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丨卜师霞：传统文化典籍句群中的隐含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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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传统文化典籍句群中的隐含结构*

文丨卜师霞

提 要 从结构来看，句群中有语法结构、语义结构、文化结构和审美结构。前两者处于语言的表层，我们通常称之为“字面意义”，后两者则常隐含在“字面意义”之中，是可以分析出的某种“意蕴”。隐含结构就是在表层语义结构和语法结构下的隐含文化结构和审美结构，是受文化语境制约的文本表达。本文以儒家人伦结构为例，旨在探讨文化语境对传统文化典籍语篇结构组织的深层影响，发掘不同的民族或民族发展不同时期隐含结构的类型化特征，并对如何探求隐含结构做出讨论。

关键词   句群 隐含结构 文化语境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团队项目“中国训诂学的理论总结与现代转型”（ 20VJXT015）项目支持。

一、什么是隐含结构

句群是指由句子和句子组合而成的表述一层意思的言语单位，也叫句组。句群中的几个句子应语义连贯、结构衔接。从结构来看，句群中有语法结构、语义结构、文化结构和审美结构（刘宓庆2019：142）。前两者处于语言的表层，我们通常称之为“字面意义”，后两者则常隐含在“字面意义”之中，是可以分析出的某种“意蕴”。本文所指的隐含结构就是在表层语义结构和语法结构下的隐含文化结构和审美结构。本文主要以文化语境为视角，选取儒家思想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人伦结构，讨论文化语境对语篇结构组织的深层影响，并对如何探求隐含结构展开讨论。

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y)指出：“人类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生存的，这种文化会影响人类的思维、行为、交际等。在语言交际中，要准确理解对方的话语，必须结合一定的社会文化知识背景，也就是文化语境。”（转引自姚丽、张晓红 2018：95）受文化语境影响的隐含结构是与表层结构相对应，指语言表达式在表层上未显示出来，它要经过分析或补充才能显现的结构。也就是说，句群如果按照语言表达的表层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表层语言单位组合后得出的字面意义，常常与文本想要呈现的整体意义有一定的距离，想要弥合其间的距离，则需要理解其深层的隐含的文化结构或审美结构。以“晋灵公不君”为例：

①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寘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左传·宣公二年》）

《春秋左传注疏》

在这个句群中，主旨为要表现“晋灵公不君”，它是由前后衔接连贯的三个句子组成的句群，讲了“晋灵公不君”三件具体的事情，其文义不难理解。如果按照字词句的表层形式翻译为现代汉语，则容易理解为三件典型的不具有逻辑关联“不君”之事。实际上，在表达次序上，三件事情是有逻辑关系的，这种逻辑关系是由潜在的文化思想决定的。在这个句群中，分别从“君”应该处理好的几种社会关系中展开论述：“厚敛以雕墙”是从“君民”角度做出的论述；“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是从“君臣”角度做出的论述，其中“人”在文句中不是泛指，而是特指在位者，这可以从三传的对比中看到，《公羊传》：“灵公为无道，使诸大夫皆内朝，然后处乎台上，引弹而弹之，己趋而辟丸，是乐而已矣。”《谷梁传》：“灵公朝诸大夫而暴弹之，观其辟丸也。”《公羊》《榖梁》中均指明此处指“卿大夫”；“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则是从“君”与“内侍”的关系来论述。这三种以“君”为中心所形成的三种远近亲疏的关系即为文本的隐含结构，隐含结构体现了文本写作者底层的思想文化结构。理解了隐含结构，我们才更清晰的明白晋灵公何以“不君”，因为他在无法正确处理 “君-民-臣-内侍”的关系。隐含结构的揭示也让我们更能够理解古代文献叙事中“寓评价于陈述”的文例。在隐含结构中，以“晋灵公”为视角的人伦关系是依照“由远及近”的逻辑铺叙展开，在次序上是不可置换颠倒的。这就是刘勰所说的“若辞失其朋，则羁旅而无友，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在这个句群中，词义、句义通过表层的加合无法和句群意义之间等同，需要补充一些“不言自明”的话语背景，而这种话语背景常体现出文本叙述的思想逻辑。如此，才能达到从词义、句义到句群意义的统一。其表述如下：

