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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极化：数字力量重塑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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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21-10-19/ian-bremmer-big-tech-global-order
科技极化：数字力量重塑世界秩序
作者：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
译者：董璐瑶
法意导言
这些科技公司的反应速度与美国政府机构的微弱反应形成鲜明对比。国会仍然不曾谴责特朗普在冲击国会山中起到的作用。在共和党的反对下，国会建立一个两党制、9·11式委员会的努力破产了。执法机构能够逮捕个别参与者，但多数情况下，他们只能追踪暴乱分子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与这场混战有关的线索。
近四百年来，国家一直是国际事务的主要参与者。然而，随着少数大型科技公司在地缘政治影响力方面与国家竞争，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冲击国会山事件的一系列后果能够最大程度地证明，亚马逊、苹果、Facebook、谷歌和Twitter不再仅仅是大型公司，他们已经控制了社会、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各个方面，而这些方面长期以来都是国家的排他性控制领域。非国家行为者越来越多地塑造地缘政治，其中各大科技公司处于领先地位。尽管欧洲想参与其中，但欧洲公司的规模或地缘政治影响力尚不足以与美国和中国同行竞争。
然而，大部分对中美技术竞争的分析都囿于国家主义范式，将科技公司描绘成敌对国家之间冲突中的步兵。但科技公司并不仅仅作为政府工具而存在。例如，在国会山事件之后，各科技公司的任何行动都不是在政府或执法部门的要求下进行的。实际上，这些都是私权性质的决定，由营利公司对其控制下的代码、服务器和法规行使权力。这些公司不断塑造政府运作的全球环境，对技术与服务产生巨大影响，这些技术与服务将推动下一次工业革命，决定各国如何规划经济军事力量，塑造未来工作模式以及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是时候开始将科技巨头视为与国家相似的主体了。这些公司对数字空间行使某种形式的主权，这一领域扩张得十分迅速且超出了政府机构的监管范围；他们为地缘政治竞争带来资源，但其行动能力受到限制；他们维护对外关系并回应股东、员工、用户和广告商等选民的诉求。
政治学家根据广泛的术语划分政府，比如“民主”、“专制”以及结合了民主与专制的“混合政体”，但是尚未产生能够用于理解科技巨头的类似工具。是时候探索开发这种术语了，因为并非所有技术公司都以相同的方式运作。尽管科技公司像国家一样，无法仅以简单的归类予以区分，但有三种广泛的力量推动着其地缘政治姿态和世界观：全球主义、民族主义和技术乌托邦主义。
这些类别阐明了科技巨头在努力塑造全球事务时面临的选择。或许，我们会生活在一个互联网日益碎片化、科技公司为其所在国家的利益和目标服务的世界中？抑或科技巨头果断地从政府手中夺取对数字空间的控制权，将自己从国界中解放出来并成为全球事务的真正参与者？又或者，国家主导的时代最终会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技术精英承担起曾经由政府承担的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分析学者、政策制定人员与公众最好了解这些决定着新地缘政治参与者如何行使权力的不同观点，因为不同见解的相互作用将决定21世纪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
科技“老大哥”正在监视你
当今的科技巨头享有两种关键优势，使其能够开拓独立的地缘政治影响力。首先，他们并不只在物理空间中运作经营或行使权力。科技巨头在地缘政治领域创造了数字空间这一新维度，并对其施加了主要影响。人们越来越多地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政府不曾也不能完全对其进行控制。
科技公司不仅对公民在数字平台上的行为行使着某种形式的主权，他们也影响着行为和交互。Facebook上的红色通知会向人们的大脑传递多巴胺，谷歌的人工智能算法会在人们打字时帮忙完成句子，在亚马逊上购买何种产品会受到搜索屏幕顶部推荐的影响。通过这些手段，科技公司指导着人们如何消磨时间、追求何种职业与社交机会，以及最终影响其所思所想。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继续从物理世界转向数字空间，这种力量将会进一步增强。
