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新冠肺炎结束了新自由主义时代吗？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新冠肺炎结束了新自由主义时代吗？
作者：亚当·图兹（Adam Tooze）
译者：潘振煜
法意导言
新冠疫情无疑是2020年的关键词，始于年初最终席卷世界，社会为之动荡，经济也随之停摆。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之下，是各国政府应对疫情措施的迥异。当被人们奉为圭臬的新自由主义不再包治百病，后疫情时代的我们又会走向何处？《卫报》(The Guardian）专栏作者亚当·图兹于2021年9月在该报发表文章《新冠肺炎结束了新自由主义时代吗？》（Has Covid ended the neoliberal era?）一文，试图就该问题给出答案，亚当在本文中以反思式的笔触回顾了2020年的世界局势变化，尖锐的指出了新自由主义在面对全球性危机时的疲软之处，并通过分析中国的崛起与绿色新政主义的兴起给未来指出了一条可能的方向。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总结过去的2020年，那必须是“怀疑”。自2020年1月20日新冠疫情爆发，到拜登上任第46任美国总统，世界在这一年间因一场瘟疫而剧变。新冠疫情在12个月的时间内带走了220多万人的生命，数千万人身染重病。截至目前，官网公布的死亡人数为451万，但真实情况可能是这一数字的两倍之多。病毒打乱了所有人的生活，公共活动暂停、学校关闭、家庭分居、旅行中断、全球经济被重新洗牌。
为了遏制疫情影响的扩散，政府以战时手段给家庭、企业、市场提供了支持。这不仅是二战以来最为迅速的经济倒退，其严重程度同样夸张。在过去，无论情况如何混乱，各国政府在关停经济体的步调上也不会如此一致。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更进一步讲，其实在知道危机降至之前，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将2020视作动荡的一年。中美冲突正暗流涌动，一场“新的冷战”亦风雨欲来。早在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已严重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直言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可能会对已经债务累累的世界经济造成不稳定影响。
经济学家们制定了新的统计指标来跟踪困扰投资的不确定性。这些数据强烈表明，麻烦的根源在于白宫。美国第45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成功地将自己变成了一个病态的全球化狂热分子。他准备在11月竞选连任，并似乎决心诋毁选举过程，哪怕他自己就是选举的赢家。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口号是“事出有因”。
除了对白宫方面的担忧外，英国脱欧谈判也已接近尾声。随着2020年的开始，更让欧洲人民担心的是新一轮难民危机的开始。在此背景下，还潜伏着叙利亚内战升级的威胁和发展不足的长期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激励全球南部的投资和增长。然而，资本的流动既不稳定也不平等。截至2019年底，撒哈拉以南地区有一半的最低收入的国家正濒临破产。
悬于世界经济之顶的危机感与焦虑发生了显著的逆转。不久之前，西方在冷战中的明显胜利、市场金融的崛起、信息技术的奇迹和经济增长轨道的扩大，似乎巩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地位。在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政治问题的答案似乎很简单：“这是经济问题，蠢蛋”。经济增长改变了数十亿人的生活，玛格丽特·撒切尔喜欢说，“别无选择”。也就是说，除了基于私有化、轻管制和资本货物流动自由的秩序之外，别无选择。就在2005年，英国中间派首相托尼·布莱尔还可以坚定地宣称，全球化与四季变换一样理所应当。
到2020年，全球化成了非常大的问题。经济已经从答案变成了问题。一系列严重的危机——始于90年代末的亚洲，2008年转向大西洋金融体系，2010年转向欧元区，2014年转向全球大宗商品生产商——动摇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信心。政府依靠着加大财政支出和央行干预克服了这些危机，但这无疑僭越了关于“小政府”和“独立”央行的戒律。为了稳定这场由投机引发的危机，政府投入的规模是历史性的。然而，全球精英阶层的财富仍在继续膨胀。利润由个人独享，而损失却由社会分担。正如很多人所质问的，如果不平等激增导致民粹主义颠覆，谁会感到惊讶呢？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强势的崛起，生长之神（Crius）似乎已不再屹立于西方世界。
