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世界的真正危机是社会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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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21/nov/25/society-thatcher-reagan-covid-pandemic

英美世界的真正危机是社会解体

作者：吉尔·莱波雷（Jill Lepore）

译者：董璐瑶

法意导言

成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新保守主义否认政府是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推崇自由市场与小政府主义，网络将个体进一步原子化，疫情则加剧了人们对网络的依赖，增加了人们在虚拟空间中投入的时间与精力。社会结构是否在此趋势下不断被分裂与磨损、社会是否将会崩塌与消失？吉尔·莱波雷（Jill Lepore）是哈佛大学的美国历史学系教授，他在本文中分析了导致个人疏离与文化解体的因素，指出即使撒切尔政府与里根政府致力于放松管制、创造最小政府并否认“社会”这一概念的存在，但社会从未消失。令人警觉的是，科技巨头创造的虚拟世界架构是对真实社会结构的复制与仿造，商业化氛围浓厚而民主色彩稀少的虚拟文化将对现实产生冲击，而政府是否能够在此过程中履行关怀义务不仅是对社会契约理论的确认，也与后疫情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建息息相关。

2020年3月，鲍里斯·约翰逊面色苍白、疲惫不堪，在唐宁街的公寓里自我隔离。鲍里斯发布了一段自拍的视频，安抚英国群众并承诺将共同度过疫情。首相指出，“我认为新冠病毒已经证明，所谓‘社会（society）’是真实存在的。”鲍里斯通过手机视频确认了社会这一事物的存在。

这一切令人倍感古怪。约翰逊随后变得慌乱而虚弱，没过多久，他就被送进了医院并关进了重症监护室。病毒引起的发热是否使他经历了政治上的转变？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对社会之存在的认可，似乎意味着约翰逊公开放弃了1987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在一次采访中的发言，这一发言通常被视为对现代保守主义（modern conservatism）的定义。撒切尔说：“太多孩子与大人被灌输了这样的观念，即如果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将是政府的职责！实际上，他们把自己的问题推给社会，而社会又是谁呢？并不存在这样的概念！”然而，她并没有感染新冠病毒。

当然，世界上是存在着“社会”这种事物的。但现在的问题是新冠疫情如何改变了它。要对未来进行预测，首先需要破译这些陈述以及其出处。约翰逊不仅反驳了撒切尔，也驳斥了罗纳德·里根。撒切尔宣称社会并不存在，并且政府难以解决所有人的困境，这与里根1981年就职演说中的宣言相呼应：“政府不是问题的答案。政府是问题本身。”撒切尔和里根经常将社会与政府混为一谈，但二者具有不同含义。社会通常意味着互助义务和友谊的私人纽带，能够将不同成长背景、教育经历，占有不同资源与财富的人联系在一起。而政府是作为公民与平等个体的个人所组成的政体的公共管理机构。社会孕育社区，政府产生政体。

根据里根-撒切尔的世界观，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社会，只有家庭和参与市场活动的个人。对于政府是人们困境之解的想法，是建立在对社会存在的错误信念之上的。这种错误的信念导致人们试图通过政府项目解决健康问题，比如由政府投资医保。这样的政府计划也会干扰市场，而市场才是唯一能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法的地方。

能够构建世界的价值观有限，但早在疫情之前，里根-撒切尔的世界观便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它不仅导致了英美国内社会支持的瓦解，还巩固了互联网的架构和理念，即主张无政府、放松管制、私有化与市场驱动的世界。在这片遥远、贫瘠的荒地上，人类沦为“用户”，个体也只不过是现实世界有血有肉实体的化身。

随后疫情席卷全球。疏远取代亲密，口罩遮住面容，屏幕即房屋。各州强制实行“保持社交距离”，人行道上贴着标示符号，公共场所空无一人。许多事情像以前一般推进，只是变得更加激烈。企业将“社交网络”货币化，通过预测算法带来“共同好友”、“粉丝”。新冠疫情不仅迫使大量的人从现实世界中撤退到虚拟世界，还让他们生活在反政府、反社会的虚拟世界，那里充斥着仿制品、单调、孤独，使人困于其中。

