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 | 精读原著是做学问的基础。不妨说：精读出课题，精读出思想
徐公持：治学体会点滴
来源：节录自《无声无光集》（张晖著）中的《徐公持先生访谈录》
“治学经验”，我自己谈自己，实在说不好。不是谦虚，真的如此，“横看成岭侧成峰，只缘身在此山中”，任何人都如此。但是一点不说，又有些对不住你，那我就零星谈几点专业研究方面的体会吧，不一定正确，姑妄言之。
注意老师反复强调的部分。第一遍可以集中精力去听，重点在听和理解。然后再用1.5-2倍速重复听一遍，在重点和不懂的地方做一些笔记。治学（或者叫研究学问）当然需要“专业心”（或者“事业心”），确定方向后，便要全力以赴，排除干扰，全心全意做学问。最好做到清心寡欲，做不到也至少不要心猿意马，左顾右盼，例如待遇、利益等问题，与谁都有关，但不可想得太多，如果你真的想学问上有所作为，那学问之外的东西就只好尽量少计较了。再笨的人，只要有了这样的志尚，他就一定能够做出成绩来。我就看到过天赋不太好的人，居然也做得不错，那全靠专注。相反，我还看到过有人天赋相当好，很聪明，但干这个一阵之后，又去干那个，事情好像特别多，特别忙，实际上是蜻蜓点水，什么都想做，结果什么都没做好，时间白白流逝，荒废青春。治学不可太急于求成，课题一个一个做，做一个就有一种长进，上一个台阶。如果只追求速度，追求数量，忽略了研究水平的提升，做的课题再多也意思不大。“清心寡欲”的另一层意思是要虚心，不仅态度上要谦虚，向同行学习，向前辈学习，还要胸怀阔大，虚怀若谷。对知识的追求永不满足。我认识钱锺书先生的时候，他已经五十四岁了，我常见他夹一个大包去图书馆借书、还书，每周一次。直到七十岁左右，他仍然如此。那种勤奋劲头谁见了都会感动。
学者研究某个课题，当然要得出某种见解。但这种见解应该通过研究，在研究过程的末尾得出来。切忌在研究之先，就已经怀有某种见解，这种“前置性”的见解，就是“成见”。“成见”的存在，对于做学问绝对是大害。它使你在某个框子里蹒跚，你等于是手足被捆绑住了，无法做出真正的开拓性、创新性工作。对学术问题有了成见，肯定会偏离客观公正的原则，偏离科学精神，研究价值将大打折扣。这一点对于中国学者尤其重要。我们不大习惯于用中性的立场、客观的眼光来看待对象，来分析问题。我们喜欢将某种自己熟悉的倾向性价值观，带进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这可能与我们几十年来“是非分明”的文化环境熏陶中养成的思维定势有关，也与所受教育中科学思维训练不够有关。我们往往不经意间，就早已有了种种成见。我们有什么“成见”？不少！
此外还有一些“政策性”的成见。例如“古为今用”，例如“批判封建性糟粕、吸取民主性精华”，“看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还有“弘扬民族文化”，等等。有人会说：你连“古为今用”、“弘扬民族文化”都不赞成吗？我说，这些作为国家或者文化管理部门的政策，我是赞成的。但注意，我们不是在制定或者执行文化政策，我们是在研究文学问题。作为研究者，在面对你的对象时，只应该保有一种观念：科学的求真的立场和观念。我们如果在研究问题之前，就心中想着要吸取什么东西来“用”，那你就很可能陷入一种实用主义心态；如果你一开始就去寻找哪些是糟粕来批判，哪些是精华来弘扬，你就犹如事先戴上一付有色眼镜，去看待研究对象。这必然会影响你立场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从而影响研究的纯度和质量。政策的制定主要从现实社会的文化建设需要出发，科学研究则主要从学术理性考虑，二者在性质和程序上完全不同，不能混淆，不能替代。当然，二者还是可以联系起来的，但政策可以参照科研成果来制定，而科研不应按照政策规定来进行。我们做的有些研究，沦为诠释政策的工具，或者为政策做注释，其学术含量就不可能很高。