然后，随着2020年新冠病毒的全球流行，我们收到了环境保护运动一直向我们警示的来自大自然的“回击”。和以几十年为倒计时，以行星尺度存在于我们脑海中的气候危机不同的是，病毒是微观的、无处不在的、时刻移动的威胁。它影响的不是冰川和海洋潮汐，而是我们的肉体。它与我们的呼吸同在，会让整个世界的经济陷入泥沼。
当新型冠状病毒从阴影中浮现时，其独特的构造预示了一场即将来到的灾难。这正是病毒学家所预测的那种具备高度传染性的流感。不出意外的话，它应该是通过全球运输和通信渠道传播，而且已经潜伏一段时间了。
历史上已经发生过非常多的致命大流行病。但2020年冠状病毒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类社会的应对措施。不仅仅是富裕国家花费了大量资金来支持公民和企业——贫穷和中等收入国家也愿意付出巨大的代价。到4月初，包含中国在内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都参与了前所未有的抗疫斗争。“这是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厄瓜多尔总统列宁·莫雷诺说，“之前的世界大战只发生在一些大陆，没有波及其他大陆……但这影响到了每个人，它不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这不是一场你可以逃脱的战争。”
“封锁”是一个通常用来描述我们的集体应对措施的短语。这个词本身就很有争议，它暗示了强迫。在2020年之前，这个词只和监狱挂钩。但如今，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和地方，这是对新冠肺炎管制措施的恰当描述。在德里、德班和巴黎，武装警察在街道上巡逻，询问人们姓名和电话号码，并惩罚那些违反宵禁的人。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有8.5万人因违反封锁规定而被捕，数目惊人，几乎达到了人口的1%。
即使没有涉及暴力事件，政府强制关闭所有餐馆和酒吧的决定也会让业主和客户感到压抑。但用“封锁”来描述疫情下经济的反应似乎又太过片面。早在政府发布命令之前，经济流动性就已急剧萎缩了。金融市场内的资金回撤早在2月底便初露端倪。那个时候还没有狱卒锁上我们的大门。投资者寻觅避风港，消费者闭门不出，企业逐步关闭或转向居家办公。到3月中旬，倒闭成为了常态。那些滞留国外的人们，就像成千上万的海员一样，发现自己被放逐到了一块浮木之上。
2020年3月，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宵禁标志
图片来源：Has Covid ended the neoliberal era? | Coronavirus | The Guardian
“封锁”一词的广泛采用是衡量病毒政治争议程度的一个指标。社会、社区和家庭因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和隔离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是被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称为“风险社会”的典型案例。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所有人都被一种看不见的威胁所困扰，只有科学可以辨别。除非你生病并发现自己慢慢地淹没在肺部积累的液体中，这个风险依然是抽象且无足轻重的。
有一种应对此类风险的办法是退而予以否认，这是一个可能奏效的办法。这一做法并不鲜见，其实许多病毒和社会顽疾，包括造成大规模伤亡的疾病，就是被我们忽视和归化的。我们将其看作“生活的日常”。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气候危机，这个最大的环境风险已是我们生活中的“寻常小事”。一些人对此的评价是，我们的社会就是依靠大规模的否认与无视搭建的。
直面疫情大流行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试图做的。但正如贝克所说，真正的问题在于，要应对现代社会产生的真正大规模、无处不在的风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它需要人们就风险达成一致，它还需要严格地规范我们的参与行为，以及人们所属的社会秩序。而且，它需要愿意就各级的资源分配和优先事项作出行政安排。这种抉择与过去40年来想要去政治化、利用市场或法律来避免此类安排的普遍愿望相冲突。新自由主义或市场革命背后的基本推动力是将分配问题去政治化，即便如此的分配会导致实质不平等的后果。
冠状病毒明显暴露了政府准备工作的缺位，贝克称之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它揭示了国家政府系统的弱点，比如不能实时更新的政府数据库。为了面对这场危机，我们需要一个更加重视人文关怀的社会。曾经被我们忽视的角落传来了响亮的“新社会契约”的呼吁，新的社会契约将关怀必不可少的工人，并重新衡量只有少数人受益的全球化趋势所带来的风险。
