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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丨朱庆之：四十年后忆母校——对朱庆之教授的访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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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范大学百廿校庆知名校友访谈系列之一
四十年后忆母校
——对朱庆之教授的访谈（一）
朱老师，感谢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还记得2017年6月份，您在西北师大和兰州各高校举办的一系列讲座，场场爆满，让同学们享受了一场学术盛宴。这次由于疫情的影响，兰州还在严格防控之中，这次采访只能以书面的形式开始了。1．洪帅：我们先从您的求学经历开始吧？您本科是在西北师大读的，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您对当时的西北师大有哪些美好的回忆？
应西北师大文学院之邀，2017年6月，朱庆之在教师发展中心做学术报告
朱庆之：洪老师，谢谢你们安排这次采访。这里先祝母校一百二十周年华诞，也祝当年的老师和同学健康平安。说到大学的求学经历，有些复杂。当时的时空背景与今天大不相同，师弟师妹们多半不太了解，就请允许我多说几句。先报一个“料”。77年高考时，西北师大，当时叫甘肃师大，以及中文系都不是我的第一志愿。清楚记得那是10月下旬的一个中午，我工作的武威柴油机厂的大喇叭照例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不经意之间，突然听到一个爆炸性消息：当年推迟的大学招生要上路了，但是，不再采用实行数年的推荐办法，而是“恢复高考”，综合个人表现和考试成绩择优录取。尤其引起我注意的是，新闻中在提到“个人表现”时，特别强调了“党的一贯政策，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这对于因为“一家三右派”（父、母和叔叔）和一个姑父在文革中“自绝于人民”而有严重政审障碍的我来说，一下子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希望。从小我就知道，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只有努力做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才能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下来。因此，不论学习和工作都要做到最好和夹着尾巴做人就成了我的信条。因为表现好，在插队时曾被选为生产队副队长；在招工时被公社强力推荐，要求招工单位落实政策在第一批次录取；在工厂当工人时，作为优秀青工，还被送到省委党校的学习班进行培训。即使如此，我也从来都不敢奢望能够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但是，这次似乎不同。我相信，就凭这些一贯的“成绩”，再加上当时已经开始宽松的政治环境（父亲担任了省政协委员），只要考试通过，成为一个大学生就有可能变为现实！不过，在选择报考专业和学校时犯了难。我的父母学的是大理科，我对文科的专业基本上不了解，报考理科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从听到新闻到报名只有一个多月时间，而考试也定在12月举行。我有点慌了神——自己数学和物理都不错，有信心通过短时间的复习去应考，但化学却没有——在中学时，那些复杂分子式就让我头疼，短时间根本没有办法达到应考的水平。要么这次先考文科吧！我的语文一直不错，从中学的办黑板报，到工厂的写新闻报道，一直是“笔杆子”。而文科要考的历史地理，似乎更靠平时的积累，比理科的物理化学要容易应付。但是这个想法却遭到父母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学文科在政治上非常危险，这种看法在当时很自然。然而，谁都知道，在当时，“过了这个村就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个店”，能够趁这个天上掉下来的机会考上大学就是最高企求。考虑到我的理由，父母最终做出了让步，但条件是，报最好的学校和最安全的专业；如果考不上，就在半年之后再考理科。这样，我预报的三个外省专业分别是北京大学考古、武汉大学图书馆学和复旦大学新闻（叔叔曾经是这里的学生）；本省的三个专业都在兰州大学，分别是历史、经济和外语。为什么没有中文？父亲说，学中文有“利用小说反党”的潜在危险（其实他们不知道，学历史同样危险）。可是临考试之前，又突然收到通知，说我选择的三个省外学校都要求有外语成绩，而甘肃当年的考试并没有外语这一科，因此省外志愿全部作废，可改报三个省内志愿。