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和义和团，都是混账东西！”
过去一般著述谈到义和团，都视为晚清社会上“反洋教”斗争形成的最高潮。但从辛亥时起，一直有人认为庚子拳民的“奉旨造反”是另有主因的。近年来，这种声音逐渐成了主流。
例如，最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集体大工程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对义和团运动的整个叙事，就不像过去那样大讲一通反洋教运动，从西林教案、天津教案、巨野教案一直带出义和团，而是从庚子前一年的“己亥建储”讲起，把戊戌政变、己亥建储、庚子国难、辛丑国耻清楚地连接成一个逻辑因果链。
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镇压了康梁改革派，为了防止后者东山再起，慈禧曾动过废黜光绪帝之念。但列强既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私心，也确实在价值观上同情变法，因而明确地干涉清朝的内政，阻止废立图谋。
慈禧不得已改为立守旧派控制的储君“徐篡大统”，而国内改革派舆论则在列强支持下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
这就是“己亥建储”。
这一切严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绪。但是，她又不敢公然与列强决裂，于是希望借“民心”来为她火中取栗。而义和团就是她选中的工具。
义和团之所以在那么短时间里迅速发展成长，除了官方的纵容、默许、支持外，也与官方试图将他们“官方化”有关。这就导致了“庚子国难”，并继而使列强有借口发动大规模入侵，导致“辛丑国耻”。
以往对义和团有两个基本评价：赞赏的说它是“反帝”的“爱国主义”壮举；厌恶的说它“愚昧”“迷信”“盲目排外”。
但就我看到的有限资料而言，我对两者都颇有疑问。
说到“反帝”，义和团究竟消灭过几个“洋兵”？不管是进攻被围的使馆区与教堂，还是阻击进攻的八国联军，史料中记载的列强军人伤亡量少不说，仅有的伤亡还基本都是清朝官军的战果。
尽管许多今人著述笼统地宣传义和团“英勇抗击”洋鬼子，史料中也确实有大批团民死于洋鬼子炮火下的记载，但是，除了1900年5月18日廊坊车站义和团与联军作战中击毙4名意大利兵外，实际并无一条义和团歼敌的具体材料。
相反，初期团民战而不效，中期以后则普遍避战怯战的记载却很多。见于敌方的，如“环绕予等之外者，但有中国之军队，不见拳匪之影”。
见于清方者，如“日以仇教为名四出抢掠，并不以攻打洋兵为心”……“交战之先约彼相助，乃借口时尚未至，或云日干不利，任意推诿，已非一次。即至进战，义和团已不知去向”……“其素称为团首者，迄今多日，终未见来。逃遁无踪，无从再为整顿”……
今人的研究也指出：“义和团与联军的正面冲突并不多。”
如后所言，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能苛责团民，清廷对之也实在不仁不义。但无论如何，义和团的战绩并不足称道。
非军人的洋教士，义和团倒是杀了一些，不同的记载大约就是200来人吧。而死于义和团之手的，98%以上都是中国人，主要是中国基督徒，即所谓“教民”，乃至疑似教民。
其数按教会方面的说法有两万三千多人，这是确实的教民。而按其他史料的说法，仅在“奉旨造反”期间，“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这是包括疑似教民的冤死者。
义和团高潮时，进京团民据说达十数万乃至数十万，但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他们似乎都一哄而散，既没见激烈抵抗，甚至也没见来不及逃走而大量遇难如后来抗战时的“南京大屠杀”的。