表1  《晋灵公不君》句群意义结构

因此，隐含结构不同于句法上的省略，在古代汉语中，句法省略是比较常见的，可以省略主语、宾语等句法成分，很多学者均有论述。在例（1）中，从“厚敛以雕墙”开始，几个句子均存在句法的承前省略，省略的是主语“晋灵公”，但隐含的结构则是“君-民”“君-臣”“君-内侍”，可见，句法省略立足于句子表层结构句法成分的缺省，隐含结构则是受文化影响进行安章宅句的深层结构，是文化语境对书面语表达的影响。隐含结构和训诂学上的“言外之意”有近似之处，言外之意一般笼统的指话语里暗含而没有说出来的含义，可以用于各个级别的语言单位，无论是词还是短语、句子均可以表达言外之意。萧璋（1994：28-31）把《毛传》释句类型分为翻译、推因和点明含意，认为点明含意“不是解释句子的表面意义，而是点明内含的实质，也就是言外之意”，指明训诂学既要解决字词义以及按照语法组合形成的表层意义，同时也要揭示组合关系意义之外蕴含的言外之意。萧文利用《礼记·大学》引《卫风·淇奥》全文并解释“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进一步指出《礼记·大学》中的“道学”“自修”“恂栗”“威仪”均为揭示诗的言外之意。形成如下的对应：

表2  《卫风·淇奥》言外之意

可见，言外之意会将“字面意义”背后的文本思想逻辑意蕴揭示出来。本文所说的隐含结构可以说是在句群这一层语言单位上特殊的一类“言外之意”。

隐含结构常与文化密切相关，王希杰（1983：150）指出语言的意义，除了词义和句义等语言本身固有的意义，还包括社会文化意义，“是附着在语言之上，但却不属于语言所有的，它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之中产生的”。在论述社会文化意义对阅读古诗文的重要意义时，他曾用胡小石（1963）在对杜甫《北征》两句“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笺语为例，认为胡文发现的“大同殿”“白兽闼”隐含的则为社会文化意义①。社会文化意义既可以是特定历史事件的映射，也可以是民族文化思想的反映。前者常具有特定性和孤立性，后者则会有共通性和系统性的特征；而后者正是本文希望讨论的主体，具有共通性和系统性的社会文化意义常表现为某种结构性的特点。因此，当我们选取一种典型的文化结构作为视角，将其与文本表达结合起来，就可以观察到社会文化意义在文本表达中的呈现规律，以及在不同的民族或民族发展的不同时期，隐含结构的类型化特征。例如儒家文化思想中对人伦关系的重视，体现在文献表达中就会有出现类似于上文“晋灵公不君”的隐含人伦文化结构。

本文以文化语境为视角，选取儒家思想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人伦结构，讨论文化语境对传统文化典籍语篇结构组织的深层影响，并对如何探求隐含结构做出讨论。

二、隐含人伦结构举例

如上文所及，隐含结构依赖于文本表达者的社会和文化认知，是在文化语境制约下的表达方式。Searle(1979:125)把语境定义为“理解一句话所必需的背景假设的集合”，“文化给我们必须体验以便能形成认知模型的所有情境提供了背景”（转引自弗里德里希·温格瑞尔等 2009：51）。不同民族以及同一民族的不同时期，其文化语境是不同的。不同的文化语境会在语言中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受文化语境的制约，各个言语社团都在其长期的社会交往中形成一些比较固定的交际模式或语篇的语义结构”（张德禄、刘汝山2003：8），形成一定范围内的话语体系。先秦儒家强调和重视人伦关系，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文化制约着话语体系的形成与文本表达。而在以儒家文明为核心的文献中，对人伦关系的认识是文化语境中最为凸显的一面。《孟子·滕文公上》中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离娄上》：“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上文所举“晋灵公不君”就是从如何不“尽君道”的立场来讲“君（晋灵公）” 没有处理好的几层关系，而这几层关系在儒家的文化背景和话语体系中常是不言自明的，或者说在当时的文本表达者试图和接受者之间达成的某种文人之间的“默契”。在以儒家话语体系为核心的经典文献中，隐含的人伦结构的表达很多，我们可以再举两组具有隐含结构的句群：

②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思慈爱忘劳可谓用力矣；尊仁安义可谓用劳矣；博施备物可谓不匮矣。（《礼记·祭义》）