我就自作主张，临时加报了兰大的中文和西北师大的历史、中文。高考过程大体顺利。成绩公布后，果然取得了说得过去的分数——四门平均71，大家都以为上兰大毫无问题。然而，当周围的朋友大都收到录取通知书时，我却迟迟没收到任何消息。不久，坏消息传来。兰州的熟人打来长途电话，说兰大的录取已经结束，根本就没有看到我的材料。母亲听到后立刻动身，连夜乘火车，从黄羊镇的家中赶到兰州打探消息。最终得知，我的资料袋被武威的录取点盖上了“政审不合格”的印章，压根儿就没有进入录取环节。母亲立即提出上诉，要求重新政审，果然是莫须有。这时全省在各地的录取工作已经结束，按照我的志愿，只有师大中文系还有剩余名额。母亲十分犹豫。但当时介入此事的省教育局局长刘海声劝她，今年能上就上吧，谁知道下一次会是什么样？就这样，由母亲做主，我搭上了十年动乱后第一次高考的末班车，并且坐在了最不愿意坐的位置上，学了最不了解、也最不愿学的中文。在入学教育时，大家都在感谢华主席的英明伟大，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但无论如何，能够上大学，成为我人生最重要的转折。我想特别提到当年主持中文系招生的副系主任何省吾老师和办公室主任肖振国老师。如果不是他们“高抬贵手”，我十有八九得参加下一次高考；而能否搭上下一班车，完全是未知数。这份恩情，永远铭记。（附带一提，两年后，《光明日报》头版披露了77年高考时发生在甘肃武威考点的作弊大案。主持高考的地区教育局长一方面篡改了自己儿子的高考成绩，从平均54分加到64分，另一方面将其竞争对手的我用政审不合格的理由打入冷宫，使得其子被兰大历史系录取。）开头虽不如意，但我知道应该珍惜、应该知足。这让我在师大学习的四年，继续保持了一贯的努力和认真，也因此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先说说老师吧。当时的西北师大中文系是名符其实的大系，师资力量雄厚。尤其在古代汉语和古典文学方面，师大中文系更是远远超过当时的兰州大学中文系。记得这两个专业的老师给我们77级开过课的，既有老一辈的彭铎、郭晋稀、匡扶和郑文先生，也有中年辈的李鼎文、吴福熙、霍旭东、钮国平、王福成、张士昉、胡大浚、蹇长春、甄继祥、乔先知、蓝开祥等先生。这些老师深厚的专业学养、对教学的认真负责、不拘一格和多样的教学风格，以及由此展示出来各自不同的人格魅力，使得相当繁重的课业变得精致和有趣。后来我有机会在华中师大、四川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或者任教，感觉到当时的这些老师，以及我们所受到的教育、打下的专业基础，一点也不输给这些名校。
2017年6月，朱庆之重回西北师大，在校门前留影
具体而论，现在印象最深的有三件事，可以拿出来单独说说。一是第一次听彭铎先生作学术报告。那是他刚从四川休假回到学校，履新做系主任，地点在文科楼阶梯教室。同学们慕名而来，诺大的教室一座难求。讲的内容已经记不太清，可能是“学识何如观点书”，但彭先生对文献的稔熟程度、治学态度之严谨和一字千金式的演讲风格，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一时传为佳话。第二件事是郑文教授的古代文学（魏晋南北朝）课。与一般文学史不同的是，郑先生对魏晋文学的重要性有独到的看法，认为没有魏晋的铺垫，就没有唐代的高峰。老先生喜欢饮酒，每次上课都多少带着点酒兴，讲到自己的发明，神采飞扬，手舞足蹈，有很强的感染力。最令我吃惊的是，满分100分的期末考试，他竟然给了我120分。原因是我的答案中有课堂上没有讲过的内容和自己的见解。第三件事是上郭晋稀先生的古典文学（先秦）课。他的湖南口音比彭先生还要重，开始听起来有些吃力。但老先生师承曾运乾，对音韵学有很深的研究，讲到得意之处，也常常到了忘我的地步，要么看着天花板，要么在黑板上来回板书。满身的粉笔灰不说，还时不时把手中的粉笔当成香烟，塞进嘴巴，引起同学们善意的笑声。当时的中文系，还有一点令人难忘。这就是很多老师来自外省，说话多保留了外地口音。像彭先生和郭先生说的都是地道湖南话，郑先生说的是地道四川话。更多的老师说的虽然是普通话，但都带着浓浓的乡音。像匡先生是东北腔，张文雄先生是北京腔，吴福熙先生是苏北腔，吴春焯老师是上海腔，支克坚老师是浙江腔，钮国平老师和胡大浚老师都是广东腔，霍旭东老师和孙克恒老师是山东腔，王尚寿老师和叶萌老师都是四川腔，党鸿枢老师是广西腔……这些“南腔北调”的背后，或者代表了他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学源，形成了课堂和教学环境多元和开放的学术氛围和文化气息。这对自己后来的学术观念的形成，不无影响。在当年的授业老师中，除了中文系的，还有几位外系的老师让人难忘。一位是教我们英语的刘祥生老师。他是留校的“工农兵学员”，或许基础要差一些，但教学十分认真，也十分谦逊。记得在晨练时，常常可以见到刘老师在树林里或操场边拿着教材在大声朗诵，为上课做准备。另一位是教中国通史课的徐老师，年轻帅气，表达清晰有条理。虽然也是“工农兵”留校，同样得到大家的好评。
