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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互联与“技术全球主义”的兴衰
作者：格雷汉姆·韦伯斯特（Graham Webster）、贾斯汀·谢尔曼（Justin Sherman）
译者：吕海宁
法意导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互联网对全球化进程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随着技术的进步，互联网中的国家安全问题与国际政治博弈也愈加鲜明。无论是各国相继推出的数字治理计划、网络安全法案，还是5G基础设施领域的国际竞争，都预示着互联网这一跨国媒介日趋分裂和孤立的前景。对此，斯坦福大学网络政策中心研究员格雷汉姆·韦伯斯特（Graham Webster），以及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网络治理计划非常任研究员贾斯汀·谢尔曼（Justin Sherman）于2021年10月28日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了《技术全球主义的兴衰：民主制度决不允许开放互联网的消失》（The Fall and Rise of Techno-Globalism）一文，认为以跨国互联网及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全球主义面临严峻的挑战，西方民主国家和新兴大国均日趋警惕互联网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开放共享的全球互联网岌岌可危。对此，美国作为互联网的起源地和主导者，应当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以全球开放视野制定互联网政策，与他国通力合作，避免互联网的分裂，实现一种尊重人权、促进民主、维护国家安全的技术全球主义新秩序。
今年九月，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举行了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首次面对面对话结束后，四国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涉及技术领域的共同原则，这些原则强调彼此国家共同的价值观、公平竞争，以及“开放、可得、安全的技术生态”。这些修辞听起来很熟悉，这四个国家也努力要达成一个“自由、开放、基于规则的秩序”。但是，多年以来，四个国家曾经几乎条件反射一般，致力于构建更广阔的技术愿景：一个“全球性的”愿景。
几乎从一开始，理想主义者们就看到了互联网的巨大潜力：互联网可以在彼此分割的人们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全球化加速推进、民主制度似乎取得胜利时，在令人沉醉的后冷战时代，数字链接迅速地扩展开来。对外交官、学者和科技工作者来说，技术全球主义是植根于他们心中的理想，他们相信开放而自由的沟通既是传播政治和经济自由的手段，又是这种沟通方式与生俱来的美德。
然而，最为乌托邦式的技术全球主义从来没有实现过。事实上，政治家们拥抱自由开放的全球互联网的原因之一，就是去对抗在网络世界里砌起高墙的行为。今天，与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公平竞争的环境不同，接入互联网、在互联网中获益的能力，仍然在全球范围内高度不平等。 近期四方对话的宣言与行动表明，很多全球互联网的长期支持者，已经改变了态度，他们更倾向于一种新的技术发展方式：整个世界被互相竞争的国家或意识形态阵营分割开来，每个阵营都依赖于它所信任的硬件和软件设施供应商，并以此抵抗恶毒的外来干涉。 然而，放弃全球互联的理想就是放弃互联网时代一个至关重要的信念：尽管有着现实上的分隔，人性与科技仍然顽强地联系在一起。
永久性的技术分隔并不现实，它消耗大量金钱，也不具备可行性。更重要的是，它不值得我们追求。无需多言，竞争将会让国际关系更不可控，提高发生严峻国际对抗的现实风险。美国肩负着一种特殊责任，需要在全球语境下反思互联网与数字技术：从脸书到谷歌，美国科技巨头雄踞于世界之上。互联网推动人权发展的作用可能被极大地高估了，但是它被用来作恶的能力，并没有被高估。美国必须在全球维度上思考与行动，保证这些科技巨头不会越轨。
无论你喜不喜欢，互联网以及与之相关的技术对全球化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互联网及其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在美国），归功于世界各地的知识、原材料和劳动力。这一切都依赖于知识的共享、具有开放性的发展以及国际科学合作。互联网技术让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获得了几乎瞬时的通信，这是它对历史的最大贡献。而这一贡献，依赖于在海床上蜿蜒前行、穿越国境的光纤电缆——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床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几十年来，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和知识分子，致力于构建“一个互联网、一个国际社会、一个有助于所有人、并且把所有人联系在一起的知识载体”的理想——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著名的2010年互联网言论自由演讲上如此说到。奥巴马政府的2011年国际网络安全战略则警告，“碎片化的互联网可能取代全球开放与协作互用的互联网，由于几个国家的政治利益，巨量的人口将无法获得纷繁复杂的应用程序和网络内容。”
直到最近，四方安全对话的其他国家也开始对这种技术全球主义抱有同样的兴趣。澳大利亚的2017年国际网络参与战略中，无数次提到国际社会、国际规则制定、国际网络市场。2013年印度和日本公布的网络安全战略，也对全球性互联网社区抱有赞成态度。
然而，全球互联网不应该不受到任何规制。 即便是支持技术全球主义、谴责所谓“网络主权”观点的国家，仍然保有自身的主权，例如规制儿童色情等内容。欧洲的一些国家对于仇恨言论进行了强力的管制，例如德国《网络执法法》（Network Enforcement Act）规定了对网络非法言论的迅速删除机制。当然，直到最近，这些国家的网络政策仍然立足于网络的开放性，并试图对抗特定数量的、特定种类的风险。