“成见”也可能是一些“前贤”或“时贤”的意见，尤其是一些权威人物的意见。他们的高水平论著，当然值得后人好好学习，但我的意思是学习不等于全盘接受。学习主要学他们的治学路径和方法，而不是生硬接受他们所有的结论。或许他们的绝大部分结论都是高超的、正确的，但全盘接受很危险。因为每个人都会有历史局限性，包括“大师”。王国维是一代大师。他的许多研究无人能及。他曾说：“一切新的学问的建立，都缘于新材料的发见。”我看到许多人在许多场合引用这一说法，似乎它是一条“铁的规则”、“定律”。但是我们应当想一想：它完全正确吗？一切新学问真的都要依赖新材料的发见，才能建立起来吗？如果没有新材料，新学问就不能建立起来了？其实新的知识系统（“学问”、“ 学科”）的出现和建立，往往是人类知识不断发展的自然结果，是“旧学”已经不能适应“新知”的结果，与新材料的发现没有必然关联。王国维的“定律”对于“甲骨学”“敦煌学”“简帛学”等（这些大多属于考古学范畴）是正确的，但对于“高等数学”“拓朴学”“近代物理学”“计算机工程学”“探矿学”这些自然学科，还有“现代经济法学”等社会科学、“文学理论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文学史学”这些人文学科，就未必适用了。它们其实只是与“新思想”“新视野”甚至“新方法”有关，而与“新材料”无关。至于“文学人类学”“社会科学信息化工程学”等“跨学科学科”的建立，那显然是“跨”的结果，完全是学术进步和研究方式、研究手段革新的结果，更不是什么材料问题。
陈寅恪是又一位大师。他也有一句治学名言，对于古人要具备“了解之同情”。他的出发点良好，这在许多场合可以帮助研究者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去深入理解古人。但是我认为也不能将它当作万应良药看待。因为古人与今人一样，构成非常复杂，思想意识性格作风相差很大。有“君子”也有“小人”。对“君子”如孔子、如陶渊明，我们应当以“同情之理解”去研究他的生活和文学，但是对一些“小人”，我们也要去“同情之理解”吗？如秦桧，他也有诗文作品，他在那里面唱高调，似乎他很清高廉洁，作风正派，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能够去“同情之理解”吗？还有更多的虽不算“小人”，但带有种种缺点毛病的文学家，他们喜欢自我吹嘘、自我美化，贬低他人，夸大其词，甚至曲解事实，“隐恶扬善”，我们是否也应该相信他们说的一切？例如曹操，他既是“治世之能臣”，又是“乱世之奸雄”，他的“奸雄”面目经常流露。对于他在诗文中的表述，例如他多处自拟周公，我们是否可以去“同情之理解”，认为他真如传说中周公那样胸怀无私？例如曹丕，他在《典论·自叙》中写自己剑术如何高超，击败了一位武术家、将军邓展。还说比武中三次取胜，并且“截其颡”，正中咽喉！他的话可信吗？不可信！道理很简单，因为他当时以魏太子之尊，谁敢跟他认真比武？击败他不难，但还想不想在曹操手下干了？曹操心狠手辣，得罪了曹氏父子，连能否生存都是问题。对于这些，我们很难去“同情之理解”。
我有条件地赞成“同情之理解”，但我更看重的是“从怀疑开始”。“五四”后学界兴起“疑古”思潮，疑古派有顾颉刚等，有“疑古玄同”。他们推翻了许多传统见解和思路，提出了许多问题，也解决了不少问题。当然，他们也有缺欠。近年对于疑古派大张挞伐，认为他们在搞“全盘西化”，甚至扣上“民族虚无主义”的大帽子。这里的具体是非不去评判，但我是主张在研究工作中对古代的东西“疑”字当头的，包括怀疑它们的产生过程，怀疑其流传过程，怀疑作者的写作意图和表达方式，怀疑作品的内容到形式。这实际上是对研究对象作全方位、全过程的重新审视。唯有这样的审视，你才可能发现其中是否存在问题，存在哪些问题。有些青年学生在读书时发现不了问题，他们认为我比较善于发现问题，就问我如何发现问题？我的回答就是你必须先有怀疑精神。要怀疑你接触到的每一件材料，怀疑你看到的每一个字！无论是已有的常识，以及权威的结论，研究者都可以怀疑。这样做了，你的眼光就会如鹰眼般锐利，到时候问题自然就出现了，“野兔”肯定自己会“蹦出来”。