2017年6月，应文学院之邀，朱庆之重回母校，这是在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前
还有一件值得纪念的事。忘了是什么时候，北京大学周祖谟先生到兰大讲学，我们闻讯赶去。那时从十里店到兰大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周先生的名气太大，吸引力太强。周先生讲了什么早已忘记，但周先生讲课时的样子还在眼前飘动，用现在年轻人的习语形容，帅极了，尽管那时的他已经过了古稀之年。瘦高个，一身笔挺的中山服，黑色的皮鞋锃光瓦亮，头发一丝不苟。他的板书非常漂亮，拿粉笔的方式也十分独特，三指攥住粉笔的大头，用笔飘逸。他没有讲稿，出口成章。我当时在想，原来做古代汉语研究的人，还可以这样“时髦”啊。1978年到1981年，正是极左思潮泛滥给国家带来重大灾难后思想大解放的第一个高峰。那时学生的思想都十分活跃，自己也不例外。大概从大二开始，就积极参加系学生会的工作，大三还被选为校学生会副主席。当时的校学生会主席是政治系77级的高维新，我负责宣传部工作，政治系78级的张瑞民为干事。宣传部定期编辑并油印出版学生会的会刊，帮助我们刻蜡板的是我的同班同学李东晖，写得一手好字。此外，我还热衷于组织学生会的一些活动。包括在全校大会上向校长表达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上的关切和不满，组织有关“雪花诗”的讨论，举办全校的诗歌创作和朗诵活动，组织各系跳校园交谊舞，动员同学参加春秋两季的运动会等等。说到运动会，还有一件有趣的事。为了动员同学报名，我自己常常得以身作则，甚至得打肿脸充胖子。有一次报名参加5000米中长跑，跑到后来，动作完全变形。担任记时的王伟义老师看到我的狼狈相，就暗中减少了一圈，让我体面地“完成”了赛事。现在回想起来，尽管当时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吃的多为洋芋莲花菜，但自己每天的校园生活却相当充实。
朱庆之与1977级同学合影
最后要说的是同学。77级学生的年龄差距十分大。我们班最年长的同学是1945年生人，而年纪最小的则是60后，我自己则中间偏下。这些年长的同学大都是“老三届”，阅历丰富，知识底子厚，悟性好，与他们在一起学习生活，我们这些小字辈受益匪浅——不但在学业上可以得到帮助，在为人处事上，在不知不觉中同样学到不少有用的东西。举例来说，与我同寝室的同学中就有班上最年长的李世荣。这位祖籍河南而落难甘谷的老大哥经历坎坷，因为高考成绩优秀而在最后关头被扩招。写得一手好字的他不但为人和蔼大度，乐于助人，而且非常自律，不吸烟，不沾酒，一件洗得发白、总显得干干净净的蓝色中式“褂子”是他日常的标准着装。同吃同住同学习的四年，老李也细润无声地影响了我四年。除了老李，同宿舍四年彼此亲密无间、互助互爱的还有上学前当过兵的新华印刷厂工人邹华，在饭店当厨师的王法亮，在阿干镇当煤矿工人的金兰友和年纪较小，“来历不明”的成建平。还有一位想要提到的同学是许文郁，或许与我的家庭遭遇有某种相似吧。同样是一位50前的老大姐，但生活经历更为不幸。老许的父亲是本校历史系的教授，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自杀。显然也是最后扩招才进来的她是一个“走读生”，住在十里店自家的一处小平房中，一人带着女儿生活，其艰辛可想而知。但在四年之中，我看到的老许，坚持长跑锻炼意志，脸上永远是那么阳光，深受鼓舞。像老李和老许这样的老大哥老大姐在班上还有不少，他们克服年龄和家庭上的困难，在学习上如饥似渴，只争朝夕，对待我们这些小字辈，就像大哥哥，大姐姐，关爱有加。确实令人感动，也催人奋进。和他们成为同学，是时代的错误，却是我的幸运。2 洪帅：当时本科生就很稀缺，您是怎么想到继续读研的？那时候研究生应该很少，您的研究生经历如何？朱庆之：怎么想到继续读研的？这个问题问得好。一方面，当时77级78级的本科生十分抢手，包分配，毕业就是“国家干部”，有了令人羡慕的地位和生活；另一方面，在整个1980年代，不要说读硕士生，就是读博士生，统统与升职称、加工资无关，可以说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因为今天的讲求学历，是从199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那干嘛还要读研究生，特别对于一个已经成立家庭的人来说？有什么高远志向吗？绝对没有。真有点说不清楚。就我个人来说，是不是仍然与那个该死的家庭出身有关？也许吧。前面提到过，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早年考取庚款留英，取得博士学位；而母亲家更是满门读书人。外祖父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历官湖南副考官、山西学政、四川提学使、清史馆编撰。大舅1920年代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后在南开大学数学系任教，一直到文革中去世。