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永乐 | 康有为《<雁荡山志>序》发微
康有为《<雁荡山志>序》发微
章永乐
作者简介
章永乐，北京大学长聘副教授。浙江雁荡山南閣村人。著有《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2016年版）、《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
本文发表于浙江省乐清市文联《萧台》杂志2022年春季号
蒋叔南《雁荡山志》
1924年4月，66岁的康有为欣然挥毫，为浙江乐清雁荡山本地精英蒋叔南所撰《雁荡山志》作序。
当年春，康有为与屈映光（临海人）、姚琮（瑞安人）及若干门人一起，游览了天台山，从海门（今台州市椒江区）坐船到大溪，再由大溪乘轿子到大荆，在蒋叔南处逗留两天后，在蒋叔南和其弟蒋季哲的陪同下，乘轿游览雁荡。康有为在雁荡山留下了墨迹题刻20来件，如题额“灵岩寺”“龙壑轩”；楹联“一峰拔地起, 有水天上来”；大荆下山头村王家台门题词 “西山爽气迎双閣，东晋流风第一家”， 联额 “万峰环拱”；为蒋叔南题联“古之遗爱亦名东里，天生我才只看南山”，联额“亦澹荡庐”；为大龙湫留下“白龙飞下”题词；并有诗《雁荡以灵岩为美，屏霞庐踞之，为雁荡第一胜处，再赠此诗》云：“背依屏风百丈霞，美专林壑擅为家。悬崖终岁跳珠玉，近海行厨足蟹虾。如是潮音闻昼夜，不空山色老松花。安禅谷里诃梨勒，帝释岩中播耨迦。”
《<雁荡山志>序》是康有为所留下的与雁荡山有关的文字中篇幅最长的一篇，温州本地文史作家颇多论及，惟对该序与康有为核心思想之关联，阐发尚有未竞之处，本文不揣冒昧，在前人工作基础之上，略作补充。
康有为在“进步”的意义上界定进化论，在全球的视野中，重构儒家春秋公羊学中的“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认为全人类的历史朝着“大同”（即“太平世”）不断演进。《大同书》中称：“....夫人道者，依人以为道。依人之道，苦乐而已。为人谋者，去苦以求乐而已，无他道矣。”人类“进化”的方向，就是“去苦以求乐”，甚至会在全球实现“大同”之后，继续“去苦求乐”，超越地球，进入“天游”之境。
就人类的居住状况而言，《大同书》有云：“太古游牧，中世室居，太平世则复为游国，如循环焉。”在康有为看来，太古游牧乃是不得已，中世的定居相对于太古已然是一种进步，而太平世向“游”的复归，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发达、物质财富极其丰富的基础之上。当时，孔子“三世说”已实现，儒学如渡河之竹筏，登岸之后，即可舍去，唯论及阴阳的易学尚可传世；神仙学与佛学将大行于世。在太平世，“人好行游，不乐常住”，不再居住在固定的房屋里，而是可以乘坐有轨的“行屋”或者无轨的“飞屋”，往来于各地。人们首先居住在山顶，后来居住到水面，最后是居住在空中，发展的极致是今天科幻片中常见的“星际旅行”——“乘光、骑电、御气而出吾地而入他星”，这就是比全球“大同”更高的“天游”境界了。
按照《大同书》的设想，居住在山顶，将是太平世第一阶段人们的普遍居住习惯。在太平世之前，大部分人“能动而不致远”，只有少数精英人士能够游历四方。而康有为就是当时极少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旅行家。正如他在晚年托吴昌硕篆刻的一枚闲章上所写：“维新百日，出亡十四年，三周大地，游遍五洲，经三十一国，行四十万里。”他在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建立保皇会，首次在全球各地的华人中建立广泛的横向联合，并曾动员全球华人反抗欧美的“排华”风潮。他的足迹触及五大洲，曾在日本看樱花，在印度大吉岭仰望喜马拉雅山，在巴黎坐热气球，在布达佩斯洗温泉浴，在北极圈内的斯瓦尔巴群岛中的埃季岛（Edge Island,康有为称“那岌岛”）到极昼景象，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城郊沙丘巴登买下Restaurangholmen岛，在岛上筑北海草堂长住，在瑞士度蜜月，在美国黄石公园泛舟，在埃及游金字塔，在耶路撒冷访哭墙，在墨西哥开银行、炒地皮…… 由于有保皇会的经费支持，他住豪华酒店，雇外国仆从，与各国上层精英谈笑风生，在生活方式上实践了自己的“求乐免苦”主张。
雁荡山 海裔/摄
