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高校区域研究的“德性”

昝 涛*

今天，借着“红海区域研究”这个学术研讨会，我想讨论一个跟具体的实证研究关系不太大的问题，这就是高校“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定位和做法问题。在当下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其实也包括其他相关研究机构），可以看到某种提倡和推动国别区域研究（这里，我统称为“区域研究”）的努力，甚至，目前已经有声音在讨论“学科”意义上的“区域学”了。这说明，当代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已经热烈讨论了一些年的“区域研究”，似乎正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跟其他研究机构或智库不同的是，高校在其属性上主要是“学科”本位的，而放眼世界来看，传统区域研究的特点是其“非学科性”，如今要在“学科”的意义上讨论区域研究，那应该就是要“动真格儿”的了。如是，就应该考虑，在高校，区域研究的定位和做法应该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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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发展区域研究的可能性

区域研究是关于“境外”的研究，不管是研究语言、文字、宗教、文明、国家或地区的问题，区域研究首先不是本国研究。近些年来，中国教育界对区域研究的重视，虽然因素很多，但反映出的一个重要事实，就是知识界在应对涉外的现实需求方面，智识供给能力的不足，在深层意义上，实际上也反映出中国对外研究的某种薄弱状况。从国际经验来看，跟繁盛的本国研究相比，区域研究或对外研究之处于相对薄弱状态，应该是一个普遍状况，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正常状态，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必须要发展大规模的区域研究。涉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跟一国之综合国力、国家定位/地位等现实和历史因素是紧密相关的。

根据已有的对社会科学史的研究，在美国的主流社会科学领域之内，也是长期缺乏对涉外研究的学术兴趣的，这是大学里坚持“学科”本位的主流社会科学的普遍特点，对它们来说，区域研究往往是从属性的，一定意义上是从本国研究出发的学术范式的“延伸”，也即是说，区域研究主要是被用来验证由本国经验提出的理论和范式。不过，对中国来说，这一点几乎又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可以成功地“讲好中国故事”，也就是说，我们的本国研究，在理论、范式和话语方面，其实也是深受国外尤其是美国的主流社会科学的影响，甚至就是其“延伸”，因此，虽然我们的本国研究在体量上也占据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大部分，但由于其先天对西方范式和话语的依赖性与依附性，故并不能延伸影响到本国的区域研究。换句话说，我们的本国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多个学科，在源头上就是（现在依然是）效法和追随西方的，我们的并不发达的区域研究也是这样。

燕南园66号院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长期以来在自己的主流学术传统和人才培养体系中，由于历史传统、地理环境和语言等因素，我们没有发达的对外研究或海外知识的系统积累；此外，中国也不是个移民国家，也就是说，中国可以调用的对外研究的历史和现实资源本来就少。而问题是，当代中国自身的全方位发展速度之快，又大大超过了以往相关知识和理论发展的速度。既然，在国内外高校中，区域研究都是主流的传统学科所不热衷的事物，那么，看起来并不冷寂的、涉外的区域研究又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简单来说，就是现实的需要。这现实需求，既有商业资本主义性质的，比如大企业的海外拓展，也有国家权力的，比如，服务于国家的对外策略或战略，等等。冷战期间，美国的区域研究就是在来自政府或企业基金会的资本及现实需求下，获得了巨大发展的。

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后，在大企业的资助下，日本的中东研究也快速发展起来。这些都是现实需求促进一国特别是其高校的区域研究发展的明证。易言之，在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中要发展区域研究，无论是在非学科的、还是在学科的意义上，大概都离不开来自高校之外的某些现实需求的强大推动和助力。这是讨论高校的区域研究发展之可能性时，不能被忘记的一个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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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区域研究的特殊性

虽然历史的经验表明，区域研究最终是推动了高校多学科及交叉学科研究的发展，使高校的学科建设受益了，但是，大学的主流传统人文社会学科自身仍没有发展区域研究的主动性，这就是前述所谓大学的学科本位属性的问题。但在大学的行政体制层面，还是会在特定的时期愿意支持区域研究，因为，在国家和社会发展到某个阶段时，对区域研究的需求与兴趣会迅速增多，提供这方面的知识产品自然会为学校带来更多的资源和声望。换句话说，大部分的区域研究天然是非学科属性的，因此，只有依靠某些外力的助推，它才能在大学里得到发展。