这些科技公司与早期的强大企业的第二个差别在于，它们越来越多地提供现代社会运转所需的各种数字产品与现实世界的物品。尽管长期以来，从医药到能源的基本需求方面，私营企业一直发挥着作用，但当今快速数字化的经济依赖于更复杂的商品、服务和信息流。目前，只有阿里巴巴、亚马逊、谷歌和微软这四家公司满足了全球对云服务的大部分需求，云服务是新冠疫情期间维持人们正常工作与学习的基本计算基础设施。传统行业的未来竞争力将取决于其如何有效地利用5G网络、人工智能与大规模物联网部署所创造的新机遇。互联网公司和金融服务提供商已经严重依赖这些云服务领头者提供的基础设施。很快，越来越多的汽车、生产线和城市也将形成依赖。
私营部门的技术公司也提供国家安全服务。传统上，这一领域由政府及其雇用的国防承包商负责。去年，俄罗斯黑客攻击美国政府机构与私营企业时，是微软而非国家安全局或美国网络司令部首先发现并阻断了入侵行为。当然，私营企业长期以来一直为国家安全目标提供支持。在最大的银行变得“大到不能倒”之前，这句话在冷战期间被用来形容美国国防公司洛克希德公司（现在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但洛克希德公司只为美国政府制造战斗机和导弹，并没有运营空军或守卫领空。如今，科技巨头们正在构建数字世界的支柱，并且监管着这个世界。
科技巨头对民族国家的侵蚀并非不可避免。各国政府正在尝试驯服这难以驾驭的数字领域。欧盟试图监管个人数据、人工智能以及被其定义为数字“看门人”的大型科技公司；美国众议院提出了众多反垄断法案；印度对外国社交媒体公司的持续施压。以上种种都表明科技行业正面临多方面的政治与监管压力。
此外，科技公司无法与物理空间脱钩，因此它们仍受国家支配。这些公司所创造的代码形成了虚拟空间，但其仍坐落于政府控制领土上的数据中心。公司受国家法律约束，可能受到罚款或其他制裁，他们的网站可能会被封锁；如果违反规定，公司高管可能会被逮捕。
但随着技术变得越来越精细复杂，更新不及时的法律与有限的能力使得国家与监管机构越来越束手束脚。数字空间不断扩展。如今，Facebook每月有近30亿活跃用户。谷歌报告称，其视频流平台YouTube每天被观看的视频超过10亿小时。2020年，人们创造和存储了超过 640亿太字节（terabyte）的数字信息，足以填满约5000亿部智能手机。下一阶段，这个“数据领域”将目睹汽车、工厂和整个城市与互联网传感器相连并交换数据。随着这一领域的发展，其所对应的控制力将进一步超出国家的能力范围。而且，由于科技公司提供至关重要的数字及现实商品与服务，若政府对其施加严厉措施而导致公司停止运营，那些无法提供相应商品与服务的政府或许将自食其果。
长期以来，各国政府都部署了复杂的系统来监控数字空间。美国的间谍机构建立了梯队监控系统来监控全球通信。但是，这种系统无法监控方方面面。对于企业，因未能删除非法内容而受到罚款是一种滋扰与不便，而不是生存威胁。况且政府也意识到，若过于严苛极端也可能会破坏自己的合法性。担心民众可能强烈反对，因此俄罗斯未曾过度限制公民访问全球互联网。
这并不意味着大型科技公司备受欢迎。甚至新冠疫情之前，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曾经最受尊敬的行业正在失去人们的支持。根据2021年2月的盖洛普调查，大多数美国人赞成对大型科技公司实施更严格的监管。公共关系咨询公司爱德曼(Edelman)发布的年度信任晴雨表显示，全球范围内对大型科技公司的信任，尤其是社交媒体公司，在疫情期间也受到了沉重打击。
但是，即使对大型科技公司采取强硬态度是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达成共识的少数事情之一，但事实上，目前尚未对其进行大规模的震慑。美国国会功能运作上的障碍加之硅谷强大的游说力量，可能会继续阻止那些能够对数字巨头构成严重威胁的新法规出台。欧洲则有所不同。欧洲缺乏本土的云搜索和社交媒体集团，这使得通过雄心勃勃的立法变得更加容易。
欧盟的官员在努力调动科技巨头的力量，以谋求实现国家优先事项。但随着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其他新兴技术对人们的生计以及国家满足人民基本需求的能力变得更加重要，政客们能否成功还远未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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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的国家
欧盟推进的一项新监管方案将赋予欧盟委员会新的权力，以处理非法内容的互联网平台，控制高风险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并可能拆分欧盟官僚认为过于强大的科技公司。欧盟及法国等有影响力的成员国也在呼吁包括数十亿欧元的政府资金在内的以技术为中心的产业政策，以鼓励采用新进路来汇集数据与计算资源。其目的在于为开发替代当前云平台的方案，使这些平台奠基于“欧洲价值观”。
这是一场巨大的赌博。欧洲处于弱势地位，但下注打赌自己可以遏制科技巨头并掀起欧洲创新浪潮。然而，如果事实证明，只有最大的技术平台才能集结开发和运行公司所依赖的数字系统所需的资本、人才和基础设施，那么欧洲只会加速自身地缘政治的衰落。结果取决于是否有少数大型云平台，伴随着所有伴随的经济机遇和挑战，可以继续推动创新，或者在更严格的政府监管下运营的公司是否仍然可以生产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尖端数字基础设施。