《<雁荡山志>序》开篇云：“吾人生于抟抟之大地，凡大地之名山，皆当翕受之；吾人生于区区之中国，凡中国之名山，尤不可失也。”“抟抟之大地”，是康有为对近代以来的“空间革命”的深切感受，铁路、蒸汽轮船、电报、电话的发明带来“缩地”之效，使得原本相隔遥远的人群突然拉近距离，全球日益成为一个整体。《<雁荡山志>序》下一步讲述了自己游历全球名山的经历：印度的须弥（即喜马拉雅山，它也是中国的喜马拉雅山）；北美的落基山脉；“欧洲三岳”，包括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比利牛斯山，意大利、奥地利与德国之间的阿尔卑斯山以及巴尔干山脉——而“欧洲三岳”之命名，明显是运用中国视角的结果。康有为接着提到了中国的“五岳”，但修改了通常的“五岳”名单，列举出泰山、华山、嵩山、终南山以及桂林罗浮山五座名山。对于他的当世听众而言，康有为基于其全球旅行经验所作的这一系列论述不啻为“降维打击”，足以让绝大部分人感到“不明觉厉”，从而承认康有为作为权威评判者的资格。
接下来，康有为交代自己为何游历雁荡山：“久拟览天台、雁荡之胜，未能也。甲子之春，乃始游天台、雁荡。”说“久拟览天台、雁荡之胜”，确实不是场面话，早在1907年经过比利牛斯山的时候，他就想到了天台山与雁荡山。康有为勾勒了自己的行踪：从天台经大荆，进入雁荡山，在蒋叔南的陪同之下，“问斤竹涧，逾马鞍之岭，听龙湫之瀑，登雁湖之巅，入灵峰岩之奥”。在他看来，雁荡山风景的特色是“千岩万壑，竞秀争流”。康有为盛赞大龙湫瀑布，将其与匡庐（即庐山）、黄岩瀑布，以及罗浮山大瀑布作比较，称大龙湫为国内瀑布的冠冕。而灵峰与灵岩之间十数里风景，奔泉奇石相辉映，“目相接于奇石之色，丘壑之美，以吾足迹所到，全球无比，奚独中国也”。
在接下来的一段文字里，康有为将重点聚焦到天台山与雁荡山的比较上，认为二者虽然经常并称，但雁荡山泉瀑丘壑之胜，远超天台。康有为推测，天台山的盛名与其在晋、唐即开发，文人雅士吟咏较多有关，而雁荡山到宋时才开发，而且缺乏比较好的山志传世。康有为在最后一段过渡到对蒋叔南所作《雁荡山志》的赞扬，介绍了蒋叔南开发宣传雁荡山的事迹，称在他的努力之下，雁荡山将扬名天下，誉盖天台。
康有为对雁荡山虽有“全球无比，奚独中国”之评价，但他向来好作夸张之语，动辄说某地风光“甲于大地”。比如他1904年到了挪威，作诗云：“谁甲大地者，那威（即挪威——作者注）吾定评。”下一站到了瑞典斯德哥尔摩，觉得此地风光第一；后来多次游历瑞士、奥地利之后，又觉得阿尔卑斯山比斯德哥尔摩更胜一筹；1908年，康有为游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又觉得此地风光又有“冠绝大地”之处。雁荡山在康有为的精神世界中究竟占据什么地位，不能仅看字面意思，还是有必要探讨他在文本表述中所选取的参照系。
让我们来看一下康有为对于其他名山的论述。在1899年5月《游加拿大记》中，康有为如此描述北美的落基山脉：“千峰积雪，长松覆地，铁路转壳曲折，循山逾涧若长蛇。凡经雪架山洞八十余。涧桥无数。俯瞰碧湍，与雪峰相映，光景奇绝。”在1907年2月的《西班牙游记》里，康有为品评了比利牛斯山，称其山脉长度超过阿尔卑斯山，中国只有太行山与之相似（这一点明显不准确），而其四季常青的特点，只有罗浮山与之相似，衡山、庐山不及。康有为在此提到了天台山与雁荡山，说自己未曾去过，不知是否与此相似。而论“雄奇伟大”，康有为认为喜马拉雅山为第一，落基山脉为第二，安第斯山脉为第三。然而喜马拉雅山与落基山脉常年积雪，要看“千里青峰，竞秀争荣”，当数比利牛斯山与阿尔卑斯山。康有为又作诗《过比尔袅斯大山》云：“不知衡岱色，颇觉台庐索。”意思就是衡山、泰山、庐山、天台山，在比利牛斯山之旅之前均为逊色。
我们还可以对比一下康有为在1907年11月所作《瑞士游记》中对阿尔卑斯山的评价。在这篇游记中，他探讨了瑞士为何能够在山地立国，对比了印度“北有须弥而南山环海”、美国“西北有落机而余为平原”，中国“三面环大山而中为平壤”的地形，认为阿尔卑斯山居于欧洲之中，居于欧洲南北之要冲，崇山峻岭，地势独特。而中国的嵩山号称“中岳”，不足于与阿尔卑斯山作为欧洲中岳的地位相比，而泰山、华山、庐山、衡山都比较小，而且“少雪寡湖”，未能如阿尔卑斯山居于要冲之地。而欧洲东北的乌拉尔山脉，西南的比利牛斯山脉，相较于阿尔卑斯山都过于偏远。康有为又比较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风景与瑞士的风景，称“瑞士有危峰峭壁，为稍胜耳”。最后总结：“天下山水之胜美聚丽，既瑞士为第一”。
