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亲订《新华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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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华字典》的修订工作开始前，有关部门曾对《新华字典》做过“自纠自查”的工作。但是到了修订开始后，问题又被扩大了。于是扩大了修改面，提出了400多条修改之处。……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袁亮先生对此有更具体的回忆：  “周恩来看到《新华字典》修订小组送审的第一稿后，见到原字典中的‘陛下’‘太监’‘僧侣’等许多词被删去，即要刘西尧转告修订小组：不能认为‘陛下’等都不能进字典。字典是工具书，有它的特点。反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字和词仍要用。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不能主观，有些知识还是需要的；人民要了解历史，历史上的一些事物应该介绍的，不要回避。他还特别强调：字典除确实有错须改外，一般不必大改。”  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亲自修改《新华字典》1971 年版修订稿的往事，每每令人感慨万千。在这个“世界之最”的背后，一方面，它是当年国运多艰的一个缩影；另一方面，它又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周总理的学识和人格魅力。  如果没有周总理的指示和关心，一定不会有现在这样一本还能被历史接受的《新华字典》1971年修订重排本。

《新华字典》1971 年版

心急如焚为字典  张稚枫先生曾在国务院出版口工作，从他的回忆看，周总理对《新华字典》的有关指示，都是在 1970年9月5日国务院出版口向国务院办公室汇报《新华字典》修订情况之后做出的。  张稚枫先生说：“1970年9月17日，周恩来总理接见国务院出版口负责人。周总理问：‘这么长时间了，字典还没有印出来？对旧字典也要辩证地、历史地看，有问题可以改一改嘛！’”  有关部门关于《新华字典》的修订出版工作进展缓慢。  “1971年2 月11日，周总理又催问：‘工具书出版了吗？《新华字典》还没定下来吗？’”  周总理还说：“《新华字典》也是从《康熙字典》发展来的嘛！编字典可以有创造，但创造也要有基础。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新的出不来，旧的又不能用，怎么办？”  “1971年3月23日，周总理又口头指示：‘《新华字典》（试用本）还是早点定下来。’”  袁亮先生回忆说：“周恩来在 1971年4月12日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及《新华字典》修订小组时，多次谈到《新华字典》的修订工作。”周总理说：“你们写几句话，‘试用发行’就行了。”  不难看出，周总理说的“试用发行”，显然是不赞成《新华字典》的修订过多地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他希望尽量快出，尽量少改。另外，这也是为了帮助修订者放下思想包袱。亲定原则挽救小字典  在《新华字典》的修订工作开始前，有关部门曾对《新华字典》做过“自纠自查”的工作。  但是到了修订开始后，问题又被扩大了。于是扩大了修改面，提出了400多条修改之处。  总理看后指出还是不要大改，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不改不行的以外，一般都不必改动。根据总理指示精神，最后修改了64处。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袁亮先生对此有更具体的回忆：“周恩来看到《新华字典》修订小组送审的第一稿后，见到原字典中的‘陛下’‘太监’‘僧侣’等许多词被删去，即要刘西尧转告修订小组：不能认为‘陛下’等都不能进字典。字典是工具书，有它的特点。反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字和词仍要用。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不能主观，有些知识还是需要的；人民要了解历史，历史上的一些事物应该介绍的，不要回避。他还特别强调：字典除确实有错须改外，一般不必大改。”  从“字典除确实有错须改外，一般不必大改”这句话看，周总理对《新华字典》的质量确实很放心。  对比 1971年版及1965年版，可以看到，“陛下”原出条目，“太监”原为“监”的例词，1971年版都未加改动。至于“僧侣”，应指“僧”字释义中的“佛教指出家修行的人”，1971年版也未删此语。  从修订者提出的400多处修改意见，到经过周总理干预后确定的较少的改动，可以说，周总理把极左思潮对《新华字典》的影响降到了最低的程度。联想到1971年版第一次印刷前的征订数字即达8000多万册，周总理的这一做法，对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亲笔订正显功力  周总理对于1971年版《新华字典》的指导和关心，不仅仅是抵制了极左思潮对《新华字典》的影响，还对字典修订过的部分文字做了认真细致的研究。  修订附录“化学元素周期表”时，修订小组根据科学院化学所资料列了103种元素。汇报时总理说，现在又发现了两种新元素，是105种了，并让修订小组再去化学所了解。 《新华字典》1971年版的附录，增加了“节气表”，节气表中的日期，编者们没有注明是阳历还是阴历。细心的周总理发现了编者的这一疏忽，特意在“节气表”下加了括注：“按公元月日计算”。这一细节，时隔30多年，参加这一版修订工作的商务印书馆汪家熔仍然清晰记得。他还特别强调，是“用铅笔”加上的。可见当时大家对此事的感触是多么深。  作为政治家的周总理，他的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他的广博学问和深刻见地，确实非常令人敬佩。关心定价，情系民生《新华字典》的历次版本，定价都是尽可能低的，出版社考虑到要让广大低收入的读者买得起《新华字典》。到1971年版修订时，周总理对字典的定价也很关心。张稚枫、方厚枢这两位当事者都提到，周总理亲自过问了《新华字典》的定价。张稚枫先生说，周总理在 1971年3月23日就《新华字典》做的口头指示中，还特意询问字典“准备定价多少？”周总理不仅关心字典的定价，要让读者买得起，还体谅出版社的难处。他就如何降低成本做了具体的指示。  周总理在艰难岁月，日理万机，不仅考虑到了《新华字典》的读者，还考虑到了字典的出版发行者。两次接见修订小组代表  1971年3月15日至7月30日，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召开了历时138天的会议。周总理在会议召开过程中，两次接见了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和部分代表，《新华字典》修订小组的代表都随同参加了。周总理在两次接见中，就《新华字典》的问题都做了具体指示。由此可见周总理对《新华字典》修订出版工作的重视。  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室退休编审曹乃木先生，当时是北京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也是这次修订工作的七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同时担任修订小组第二组的组长。据曹先生介绍，作为《新华字典》修订小组代表参加周总理接见的，第一次是曹先擢教授，第二次就是曹乃木先生。曹乃木先生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接见是“在晚上”，第二次接见是“在下午”，与相关记载一致。谈起参加周总理的接见、面聆指示的往事，曹先生的话语充满了自豪。
  1971年版《新华字典》对我国当时的文化教育等事业所做出的历史贡献，是不能忽略的。事实上，1971年版在出版后，有的内容仍然受到极左思潮的批评。这也可以看出，周总理制订这一修订原则，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  总之，正是在周总理的关怀和指导下，《新华字典》1971年版才得以维护学术的尊严，得以用最低限度的改动，出版问世并服务全国数以亿计的广大读者。以上文字摘自《品牌之道——商务印书馆125年》之“周恩来总理亲订《新华字典》”一文，段落文字有调整
《新华字典》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字典伴随国人成长，品牌代代相传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定期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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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周文辉

审核：李夏薇

来源：公众号“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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