大规模创建和维护数字空间是昂贵的。2019年，Alphabet、亚马逊、苹果、Facebook和微软总共投入了1090亿美元用于研发，这一数字大致相当于德国同期的公共和私人研发支出总额，比英国政府及私营企业该年度支出总额的两倍更多。如果欧洲国家想要更好地控制技术部门，他们将不得不投入更多资金。但即使政府自身愿意为这些数字能力建设提供资金，但金钱也只是其中部分因素。他们可能很难聚集起那些设计、维护、运营和发展复杂的云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应用程序以及使这些技术大规模运行的其他系统所需的工程和人才。
在云计算或半导体等领域取得并保持全球领先地位，需要大量持续的财力及人力投资，还需要在复杂的全球供应链中与客户和其他合作伙伴建立密切关系。如今，每家现代半导体工厂的成本可能超过150亿美元，需要大量训练有素的工程师来建构并维持其运行。世界领先的云服务提供商每年可以在研发上投资数十亿美元，因为他们不断改进产品以满足客户的需求，并将利润重新投入到研究中。政府即使与小型公司团体合作，都要勉力筹集所需的资源，以实现推动全球经济所需规模的技术。
随着数字空间和物理空间的政治融合，下个十年将检验会发生什么。政府与科技公司准备在这两个领域争夺影响力，因此人们需要一个更好的框架来了解公司的目标，以及在这两个领域中企业权力如何与政府权力相互作用。
同科技巨头的对峙
首先是全球主义性质的企业（globalists），即那些通过在真正的国际规模上运作并建立商业帝国的公司。这些公司，包括苹果、Facebook和谷歌，创建和填充数字空间，使其业务存在和收入流不受物理领域的限制。这类企业发展壮大的方式，是通过找到一种理念，使其能够主宰具有经济价值的利基市场，然后将其业务推向全球。
其次，民族性领军型企业（national champions）更愿意明确地与本国政府的优先事项保持一致。这些公司在各个重要领域与政府合作，包括云、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他们通过向政府出售产品来获得巨额收入，并利用专业知识来帮助指导政府行动。
今天，即使是历来具有全球主义色彩的美国公司也感受到了民族性领军型模式的吸引力。微软越来越多地在政治数字空间代表美国及其盟友，在打击由国家和国际犯罪集团传播的错误信息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亚马逊和微软也在竞相向美国政府提供云计算基础设施。亚马逊新任CEO安迪·贾西(Andy Jassy)曾负责其云业务，他是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是最高级别的咨询小组，今年早些时候发布了一份对美国国家人工智能战略的进步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报告。
技术乌托邦主义者，作为第三种阵营有时会与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力量发生冲突。一些全球最为强大的科技公司由富有魅力的远见者领导，他们不仅将技术视为全球范围内的商业机会，而且还将其视为人类事务潜在的革命性力量。与其他两个群体相比，这个阵营更多地集中于技术CEO的个性和抱负，而不是公司本身的运营。全球主义者希望国家不加干预，并为全球贸易塑造有利条件，而民族领军主义者则看到了借助国家力量致富的机会，而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则着眼于未来，在这种未来构想中，自十七世纪以来一直主导地缘政治的民族国家范式已经被完全不同的事物取代。
特斯拉和SpaceX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是最负盛名的代表人物，他的雄心壮志在于重塑交通，将计算机与人脑相连接，并通过殖民火星使人类成为“多行星物种”。虽然他也为美国政府建设太空运输能力提供支持，但其主要着眼之处还是主导近太空轨道，并创造一个通过科技公司来帮助社会超越民族国家的未来。尽管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对政府监管在线内容的态度变得更加开放，但他也有类似的意向。在金融监管机构几乎普遍提出担忧后，Facebook支持的数字货币Diem不得不被大幅缩减规模。由于美元的主导地位，政府对金融的控制远强于数字空间的其他领域。
然而，如果区块链平台“以太坊”的创办人维塔利克·布特林（Vitalik Buterin）和建立在以太坊生态系统之上的企业家们如愿以偿，那么当下这种监管态势可能不会持续太久。以太坊是仅次于比特币的全球第二大最受欢迎的区块链，正处于迅速崛起中，是支持新一代去中心化互联网应用的基础设施。相较于Diem，它可能对政府权力构成更大的挑战。以太坊的设计包括智能合约，能够使交易各方将经营条款嵌入到难以更改的计算机代码中。企业家们利用技术与炒作来打造新业务，业务领域涉及博彩市场、金融衍生品及支付系统，这些业务一旦推出就几乎不可能被改变或废除。尽管迄今为止大部分创新都发生于金融领域，但一些支持者相信，区块链技术和去中心化应用程序将成为开启下一次网络技术飞跃的关键，这一关键便在于“元宇宙（metaverse）”，在这里，被强化了的虚拟现实、新一代数据网络以及去中心化的融资和支付系统将有助于打造一个更加真实和身临其境的数字世界，人们可以在其中进行社交、工作和交易数字商品。