在这句话“小孝、中孝、大孝”如何翻译？如果笼统的翻译为“小的孝顺……中等的孝顺……最高的孝顺……”，形成对“孝”的等级的笼统分类，但实际上这里的“小”“中”“大”在底层结构中是对应着“庶人”“卿大夫”“人君”几个人伦等级，因此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说：“庶人思父母慈爱，忘己躬耕之劳，可谓用力矣。尊重于仁，安行于义，心无劳倦，可谓用劳矣。匮，乏也。博施，则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是也。备物，谓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即是大孝不匮也。”孙希旦《礼记集解》：“劳犹功也。愚谓不匮，言其所及者远，而所致者大也。思父母之慈爱，而忘其躬耕之劳，庶人之孝也。尊仁安义，则体不亏而名不辱，士大夫之孝也。博施，谓德教加于四海，刑于百姓。备物，谓天地之间，可荐者无不咸在，人君之孝也。”可见，如果想充分理解《礼记》中要表达的三种孝，需要补充“庶人、士大夫、人君”这种隐含的人伦结构。

③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

这段中“孝悌”均立足于人伦关系的道德要求，其词义自身就蕴含了人伦结构。“孝”对应前文的“子”，指应如何对待父；“悌”对应前文的“弟”，指应如何对待兄。但除了表层词义和句法关系，这句话还暗含着“忠”和“顺”两种道德要求，之所以能形成暗含，是儒家话语体系中对人伦结构的认识。《论语正义》以“互文”来解释说：“言为人弟与子者，入事父兄则当孝与弟也，出事公卿则当忠与顺也。弟，顺也。入不言弟，出不言忠者，互文可知也。”并引《论文》下文“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和《孝经》中“事父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加以证成。

《礼记注疏》

文化语境中人伦关系的背景不仅仅对句群中的结构产生影响，有时在短语中也有所体现。

④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孟子·公孙丑上》）

在这句话中，重在如何理解“故家遗俗、流风善政”，如果单纯从字面意义进行翻译，恐怕无法还原文本的内在结构。清代的焦循在《孟子正义》中说：“故家，勋旧世家，谓臣也。遗俗，敦庞善俗，谓民也。流风之播，恩泽之政，谓君上也。”完全是从君、臣、民三者之间的关系上还原了文本。在这样的文本逻辑中，其思想性的全面性和深刻性才会得以体现。

以上我们利用几则文例来说明儒家思想中人伦关系的认识在儒家经典文献中的隐含。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伦结构一定是隐含的。实际上，不仅仅在儒家文献中，在先秦的其他文献很多的表述中，对人伦结构的认识常是显性的。例如：

⑤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为人臣者，变故易常而巧官以谄上，谓之腾。乱至则虐，腾至则北。四者有一至，败，敌人谋之。（《管子·君臣》）

其中“为人君者”“为人臣者”，都是非常显性的表达，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周易》中说“圣人养贤以及万民”中“圣人”“贤人”“万民”之间的关联在具体的历史事实中，实则涵盖着君、臣、民的逻辑关系。这种显性的结构表达恰恰可以为隐含结构证成。

三、隐含结构的产生和还原

上文从文化语境的角度对先秦典籍中的隐含结构进行了举例分析，以下我们从文本建构的角度，谈谈隐含结构是如何产生的，又可以通过哪些途径去还原隐含结构。

3.1 隐含结构的产生

在古代汉语文献语言中，诸多较为深层的“命意”常常隐含在“言辞”的表层和“内容”的次序逻辑之中。隐含结构的探求即是透过言辞的表层结构深入体会内容的次序，并进而理解作文者的命意指向。从文章写作来看，隐含结构属于“命意”阶段。“命意”“内容”“言辞”是统一的整体，以“晋灵公不君”为例，其命意、内容、言辞则表现为：

命意：判断晋灵公“不君”的标准

内容：按照标准选取事件

言辞：将事件按照命意的结构逻辑呈现

在这样的文本建构中，思想“命意”的次序与逻辑既可以通过显性的方式呈现，也可以通过隐含的方式呈现。这种次序与逻辑类似于现代修辞学辞规研究中的“列举分承”，王希杰（1960）指出“列举和分承，就是在一段文章或一句话中，前面先提起两件、三件或更多的事，后面按照前面提起的次序，分别说明”。只是，隐含结构的列举逻辑常是隐性的，而能够通过隐含方式呈现的结构一定是在文化语境中获得普遍认可的知识结构。“一种文化的成员所共有的认知模型相似，而不同于储存于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们头脑中的认知模型”，这个表述为了说明“文化模型对范畴的概念结构有着巨大的影响”（弗里德里希·温格瑞尔：2009：60），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化模型对篇章结构的表达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由于在儒家文本表达中，经常会出现君、臣、民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将自我置于其中，来体现不同关系中不同角色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在文本次序排列上又有内在的逻辑次序，辞规研究中有“排名有序”，吴士文（1994）指出“在介绍或提及多个人名时，有必要做到在排法上合情合理，有规有序”，传统典籍即追求“有序”，只是在“排名”上并不局限于人名，常为事件和品性评价等，而在此过程中将人伦关系则置于文本的底层。