可以肯定的是，通过履行相互关照的义务，通过为病患与易感人群作出牺牲与让步，通过数量不断增长的互助团体，通过彼此表达爱与扶持、表达关怀与同情，各种防控病毒传播的努力已经一次次证明社会是存在的。尽管如此，当被要求戴上口罩时，拒不佩戴且感到愤怒的人们仍在飞机上殴打空乘人员，在教室里殴打教师。人们普遍感觉到，社会规范所承受的压力与战时相当，但人们缺乏战争时期的团结。想象一下，二战中人们不再排队领取口粮，而是互相殴打。即使在平和的人群中，除了悲伤、疲惫和恐惧，孤独与疏离感仍然是新冠带来的持久痛苦。社交距离是否会缩小，将取决于病毒是否继续肆虐，取决于彼此之间痛苦的渴望，更重要的是，还取决于关于公共产品的政治决定。

今年，世界开始重整旗鼓，每个人都像寄居蟹一样在泥沙中爬行，试图找到自己的方向。也许社会的未来可以在其过往中找寻到。甚至在新冠肺炎之前，左翼和右翼的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已经对社会的未来发出了警告，发起了旨在修补破损的“社会结构（social fabric）”的倡议。2018年，美国保守派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创立了Weave项目，倡导“为了社区而非自我的生活”。去年，英国保守派智库Onward创立了“修复社会结构”项目，旨在提供“对英国社区状况的全面了解”。这些呼吁不仅来自保守派。例如，无党派的跨国研究机构More in Common承担着旨在“加强德国社会结构中仍然完整部分”的项目。

近年来，种族公正也视为社会结构问题。2021年希瑟·麦吉的新著《我们的总和：种族主义让每个人付出的代价以及我们如何实现共同繁荣》中写道：“正常运转的社会建立于相互依存的网络关系，人人都愿意相互分享足够多的资源，以完成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单独完成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政府。我无法创建自己的电网、学校系统、互联网或医疗系统，而确保这些东西在公平和公开的基础上被创造出来，并为所有人使用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向公众提供资金和服务。”麦吉写道，问题的关键在于，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美国还是其他许多地方，这些产品都是“白人专属”的。在特朗普任期即将结束之际，普林斯顿大学非裔美国人研究课题主任埃迪•格劳德(Eddie Glaude)表示，由于两极分化、团体化与原子化，“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已经被撕裂。”“因此我们必须想象一种不同的相处方式。”

有时，人们认为疫情使所有问题进一步恶化；而有时，他们辩称疫情只是使这些问题浮出水面并呼吁人们着手解决。无论如何，各大智库都在为此目的的实现投入资金。罗素·塞吉基金会宣布了一项关于疫情对社会结构影响的研究倡议。此事的有趣之处在于，罗素·塞吉是一个总部位于纽约的智库，由一位铁路巨头的遗孀创立于1907年，这位遗孀忧虑工业主义会撕裂社会结构，而工业主义正是社会结构这一概念的来源。

英文中的“社会结构”一词出现于17世纪90年代，那是机器织布机的时代。当时的观察者们担心工厂和城市的发展以及农村和城镇的迁移，会使人们相互分离、趋向孤独。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浪漫主义者、托克维尔、马克思、黑格尔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等思想家，都一致认为所谓的“社会”正在分崩离析。对于这一问题他们秉持不同意见，但大体而言，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大部分时间里，自由主义者将其信念寄托于自由主义民主。在美国，进步主义和新政时代自由主义的标志就是对社会的信念，尤其是在大萧条时期，这一现象尤为突出。1935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说道：“自由主义者的信念不仅是对个人能力的深刻信仰，也是对人们互相帮助的有效性的深刻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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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那时，在一个工业国家居多的世界，在一个经济极度不平等的时代，受苦受难的民众变得如此贫困、孤独和疏离，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屈服于威权主义者。对经济崩溃、文明衰退和社会解体的恐惧可以追溯到千百年前。人们总是发出苍穹陨落的警示。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突然天塌地陷。历史学史领域专家多萝西•罗斯(Dorothy Ross)最近指出，二战后，对极权主义崛起的调查粉碎了自由主义者对社会的信念，并“催生了一种大众社会理论，这种理论将极权主义根植于现代性本身”。正如罗斯写道:“纳粹德国对自由民主的威胁使某些恐惧成为焦点，这些恐惧即大众社会中原子化的个人，是极权主义运动与其虚假承诺的现成支持者。”