自由主义的原则，例如开放、人权、平等的接入机会，仍然体现在当今的外交政策中。例如四方安全对话对于技术问题的原则性声明，以及9月份启动的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U.S.-EU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但与之相伴的是，排斥技术全球主义的现象仍然存在。美国及其盟友越来越意识到在他们对外交往的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弱点。互联网的危险——例如潜在的网络攻击、大规模散布谣言——越来越清晰，在几个主要的民主国家中，这种危险诱发了国家主义转向。
民主国家曾经不遗余力地拥护开放互联网，然而，如今，技术的风险占据了它们的全部精力。互联网中，敌对的国家或非国家主体可以越过边境，犯罪集团可以偷偷安装勒索软件，瘫痪国际航运公司，进而严重破坏国际贸易。从连接到互联网的恒温系统，到水电供应商使用的工业控制系统，电子设备领域的系统性问题诱发了基础安全风险。从选举到疫苗接种，谣言和失真信息带来了国内外的严峻挑战。 因此，在过去的四年间，印度、美国的领导人和其他前互联网领军人物，尝试对互联网施加更严格的控制。 这种转向下，官方发言在提及技术与互联网时，有意略去了“全球”之类的词汇。特朗普政府的2018年国家网络战略致力于“促进一个开放、协作、可信赖、安全的互联网”——没有提到“全球”的互联网。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的清洁网络行动（Clean Network Initiative）号召将“不可信的”国家应用从美国应用商店里排除出去，保证美国数据远离中国运营的云系统。印度民族主义者莫迪领导下的政府，近期维持了其在2020年颁布的对数十个中国应用的禁令。
不信任全球互联网的不仅仅是民族主义政客。网络安全、数据治理和产业政策领域的大批专家指出，美国和中国在硬件供应链与网络服务领域的融合，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暴露出的问题引发了广泛的恐惧：互联网会不会摧毁民主制度？在逐渐灰暗的日子里，全球互联网似乎已是过时的幼稚梦想。
今天，许多民主国家在不懈努力以构建共识，举例来说，英国领导的D-10计划，试图在5G时代寻找华为以外的电信供应商。12月，白宫将会举行一场“民主峰会”，旨在倡导多民主国家构建多边关系，反击专断的数字实践。这些努力并非没有实质内容，而是代表了对更深层次问题的防御和反制。理想情况下，这些倡议将会让具有相似价值观的国家重新携手，在不得不面对全球性挑战之前达成共识；当然，这最终也可能只是外交领域的一场徒劳（译者注：原文为busywork，旨使学生不致空闲而故意外加的作业），毕竟民主政府和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执从未停止过。
更乐观的判断是，从一开始，互联网和技术进步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全球色彩，也不可能轻易地被相互竞争的政治集团分裂开。 在基础设施层面上将互联网分割为两个或多个彼此独立的网络，这种做法即使最初是可行的，也需要重复建设高度复杂的供应链，造成巨量的金钱成本和碳排放，因此并不现实。互联网的分裂也不能避免创新和现实的威胁（例如恶意攻击和自然灾害）跨过国界。
僵硬的技术分裂不仅仅是不现实的，也不值得我们追求。拥抱被政治勾画出的技术蓝图，将会摧毁自由社会赖以生存的开放心态，而会助长专制政权所热爱的自上而下的控制。同时，如果竞争者们更不依赖于彼此，他们将更没有动力克制对彼此的关键基础设施发动攻击的冲动。
只有接纳一种全新的、进步的技术全球主义能够全面解决技术治理的现实问题。政策制定者们必须具备全球视野，不能轻易地相信技术系统和产业供应链可以被完全与其他国家割裂开。政策制定者应当认识到全球互联是有价值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此外，许多对互联网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和个人都位于美国，美国有一种其自身不应当忽视的特殊地位。诸如谷歌和脸书之类的公司，塑造了保护或滥用隐私权与表达自由的规则，它们的动机并不当然是良善的，它们作为网络社区管理人的身份也并非道德的，而仅仅是基于它们坐落于美国。网络乌托邦曾经承载着以太网时代以来的梦想，如今，华盛顿必须确保这些公司不会带来剥削与混乱。
技术全球主义起源于美国，美国亦对技术全球主义负有责任。美国国会必须通过一部全面的联邦数据保护法，保护美国公民不受科技公司的过度控制，在互联网时代作出民主治理的庄严承诺。美国的思想家和政策制定者在分析监控技术的人权和安全应用时，应当采取一种全球性的视野，同时考虑到民主和专制语境。官员们应当最大化开放的科学交流合作所带来的益处，同时采取措施，保护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例如，可以重点关注范围有限的、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领域，同时在其他领域保持开放。
一系列急迫的国内政策，将会为国际性的协作构建平台。其他民主国家也正面临科技领域的挑战与社会的动荡不安，而如今的美国政府致力于网络安全和数字政策，美国政府应当与这些国家沟通合作。达成共识可能并不容易。例如，美国与欧盟尽管有着许多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但在数字治理领域就长期不合，但是，如果在评估风险和提出对策的过程中，各个国家不能意识到技术治理合作内在的全球性质，任何致力于构建一个国际性的、民主的、尊重人权的技术治理联盟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Graham Webster, Justin Sherman, The Fall and Rise of Techno-Globalism, Foreign Affairs , October 28,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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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海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21级法学硕士研究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热爱阅读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