、白居易、沈括、朱熹、徐霞客等历代文人墨客，在这里留下足迹和翰墨；缙云的民间，更是蕴藏着丰厚的乡土文化遗存。这里的缙云方言珍藏着无数“古文正字”；这里的乡间婺剧演出长盛不衰；这里的“迎案”庙会四季不断；这里的石头文化根底深厚；这里的农民书法家小有名气；这里的根雕艺术饶有趣味；这里的民间中草药知识颇为普及；这里的缙云烧饼和其它民间小吃精致讲究；这里的垂钓群体定义着何为闲情逸致；这里乡村春晚更是唱响了乡土文化复兴的时代强音。
▲ 赵月枝作品
缙云还是一方红色的土地，是浙西南革命老区的一部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的主要活动地之一。作为当年城市中心革命道路的一部分，193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刊登的《浙南红军占领了缙云县城》的新闻报道，还传到了莫斯科，鼓舞了当时的共产国际。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为了策应红军主力长征，粟裕、刘英领导的红军挺进师在浙西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缙云也都有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
如果黄与红代表缙云的中华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历史遗产，那么，绿则代表着缙云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未来和高质量绿色发展方向。在缙云，天人合一理念在古村落的布局与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影响深远，而其所在的丽水市也因有着生态富集地区的后发优势，在新时代中国发展道路的转型中，成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前沿实践地。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实施，丽水作为华东地区重要生态屏障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推进“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的新篇章正在展开。位于丽水市北大门的缙云，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不仅是“红色浙西南，绿色新丽水”的排头兵，而且也是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所划定的共富路上不掉队的“26个加快发展县”中的先进县。
总之，黄红绿构成了缙云文化的底色。如其名号，缙云是一个既特殊、又在某种程度上有普遍意义的中国县域，是我们从乡土中国变迁中认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鲜活标本。
学术：如何植根乡土再出发
从离开缙云去北京上学，到去加拿大留学，再到回家乡创办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我经历了从背对乡土到面对乡土的过程。这个过程，恰恰也是中国过去40多年发展道路所经历的从农村改革到城市化、全球化，再到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以及新发展格局中“以内循环为主”和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过程。
除了在学理上意识到西方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的偏颇，体认到做“摇椅上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局限，以及投身到参与式行动研究中的吸引力，到了2010年代初，是老河阳中学教室的断垣残壁、河阳村中一位回乡大学生与云南青年网络相约自杀的新闻、以及《纽约时报》一个关于中国村庄的消失就意味着文化的消失的头版大标题，不断刺痛着我，最终让我走上创新自己的理论框架与学术生产模式的道路。建立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让我能“从全球到村庄”和“从村庄到全球”的视域转换中丰富与深化新闻传播学研究，探寻超越东西方二元对立的途径。与此同时，我力图把这个研究院办成一个学者观察乡土中国的窗口，一个学者以学术和文化反哺乡村的平台。
正如青年乡建学者、《回嵌乡土》一书作者潘家恩所体认到的那样，大变革的时代，需要有“顶天立地”的学问，而要把学问写在大地上，知识分子需要“眼高手低”——既要有宏观的视野，又要有强的执行力度。成立于2014年12月的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就是这样一个“眼高手低”、既“高大上”又“接地气”的乡村文化与传播研究实践机构。一方面，除了我的国内外学术网络，它有我的加拿大国家人才计划 （Canada Research Chair Program)，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项目，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的人才计划的不同程度支撑；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务实的草根学术实验。
▲赵月枝与暑期班学员合影 ▲赵月枝与在缙云文化观摩的中外学生学者合影
一届届的河阳论坛和一年年的“从全球到村庄”暑期班，成了“以乡村作为方法”，创新“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新型学术模式的试验地。从德高望重的新闻学前辈到乡建与三农领域的领军学者，从文学与文化研究学者到人类学者、社会学家甚至管理学者，从高校学生学者到社科院和党校系统的学者，从媒体工作者到基层干部、地方文史专家和乡土文化爱好者，不同领域、不同地域和不同角色的人们，汇聚在一起，为了乡土中国的复兴，为了植根乡土中国的学术创新，而相遇相识、相互激荡。2015年那个春寒料峭的夜晚，在第一届河阳论坛期间，当我带着一群来自祖国各地的 青年学者来到我生长的“十八间道坛”的“祀间”（中堂），与父老乡亲们一起讨论“生态文明”“生态社会主义”等中西前沿概念与“河阳共识”文本的时候，我感觉到，我们几乎是在举行一个让思想冲破牢笼、让学术回归乡土的“仪式”。
从2014年12月呱呱坠地，到2020年成为受到丽水市委市政府表彰的“在创新引领中有突出贡献”的集体，再到2022年春天在疫情之下组织在线上的第八届河阳论坛，继而在2022年盛夏助力“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第五届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 落地缙云三溪村，河阳乡村研究院已经走过了八个春秋。在这八年中，河阳与缙云的村庄已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而一群群的青年学者与学生，也在重新认识乡土中国的过程中，深化了何为中国、中国为何，以及何为学术、学术为何的认识。
结语：她在丛中笑
2015年春天开第一届河阳论坛时，缙云还没有通高铁，离中共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也还有两年多的时间。今天，“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已然成了时代强音。河阳乡村研究院一直倡导的通过讲好乡村故事讲好中国故事的理念，也被一些学者和媒体人所认同。更能反映出乡村振兴已经成为学界热点的是，据说仅在北京高校，各种形式的乡村振兴研究院，就达40多个。在新闻传播学界，也出现了相关的乡村振兴研究机构，而本学科需要在根植中国实践中实现范式转型和自主知识体系创新的呼声，更是此起彼伏。
2022年4月22日，中国农业大学一个跨学科团队启动了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立项的中国专业学位主题案例项目——“革命老区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缙云之路”，这意味着，缙云乡村发展的故事，将在中国高校系统的“案例教学”库中，占一席之地。2022年盛夏，我有机会参加了该团队在缙云的调研，深化了对缙云村庄和县域的认识。
当然，这并不是说，河阳与缙云，已经解决了乡村振兴路上的难题 。这也更不是说，小小的河阳乡村研究院，已经找到了一条可持续的扎根乡土的道路。但是，让我高兴的是，随着更多的学者进入乡村振兴学术场，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我们将有更多的同行者。
2020年11月，为贯彻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统筹协调解决屏南县“三农”问题，强化相关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以及国际国内影响，屏南县人民政府与中国人民大学、西南大学、福建农林大学联合成立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
研究院由著名“三农”专家、当代乡村建设实践的发起者与学术带头人温铁军担任院长，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副院长、教授潘家恩担任执行院长。研究院下设相关研究中心（所），特聘福建农林大学王松良教授担任生态农业与生态文明转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董筱丹副教授担任两山研究所所长，北京理工大学杨帅副教授担任数字乡村与空间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院以“立足屏南、面向全国、国际视野”为定位，希望通过多方努力，建设成为融试验指导、政策研究、教育培训、孵化创新等功能于一体，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乡村振兴新型智库，为我国乡村振兴探索有效路径和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