因此，从大学的角度说，区域研究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传统学科意义上的学科归属不清晰，二是来自传统大学/学问定位的挑战，即区域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往往被视为一种过于关注现实的知识生产，是一种与大学传统的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所追求的中立性和客观性不太一致的事物，毕竟，在过去，智识生活早已成为了一种大学里的“政治正确”、一种传统，即便是服务于现实，大学可能也会做得比较“含蓄”。但大学里除了传统的大学科，并非只有直接服务于现实需求的区域研究，大学还有看起来和现实离得很远的区域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应该就是所谓的“东方学”。顾名思义，“东方学”是关于东方的学问，源头也是在西方，就其传统来说，主要是语文学（philology）。不过，由于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年)对“东方学”（Orientalism，其实是东方主义）的批判影响力太大，加之他所关注的“东方主义”被很多人等同于“东方学”，这就造成了对东方学的简单化理解，好像“东方学”都是直接服务于殖民-帝国主义的物质或意识形态利益的学术或学说。实际上，萨义德所批判的那部分，并不是研究古代东方的语文学，就像我的老师、土耳其著名历史学家图逸姗(Isenbike Togan)教授所言，如果没有语文学的那种科学的东方学学术，很多文献我们可能至今还无法准确阅读，遑论深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大学里的“东方学”中也有并不太直接服务于现实的像语文学、历史学等较为纯学术的、科学的部分。而这部分其实也在广义上属于区域研究，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区域研究的基础研究部分。

从现在国内高校的局面看，它们虽然不如传统西方的东方学那么发达，但仍散落在历史学特别是世界历史及外国语言文学等“学科”之中。再者，从西方大学的区域研究的发展史来看，除了我们提到的关于服务于国家或资本的现实利益与需求的知识，除了语文学或历史学意义上的、科学的“东方学”，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那就是衍生自大学传统的智识主义的批判精神，也就是说，大学的区域研究不只是服务于现实，它也批判现实。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牛可教授关于美国社会科学史的研究，一再证明这种批判性的存在。这种批判性，不只是指向现实政策，也指向智识活动本身。通过这种批判，我们或可摆脱既有框架的束缚和偏见，从而更好地理解区域与文明。此外，这种批判，也在某种程度上确保了区域研究在大学智识生活中的某种“合道性”（legitimacy），可能这也是大学的区域研究的一个独特方面。下面，我举例子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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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研究的例子

（1）《史记·匈奴列传》 区域研究虽然是近代学术范畴的内容，但是在古代也可以找到某些有益的参考。如果要挖掘中国历史上区域研究的传统，单从研究“异己”的角度来说，2000多年前，司马迁对匈奴的记载和描述，或许算是开创了某种“范式”。《史记·匈奴列传》所建构的阐述方式，成为之后其他中国历史著作记载北方民族和亚洲内陆诸国的范例。按照美国学者狄宇宙的观点，这个“范式”至少有两个层次：一是在民族志历史的意义上搞清楚北方游牧民族的实际情况；二是以理性化的方式将北方游牧民族纳入中国历史的范畴（从血统与宇宙论两个角度），从而消解中原王朝对其（匈奴）因陌生感而产生的恐惧感，使其被置于一个能够被理解和控制的知识谱系之下。在关于匈奴人的描述方面，司马迁的首要目的是做客观的“研究”。按照狄宇宙的看法，对于匈奴，后来的班固实际上比司马迁表现得更具有“战斗性”和“进攻性”，相比较而言，司马迁更像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比如，班固具有强烈的贬损性描述，说匈奴“人面兽心”，而司马迁并未表现出此种强烈的道德批判，从“匈奴列传”在《史记》篇目中的顺序也可以看出，司马迁主要还是基于记事的“方便”、而不是根据什么意识形态或道德好恶进行安排的。

更不必说，《史记·匈奴列传》中，还借一个服务于匈奴的名叫中行说的汉人之口，给与“他者”某种发声的机会：“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其约束轻，易行也。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详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乃易姓，皆从此类。且礼义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极，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筑城郭以自备，故其民急则不习战功，缓则罢於作业。嗟土室之人，顾无多辞，令喋喋而占々，冠固何当？” 