在1908年7月的《欧东阿连五国游记》中，康有为又品评了巴尔干山脉，认为其规模不及阿尔卑斯山与比利牛斯山，但仍足为“欧洲之东岳”。康有为再次赞叹阿尔卑斯山向意大利半岛的延伸“山势雄厚而浓丽冠于大地”。他品评“欧洲三岳”，不仅是就风景论风景，也是在探讨为何欧洲会形成列国并立局面，而中国很早走向一统。“欧洲三岳”对欧洲地形进行了分割，发源于“三岳”的河流流向各不相同，造成欧洲碎片化的地形，与中国三面环山、中间较平的地形大不相同。因此，中国易于统一，而欧洲易于分裂。
雁荡山 海裔/摄
由此观之，雁荡山在康有为的心目中并不低，在其1907年2月游历比利牛斯山的时候，雁荡山、天台山已经作为参照物而出现。然而，在《<雁荡山志>序》中，他提到喜马拉雅山、落基山以及“欧洲三岳”之时，都不是用来与雁荡山作直接比较，而只是用来确立他自己作为评判者的权威。在他对雁荡山景色的实际书写中，作为比较对象的是罗浮山、庐山、天台山等，尤其是天台山，是雁荡山的最直接的对标对象。康有为为蒋叔南《雁荡山志》作序“加持”，目的就是补上雁荡山缺乏文人雅士评价的短板（这是当时的印象，事实上历代文人雅士在雁荡山的吟咏题献并不少），支持雁荡山在声誉上超过天台山。
康有为游历了不少国内名山：1893年登罗浮山，1923年登华山、终南山，在1889年、1918年、1926年三度游庐山，第二次上庐山时还在黄龙寺诵读了1898年在逃亡的船上所写的遗书，感慨万千；他又在1916年秋与1922年夏两度登泰山，还一度打算在泰山建造别墅。他虽然流连于雁荡山，但对于雁荡山的感情，与对于庐山与泰山的感情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毕竟，泰山与庐山不仅有出色的风光，在人文方面，与庙堂之事更为接近。
综上所述，从康有为选取的参照系以及具体的比较方式来看，雁荡山肯定不在他眼中的全球“一线”名山（喜马拉雅山、落基山脉、安第斯山脉、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巴尔干山脉）之列；在国内名山中，康有为认为雁荡山的泉瀑丘壑有突出的优势，但雁荡山未列“五岳”，其近期的目标，是在声誉上超过天台山，至于超过泰山，则是康有为未曾设想之事。作为一位雁荡山民，我当然希望康有为对雁荡山的评价能再高一点，但既有的文本证据大概只能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雁荡山 海裔/摄
康有为为大荆王家台门撰写的门联上联“西山爽气迎双閣”，其中“双閣”指的是南閣村与北閣村，而南閣村就是我出生的村庄，大荆是我读初中的小镇。2014-2015年，当我手持康有为的欧洲游记重访他在欧洲的足迹的时候，我还没有注意到他的行踪竟然深入到了我的家乡。从中国史自身的脉络来说，康有为无疑是一位卓越的全球旅行家，他的旅行的空间范围超过了沈括、徐霞客，超过了张骞、甘英、法显、玄奘，甚至也超过了汪大渊、郑和。但更重要的是，他将一种全球性的视角，带入到对地方的考察之中，其《<雁荡山志>序》以全球为参照系，评论一座东南名山的地位，视野之宏大，令人惊叹。
康有为对中国名山的分析，在今天看来，肯定不乏盲点：他在国内的游历主要是在东部沿海与中部地区，最西不过到达广西和陕西。他还没有看过祁连山、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阿尔金山、横断山脉，没有从青藏高原上瞻仰拱卫中国的冈底斯山脉与喜马拉雅山脉——在我游历中国辽阔的亚洲内陆腹地之后，我经常被那些雄伟而庄严的山脉深深地震撼。海子在诗歌《西藏》中写道：“西藏，一块孤独的石头坐满整个天空。”这也许是我们在其他大洲都难以获得的视觉与心灵经验。
但不管康有为的具体判断是否准确，他的分析中蕴含的空间感，不仅在当时是极其稀缺的，即便在今天也是令人惊异的。康有为带着他的“儒学普遍主义”视野，环游五大洲，展开了细致的“文明互鉴”的实践。在今天，作为君主立宪理论家的康有为或许已经成为过去，但作为全球旅行家与比较文明研究者的康有为却远未过时。随着中国进一步嵌入全球空间秩序，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为全球旅行者，我们相信，康有为著述中所体现的复合的空间感将引起更大范围的兴趣和共鸣，并通过经历新时代洗礼的文化工作者，获得更为恢弘而精微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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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编辑：葛 松
责任编辑：解一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