著名的西南联大纪念碑，原碑在昆明联大旧址，北大和南开都有复制品，纪念碑阴面刻有“西南联大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就是这个舅舅的笔迹。母亲南开中学毕业后，就跟着这个哥哥在南开大学数学系读书，1937年毕业后先后在南开大学和西南联大做助教，后来也成为数学教授。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是不是骨子里就有渴望读书的基因？与今天相比，我读书那个年代的课表，不论是什么专业，特点都是门数少，学时多。像中文系的《古代汉语》课和《古代文学》课，都是要学两年四个学期，而且是每周4学时，一学期20周。因此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和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都是厚厚的四册。学时多，学的就相对扎实，也容易“学进去”。最初，我对所学的中文专业课程，文学类的《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和《文学概论》，语言类的《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并没有什么偏爱。但学的过程中，就发现除了《古典文学》《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能够引起我的学习热情之外，其他的课大都“意思不大”。为什么？当时的《现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概论》等都没有教材，也缺乏参考书，老师上课多是以记录速度念讲义或讲稿，学生则从头到尾在记笔记，以方便考试。我读过的文学作品极少，也缺乏文学的想象力，上述课程就多少有些味同嚼蜡。而《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这几门课，要么有系统扎实的教材，要么有大量的参考资料可以拓展。更重要的是，它们不但都有“老师不讲学生不懂”的特点，还都有较强的规约性，一是一，二是二，来不得半点“想当然”。日积月累，不觉之中，渐渐形成了我对语言学的偏好。到了1981年四年级考虑研究生读什么专业的时候，我选择了普通语言学。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好奇，为什么是普通语言学，而不是古代汉语或者现代汉语？的确，我们当时的课表中甚至都没有《语言学概论》这门课。现在回想一下，或许是那年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专业的招生单位很少，担心竞争过于激烈，不敢报考吧？记得我在图书馆翻查各地招生简章，好不容易才发现辽宁师大中文系招收普通语言学，看看要考的科目似乎还能应付，更觉得这个学校与甘肃师大层次相当，而普通语言学专业似乎比较冷门，竞争可能会弱一些。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那年出版了一本内容非常“前卫”的普通语言学著作，这就是新疆大学徐思益与李兆同合著的《语言学导论》。这本书的框架和内容与当时流行的高名凯、石安石《语言学概论》和新出的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不同，介绍了许多新的语言学理论，特别引人入胜。是不是因此我对普通语言学有了更大的兴趣？当然，这里恐怕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我一直认为，我走上语言研究的学术道路，与家庭因素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我的母亲在大学教了一辈子数学，她平时处理问题时总能够表现出惊人的分析能力，很快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让全家人叹服，也让她感到自豪；小时候，母亲也时常有意识地给我一些数学和逻辑上的训练，例如心算、打算盘，有什么事情先让我尝试分析，等等。我从小学一直到中学，算术和数学学得非常轻松、成绩也常常全班名列前茅。我相信，正是这种背景，让我在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中，最终对素有文科中最接近自然科学的语言学有了共鸣。也正是这个原因，我后来一直强调数学的重要性，以至于在北大教务部主管本科教学时，曾经将高等数学列为全校所有专业的公共必修课。这是后话。1981年的研究生考试，同班同学中，报名应考的至少还有两位。一位是我的同屋邹华，他是黑格尔美学的崇拜者，还有一位是严纯，她好像考的也是与语言有关的专业。但我们都名落孙山。我的两门专业课都得了70多分，似乎还不错，但英语翻了车，仅考了40来分，不重视外语的教训惨痛。那年中文系五个毕业班（有两个是后来从师专转来的“高师班”）当中，唯一金榜题名的是乙班的韩经太，考取了吉林大学公木教授的研究生，而他选考的外语是俄语。但这并没有影响我考研的决心。