（2）《红海：寻找失落的空间》 阿里克谢·维克（Alexis Wick）是一个80后的青年学者，他2010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曾任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助理教授，现在任职于土耳其考赤大学。维克在2016年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出版了一本书，叫《红海：寻找失落的空间》 （The Red Sea：in Search of Lost Space），这一研究呈现出是一种很有趣的进路，尤其是对传统历史学的史料的理解非常不一样，包括对档案的理解也很不一样。但更重要的是，作为区域研究的一个例子，他还表现出明显的批判性。一般的历史学研究，都是根据史料，分析和解读一个史实意义上的问题。那么，在一般情况下，那个作为研究对象的问题应该是存在的，甚至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但维克关于奥斯曼帝国“红海地区”的研究，是从“无”开始的，简单来说就是，维克发现并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熟悉的红海地区，作为奥斯曼帝国长期控制的“内海”，它竟然没有作为一个区域研究意义上的对象而存在？也就是说，为什么在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一个“红海区域/地区”的分类存在，以及为什么在以往的区域研究中没有人提出研究“奥斯曼帝国的红海区域史”？而更晚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史料中出现的红海这样一个区域划分，是从外部也就是西方借用来的，不是奥斯曼的。所以，维克的这个问题很清楚：为什么没有？他不是在研究奥斯曼帝国的红海“战略”，或者这个地区发生了什么大事。

The Red Sea：in Search of Lost Space封面

在这本200多页的英文书里，作者以很大的篇幅讨论了一些看似边缘的问题，比如，近代的历史学、地理学这些长期被视为客观的、科学的“学科”是怎么出现的？这些学科和殖民主义、欧洲帝国的历史关系是什么？为了研究“为什么没有”，作者还讨论了有关奥斯曼帝国的史学史。这本书给我们的启发是多方面的。

大概在18世纪末以前，奥斯曼帝国并没有一个整体意义上的“红海区域”这个概念，只有苏伊士海（Bahr-ı Süveys）、库勒祖姆海（Bahr-ı Kulzum）、麦加海（Bahr-ı Mekka）、希贾兹海（Bahr el Hedjaas）、吉达海（Bahr el Judda）、也门海（Bahr el Yemen）这样的划分。看得出来，这些名称是跟当时红海周边的一些重要的城市联系在一起的，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北方、中间和南方这几个区域，而没有一个总体的红海概念。在奥斯曼时代，总体的红海（Bahr-ı Ahmer）的概念偶尔出现过，是在1799/1800年，但是，主要地实际上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才比较多出现。以前，土耳其人用的那些名字都是阿拉伯语的，现代土耳其语的“红色的海”（Kızıl Deniz）是一种翻译。

在讨论为什么没有奥斯曼帝国的红海区域研究这个问题时，维克探讨了与奥斯曼帝国有关的史学史及其预设。首先，因为红海被现代人认为是“海洋”，而海洋的属性是欧洲的尤其是现代性的专属。其次，奥斯曼国家被视为伊斯兰国家，而欧洲人的长期观念是，伊斯兰和海洋是不相融的，作为伊斯兰国家的奥斯曼帝国的专有属性是陆地的，而欧洲人认为，这个陆上帝国的经济哲学，主要就是确保一些核心地区或部门的供应，比如说首都、军队、国家官僚体系等，所以，被认为和海洋有关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都和奥斯曼帝国没关系；再次，与红海这个地方的位置有关，红海正好处在欧洲地理学的两个区域的分界线上，即阿拉伯地区和非洲的分界线，所以，长期没有办法建设一个独立的、整体的红海区域观。维克指出，另外一个因素是，在现代，红海也没有成为某一个民族国家所专有的区域，因此，红海不可能出现在一个国家的档案里。基于上述原因，维克解释，在奥斯曼帝国历史的研究中，为什么红海区域没有被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这本书的核心部分是第三部分。奇特的是，维克就用了一篇史料，是1777年的10页左右的原始资料，而这竟是支撑他这本书的最重要史料。一般情况下，我们做传统的历史学研究，都是要尽可能地占有史料，用这么一篇简短的史料来支撑一篇博士论文，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维克的视角不一样。首先就是“文本化”。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常见的基本方法，就是区分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一手资料的用处，主要是搞清具体的史实和原委，二手资料则被视为是一种“叙事”，维克说这个区分是可以打破的，这样的话，一手资料也可以被当作“叙事”，这就是所谓的“文本化”，它的用途就不再是针对史学家关心的所谓特定具体的史实，而可能是和其他不太具体的问题有关。其次，维克推崇对文本的“过度阅读”（over reading），具体说，就是慢读（slow reading）和深读(deep reading)的结合。维克希望用一篇简短的普通史料做什么呢？当然，他不想讨论奥斯曼帝国的所谓红海战略之类的问题，而是把这个普通的史料/文本“日常化”，也就是，把它当成奥斯曼帝国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像传统史学所做的那样刻意地要去寻找某个特殊的“事件”、人为地对史料进行剪裁，而是要对这份普通的历史文本里的每一个字及其背后所蕴含的信息，都如实地解析出来，从而建立一个有关奥斯曼帝国的“红海区域”的日常图景。而这个10页左右的文本反映出来的信息，竟可以支撑一个很大的场面，其中包括了奥斯曼帝国的日常生活、政治运作的机制，关于这个地区，奥斯曼政府关心的是什么，奥斯曼人对所谓的“红海”地区，虽然没有整体观念，但有其特殊的观念，甚至，在这个文本反映出来的信息中，还包括了红海的生态、洋流、造船业，等等。而这个文本，显然不是为了全面地讨论这些问题，而只是在涉及某个具体问题的时候，不经意地附带的相关历史信息，而对叙事的主体来说，这些都是历史的常识。就文本涉及的具体“事件”来说，也不是什么战争或冲突，而是一个国家管理者日常要处理的事务，简单来说，就是苏丹政府让埃及的总督去购买比较便宜的船。这就和我最近研究的穆斯林朝觐问题有关。