上世纪中期，人们对该问题的反思往往涉及如何划分“社会”与“政府”，或社会与政治之间的界限。为此，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将革命分为试图“改变社会结构”的革命和试图“改变政治领域结构”的革命。阿伦特崇尚后者而惧怕后者，她认为革命永远不能也不应解决贫困等“社会问题”，因为“革命的全部历史记录毫无疑问地表明，每一次用政治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尝试都会导致恐怖”。她认为，试图改变社会结构的革命将被贫苦阶层的绝望席卷，从而导致秩序的破坏、财产的破坏和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处决。阿伦特所强调的是，以革命方式解决贫困问题注定要失败。

但是，保守的思想家们将社会结构的磨损以及大众对极权主义的脆弱性，归咎于国家日益增长的力量，而非归咎于工业资本主义造成的错位和不平等。1953年，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尼斯贝特(Robert Nisbet)在其名为《追寻社区》(The Quest for Community)的书中哀叹，现代政府“不断渗透人的经济、宗教、亲属关系和地方忠诚”。他认为，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世俗主义和国家主义减弱了社会联系，导致“个人疏离与文化解体”。他将现代的病态生活与“早期时代” 进行对比，所谓“早期时代”指“家庭、教会、当地社区在早期时代培养并维护个人忠诚”的时代。在早些时候，人们知道自己的处境并互相照顾，当事情变得困难时，他们不会指望政府来提供帮助。

尼斯比特这个追求社区生活的人，有点厌世。在家里，他喜欢在家里的黑白电视上看《Gunsmoke》，和孩子们玩槌球，在他的玫瑰园里玩陶艺。他是在妻子的坚持下才去教堂的。他不喜欢与人交往。他引用莱纳斯·范佩尔(Linus Van Pelt)在1959年查尔斯·舒尔茨《花生漫画》(Peanuts)中的一句话说：“我无比喜欢个体（individuals），但我无法忍受人群（people）！”撒切尔后来说，根本没有社会这种东西，只有个体。撒切尔主义最终还是来源于查理•布朗。

长期以来，保守派并不信仰社会，而是信仰自由市场。但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鸿沟在20世纪50年代得到弥合。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恐惧于自由民主政体改弦更张为极权主义的前景，他们失去了对社会理念的信心，放弃了对社会民主的承诺。罗斯认为，这些自由主义者不再相信他们的角色是通过集会活动、相互关心、合作行动和平等包容来保护社会。相反，他们努力保护个体与其做出选择的能力，仿佛选择的行为和市场驱动的选择言论可以预防民众聚集。20世纪60年代，自由主义者似乎通过民权运动和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重拾了对社会理念的承诺，但对罗斯来说，这只是一个小插曲，是自由主义者几十年来放弃社会的一个小插曲。罗斯写道：“20世纪60年代社会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复苏并没有持续下去，因为它引发了保守主义在政治上和知识上的复苏，以及自由主义政治和社会思想的分裂。”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左派有更多的延续性，自由与社会民主不曾间断的传统，从20世纪早期的进步主义一直持续到21世纪。但没有人质疑，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革命激起了一场保守的反革命叛乱，部分原因是对民权的强烈反对。在麦吉看来，就在黑人赢得了足够的政治权力，宣称社会不再“只属于白人”的时候，许多白人似乎已经不再相信社会的存在。

60年代，尼斯比特的作品找到了新的受众，其受众不是自由主义者，而是新兴的共产主义新左派。左翼的社会阶层则换上了新面孔，即自由主义者放弃了社会民主主义，新左派决定为“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而战。《追寻社区》出版后不久就绝版了，60年代又一次重印，因为它在新左派中变得非常流行。尼斯比特将1962年的版本的标题改为“社区与力量”，听起来更左翼，但内容仍未改变，仍是一份关于现代生活的孤独感和疏离感的宣言。1962版的序言写于隔离、居家倡议、孤独、社交距离和全城封锁的几十年前。尼斯比特写道：