大学毕业时，我以总分全班第二的成绩争取留校做教学工作。尽管当时学校宣传部的杜部长（他就是那位因为利用小说反党而倒霉的杜鹏程的同乡）因我在校学生会的表现以“条条道路通罗马”来劝说我去省委组织部的干部培训项目，但我不为所动。不过，留系的愿望没有实现，被分配到新成立不久的函授部，教现代汉语。函授部的主任是化学系的杨立教授，一位和蔼可亲、但又很讲原则的华发老太太，而教师都是新留校的来自不同科系的年轻人，心地单纯，了无猜忌，耳边常常是大家的欢歌笑语。这真是一个非常融洽的集体。我也很快忘记了留系不成的不快，庆幸有一个好的运气。因为是恢复建制，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工作十分忙碌。杨老师对年轻人也比较鼓励，放手让大家发挥。而此时，我已结婚成家。两件事叠加，就把读研究生的计划暂时搁置了下来，但是准备工作并没有停止。因为教现代汉语，用的教材就是有名的黄廖本《现代汉语》，我有时去兰大的黄伯荣先生家请益。黃先生很早就取得了现代汉语专业的硕士学位授予权，我就有了就近报考黄先生研究生的想法，黄先生也表示同意。不过，那个时候，“组织”的权力很大，报考研究生必须经过组织批准，而不准更是常态。果然，杨老师“舍不得”放我走，我也真心喜欢这个工作环境，是乃士为知己者用也。这时彭铎先生向我伸出了援手。
朱庆之与函授部的同事合影
当时，师大有一些老先生是我父母的老朋友兼“难友”，他们一直关心我的成长和事业的发展。有人听说我的情况，就建议我随彭先生读在职，并且主动向彭先生推荐了我。我当时有些疑虑，彭先生是古代汉语，而我目前又在教现代汉语，感觉不那么“对口”。彭先生托人带话给我，大意说汉语是一个有几千年没有中断历史的语言，汉语的古今联系密切。教现代汉语的人学一点古代汉语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还建议让我每周去他家一次，看看我的基础，并且帮我补补课。那时候彭先生在中文系声望很高，这让我受宠若惊。立刻拜见先生，表示感谢，并约定补课的时间。记得大概从83年的春天开始，每周有一个下午，2点钟准时去彭先生家，他是不睡午觉的。先生为我讲《古文观止》，从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讲起。他手边放着一本方格稿纸，红色的底纹，一边讲，一边用一支蓝色原珠笔将重点写在稿纸上。字比较大，一堂课下来，大概会写十多张。讲课结束，就撕下来让我带走，作复习之用。就这样，坚持了好几个月，一直到研究生考试。我至今感到惭愧甚至羞愧的是，我有时竟然会打瞌睡。不是因为无趣，而是因为午休的习惯实在难以克服。
彭先生当年的招生方向是“辞书编纂”，这大概是因为他那时正在主持编写《汉语成语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早年的研究生招生，规模很小，导师都是老先生，学术上十分谨慎，对研究生的要求尤其严格。那年有多少人报考彭先生的研究生，我不得而知，但最后考取的只有我一人。这其中，彭先生对我的信任当然是很大因素，但这一次外语没有“掉链子”也是重要的原因。记得当时我们住在北二楼的留校青年教师有多人报考，其中有相识多年、毕业于政治系的篮球球友袁铁明。我们俩常常在一起互考英文单词，交流政治和外语复习的心得。果然，效果十分明显。记得考场设在铁道学院（今天的兰州交通大学）。答题时，我汲取上次的教训（先挑会做或容易做的答，结果漏掉两题），按照顺序，一道一道答。考试中，一位监考者不时站在旁边看我答题。当我交卷离场时，他追了出来，说你作得很好，70分以上没有问题。听说那年的英语考试是小年，“巨难”，成了许多人的滑铁卢。成绩公布，我考了73分。能够考上在职研究生，对于个人和家庭，以及函授部的杨老师来说，是双赢，皆大欢喜。入学后，彭先生很快就给我定了论文题目，做清代程际盛《骈字分笺》的训诂和编纂体例研究。不过，坏消息还在后头。彭先生早年有吸烟的习惯，后来虽然戒掉，但对肺的伤害已经很难逆转。因此，他常常咳嗽。加之，当时中文系有个别中年教师从开始对他的升等，到后来的入党要求百般阻挠，拿他的“历史问题”说事，称其为白专道路。这一直令先生感到不快。1984年年中，也就是我入学一年，他出现咳血的症状。住进兰医二院后，不久就诊断为肺癌。先生是1985年1月去世的。在他住院期间，四川大学的赵振铎和向熹两位先生利用来兰开会的机会，还到医院探望过他。彭先生离世后，中文系立刻安排吴福熙先生做我的继任导师。但在那个年代，对于研究生来说，尤其是传统学科的研究生来说，与导师的关系如同父子。在学术上，更是担负着继承导师衣钵的责任。彭先生的离世，让我感觉失去了方向。依靠求生的本能，我立刻写信给彭先生最好的两位朋友。一位是社科院语言所的周定一先生，一位是华中师大历史文献学研究所的张舜徽先生，向他们求援，看看能不能转到他们的门下继续学业。最先收到的是周先生的回信。但周先生说，因为他是副研究员，不能指导研究生（数年后，我对博士导师张永言先生说起此事，张先生大感吃惊，像周先生这样的学者，竟然不是研究员，不能带研究生！？），虽然想帮助我，但爱莫能助。让我非常失望。但接着收到的张先生的信，却让我永生难忘。先生回顾了与彭先生几十年的交往和情谊，同时夸奖我，说从我的信中，可知是一个好学而且可教的年青人，于公于私都要帮助我。