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丨项楚先生与川大敦煌学研究

本文为封面文章，没有注释，原文刊载于《天府新论》2022年第1期

作者简介：戴莹莹，1984年生，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敦煌文学、佛教文学等。教授《中华文化》《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中国古代诗歌专题研究》《英文之用》等课程，独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项目三项，其他项目若干；在《文艺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宗教》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十数篇，出版《敦煌文化》等，并获得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普及奖。

1900年，敦煌道士王圆箓在清理莫高窟第16窟时意外发现了“藏经洞”，数以万计的敦煌遗书重现天日，震惊了世界学人，堪称二十世纪考古学界的重大发现之一，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1925年，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在大阪的讲演中提出了“敦煌学”的说法。1930年，中国学者陈寅恪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所作的序言中提出了“敦煌学”一词。从此，海内外学界开启了一个世纪的敦煌学研究。

川大的敦煌学研究，是由著名的敦煌学家、文献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史家项楚先生开创的。项楚，1940年出生，浙江永嘉县人，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杰出贡献专家”（2017），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四川大学“985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基地首席科学家，四川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国家重点一级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三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先生熟读四部典籍，深谙佛教藏经，立足校勘考据，擅长融会贯通，以敦煌语言文学研究为核心，融文学、语言、历史、宗教为一体，形成了“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治学范式，开创了中国语言文学、敦煌文学、俗文学、俗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先生在敦煌语言文学等领域焚膏继晷、殚精竭虑，以对敦煌俗文学的研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享誉国际学坛。

1976年，项楚先生调到《汉语大字典》编写组工作，负责敦煌部分的词目。因此机缘，先生接触了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大量的唐五代通俗文学作品，如白话诗、曲子词、变文、话本、俗赋等，由此走上了敦煌语言文学研究之路。

1981年，日本汉学家藤枝晃在南开大学和西北师范学院演讲。有学者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一说法一经流传，国内学者感到了身上的责任和重担。1981年8月，邓小平同志考察敦煌，指出保护、研究敦煌文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随后，教育部在“六五计划（1981-1985）”中，将敦煌学研究列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项目。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1984年，敦煌研究院成立。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感召下，中国敦煌学又一次起步。

1980年起，日本汉学家入矢义高连续多年研究敦煌遗书中的王梵志诗，并准备对我国当时出版的相关论著进行批判。在爱国主义的驱动下，项楚先生夜以继日，加速完成了约50万字的《王梵志诗校注》的初稿，以手写影印的方式提前发表于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编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四辑。入矢义高赞道：“对其极周详精审之至的注释，我只能起久长的惊叹之感。”

1990年，《敦煌变文选注》出版，受到了学界的一致推崇。著名敦煌学者潘重规说，“其选择之当，注释之精，取材之富，不独可供初学入门的津梁，也大大禆补了专家学者的阙失”，以致他“不能自已地逢人说项”，“希望海内外读者共同来细细品尝”。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认为，这是“目前敦煌变文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此后，先生的研究逐渐由王梵志诗、敦煌变文扩展到敦煌诗歌、曲子词、寒山诗、白话诗等领域。1993至2005年，先生相继出版《敦煌诗歌导论》《敦煌歌辞总编匡补》《寒山诗注》（附《拾得诗注》）《唐代白话诗派研究》等专论专著，以点成线，以线成面，逐渐开拓了敦煌语言文学、唐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

为了进一步推动敦煌语言文学、俗文学、俗文化的研究，项楚先生创建了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研究所下设俗语言、俗文学、俗信仰和民俗人类学四个研究方向，研究领域涵盖语言学、文学、史学、宗教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培养了大量的新生代人才。2000年9月，研究所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研究所是“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985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基地，“2011计划”中国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国家认同协同创新中心和四川大学、四川省委宣传部共建的中华文化研究院的主要依托机构；也是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与中华文化全球传播”一流学科（群）建设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广泛。

以项楚先生为首的川大敦煌学研究，继承和发扬乾嘉朴学及近代“蜀学”的优良传统，以历时性的语言、文学、文化为研究对象，以传世和出土的文献为研究依据，融汇雅俗、贯通古今，交流中外、守正创新，积极探索中国语言、文学、文化研究的另一种学术方法，成为海内外中国文学、文化研究的重镇和高地。

具体而言，这种特色与成就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继承和发扬乾嘉朴学及近代“蜀学”的优良传统。以先生为首的川大敦煌学研究以传统小学为基础，立足校勘考据，实事求是。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评委会决定把一等奖奖章授予项先生时,曾作出如下评语：“项楚的论文立论严谨,不为牵强附会之辞，征引繁富，考证精详。凡所论列，大都确凿可信，其中有不少说法能纠正旧说的阙失和疏陋。”

其二，构建了古今会通、雅俗会通、儒佛会通、文史会通的“新蜀学”的学术范式。项楚先生强调“做学术要有学科交叉的本领”，“要占据学术的制高点，就要有学科交叉的能力”。从先生的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张弘、周裕锴的文学研究，俞理明、谭伟的语言研究，张勇、何剑平的文化研究等可以看出川大敦煌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即融会雅俗、贯通古今。

其三，以敦煌文学为支点，强调俗文学、白话文学和佛教文学的研究，提出改写文学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项楚先生为首的川大敦煌学研究以白话诗、变文等为突破口，将文学史与禅宗史、文化史交错考察，从宏观上建构俗文学、白话文学、佛教文学的体系，2021年，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敦煌语言文学资料的独特价值》一文，指出“开垦中国佛教文学这一片广漠的土地，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重要任务”，“敦煌文学的新发现已经显示了改写中国文学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如何将敦煌文学研究的成果有机地融入到传统文学研究之中，并因此而得到升华，仍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上述三点，既是先生的治学之道，也是川大敦煌学研究的主要特色，即用传统的方法、现代的观点和跨学科的思维研究敦煌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对中国古代语言、文学、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2019年7月，《项楚学术文集》再版，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赞其为“中国人文学术的标杆”。这既是对老一辈学者治学精神、治学方法和学术成果的赞誉，也是对川大敦煌学研究的肯定。

扫码关注 

语言学

 

  编辑  |  洪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