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为什么需要博士？ ——对话Paulo Arruda博士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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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教育的热点话题中，名校和高学历向来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当越来越多基础教育领域（本文所涉及的“基础教育”主要是指中小学阶段的教育）的国际化学校开始聘用博士时，“博士毕业生进入中小学当老师”一再引起教育圈的热议。
本期博士介绍
Dr. Paulo毕业于伦敦国王学院历史专业，在英国高中有丰富的IBDP课程教学经验。他于2020年加入上海惠立，担任中学部英文社会研习课程的老师。他有着显著的博士特质及基于本身教育背景与执教经历所独有的教学方式。
博士不止学历，更是能力
当谈及博士学习生涯对自己的影响时，Dr. Paulo说读博士是一个长期过程，你必须掌握各种技能才有可能毕业，如保持内在驱动力、进行时间管理、做出规划、进行批判性思考等等。
他想通过“角色示范“帮助惠立学子获得这些技能，不仅教他们对未来做长期的整体规划，更是让他们从这些能力和品质中受益终身。
以学术写作为例，Dr. Paulo将读博期间习得的写作方式传授给学生，例如运用时间线完成一篇两千字的学术写作。
设定一个最终期限，规划在不同时间段应该侧重做什么，有效安排时间，这需要渐进的训练。七年级学生要写两千字，高中学生要写四千字，博士论文要写十万字。Dr. Paulo告诉学生，字数不是最重要的，学术文章写作都是从零开始的，从零到一，从无到有，不断完成更具难度的挑战。
Dr. Paulo还注重培养学生辩证的、有信服力的写作能力。在《巴黎气候协定》的教学中，他告诉学生们：
“当你们研读完《巴黎气候协定》，你会发现这里有非常多的观点。当你进行分析性的学术写作时，你可以发表任何观点，但需要记住，学术写作不仅要表达观点，更要围绕观点进行论述。你需要通过论证让读者信服你的观点，这才是写作的核心。”
这些都是学生从基础教育阶段到高等教育阶段需要持续学习和培养的能力。在基础教育阶段接触这些训练，必将让学生在学术能力的提升上受益匪浅，并对自己的能力构建更有规划性。
这是一位博士历经长期思考后带给学生的学术启发。
Dr. Paulo负责六、七、八年级的英语社会研习课程（English Social Study）。英文社会研习和中文社会研习是相辅相成的课程。针对同一个主题的学习，中文社会研习从中国视角切入，而英文社会研习从全球视角进行拓展和补充。
英文社会研习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研究技能。从基础的信息评估、对比，到有效分析信息，再到最终完成学术写作，在老师的带领下，学生针对某个问题进行研究并最终形成报告。
在这个过程中，对信息的筛选、分析和调研是非常重要的技能，它直接关乎研究结论能否成立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让人信服。这需要很强的批判性思维。
Dr. Paulo总是在课堂上问学生们：
“发表数据的机构可信吗？“
”这个结论的论证方式足够让人信服吗？“
”信息当中有偏见吗？“
“作者的立场是客观、中立的吗？”
在得出一条结论前，应该先对这些反思性的问题进行思考。
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多元，批判性思维的训练不是朝夕之功，学生在有长期规划经验的老师指导下学习会事半功倍。
这是一个从事过严谨课题研究的博士带给学生的专业性指导。
“如果你看不见问题，那永远也不会找到答案。”
Dr. Paulo告诉笔者，比起找到答案，他更在意学生们提出问题、寻找解决之道的能力。
以七年级为例，Dr. Paulo选择了全球变暖的问题，让学生探讨和研究问题的解决方法。
上面这句话出现了两个“问题“，这正是他强调的核心技能。
首先，我们如何证明全球变暖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学生首先要去寻找全球变暖的表征（如两极融冰）。如何证明它真实准确地发生着呢？Dr. Paulo引导学生搜索相关的研究机构，查找科研人员最新的研究成果，从而判定某个现象是不是问题。
第二个“问题“强调的是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一旦有能力解决一个问题，就有能力解决更多的问题，这会形成一种解决能力的模式。
要想解决问题，必然要先找到造成问题的原因，进而找到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大面积砍伐森林是造成全球变暖的原因之一。那人类砍伐森林的原因有哪些呢？在大部分同学的认知中，人类砍伐森林是为了拥有更多耕地以生产粮食。但这并不是问题的根源，如何区分根源与次要原因是学生们应该掌握的技能。