他接到我的信后，立即去华中师大研究生科，要求他们无论如何都要接收我，让我等消息。看到信，我的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我后来到了武汉才知道，张先生在华师、在武汉、在湖北湖南、在整个中国历史文献学界的地位有多么崇高。果然，没过几天，我就收到华中师大研究生科的来函，同意我转学。并告知如何办理相关手续。在此，我要感谢当时一路开绿灯的人。首先是吴先生。他原本已经答应接着指导我，因此需要他的签字。我有点尴尬地上门告知吴老师这个消息，他马上说，这是大好事，张先生是学术大家，能到张先生门下受学，机会太难得。并且立刻找来笔签了字。还有时任系主任的王福成老师、函授部的杨老师，还有校研究生科的主管老师。这样，我在二月下旬就来到了位于武昌桂子山的华中师大，加入了阵容庞大的张门，成为历史文献学83级硕士生中的一员。这也是后话。在随侍彭先生左右的日子里，有两件事印象深刻。第一件事是先生对1980年王力先生批评章黄的态度。记得有一次上课，先生指着桌上的信说，他接到徐复先生的信，说王力批评了老师，弟子们准备回击，要彭先生签字。彭先生说，这件事干不得，学术批评嘛。彭先生毕业于中央大学，我父亲也毕业于中央大学。后来见到父亲，问他当学生时知道不知道黄侃其人？他回忆说，很有名，上课时教室内外都是人。第二件事是先生为我开课讲《音学五书》。同样忘记是什么时候，有一次兰大的祝敏彻先生开讲音韵学，我也去听。从顾炎武一直讲到王力，给出了古音学的历史发展全貌。但是我的收获不大。因为我没有什么语感，也没有背下几首古代诗词和韵文，对那些用汉字代表的古代声韵调的感觉，就像是只看到了串钱的麻绳，却没有看到铜钱。彭先生用顾炎武《音学五书》为教材，讲解顾氏音韵学说的由来。开始时还是有些糊塗，但是讲到《唐韵正》，我茅塞顿开。对顾氏方法之科学，学问之精湛彻底折服。当然，更为重要的是，看到了做研究的门径。除此之外，彭先生还多次强调语言学理论的重要性和外语的重要性，初听时的确让我颇感惊讶。在一般人看来，一年四季多穿中式服装，几乎从来不穿中山装的彭先生，可能是一个“老古董”。其实大大不然。联想到他关于汉语不分古今的观点，我相信，先生是一个具有扎实中国古代语文学功底，又有现代学术思想和学术观念的杰出学者，是他那个时代和他那一辈人中对“守正创新”具有自主意识的学者中的杰出代表。1986年暑假，我以优秀的成绩结束了在武汉的学习，带着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所“中国历史文献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证书和历史学硕士学位证书，回到母校。在回校之前，我向郭晋稀先生报告了学习的情况和我回校的打算。时任西北师大古籍所所长的郭先生立即回信，欢迎我到古籍所工作，并指示副所长陆志霄先生正式向人事处打报告，将我的人事关系从函授部转到古籍所。这样，从1986年7月到1987年8月，我在学校古籍所工作了一个整年。进所伊始，郭先生为了让我有更多的时间作研究，破格决定我可以享受讲师的待遇，不坐班，后来又在最短的时间给我讲师的职称。但武汉的一年半，已经大大改变了我的想法。兰州的学术环境已经不能满足我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在陆志霄老师的支持下，我报考了1987年四川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并且成功。随后就正式告别了学习工作了整整十年的西北师大，踏上人生的又一个十年征程。2017年6月，朱庆之重回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所，与漆子扬教授交谈
在西北师大的十年，是我学术人生打基础的十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没有母校和老师们的培养教育，就没有我的今天。我要再次感谢母校，感谢所有的老师，感谢所有的同学，感谢所有的同事。洪老师，在结束这段访谈之前，我还想提到师大另外两位对我有恩、足以成为我人生榜样的老师。一位是英语系的黄席群老先生，一位是在读研究生期间教英文的洪元基老师。在入大学不久，父亲说他有一位老朋友在师大，叫黄席群。57年打成右派，被流放到夹边沟，不知现在的情形如何？嘱咐我去看望一下。我几经打听，终于在北二楼东北角的房间里见到了我称为“黄伯伯”的老先生。他刚从靖远农场的改造状态回到学校，一人独居，快70岁的他当时看上去身体十分孱弱，患有严重的胃病，脸色很不好。后来我慢慢知道，这位黄伯伯是钱锺书的大学同学，40年代曾经担任过中央社编译部主任，其父黄远庸更是民国初年的大记者。黄先生2009年去世，成为百岁人瑞。在他人生的最后30年，他不但重新登上讲台，成为师大外语系的名教授，还翻译或者审译了大量的西文著作，在改革开放的头二十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在师大期间，他的境遇慢慢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令人欣慰。