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 | 简牍语言研究讲坛·第一讲 胡平生：简牍整理概论
西北师范大学百廿校庆·世纪中文云讲堂
简牍语言研究讲坛·第一讲
胡平生：简牍整理概论
主讲人简介
胡平生，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原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出土文献与文物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本科、研究生，师从裘锡圭先生攻读古文字。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长期从事出土简牍与传世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先后主持阜阳双古堆汉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等多种简牍的整理工作，编撰发表学术专著与论文(含集体项目与合作)百余部(篇)。
讲座内容纪要
2022年5月12日下午，应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邀请，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胡平生先生在线作了题为“《简牍整理概论》”的学术报告，这是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简牍语言研究讲坛”的开坛第一讲。
胡平生研究员在线作报告
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韩高年教授、文学院院长马世年教授、周玉秀教授、杨同军教授、王延模副教授和部分本科生、研究生，以及来自甘肃简牍研究院、兰州大学等高校的师生近300余人在线参与。报告由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洪帅副教授主持。
线下会场：西北师范大学文科实训楼103会议室
讲座伊始，胡平生先生介绍了“出土文献”的概念，及其文物性和文献性的两个特征。
胡先生的报告围绕简牍的出土整理、标点问题、理论构建、内容分类、简牍辨伪、文字考证六个方面展开。
首先，胡先生阐述了近百年来简牍在全球范围下的发现、发展以及整理研究。
报告指出，出土文献的发现、整理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自20世纪下半叶起，我国的文物考古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出土文献的发现震惊世界，出土文献的种类、数量、分布地点陡然激增，其数量之巨大、品类之丰富、内容之重要、范围之广泛、影响之深远超过了其它任何一种文物。
此外，胡先生为大家分享了2017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山东博物馆合作，联合全国20多家博物馆、文物考古研究所举办的一个简帛大展“书于竹帛——中国简帛文化展”，并出版图录一册，胡先生配合这一展览编了一本普及读物《趣味简帛学》。
胡平生《趣味简帛学》（共4册），中国中福会出版社，2017年
胡平生先生详细阐述了近百年来中日韩与欧美的简牍的发现与整理研究过程，通过分析过去研究的得与失，认为当下简牍研究的学者要总结西方学者对汉文简牍整理的方法与经验，总结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以后的出土简牍整理的方法与经验，应借鉴各国学者在简牍整理中使用的符号和规范，分析其共同点与不同点，最后再讨论关于制定简帛整理相关标准的意见。
例如，沙畹、马伯乐和孔好古等欧洲的汉学家在整理、考释汉文简牍残纸文书的工作中，大都借鉴了以往欧洲学者整理古代手抄本文献的方法，并采用具有近代学术特色的表现手段，建立了一套自己的规范体系。
此外，胡先生特别强调，我们在阅读任何有关简（帛）的整理报告时，必须注意简牍整理的“凡例”，因为它代表了整理者的指导思想和整理规范。
其次，胡先生详细论述了在简牍整理中的标点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全国简牍整理工作没有统一的领导协调机构，不同的整理人员各自为政，仅以所用的符号而言，虽然有一些通用的、被公认的符号，但仍然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各取所需，各搞一套。
胡先生认为，中日韩简牍学界面对出土简牍的整理与研究，固然有许多不同之处，但仍有不少相似的问题，角谷教授的“东亚木简学”之梦，不妨先从统一简牍整理规范做起，我们认为如果有一个专家学者共同认可的规范，如果中日韩学者对简牍整理使用的符号与规范能够加强协调、取得共识的话，那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总之，中国要制定简帛整理国家标准，中日韩也要统一整理标准。
概言之，100多年来大量的简牍帛书出土带动了简帛整理研究工作，形成了一些不同风格、不同特点的整理方式。现在，从事简帛整理保护研究的人数大大增加，这是简帛学迅速发展、简帛事业兴旺的大好事。毋庸讳言，目前简帛整理队伍的简帛研究的水平尚待提高，仍有不少问题。
关于简牍学理论的构建，胡先生认为主要应当包括两块，一是研究作为文字载体的简牍实物，二是研究简牍所载的文字。关于简牍本体的研究，应包括简牍物质形态研究的所有方面，如简牍使用源流，制作与形制，长度、宽度、编绳、契口、容字、刻齿、封检、封装囊袋、传输的规律等等。
出土文献的发现解释了困扰今人很久的简牍制度的迷惑，还有很多简牍制度方面的问题可以靠出土材料加以印证。例如“漆书”，古来一直认为“漆书”就是用漆写字，可是后来又否定了此说，学者怀疑所谓的“漆”，是指“墨色黑而有光”，并非真用漆来书写。后来，湖北出土了曾侯乙墓，有一个精美的漆盒，绘有精美的图书，也写有文字，这是用漆写字绘画的实物。
简牍刻齿的认识与研究也是一个简牍制度方面的重要内容。日本学者籾山明观察到汉简侧面的刻齿与简面上的文字的数位有关联，发现不同形状的刻齿代表不同的数字，这是古人所设“防伪、防篡改”的办法。2012年10月，胡先生与日本学者籾山明、大川俊隆前往张春龙所在的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察了出入于里耶古井第8层的110余枚木简，发现秦人的刻齿形态与汉人有所不同，秦人另有一套刻齿的方法。
关于简牍所载内容的分类问题，胡平生先生指出过去的研究将简牍所载内容分为典籍类与文书类，典籍类包括可以在传世典籍中找到依据的以及已经亡佚的图书，也包括各种图画。但胡先生认为，典籍类简牍实际上应当包括法律令，并且从出土文献来看，现在已发现的秦律令、汉律令、晋律令及《奏谳书》《封诊式》等，都应该属于典籍类图书。据此，胡先生提出，典籍类简牍研究的最高境界是能够与传世文献对应的内容一一核实，比较错误夺衍，追寻其流传、发展与演变的过程。
在简牍的辨伪方面，胡平生先生分享了自己曾提出的辨别伪简的四项原则，分别是：文字、文法与文理；质材与形制；书法与书风；来路与出处。此外，胡先生还为大家讲述了简牍书辨伪的来源以及自己曾经参与的简牍的辨伪工作。
在文字内容考证方面，胡先生提出文字内容的考证是简牍整理的重心所在，并引出张之洞“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的名言，勉励大家好好补一补“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
在报告的最后，胡先生用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的话鼓励大家预流，并语重心长地指出，“每个从事简帛研究的学者都是大有可为的，做好中国出土文献整理研究，做好这项人文学科的基础工程，充分挖掘出土文献的文化学术内涵，对于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培养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报告的对话与交流环节，西北师范大学杨同军教授、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张俊民研究员以及部分学生与胡平生先生进行了线上沟通与交流，胡先生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深入细致的解答，与会师生受益匪浅。洪帅副教授在最后总结中说，胡先生的报告高屋建瓴，内容涉及古今中外，鼓励当下研究简帛的学者继续奋发向上，简牍研究的未来必定前途光明。
编辑：高照
审核：杨佳
审阅：洪帅
来源：公众号“简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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