都说清廷“卖国”，可是在这场灾难中，清军官兵反侵略而阵亡、自杀，英勇就义的真是不少。仅就督师统帅和提督、总兵、统领、副将等高级将领，就有李秉衡、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李大川、凤翔、保全、承顺、崇玉等一大批，几乎每战必有死将。真正要说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抵御外侮的英雄精神的，应该是他们。
可是“爱国”的义和团呢？阵亡的团民自是不少，可那些大师兄、大师姐（指红灯照）和“老师”们，如张德成、曹福田、林黑儿、阎书勤、赵三多、李来中、李长水、郝殿军、任济复、姜晋华、李昆、胡兰生、杨寿臣、刘呈祥、应天禄、李七、韩以礼、王德成、张鸿、陶洛五、刘喜禄、张海等留下姓名的上百人，或者遁去不知所终，或者事后被搜捕杀害，或者根本就是洋人入侵前在内部冲突中死亡，竟没有一个是在与洋人对抗中阵亡或失败自杀的！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愚昧”了。
义和团“愚昧”吗？“迷信”吗？“盲目”吗？我看也未必。
一般团民难免有愚昧的，但是那些大师兄们没一个阵亡，是他们真的“刀枪不入”？如果是，他们怎么没赢？如果不是，那么他们真的“迷信”这一套吗？如果“迷信”刀枪不入而实践之，他们又何以不死呢？还是他们根本就猴精猴精，“迷信”云云本来就是装的，他们根本就不会一试？
请看当时的记载：
“义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
传言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人多信之。
有观其后者，归语人曰，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而逃。
多么精明的“老师”“师兄”，谁说他们“愚昧”？
在这一点上，义和团与太平天国还真是不同：太平天国还真是“迷信”，天朝将士包括重要将帅，虔信“天父”、慷慨“升天”者也几乎每战必有——从起义之初阵亡的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直到1868年太平军余部在广东最后一战中重伤而死的统帅汪海洋……
可是义和团运动中就看不到这种情景。
庚子事件中的许多场景，凭“愚昧”说、“迷信”说是没法解释的。就说那西什库教堂吧，只有40个洋兵守着，数万义和团与清军从6月到8月围攻两个多月之久，竟然打不下来！而且与围攻使馆区不同，对使馆的围攻慈禧是半真半假，暗中要“保护”的。
对教堂就没有这一说。非武装的教堂烧了不知多少，围攻西什库教堂自然也是真的。而那时又没有机枪，洋人的40杆单响枪，有多大火力？要论洋枪，外面的围攻者也要多得多呀。
再说西什库的周边环境大家也知道，既没隔着河沟，又没隔着大广场，假如真的“迷信”刀枪不入，就凭着一股“愚昧”从街对面一冲锋，哪怕前仆后继牺牲一批也就冲过去了，怎么会两个多月愣是冲不过去？
当年英国鬼子戈登在中国号称常胜军，结果到了非洲的苏丹，碰上不要命的“愚昧”马赫迪兵，脑袋不也就丢了？
说实话，还就是并不“愚昧”的围攻者，才造就了如此景观：守者枪一响，攻者如鸟兽散，“迷信”者倒下一些，可惜有前仆者而无后继者，因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大师兄们都既不迷信，也不愚昧！如是反复，西什库能够坚持到底也就不足怪了。
总观义和团运动，基本是官怂则兴，官压即灭。义和团起自山东，可是山东官府一弹压，后来也没听慈禧那一套，庚子时那里就没什么动静。
山西本无义和团，但巡抚毓贤一鼓动，庚子时那里的“忽然团民”杀人就最多。老佛爷有赏，京城突然就出现团民“其众不下十数万”。等到洋鬼子临近，如此多团民又“尽都拔旗拆棚，掩门潜逃”。
庚子年国难波及地区，无武装的教堂基本都遭义和团毁灭，有武装的虽有被攻破者，更多的还是如西什库那样得到保全，团民常常绕着走。