3.2 隐含结构的探求

《文心雕龙·知音》中说：“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缀文者就是创作，观文者是阅读赏析。写文章的人是因为他情感萌动之后，用言辞才表达出来。因此要很好的去分析这篇文章的表层结构和隐含结构，才能由“幽”入“显”，进入“缀文者”的思想境界。隐含结构的探求从本质上说是对句群信息的深入发掘，陆俭明（2022）将语言信息结构分为“句子信息结构”和“篇章信息结构”，并指出“句子信息结构跟语言中的小句、句子相对应；句子信息结构以上的大小信息结构统称为篇章信息结构，这是一种跨句的信息结构，跟句群、段落、篇章相对应。”因此，以下我们从文化语境、训诂材料、文献互文三个角度进行以隐含结构为视角的篇章信息结构的探求：

（1）文化语境在探求隐含结构中的作用

隐含结构是在文化语境的背景下产生，反之，在还原隐含结构时，则应充分发挥思想文化结构对语言结构表达的制约。对于阅读者来说，是否能从历史文本中进行隐含结构的解读取决于其自身的文化修养和对文化语境的熟知程度，而探求隐含文化结构的前提也是对文化语境和社会文化信息的还原。

以上文的人伦结构为例，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中对人伦关系的重视和认识已经是共识。《左传·晋灵公不君》和《礼记·祭义》中的隐含结构也可以代表两种不同的人伦关系视角。前者是以某一主体性为中心展开的人伦结构，即以“晋灵公”为中心，论述“君民”“君臣”“君内侍”由外向内的逻辑；后者则是以非主体性为视角展开的人伦结构，是对某一时段社会中人伦等级、人伦关系的总体划分。在儒家典籍中，第一种人伦关系更为凸显和重要。儒家强调以个体为中心，形成对外在人、物关系推演的同心圆。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人伦“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费孝通 2013:30）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最注重的就是水纹波浪向外扩张的推字。他先承认一个己，推己及人的己，对于这己，得加以克服于礼，克己就是修身。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向外推了。”“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道路。”费孝通（2013：32）这种思想文化上对人伦关系的认识是文本表达的话语体系背景和文化语境，形成一种在文人集团内部不言自明的话语方式，从而体现在宅句安章之中，对词与词之间的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形成补充。上文我们所举例证正是在基于儒家人伦结构认识的角度来分析文本而得出的认识，于此不再赘述。

费孝通《乡土中国》

（2）训诂材料的运用

训诂学是以解释为目的的学科，其解释的范围不仅仅限于词语训释，同时也包括章句解读。黄侃（2000：127）：“凡为文辞，未有不辨章句而能工者也；凡览篇籍，未有不通章句而能识其义者也；故一切文辞学术，皆以章句为始基。”而历代训诂家在制定篇目、分析段落、指明线索、揭出大意等方面给我们很多启发，训诂学必须在分析文章的篇章结构、掌握其组织脉络后，才能更深入解释语义、阐述内容（陆宗达 1996：176）。

对于古代文献语言，前人留给我们大量的训诂材料，也就提供给我们利用走进文本思想世界的工具和桥梁。因此，在探求隐含文化结构过程中，利用训诂材料是不可或缺的途径。在上文举例中，我们已经充分地利用训诂材料进行了证成。还可举几例说明：

⑥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谷，犹且羞之，而况以事其所隆亲乎！（《荀子·礼论》）杨倞注：“所隆亲，所厚之亲也。”王引之曰：隆，尊也。“隆亲”二字平列。所隆，谓君也。所亲，谓父母也。下文曰“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亲”，是其证。杨注非。（王先谦《荀子集解》）

王先谦用王引之论证否定杨倞注，其重要的思路即是认为“隆亲”二字平列，分别对应着两种重要的人伦关系“君臣”“父子”，而最为重要的证据是文本中“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亲”。杨倞注和王引之注疏的表层差异是对“隆亲”语义关系和语法结构的认识不同：前者认为是“所厚之亲”，为偏正结构；后者认为是并列结构。而杨倞注和王引之注疏的深层差异则在于王引之认为“隆”和“亲”在此处有具体的所指，而这个所指是隐含的，这个隐含的所指是儒家文化中的人伦关系。王先谦进一步从《荀子》出发的研究即为证据。