受了那么多的苦，每次去看望他时，提到往事，建议他将那些经历记下来，留给后人。他总是面带狡黠地笑笑，说如果过去对我有亏欠的话，现在我多活几年，就算得到了补偿。那种豁达，令人神往。洪元基老师是洪毅然先生的公子。不知何时，他患了严重眼疾，导致管状视野，只能看到很小范围的文字。他并没有因此消沉，坚持担任硕士生的公共英语教学，克服常人难以面对的困难，为教学殚精竭虑，极端负责。每每看到他讲读课文时的情形，心痛加感动，只能用加倍的努力来回报他。前面说过，像中文系一样，在我读书的年代，西北师大的老师来自全国各地。有些人曾经任教过名校，更多的人自名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大西北。他们不畏恶劣的自然和生活条件，在此辛勤工作一生，为甘肃和西北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体现了人生的价值，书写了生命的华章。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爱戴。（未完待续，敬请期待）附：朱庆之简介：
朱庆之，男，1956年生，江苏宜兴人。现任香港教育大学中国语言学系中国语言讲座教授，“蒋震中国语言讲座教授”，中国语言及中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朱庆之1972年高中毕业后曾先后插队和当工人。1978年春入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春甲班学习，1982年1月以班级总分第二的成绩毕业留校，在函授部任教《现代汉语》课。1983年考取在职硕士研究生，从彭铎教授学习古代汉语。彭先生因病去世后，1985年2月转学至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在张舜徽教授的指导下继续学业。1986年6月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受郭晋稀教授之邀，返母校古籍研究所工作，任讲师。1987年9月考取四川大学中文系汉语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在张永言教授的指导下，以汉译佛经为主要语料研究中古汉语词汇史。期间，于1990年2月至6月在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由季羡林教授和段晴博士主持的梵文讲习班学习梵文。1990年7月毕业留校中文系任教至1998年。期间，于1992年和1994年先后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和教授；1992年6月公派赴印度德里大学学习梵文和佛教学一年；1994年1月起，在“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资助下，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在该校亚洲与中东学系Victor H. Mair教授的指导下从事研究一年半；1995年接替张永言教授担任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所长，同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7年担任博士研究生导师。1998年9月调至北京大学中文系，任古代汉语教研室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999年10月至2002年1月，兼任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主管本科教学工作。2000年6月至10月，受何莫邪教授的邀请，赴挪威奥斯陆大学任访问教授。2002年1月至2003年1月，在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任外国教授。2003年10月至2008年5月兼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主管科研和研究生工作。2004年起兼任北京大学元培管理委员会执行主任，主管元培计划实验班；2007年元培学院成立，担任首任院长；2005年兼任国家文科研究基地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副主任。2008年上半年，在国立新加坡大学任访问教授。2008年评为二级教授。2009年1月请假赴港任香港教育学院中国语言讲座教授，7月起兼任中文学系系主任；2012年至2016年兼任升级后的香港教育大学中国语言学系系主任；期间，于2014年正式脱离北大；2013年起任“蒋震中国语言讲座教授”；2019年起兼任香港教育大学中国语言与中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在学术方面上，朱庆之长期从事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对汉语和汉文化的影响的研究，主张从历史语言学和接触语言学的双重角度认识古代汉文佛教文献的汉语历史研究价值，主张基于梵汉对勘的“佛教汉语”研究，是“佛教汉语研究”学科领域的开拓者、领导者和长期实践者。