“我所说的疏离感（alienation）是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状态可以发现一种疏远的、不可理解的或具有欺骗性的社会秩序；它超越了真正的希望或欲望，招致冷漠、无聊甚至敌意。个人不仅不觉得自己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他甚至失去了参与其中的兴趣。对于高中和大学里的年轻人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人，这种异化状态已经对其行为和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些刻意营造的团结象征、随时准备好的人际关系计划、郊区的庭院节日以及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都隐藏了一个事实，即对数百万人来说，国家，政党，企业，教会，工会，甚至家庭也变得越来越遥远，越来越难以向其奉献自己。”

阅读尼斯贝特的新左派并没有加入保守主义，他们试图将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包括天主教社会思想和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思想的传统相结合。1962年民主社会学生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发表的休伦港声明（the Port Huron Statement）是新左派的宣言，它为“孤独、疏远和孤立”倍觉惋惜，颂扬了“人类相互依存”和“人类兄弟情谊”是“最适当的社会关系形式”，“社会”一词在该文件中出现了38次。它承诺“新左派必须包括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前者是因为他们的相关性，后者是因为他们主张对体制进行彻底改革的意识”。

20世纪中期，各方似乎一致同意，无根无知的大众社会易受政治说服和政治宣传的影响。但不同派别对该问题的成因和解决方法持不同意见。尼斯贝特及其保守派支持者指责国家，将其信仰寄托于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主张回归家庭、教会等“早期”更强大的机构；黑人民权活动家呼吁黑人教会和伊斯兰民族的公共传统。新左派始于学生运动，寄希望于大学，最终寄希望于文化，而非社会或政治变革。白人自由主义者提出了一个意涵模糊的概念：选择，如选民的理性政治选择，消费者知情的购买选择，堕胎也被定性为“选择的权利”。但似乎每个人都同意，无论如何尝试，社会联系一直在减弱。

1957年，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家伊契尔·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创造了“社交网络”这个词，建立了一个他称之为“小型世界（small world）”的研究领域。两年后，他成立了Simulmatics公司。Simulmatics是一个合成词，目的在于实现计算机模拟人类行为的自动化从而预测，可以出售给公司和政府。简而言之，这是第一家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据服务公司。20世纪60年代，普尔就社会本身以及人们当下忧患于何而做了一系列的预测，1968年他预测到，21世纪时那些在60年代攻击社会一致性的批评家可能会抱怨一个原子化的社会。现代科技将摧毁人们共同的文化基础，让我们生活在自己的小型世界里。”

技术乌托邦主义者索勒·普尔认为，新兴的通信技术反而会让人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让世界变得更小。索勒·普尔一开始属于自由主义派别，但最终成为新保守主义者和技术上的自由主义者。1990年他去世后出版的《技术无国界：全球时代的电信》一书中预言，计算机互联网将产生“没有边界的社区”。这是互联网创始人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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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维网是21世纪的织布机。2017年风险投资家、Facebook前高管查马斯·帕里哈皮蒂亚(Chamath Palihapitiya)说道：“我认为，我们创造的工具正在撕裂社会结构。”最近，批评人士指出，社交网络正在破坏社会结构，但社交网络的建构者认为网络可以修复社会结构。Facebook的服务条款的一部分，或者说其使命宣言表示，“给人们建立社区的力量，让世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技术乌托邦主义者一直认为，如果工业主义的机器撕裂了社会结构，那么另一台机器可以予以修复。交通和通信技术似乎总是倍具前景，这些技术让人们距离更近，能够更迅速地相互联系。电报、电话、收音机、电视、有线电视、互联网，以及所谓的全球网络，成为一缕缕将人聚集起来的丝线。

