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对“未来中国”的思考与众不同，至今振聋发聩。他的主张简单明了，而且人人皆可理解，比如他所说的“好政府主义”。所谓“好政府主义”，首先是要有一个政府，而不是无政府主义；其次不能走极端，既不把政府看作救世主，也不把政府看作绝对的祸害，而只把政府看作一种工具。在胡适看来，政府就是人造的一种工具，它的缘起，是为了大众的公共需要：避免或减少不同群体间的纷争，保护人们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这种工具主义的政府观，要求政府为公共的目的、公共的利益而存在；它应该是民治的，要好好地看守它，不能放任它肆意妄为；它也应当是可改换的，如果它坏了，可换一个更好的，就像工具坏了需要换新的一样。因此，“好政府主义”的实行，至少须具备三个重要条件：我们每个人必须认识到：如果政治没办好，什么事都办不好。政府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维护社会秩序，而秩序是保证社会长期发展的基础。政治，关乎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政治不光涉及国家大计、权力角逐、利益纷争，也关涉我们每个人的衣食住行、荣辱得失、喜怒哀乐。人关心政治，就如同鱼关心水质。每个人就像河里的一条鱼，河的水质，关系到每条鱼的生活质量甚至生命安全。所以，关心水质是每条鱼都应该做的事情。
要有公共的目标
胡适认为，有了觉悟，而灰心短气，不定下一个目标出来，也不成功。而这个目标要尽量简洁，胡适认为“好政府”三字就是一个便于实行的目标。我们不要小看这个目标，要实现“好政府”并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民众必须践行上面提到的“工具主义”政府观，既不盲目崇拜也不完全贬低政府，而是负起自己监督政府的责任。有了觉悟，有了目标，仅仅是个基础，最重要的是要有人结合起来，为公共事业服务。而且，这些人必须是具备极高道德素养的好人。传统中国社会有一个通病，就是知识精英常常呈现出两种极端走向：要么成为皇帝的附庸，为权力卖命；要么逃避政治遁世隐居，沉醉于孤芳自赏之中；他们从没有为社会和民众奉献过自己的智慧。韦伯说，一个国家的落后，首先是精英的落后。胡适正是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呼吁知识精英们担当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胡适说，想要有一个好政府，以上三个条件，必须完全具备，缺一不可。胡适自嘲，这些不过是平常的、简单的、浅显的老生常谈，然而只有这种老生常谈实现之后，中国乃能有救！相较于鲁迅对中国旧文化的“破”，胡适更多着眼于“未来中国”的“立”。从1917~1962年，胡适无论在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或政治史上，都一直居于中心地位，他不愧为“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学者。了解胡适，就是了解整个近代思想界的一个缩影。胡适的一生，都是在追求一个“梦”，一个东方民族的“再造文明之梦”。这个“梦”至今未能完全实现，仍需无数后来者的继续努力。胡适就像一个标尺，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胡适，也就预示着未来能拥有多少的自由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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