图片来源：https://blog.realinstitutoelcano.org/en/big-tech-companies-and-states-policy-or-politics/
我们的数字化未来
在第一种情况下，民族性领军企业占据行业主要地位，国家仍然是安全、监管与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以新冠疫情为代表的系统性冲击，以气候变化等为代表的长期威胁，再加上公众对科技公司力量的强烈反对，将使政府权威成为能够解决全球性挑战的唯一力量。在美国，由两党推动监管，奖励那些调配资源以支持国家目标的“爱国”公司。政府的愿景是，借助教育、医疗保健及社会契约其他组成部分的新一代技术支持服务，以提高其在中产阶级选民眼中的合法性。
美国的盟友伙伴们发现平衡中美关系是困难的。欧洲是这里的最大输家，因为欧洲缺乏具备财务能力或技术能力的科技公司，无法与两大强国抗衡。随着欧盟逐步采取行动推动数字主权，以及中美冷战使技术领域的国家安全成为首要任务，欧洲的技术部门别无选择，只能遵循美国的议程。
随着中美脱钩，能够将自己重塑为民族领军式企业的公司将从中获得回报。中美政府都向各自的科技公司提供资源，使其与国家目标保持一致。与此同时，互联网日益分散的性质使得在真正的全球范围内运营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当数据、软件或先进的半导体技术由于法律和政策障碍而无法跨境流转，或者当中国与美国制造的计算机或电话不能相互沟通，这增加了公司的成本与监管风险。
亚马逊和微软可能更易适应这一新秩序，因为他们早已开始应对来自日益增长的支持国家安全要求的压力，这两家公司已经在向美国政府和情报机构提供云服务方面展开竞争。但苹果和谷歌可能会发现与美国政府合作更不舒服。苹果拒绝了政府要求破解加密智能手机的要求，谷歌退出了五角大楼的图像识别项目。如果人们视Facebook为向外国虚假信息提供平台，但又不为政府提供云计算或军事AI应用程序等有用资产，那么它可能很难在更加有利于国家领军企业的环境中行进。
一个只有民族领军企业的世界会为国际合作增添阻碍，而国际合作有助于解决比新冠疫情更加致命的流行病以及气候变化引起的全球移民潮等全球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危机能够巩固政府作为救济最后的提供者的角色，但如果技术民族主义使政府更难解决这些问题，状况将极具讽刺意味。
在第二种情况下，国家存续但力量被削弱，这为全球主义性质企业的崛起铺平了道路。监管者无法跟上技术创新的步伐，因此不得不与科技公司分享数字空间的主权。大型科技公司会反抗施加于其海外业务上的限制，主张失去市场机会将损害创新，并最终损害政府创造就业机会和应对全球挑战的能力。科技公司拒绝技术冷战，反而向各国政府施压，要求其就一套通用规则达成一致，以保护硬件、软件和数据的全球市场。
苹果和谷歌将从这一情境中获益最多。苹果可以继续提供独特的技术生态系统，迎合旧金山或者上海的精英阶层，而不必被迫在美国或中国主导的互联网市场之间做出选择。同时，无论东方或者西方的人们都将购买那些将每条个人数据商品化的产品和服务，因此谷歌以广告为主的收入模式将会蓬勃发展。
全球化的胜利也将有助于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的阿里巴巴的发展。在旗下视频共享应用TikTok的助力下，字节跳动估值超过1400亿美元，通过免费向全球观众提供网络视频，从而增加其人工智能算法和全球收入。腾讯也是全球主义性质的企业，但其与国内安全机构的合作比阿里巴巴进行得更深入。随着中美意识形态竞争加剧，腾讯会更倾向于发展为国内领军企业。
全球主义性的企业需要稳定的市场环境才能在未来十年内取得成功。他们最担心的是，若中美关系继续脱钩，他们不得不在经济战中选边站，而这将为业务全球化增添障碍。如果中美意识到，过度监管有削弱创新能力的风险，而创新能力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那么这些科技公司的的命运将会改善。就美国而言，这意味着拒绝一种旨在说服企业主要为国家效力的产业政策；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保持私营企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当全球主义性质企业占据主导地位时，欧洲有机会重申自己作为精明的官僚机构，能够设计出允许科技公司和政府在数字空间分享主权的规则。中美仍将是全球两大主导力量，但由于美国不再推行爱国主义式产业政策，中方也不再追求提升国内领军企业，那么中美对地缘政治的控制将有所缓解，增加对全球治理的需求，并创造更多机会来推行全球性的通用规则。在这种环境中，政府管制多少有些许减弱，但能够为两国提供在紧迫的全球挑战中进行合作的最佳机会。