这一愿景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索勒·普尔，他认为互联网是一种“自由的技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归功于尼斯比特，以及他的思想对共产主义的新左派和反政府保守派的吸引力。20世纪70年代，尼斯比特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在纽约，他与包括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在内的保守派知识分子相处了很长时间。64岁时，他搬到美国企业研究所，这是一个主要的保守派智库。尼斯比特不喜欢里根时代的保守主义。“我非常厌恶道德多数党的极右派对他的控制，”他愤怒地说，"我十分憎恨这些宗教政治狂热分子。"但在20世纪90年代，甚至在1996年尼斯比特去世之后，他的作品比以往更具影响力。

“尼斯比特的又一次复兴开始了，”自由派专栏作家E·J·迪翁（EJ Dionne）在1996年写道，“这场复兴的推手是政治保守派，他们在寻找一种连贯的哲学，以支持他们推翻现代福利国家的努力，代之以更本土化、更自愿的努力，帮助穷人脱贫。”同时，新民主党保守派还包括比尔·克林顿本人也推动了尼斯贝特的复兴。左派与保守派联盟推动反政府控制的互联网，尼斯比特的复兴在其中具有最强力的表达，这一进程由自称为“保守未来派”的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领衔，他是1996年电信法案的设计者，该法案建立了一个不受政府干预和监督的互联网世界。

“工业世界的政府，你们这些令人厌倦由钢铁与血肉锻造的巨人，我来自网络空间，来自思想的新家园，”1996年自由主义者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在《网络空间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中写道，“我宣布，我们正在建设的全球社交空间，将自然地独立于你们试图强加给我们的暴政。”其中“网络空间不在你的边界之内，我们正在形成自己的社会契约。”表明其主张是反政府控制，且亲近社会的。他预测互联网将是全社会范围内无政府介入的。

2000年，《连线》杂志预测，互联网将治愈美国和世界的所有分歧。“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受到了更好的教育，更加宽容，彼此之间有更紧密的联系。这是因为互联网和公共生活的融合。党派、宗教、地理、种族、性别和其他传统的政治分歧正在让位于一种新的标准，有线（wiredness）成为政治和社会态度的组织原则。”没有比这更错误的预测了。随着21世纪前几十年“社交媒体”的兴起，万维网变成了一个社交网络，只会进一步腐蚀社会关系。它似乎产生了一连串没完没了的哀歌，尼斯比特又一次复兴。

2013年，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出版了《下沉年代》（The Unwinding: An Inner History of The New America），这是他对美国孤独、疏远和孤立危机的编年史，获得了国家图书奖。帕克写道：“没有人知道下沉何时开始的，这是使得美国人有时感到窒息但使其紧紧相连的纽带首次失控的时候。”“正如任何伟大的变革，下沉以无数方式无数次地发生。在某个时刻，这个国家跨越了历史的界线，无可挽回地改变了。”对帕克来说，“无数次”的下沉开始了，这与尼斯贝特同样含糊不清的“早期时代”遥相呼应，但读者把《下沉年代》理解为对抛弃新政的哀叹，先是新左派，继而是新右派，然后是新民主党。帕克认为，国家权力的削弱使得社区同步衰弱，更少的政府意味着更少的社会。尼斯贝特的观点恰恰相反，他认为国家力量的崛起削弱了社区，更多的政府意味着更少的社会。

2020年，就在新冠疫情开始之际，《纽约时报》保守派专栏作家罗斯·杜塔特（Ross Douthat）为新一版《追寻社区》撰写序言，出版了《颓废社会》（the Decadent Society）。该书的论点基于尼斯比特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讲述的是，当个人与社会之间失衡时，黄金时代如何走向终结，猖獗的个人主义与杜塔特所称的“颓废”如何得到了拥护。在另一本2020年出版的《建设的时刻》（A Time to Build）中，保守派杂志《国家事务》的创始编辑尤瓦尔·莱文（Yuval Levin）详细引用了尼斯比特的作品。尼斯比特描写了一个“暮年时代”，其特征是“制度的衰落和侵蚀”以及强烈的“社会疏离感”，这一特征恰恰是莱文所描述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忠诚缺失的时代”的内涵。