（3）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

在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中，互文是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是指在上下文中相关的语义单位可以参互见义，形成“辞约义丰”的表达风格，在古书注释中较为常见。在文学批评中也有互文理论，并旨在“提示一个文本阅读历史、嵌入历史的方式。在一个确定文本中，互文性的具体实现模式将提供一种文本结构的基本特征（“社会的”“审美的”特征）”（秦海鹰2004）。童庆炳（2020：136）在谈到文学语言的特点时，也指出文学语言“总是与社会文化形成了一种互文性的对话关系。要揭示文学语言文本的文化意义，重要之点是重构语境，把文学语言文本放在语境中去把握。”而这里的语境，既包括言内语境，也包括言外语境。本文结合两种互文的认识，认为在先秦文献的文本生成中，社会文化为文本生成提供了互文的语境和背景，同时，由于经典之间的互证和互用，尤其是某一特定思想流派的文献之间的思想脉络的相同，就会形成在不同文献中相同的隐含结构的表达。反之，如果我们想要揭示隐含结构，就可以利用文献之间的互文。例如上文所举《左传》和《孟子》之间的互文。

⑦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

在这句话中，在显性的表达中只有“君”和“民”，但实际上却是对“贤君”不同角度的评价标准。赵岐在《孟子章句》中说：“古之贤君，身行恭俭，礼下大臣，赋取于民不过十一之制也。”这句训诂提示我们，例⑦的隐含文化结构为作为：作为“贤君”要如何处理好“自我-臣子-百姓”之间的关系。对自身的要求要“行恭俭”，对“大臣”要“礼下”，对“百姓”不要盘剥无度。这一段，同时也和上文的“晋灵公不君”形成在大的儒家话语体系下的大互文。《左传·晋灵公不君》是史传中的记载，《孟子》的说理式的表述。前者谈具体的事实，后者谈抽象的标准；前者是从否定角度讲了“不君”；后者从肯定角度讲“贤君”。但其内在的人伦逻辑结构却是基本相同的。

不君：民（厚敛以雕墙）、臣（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内侍（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

贤君：自我（恭俭）、臣（礼下）、民（取于民有制）

“厚敛以雕墙”是“取于民无制”，“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是对臣下“无礼”，再加之“宰夫胹熊蹯不孰，杀之”，这三项均为自身不能做到“恭俭”。

四、余论

语言最本质的功能是传递信息，“语言信息结构是指在人与人之间进行言语交际时，凭借语言这一载体传递信息所形成的由不在一个层面上的种种信息元素组合成的以信息流形态呈现的一种结构”（陆俭明 2022）。陆俭明（2022）对语言信息结构曾提出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研究方向，其中之一为篇章信息结构的边界在哪里? 该如何研究篇章信息结构？本文则是对文言篇章信息隐含结构的一种尝试性的探求。利科认为文本“可以构成一个语义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具有完全连贯一致的字面意义，同时又具有一种更为深刻的意蕴。诠释学是一种体系，凭借它，揭示出隐于明显内容之下的更深层的意蕴”（转引理查德德·E·帕尔默 2012：64）。实际上，除了儒家的人伦结构，还有其他文化和审美结构的主题，如何将文化结构与篇章结构相结合，将文化语境和语言分析相结合，以“文化-语言”交互的视角对文言篇章进行阐释，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选题。

本文发表于《当代修辞学》2023年第5期，

引用请以该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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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胡文原文：“忽著此二语，皆关上皇旧事，其用意深微曲折。”“《北征》于歌颂中兴之余，忽参入此二语，其事皆于肃宗无关，而悉出上皇，与上文似不甚连类。用语极隐微，实一篇主旨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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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 2013 《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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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海鹰 2004  互文性理论的缘起和流变，《外国文学评论》第3期。

童庆炳 2020 《文化诗学导论》，黄山书社。

萧  璋 1994 《文字训诂论集》，语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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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杰 1983 《汉语修辞学》，北京出版社。

吴士文 1994  修辞中的“排名有序”——名序，《修辞学习》第3期。

邢福义 2020 《邢福义文集》第九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姚丽、张晓红 2018 《文学翻译的多视角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

张岱年 2018 《中国人的人文精神》，贵州人民出版社。

张德禄、刘汝山 2003 《语篇连贯与衔接理论的发展及应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Searle, John R. 1979 Expression and Mea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卜师霞，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立法用语规范化咨询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训诂学。曾参加《通用规范汉字表》研制工作和《辞源》（第三版）审定工作。代表性研究成果为《源于先秦的现代汉语复合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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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唐    诗

审核：蔡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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