应对危机的责任落在了各国政府的头上。巴西的贾伊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和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都试图否认新冠病毒。在墨西哥，安德雷斯·曼努埃尔·洛佩兹·奥布拉多尔（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也奉行特立独行的道路，拒绝采取极端行动。菲律宾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印度的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俄罗斯的普京（Vladimir Putin）和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等民族主义强人并没有否认该病毒，而是依靠他们的爱国呼吁和雷霆手段来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压力最大的是管理中间派类型。比如美国的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和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智利的塞巴斯蒂安·皮内拉（Sebastián Piñera）、南非的西里尔·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埃曼努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乌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和他们在欧洲的同类人物。他们接受了科学的结论，否认新冠不在选择范围之内。他们拼命地想证明自己比“民粹主义者”更好。
为了应对危机，非常中间路线的政客们最终做了一些非常激进的事情。大部分是临时起意和无奈妥协，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一个辛辣的讽刺。尽管绿色新政的倡导者，如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在政治舞台上已惨淡收场，2020年的一切还是成功地证实了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诊断。正是绿色新政直接解决了环境挑战的紧迫性，并将其与极端社会不平等的问题联系起来。正是绿色新政坚持认为，在应对这些挑战时，民主国家不能允许自己被保守的经济理论阻碍，更不消说这一保守的理论继承自70年代的战争，并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被扫地出门。正是绿色新政动员了新兴的年轻公民，如果民主有希望的未来，显然依赖于依赖于这些新鲜的血液。
伯尼·桑德斯和亚历山大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在2019年的竞选活动中
图片来源：Has Covid ended the neoliberal era? | Coronavirus | The Guardian
当然，绿色新政还要求，与其去修补一个会产生和重现不平等和危机的体系，不如彻底推倒重来。这对于中间派而言是个挑战。但危机的迷人之处恰恰在于，有关未来的问题可以暂行搁置。2020年只有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生存”。
应对新冠疫情冲击的经济政策直接借鉴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政府通过提高财政支出和减免税收以提振经济，中央银行的干预措施较之过去甚至更加壮观。这些财政和货币政策共同证实了那些曾由激进的凯恩斯主义者倡导的经济法则，并使得现代货币理论焕发新生。如果一个主权国家认为如何组织经济活动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那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将其与政治选择挂钩。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二战期间提醒读者的那样：“我们只能做到那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真正的挑战，也就是真正的政治问题在于我们究竟要做什么事情，以及如何达成目标。
2020年的经济政策实验并不局限于富裕国家。凭借着美联储释放的大量美元，和几十年来全球资本流动的经验，许多新兴的自由市场政府对危机表现出了非凡的主动性，例如印尼和巴西。他们制定了一套政策工具包，使它们能够对冲全球金融一体化的风险。墨西哥和印度等国家的大流行传播迅速，但政府未能采取大规模经济政策，这让它们看起来越来越落后于时代。这一年，我们将见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斥责“左翼”墨西哥政府未能维持庞大预算赤字的令人震惊的奇观。