在最后一种情况下，国家的侵蚀终于实现了。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利用人们对未能创造繁荣稳定的政府的幻想破灭，将公民吸引到去中介化国家的数字经济中。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信心正在消退或崩溃。事实证明，监管机构无法控制加密货币，它们获得广泛接受，削弱了政府对金融世界的影响力。中央集权的瓦解使世界应对跨国挑战的能力大大降低。对于有远大抱负和相应资源的技术梦想家来说，爱国主义问题变得毫无意义。马斯克在决定如何探索太空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Facebook取代了公共广场、公民社会和社会安全网，创建了一种基于区块链的货币并广泛使用。
由技术乌托邦主义者主导的世界的含义最难梳理清楚，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太过习惯于将国家视为解决问题的主要参与者。政府不会不战而败。美国政府权威的削弱不会让技术乌托邦主义者自由发挥。政府的阻碍越少，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就越能塑造新世界秩序的演变，无论这种演变是好是坏。
美丽新“数字”世界
这对未来世界秩序同样产生深远的影响。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公司正在评估，在中美准备长期竞争的环境下如何最好地自我定位。美国认为当务之急是防止其被技术专制的对手所取代。而中国的首要任务，则是确保在西方先进工业国家的联盟阻止其进一步扩张之前，实现经济与技术的自立。大型科技公司目前谨慎行事，以确保不会进一步加剧政府因可能失去权威所产生的不安全感。
但随着中美竞争变得更加根深蒂固，这些公司将更积极地发挥影响力。如果科技巨头们设法将自己打造为“不可或缺的”，就像美国认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国家”一样，民族领军型企业将推动政府给予更多补贴与相较于竞争对手的优惠待遇。他们还将推动更大程度的脱钩，并主张其工作的重要性要求最大限度地保护以免受对抗性黑客的攻击。
全球主义性质企业会辩称，如果国家转向内部发展并采取防备心态，他们将无法长期维持经济与技术的竞争力。美国的全球主义企业会注意到，亚洲和欧洲的大型公司并没有退出中国市场，反而扩大了其中国市场的份额，而美国政府迫使国内公司退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的行为只会使自身受到损害。全球性质企业为了避免政府指责其将底线置于国家安全之上，会争辩说，更深层次的脱钩将抑制中美在紧迫的跨国挑战方面的合作，例如致命的病毒和气候变化。
那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呢？他们乐于安静工作并等待时机。虽然民族性领军企业和全球主义性质企业会就谁来制定政府政策进行角逐，但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将利用传统公司和以太坊等去中心化项目来探索数字空间的新领域，例如元宇宙或其他提供基本服务的新途径。当美国政府不时地将技术乌托邦主义者拖到国会面前，并谴责他们的自负和权力时，这些企业将使用理解的态度，采取最少的步骤来安抚决策者，但会积极游说来破坏政府试图使其就范的任何努力。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正在走向一个见证民族国家灭亡、政府终结和边界解体的未来。没有理由认为如今的这些预测比在九十年代更有可能变成现实。但是，将大型科技公司视为政府可以在地缘政治棋盘上随意走动的棋子的看法，已不再站得住脚。科技巨头越来越多地参与地缘政治。随着中美竞争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主导作用，它们将在塑造中美政府的行为方式方面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只有通过更新我们对其地缘政治力量的理解，才能更好地了解这个美丽的“数字新世界”。
翻译文章
Ian Bremmer, The Technopolar Moment:How Digital Powers Will Reshape the Global Order, Foreign Affairs, 11/12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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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介绍
董璐瑶，上海师范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研究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技术编辑：陈旖琦
责任编辑：解一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