我写《“与山巨源绝交书”非绝交之书辨》一文，是从对此文题目的怀疑开始的。因为我读遍全文，并未见到“绝交”二字，也没有与“绝交”意思相关的严格表述。只有题目中有。题目与文本中的叙述存在矛盾，我当然相信文本，开始怀疑题目有错。我再考察嵇康与山涛关系，发现他们从未真正绝交过，这就使我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我又考察汉魏时期书笺题目的一般形态，归纳出当时书笺题目多作“与××书”或“报××书”，鲜有写出内容取向的；又查证本篇文章在典籍中先后出现的篇目异同，发现嵇康身后二百年内，本文篇目并无“绝交”字样，二百年之后才首次出现。如此便得出结论，认为今所见题目中“绝交”字样是后人添加的，而非嵇康原有，所以文章是“非绝交之书”。当然这问题还可讨论，我是说写论文“从怀疑开始”的重要性。
在研究工作中“怀疑开始”，没有什么不妥。它不等同于“怀疑一切”，与“文化虚无主义”不搭边。你从怀疑开始，通过严密的论证，最终肯定或者否定你的怀疑，你收获到的是对于问题本身的深入了解，是学术问题上的自信。怀疑不是目的，它却是必要的途径。一个完整的研究过程，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也就是从怀疑到释疑的过程。所以研究的眼光，首先是怀疑的眼光。要学会怀疑，并且善于怀疑。胡适曾经有两句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说得不错。我想借他这两句，改两个字：“大胆怀疑，小心求证。”
我举两个例子来说。
《“诗妖”之研究》，是我比较“得意”的一篇论文。题目的发现应当说在二十年前，我读沈约《宋书》，见到有“诗妖”之目，便印象深刻，因为这说法从未见过，很冷僻，学术史上也从无人关注过，它又涉及“诗”，于是记在心上。后来又读《汉书》等，这两个字又出现在我面前，于是觉得这不是沈约个别的说法，而是一个系统存在于古代文化中的命题，这里必有深入探讨的空间。此时，我心中已经初步确立将它作为研究的课题了。我开始有目的地广泛收集材料，自古及今，先作材料的梳理，捋清脉络，然后围绕这些基本材料作系统的分析思考，大致确定需要论证哪些问题，分几个方面去论证。论文的大框架就有了。接着就一部分一部分去具体论述，直到完成写作。我觉得这篇文章的产生，首先得益于对于原著的仔细阅读。这两个字在《宋书·五行志》内，“五行志”的内容和文字显然比“纪传”文章枯燥乏味，一般人不大愿意读，很容易忽略过去。
关于陶渊明弃官彭泽令原因——“不为五斗米折腰”说，这几乎是妇孺皆知的“故事”，学界亦历来无异议。我读《陶渊明集》，发现他自己解释弃官原因，说法与此完全不同。他明明是这样说的：“彭泽……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归去来兮辞·序》）他是因奔丧武昌，由于突发情况，“情在骏奔”，所以“自免去职”的，何尝有“五斗米”的事啊？而且在这篇序文中，他也说了自己做官是“犹望一稔”，想获得一点俸禄粮食，以解决生活困难。这意思与“不为五斗米折腰”正相反。“五斗米”说出于《宋书·陶渊明传》，它是沈约写的。那么我们是相信沈约呢？还是陶渊明本人？我当然相信本人。我于是在《魏晋文学史》中否定了“五斗米”说。我在这里并没有提出什么新材料，这只是细读原著文本的结果。我的意见受到不少同行的认可。他们同时觉得奇怪：谁没有读过《归去来兮辞·序》啊！为何在此前竟无人提出来讨论？
精读原著是做学问的基础。不妨说：精读出课题，精读出思想。
编辑 | 赵引弟
审核 | 杨佳
审阅 | 洪帅
来源 | 节录自《无声无光集》（张晖著）
中的《徐公持先生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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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之妙 妙不可言
既可意会 也要言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