这似乎是一个无可避免的转折点。这是自80年代以来在经济政策中盛行的正统观念的消亡吗？这是新自由主义的丧钟吗？在疾病影响和气候变化影响下的经济活动的可以交给市场解决的幻想已然破灭，市场可以针对各种冲击进行自我监管的想法也是如此。比2008年危机更迫切的情况是，本次危机所涉人命之多可与二战相提并论。
所有的一切都压得教条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喘不过气来，这本身并不令人惊讶。对经济政策的教条解读总是会与现实或多或少地脱节。但事实上，新自由主义一直都是非常务实的。它自成立到发展至今就是为了保护资本利益免受国家干预，比如以国家暴力来镇压反对派。无论教义上的曲折如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市场革命交织在一起的社会现实一直持续到2020年。最终打破新自由主义秩序不是激进的民粹主义或阶级斗争的复兴，而是一场在全球增长和巨大的资本积累下不小心释放的瘟疫。
2008年的危机是由于银行的过度扩张和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过度行为造成的。2020年，冠状病毒从外部冲击了金融体系，但这种冲击揭示了金融体系内部的脆弱性。这一次，出问题的不是银行，而是资产市场本身。这次冲击触及了该体系的核心，即美国国债市场，即整个信贷金字塔所基于的“安全资产”。如果它融化了，世界其他地方也会因之覆灭。
2020年稳定干预措施的规模之大令人印象深刻，它证实了绿色新政的基本坚持。民主国家确实有他们所需的工具来控制经济。然而，这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这既可能用于应对危机，也可能被用于统治者的其他意图。和2008年一样，他们为那些损失最大的银行的利益服务。这一次，不光是个别银行，整个市场都被宣称因规模太大而不能倒闭。要打破这一危机的周期和稳定，并使经济政策成为真正的民主所向，就需要进行彻底改革。这意味着一个真正的权力转移，虽然这并不太可能发生。
与2008年一样，2020年的大规模经济政策干预也是两面性的。一方面，干预的规模打破了新自由主义划定的界限，这些政策的运行逻辑证实了凯恩斯主义的基本论断。当经济陷入衰退时，人们不必接受将灾难视作必要的休克疗法。相反，迅速和果断的政府经济政策可以防止经济崩溃，防止不必要的失业、浪费和社会痛苦。这些干预措施看上去像是一个新自由主义之外的新政权的先兆。另一方面，这些措施是自上而下实现的。鉴于左翼没有提出挑战，且措施的紧迫性是由稳定金融体系的需要推动的，故而措施的有效推行是一件在政治上可以预料的事情。2020年，美国家庭净资产增加了15万亿美元。然而，这只让排名前1%的人受益，他们拥有近40%的股票，其中排名前10%的公司拥有84%的股份。如果说这确实是一份“新的社会契约”，那么我们应当对这份单边受惠的事情保持警醒。
然而，2020年不只是关于掠夺，还是一场有关改良运动的实验。为了应对社会危机的威胁，欧洲、美国和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都尝试了新的福利提供模式。为了寻求一个积极的议题，中间派前所未有地将环境政策和气候危机问题纳入议程。Covid-19并没有像担心的那样分散了人们对其他优先事项的注意力，相反，绿色新政的政治经济成为了主流。“绿色增长”、“更好地重建”、“绿色协议”——口号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将绿色现代化视作对危机的回应。
将2020年视作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一场全面的危机——关于其环境、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有助于我们找到历史的方向。从这些角度来看，冠状病毒危机标志着自70年代起源的时代的落幕。这也可能被视为人类世时代的第一次全面危机——一个由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所定义的时代。
2020年暴露了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稳定的依赖程度。一种微生物中的一种微小的病毒突变可能会威胁到整个世界经济。它还暴露了在极端情况下，整个货币和金融体系会如何导向支持市场和生计。这就引出谁应得到支持以及如何支持的问题——哪些工人，哪些企业将获得什么福利或哪些税收减免？这些发展破坏了过去半个世纪政治经济的基础划分。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重大转变，在2020年最终打破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基本假设，也就是中国的崛起。
2005年，当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嘲笑全球化的批评者时，他嘲笑的是他们的恐惧。他将他们的微不足道的焦虑与亚洲国家能源现代化的利处进行了对比，全球化在这一事项上无疑能带来光明的前路。布莱尔承认全球安全威胁令人讨厌，如伊斯兰恐怖主义。但布莱尔认为这些恐怖分子天性如此，无法改变，与全球化无关。但在2008年之后的十年里，人们对现状逐渐失去了信心。
