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风云变幻的国际贸易局势时刻牵动着人们的神经，这也同时促使世界各国从不确定性中探求规律与启示：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反垄断体制？应该如何与他国开展贸易与经济合作？长久以来，反垄断一直是各国政府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议题。美国研究机构开放市场研究所（Open Markets Institute）的执行总监巴里·林恩（Barry Lynn）于最近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撰写《反垄断权力：反对经营者集中的全球性抗争》（Antimonopoly Power: The Global Fight Against Corporate Concentration）一文，试图通过分析美国政府反垄断政策的历史流变与当下选择，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角度出发，分析美国反垄断政策选择的背景、原因和走向，可为决策者和研究者殷鉴。另一方面，从他者视角出发，读者可获知美国对华制裁措施可能的决定因素，从而进一步对贸易体制及其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作出理性反思：在构建多元共存、合作共赢的国际秩序的漫漫长路上，从利益诉求到意识形态均存有天壤之别的世界各国，应当如何为捍卫自由民主的价值内核寻找合适的制度安排？
2016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当选标志了克林顿时期贸易方式的终结。特朗普以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身份参选，在就任以后，他不仅针对中国，同样也对美国密切的贸易伙伴提高了关税。特朗普政府还采取了自里根政府以来的第一次连续性打击，主要通过制裁中国通信公司华为和中兴以破除海外的权力集中。但特朗普政府没能为它的愿景提供连贯的解释，也没能将它的想法进行进一步的制度化。 一些民主党人对特朗普在贸易问题上的许多举措表示欢迎，在2020年大选期间，两位总统候选人均不主张恢复克林顿时代的贸易政策。自从一月份执政以来，拜登在选任官员时往往避开了克林顿和奥巴马政府中的全球主义者，转而任命了那些更支持以民族主义的方式发展制造业的官员。拜登政府同样支持了那些主张重建国内关键工业（如半导体产业）的政客的上任。通过定位一个大问题的起因，并采取与之相反的手段来消除这个问题，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思维。但当美国政府正式确立起一个后全球化（post-international）的世界时，他们应当意识到，即使最自洽的保护主义愿景也可能创设许多风险。保护主义可能会加剧对零部件和原材料的争夺，并导致国际政治体系的垮塌。通过进一步集中生产力和侵蚀双向支持的系统，保护主义的措施可能会在事实上使美国民众不如今天那么安全。更好的思路是，美国人不应该试图将生产收回国内，而应该努力打破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权力集中。美国可以通过采用保护主义者试图运用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的——国家对自身边界的控制——但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目的。美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可以从最近的三种反垄断模式中借鉴学习。第一种是美国在其石油行业中长期采用的方式。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华盛顿一直倾尽全力确保美国及其盟友不会因石油供应被切断而导致瘫痪——就像其在海湾战争中所做的那样。第二种有效的模式是美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早期对国内制造业的治理模式，彼时华盛顿的治理目标是确保国内的任何商品都至少拥有四家制造商。结果显示，四家或更多制造商之间的激烈竞争能够带来更高的质量、更快的创新、更低的价格、更充足的供应和更优越的生产力。第三种模式则是里根政府对日本计算机工业控制措施的回应。在这些例子中最重要的教训是，美国应当限制任何国家所能实施的生产力集中和控制集中的程度。应用于今天的条件下，这一教训会时刻提示美国：别国对美国所需要的任一重要货物、零部件或服务的控制不得超过生产总量的一定比例（这一比例也许是四分之一）。一旦任一国家掌握了美国25%的需求，华盛顿则应要求国内前列的制造商和进口商转而与其他的供应商合作。最终，美国应将这一规则应用于所有的产品、零部件和服务，无论它们看起来有多么微不足道，因为一个部门的权力集中可能导致对其他部门的权力压迫。但是，考虑到对最紧迫威胁的快速应对需求，华盛顿仍应首先确定支持整个系统的重要工业部门，如电子制品和化学品，并优先考虑向这些部门分配生产力。为了促使政府遵守这一配额制度，拜登政府应当指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来自任一国家的超过美国总需求四分之一的商品或服务征收高额关税。政府同样应对所有没能保证其供应源多样性的制造商或贸易商施加处罚。这些措施的时点应当让美国留足一年或以上的时间来建立新的工厂。以台积电对高端半导体的控制为例，在未来的六个月内，美国应当增加对所有向美国进口台积电半导体的公司的处罚。一旦政府采取了这些步骤，国会应该通过立法，使这项新的关税制度永久化。为实施这种政策，美国政府需要深入研究供应链的情况。好消息是，自1993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签署以来，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the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已经在执行原产地规则（rules of origin）方面积累了充足的专业知识。近三十年间，追溯零部件原产地的技术能力获得了快速提升。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很有可能升级它的检测能力，以满足新的审查需求。将商品的产地分布于更多的国家并不能解决美国因权力和产能集中而面对的所有威胁。存在三个突出的例证：第一，科技巨头掌握了信息、新闻和通讯的命脉；第二，美国缺乏生产应对国家安全和卫生紧急情况所必需物资的能力；第三，大型公司利用专利垄断来限制其对手进入重要技术领域。不过，在每一种情况下，美国都可以从此前里根和克林顿政府的国际和国内反垄断制度中获得教训。对于脸书、谷歌和其他已经对全球通讯和信息系统拥有掌控地位的公司，华盛顿应当将其视为公用事业公司，并采取所谓的“公共承运人规则”（common carrier rules）来限制它们操纵私人之间分享信息和新闻的能力。至于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产品和部件，如药品成分、军事硬件和N95口罩，华盛顿应当立即采取关税、补贴和国内竞争政策，保障美国具有满足绝大部分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无论所需要的产品是什么。最终，美国应当取消大部分重要公司掌握的专利权，就像它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早期所做的那样，以预防这些公司利用专利权强化它们对重要货物的控制。近期，拜登政府支持放弃与新冠肺炎疫苗相关的专利权，标志着一个良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