“美国人正在经历一场社会危机，”他写道，描述了一场“孤独与孤立、不信任与猜疑、疏远与两极分化”的危机。我们已经失去了对机构组织的信心，“从大企业、银行和专业机构到联邦政府的分支机构、新闻媒体、劳工组织、医疗系统、公立学校和学术界，人们对机构的信心持续下降。”对莱文来说，这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衰退可以通过民意调查进行衡量。与孤独相比，杜塔特对文化衰退更感兴趣，对她来说，这种衰落始于1969年人类登上月球，此外还有美国电影业还有对老电影无休止的翻拍。这是尼斯比特直接提出的观点，杜塔特表示认同。尼斯贝特写道：“创造性的爆发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然后一切都变得常规，充满模仿、惯例、聚焦眼下，形式重于内容。”

当然，人们不能真的1953年对社会的起诉书重版于2020年，然后作为1970年左右开始的危机的诊断书。尼斯比特对社区的追求写于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任期内，认为新政自由主义是问题所在，因为尼斯比特仍然生活在新政时期。莱文和杜塔特想指责自由主义，但他们认为标志着社会衰退的几十年恰恰是撒切尔和里根那种保守主义崛起的几十年。在这几十年里，新左派的反自由主义情绪也日益高涨，对知识型社会机构尤其是教育业和新闻业构成了严重威胁。如果社会结构真的被撕裂，那么处处都是原因。

在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的阴影下提出的论点最终会过时。现在是时候在公共图书馆重新上架尼斯比特的《追寻社区》了。对于世界上许多地区，极权主义仍然是一种危险，其来源不是国家，而是控制数据、知识和信息的企业。人们无处逃避，数据公司知道你的一切。没有他们，你很难进行一项政治的、金融的、文化的或社会的交易。与其说是社会结构被磨损、社会边缘被瓦解，倒不如说所谓的“社会结构”现在由垄断企业制造，是一种为了利润创造的、廉价的、一次性的赝品。

疫情之前，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并存，真正的友谊与网络“社交好友”并存，政治社区和“社交粉丝”并存，真正的政治表达与“点赞”并存。当人们的互动局限于这些疏远的、目光短浅的、冲突性强烈的、模拟的交流时，一旦不再隔离，人们将把虚拟文化带入现实，创造出更愤怒、更不耐烦、更肤浅、相互作用更强的文化，以及商业性更强但民主更加有限的社会。

在疫情之后的世界里建立更强的纽带，需要依道德想象力行动，而这样的行为不属于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或企业宣言，而是人的境况的功能，即温柔、同情、憧憬、慷慨、忠诚和友爱，这也是人类孤独、疏离、错位和崩溃的唯一真正答案。但是，要想这些功能得到充分表达，使其像病毒与洪水般跨越距离，像宽带电缆和TikTok般跨越界限，需要社会和政府共同努力。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社会契约，涉及公共产品、环境保护、可持续农业、公共卫生、社区中心、公共教育、小企业补助、对艺术的公共资助。这不会是一个新的新政。几十年来，在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的影响下，一个真实与虚拟交融的世界使人们陷入水深火热的危险中。政府建立于作为共存协议的社会契约之上，这份契约需要续签。但说到底，问题不在于社会，也不在于社会结构，而在于政府放弃了其关怀义务。

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都不曾扼杀社会，因为社会从未消亡。但它脸色苍白，心情烦躁，就像被锁在屋内的人整天盯着屏幕，把镜子误认为窗户。在房间里，在网络上，社会并不存在，只有它的映射与模拟。但是，在房间外，在草地和人行道，在树林和街道，在操场、校园和棒球场，在政府出租房、商店、酒吧、农业集市、图书馆和工会大厅，即使没有蒸汽机器震耳欲聋的嗡嗡声，没有手工上油的、古怪的木织机吱吱作响的咔嗒声，社会也一直在轻声低语。

翻译文章

Jill Lepore, Is society coming apart? The guardian, 11/25, 2021.

 ·网络链接 · 

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21/nov/25/society-thatcher-reagan-covid-pandemic

 ·译者介绍 · 

董璐瑶，上海师范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研究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技术编辑：郭煜

责任编辑：解一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