俄罗斯是第一个揭露全球经济增长可能会改变权力平衡的国家。在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推动下，莫斯科再次成为对美国霸权的挑战。然而，普京的威胁是有限的。2017年12月，美国发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首次将印度-太平洋地区指定为大国竞争的决定性舞台。2019年3月，欧盟发布了一份具有同样效果的战略文件。与此同时，英国的态度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2015年还在庆祝中英关系进入新黄金时代的英国，转头就在南海部署了一艘航空母舰。
这种竞争的升级在某种程度上是偶然的。中国的崛起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演变。但中国在应对冠状病毒方面的成功以及它释放的自信向特朗普政府发出了危险信号。与此同时，越来越清楚的是，美国在全球金融、科技和军事力量方面的持续实力仰仗于国内力量的坚实支撑。随着Covid-19的蔓延，美国的卫生系统摇摇欲坠，其国内社会安全网让数千万人面临贫困风险。如果说“中国梦”会安然度过2020年，那同样的事情似乎并不会发生在美国。
2020年新自由主义的普遍危机对美国，特别是对美国的部分政治派系造成了具体的伤害。共和党、民族主义者及保守派选区在2020年遭受了一场关乎存在与否的危机，对美国政府、美国宪法以及美国与全世界的关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性后果。这一危机在2020年11月3日至2021年1月6日的特殊时期达到了高潮，特朗普拒绝承认选举失败，其中的大部分共和党人积极支持推翻选举的努力。社会危机和疫情无人看管。最后，在1月6日，总统和党内的其他领导人物鼓励暴徒入侵国会大厦。
这当然引起了人们对美国民主未来的深切担忧。美国政治的极右翼分子有着浓厚的纳粹色彩。但在2020年，美国的法西斯方程式中缺少了两个基本要素。一个是全面的战争。美国人记得内战，并能想象未来的内战，但这些和全面战争相去甚远。
另一个缺失的因素是来自左翼的社会对抗，无论是想象的还是真实的，对社会和经济现状的威胁。随着宪法风暴的乌云在 2020 年聚集，美国企业大规模而直接地反对特朗普。美国企业界也不怕阐明这样做的商业理由，包括股东价值、在劳动力政治分歧的情况下经营公司的问题、法治的经济重要性以及预计在发生内战时的令人惊讶的销售损失。
2020年的美国金钱政治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人放心。试想另一种情形。如果病毒早几周抵达美国，蔓延的大流行让伯尼·桑德斯和他呼吁的全民医保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而民主党初选推举了一个公开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乔·拜登呢？不难想象，如果有这样一种情况，美国商界会扭头支持特朗普，以确保桑德斯不会当选。如果桑德斯真的赢得了多数席位呢？然后，曾经在宪法庇护下的既得利益者将会面临其对宪法是否继续忠诚的巨大考验。上述情况表明，2020 年的多重危机已经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拜登的当选与就职，让人们恢复了平静。但当拜登大胆地宣布“美国又回来了”时，我们需要问的下一个问题是：哪个美国？回到什么？在新自由主义的有一次疾呼之下，我们到底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谁？
正如英国、美国和巴西所展示的那样，民主政治正在呈现出奇怪而陌生的新形式。社会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至少在富裕国家，没有集体的反补贴力量。资本主义的积累继续出现在会不断增加风险的渠道中。我们对金融自由流动的追求反倒成为了稳定金融市场的怪诞努力。现在，怪物以冠状病毒的形式来到了我们身边。尽管规模尚小，但人类危机的爪牙阴森可见。新冠肺炎远不是我们应该期待的最糟糕的情况，但如果我们掸去身上的灰尘并享受新生的喜悦，那我们就应该检讨。虽然目前尚无全球死亡人数的精准统计，但最乐观的测算也有1千万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离我们而去，2020年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文章来源
Adam Tooze，Has Covid ended the neoliberal era?，The Guardian，September 2021.
网络链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21/sep/02/covid-and-the-crisis-of-neoliberalism
译者介绍
潘振煜，亚利桑那大学法学院国际贸易法方向2020级研究生。Truth can be known.
技术编辑：李友同
责任编辑：解一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