为了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学生们需要研读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定》，对比和分析不同国家针对全球变暖问题的应对方案，最终形成自己的结论，并以学术写作的方式呈现出来。
Dr. Paulo直言，无论是提出问题的能力，还是确定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是他所看重的学术研究能力。通过不断地练习，学生最终会习得这种能力，并且受益终生。
生活本身就是多学科交叉的试验场
Dr. Paulo具有显著个人特点的学习经历让他的课堂教学别具特色。他直言，他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而正是在这些好奇心的驱动下，他不断发掘一些现象，提出自己的问题。
最终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不停地学习不同学科。因此，Dr. Paulo具有广泛的跨学科教育背景，从人类学、政治学到社会学、历史学，他在人文社科领域有广泛的涉猎。
Dr. Paulo在本科时期便经历了跨学科的学术训练。在本科学习的前三年，他需要同时学习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三个不同的学科领域，然后在第四年选择其中一个作为毕业论文研究方向。
Dr. Paulo最终选择了政治学，他关心的不是政治机构，而是政治理念，比如自由。在与教授探讨南美洲的政治独立运动时，他发现巴西（在他求学时期）是南美洲唯一一个君主政权国家，而那时的其他西班牙殖民地却都成为民主政权国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自由这个政治概念在政治独立运动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对国家社会的现实关怀成为他学术研究的起点。
在求学生涯中，好奇心总是驱使他产生更多的问题，并且对问题不断追问。
在研究政治运动时，他发现，在君主政权时期，巴西的高等教育资源被集中到一所大学，葡萄牙人和巴西人只能进入这一所大学进行学习，而且只有男性有资格进入大学。在那个时期，教育意味着什么，大学又意味着什么呢？
对这些问题的追问，让他攻读了历史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Dr. Paulo认为，对于同一个问题，不同学科有不同的视角。分科不是为了割裂知识，而是强调探索的深度；同样，跨学科并不是泛泛而谈的“广度“，而是问题不同角度的连结。在现代的大学中，跨学科的讨论和学习是非常常见的。对于同一问题或现象出现了分野（compartmentalized views），不同学科的探讨有助于打破藩篱。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科，多学科的对话会打破我们对固有学科的刻板印象。
在学习喜马拉雅山脉对古代中国经济的影响时，他没有直接询问山脉对经济的影响，而是询问山脉对当地气候的影响。这看上去是一个地理问题，实则是一个经济问题。这种提问是一种隐藏的暗示，暗示不同学科之间隐藏的关联。
良好的气候有利于农耕发展，也会进一步促进商品贸易。当我们分析喜马拉雅山脉对古代中国经济的影响时，会发现良好的气候和良好的贸易状况之间存在的潜在联系。
Dr. Paulo说，来自经济学家的提问，却要地理学家来回答。
生活本身就是多学科交叉的试验场。换句话说，从知识的产生来看，先有了现实生活，才有了知识及其后的分科，我们需要先把学科连结起来，才有可能反过来回溯和塑造生活和事实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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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Paulo说他非常欣赏苏格拉底的话：“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度过。”这句话言明了他对生活的态度。利用在中国执教的时间，他希望饱览中国的山河，体会中国的文明。他正在学习汉字，对中国的象形字非常感兴趣，喜欢中国字里蕴含的意象和道理。他告诉我们，博士并不是个体受教育的终点。将自己在教育中所得的研究能力、洞察力、好奇心应用到对人生和现实世界孜孜不倦的求索中，这样的身体力行才是对孩子们最好的教育。
采访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博士老师们深厚的教育背景、开阔的眼界以及扎实的研究能力，正是对基础教育行业与时俱进的要求的回应。
他们用博士特有的方式传道授业解惑，启迪更多的年轻学子走进高等教育的学术殿堂。这一切正在惠立校园里越来越多地发生，引导惠立学子行远及高。
文｜中文编辑 Virgi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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