他的博士论文《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是最早以中古汉译佛典为核心语料所作的汉语断代词汇史研究专著，在1995年获得由国家教委主持的首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的二等奖。该奖为建国以来首个全国性的文科类国家级奖项，朱庆之是该届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此外，他的论文《试论佛典翻译对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若干影响》还获得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共青团中央主办的第一届全国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三等奖，也是唯一一位来自语言学界获奖者。在四川大学工作期间，朱庆之在张永言教授的带领下为“中古汉语研究”这个学科领域的建立做了大量工作，创办了《汉语史研究集刊》，鼓励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中古汉语研究，并组织发起了“首届汉语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四川大学，1997年）。调入北京大学后，又创办了“首届中古汉语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2000年）。2005年，在蒋绍愚教授的领导下，由朱庆之参与总结并撰写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古代汉语系列课程建设的新开拓》的项目报告，获第五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在社会服务方面，朱庆之曾主持汉语史国家重点学科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在张永言教授的带领下为“中古汉语研究”这个学科领域的建立做了大量工作。在北京大学担任教务部副部长时，参与策划和具体实施了以通识教育为主要特色的北京大学元培计划本科教育改革。这一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拓宽基础，淡化专业，改学年制为学分制，自由选课和自由选专业，以及建立通识教育选修课（通选课）。不但深刻影响了北京大学的本科教育理念和管理模式，也在北大之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01年8月31号出版的国际著名学术刊物Science（《科学》）杂志（Vol. 293 No. 5535 pp. 1615-1616）为此有专文报导（China Broadens Training for Elite Students），介绍了这个改革的意义和朱庆之在其中的作用。由他执笔的工作总结报告《从实验班到元培学院—北京大学本科培养模式和管理体制改革》获得了2009年教育部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此外，在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主管科研和研究生教育期间，朱庆之教授负责实施了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匿名评审制，对北大乃至全国其他高校的博士研究生培养制度的完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他执笔总结撰写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立严格的博士生教育管理制度，造就最优秀的学术后备人才》项目，获得2005年第五届全国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朱庆之还担任过两届教育部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朱庆之作为引进人才，参与了原香港教育学院升格为香港教育大学的整个过程，2012年至2016年担任新组建的香港教育大学中国语言学系的创始主任，亦为2018年组建的香港教育大学中国语言与中文教育研究中心的创始主任。
编辑：杨佳
审核：洪帅
语言之妙 妙不可言
既可意会 也可言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