真正凶残不法的武装教民（确实有）大多安然避过庚子，而大量手无寸铁的无辜教民，甚至根本不是教民，而是被仇家、贪家捏指为教民者，却大量死于非命！
整个庚子国难中，少量洋兵基本死于官军而非死于“义和神团”，死于义和团者几乎都是中国人，而义和团的死难者，尤其是老师、师兄们，死于中国官军官府镇压者，也远远多于死于侵略者枪下。
那时不仅大师兄们难得“愚昧”，慈禧老佛爷也是“理性”得不得了。
过去都说她下诏向所有列强同时宣战是发疯了。后来有史家考证发现：其实那宣战诏书根本就没有递送给列强（不是不懂规矩，时至庚子，宣战这一套洋程序，清廷还是很清楚）。
慈禧只是在朝廷上“内部传达”了一把，意思是我既然“反帝”了，你若违我之意，那就是“帝国主义走狗”，杀你没商量！这种所谓“对内的民族主义”，如果没有高度的“理性”，岂能想得出来！
同样，“理性”的老佛爷与大师兄们的关系也很微妙。尽管总的来说，团民比教民要“传统”，从“阶级观点”来看，也是教民更具“贫下中农”色彩，间或有“发洋财”的痞子，但官绅则是不会有的。而团民主体固然也是“贫下中农”和痞子，却有官绅的参与，高潮时更是“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无人不团”。
但是整体上，义和团始终没有真正官方化，基本还是“民间组织资源”。而我们的帝制本质上是容不得这种东西的。
当朝廷“主剿”时，有人说义和团源出白莲教，后来有人辩称不是。义和团自己更是拼命洗刷，“奉旨造反”期间，甚至经常检举、捕捉疑似白莲教的百姓送官杀戮，以表心迹。
在中国历史上，“民间组织资源”之招忌，并不在于你信什么，而在于这种“民间组织”机制，本身就是“秦制”所不容的。
所以无论大师兄们如何输诚，朝廷骨子里还是把他们与白莲教、天地会视同一类。庚子之春以前和庚子之秋以后，朝廷都在剿“拳匪”。
即便在庚子夏季，老佛爷让他们火中取栗、奉旨造反，封他们为“义民”的那段“蜜月”里，官军与“神团”仍是互杀不断，甚至“你在前面抗洋兵，我在后边捅你一刀”这样的缺德事，官军与“神团”双方也都干过。因此，即便在那段时间，双方也很少“并肩战斗”。
双方的合作基本上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分工”：义和团主要是屠杀教民（乃至疑似教民），间或也抗过洋兵，而官军主要抗洋兵，间或也参与杀教民。
“改开”以前，回避这些基本事实，愣说都是义和团在抵抗侵略者，清军只有少数“爱国”官兵受义和团的感召，不顾“卖国”政府的阻挠“也参加了”抵抗。
现在事实渐明：根本不是这样。
而多数论者都认可抗洋兵是功，滥杀教民是过，既然前者主要是官军所干，后者几乎皆神团所为，所以如今认为“拳匪”比官军可恨，或官军比拳匪可爱的舆论颇盛。其实这也不很公平。
因为直接下手滥杀教民的虽然确实主要是义和团，但是老佛爷的指使、纵容和幕后支持岂可忽视？
而后来她向侵略者屈服，又把团民作替罪羊，反过来滥杀团民以献媚于列强。不仁不义、心狠手辣，莫此为甚！
前面说过，清军将帅抗敌牺牲者不少，而义和团的首领们几乎没有一个。但是反过来，义和团的大师兄们死于非命的，几乎都是死在官军官府之手。
如果说这些人是罪有应得，那么大量普通团民乃至疑似团民也被清朝官府屠杀（比被八国联军杀的多得多），又该怎么说呢？官军杀洋兵是比义和团有为，但他们杀的无辜百姓比洋兵多得多，也是不争的事实吧。
所以，尽管具体的每件功罪都应该详加考证各有所归，但总体来讲，官军与团民哪个该褒哪个该贬，确实不好说。
我们只能说，庚子国难这场大悲剧，清朝统治者尤其慈禧是罪魁，但根源还在制度。
满清这个制度，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造成了这样一场“反西化”大潮。来源：雨驰静电
编辑：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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