1517年以后，奥斯曼帝国把包括圣城麦加在内的大部分阿拉伯地区纳入了自己的版图。因为有麦加，红海这个地区，对奥斯曼帝国来说就有了特殊意义。作为理论上全体穆斯林的哈里发，奥斯曼帝国的皇帝，就必须维护其权威，这首先就是在多个方面要确保与麦加有关的事务能够顺利进行。在维克使用的这个文本中，奥斯曼中央关心的问题，就是让埃及的总督去买相对比较便宜的船，用途是确保圣城的粮食等日常供应。为什么皇帝要强调买相对比较便宜的船？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当时发生了第五次俄土战争，奥斯曼帝国财政日益困难，所以，在这个文本里，身份尊贵的皇帝要强调船的价格要公道。以上就是维克这一研究的大致情况。对今天的区域研究来说，不管是研究过去还是关注现在，人们大多喜欢强调研究的“用处”，比如，是为了某某战略，是有利于某种利益，等等。但维克的这个研究，显然不想讨论奥斯曼帝国到底如何“经略”红海，那是麦金德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出现后，欧洲殖民主义的“帝国之眼”的关切。而维克的目的似乎相反，也就是想通过讨论为什么之前没有关于奥斯曼帝国红海的区域研究，来揭露所谓客观的近代历史学与地理学的本质，以及它们与近代欧洲殖民帝国主义的关系，奥斯曼帝国“红海区域”的“不在场”，恰恰反映出欧洲殖民-帝国主义学术对非西方的偏见（非客观性与非中立性）。那么，难道没有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关于红海区域历史的叙述吗？通过解读那篇简短的奥斯曼帝国文本，维克认为是可能的，即便奥斯曼人长期没有关于红海区域的整体性观念，但是，奥斯曼人对这个“区域”有其自己的关切，而这个关切，不是一个帝国主义的思维，也就说，在奥斯曼帝国的日常生活里，对红海这个“区域”，不是一般“区域研究”理解的帝国中央如何控制或经略某个地方的问题或思路，而是一系列关系的叠加。阿列克谢·维克（Alexis Wick）从奥斯曼帝国时代的红海区域历史出发，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和学科的深刻批判，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批判性区域研究的一个非常好的案例。此种类型研究的存在，使得区域研究有了某种“德性”。 

（3）现代早期中国知识精英的土耳其研究下面，我讲另外一个例子，这就是现代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对土耳其的关注与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被称为“东亚病夫”，而在更早的时候，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已被称为“欧洲病夫”。在没有实质性的接触和交往的情况下，土耳其对近现代中国的意义何在？应该说，它是众多“镜子”之一，而且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镜子”，从19世纪末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一直在努力寻找不同的“镜子”，俄国、波兰、日本都是，但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土耳其。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与土耳其的近现代命运更为相似，但土耳其的自强运动和反帝反封建革命也比当时的中国更早、更成功。大致上从康有为开始，有很多中国人致力于探讨奥斯曼-土耳其的历史教训和成功经验。康有为看到的是奥斯曼帝国从强大走向贫弱的教训。

凯末尔

1908年青年土耳其革命的成功，一战后凯末尔民族独立运动的胜利与现代化改革的成效，则令先进的中国人不免心生艳羡。1927年，柳克述出版了《新土耳其》，1929年，柳克述在原著的基础上出版了《土耳其革命史》；1927年12月，梁启超鸿雁传书于梁思成、林徽因，建议他们回国途中能去一趟土耳其，到土耳其考察并代购关于土耳其的书籍。1937年，戴望舒编著的《现代土耳其政治》出版。在上述过程中，中国的知识界先后提出“新化”、“欧化”、“西化”等主张，到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知识界又提出了“现代化”的口号。柳克述在《新土耳其》一书中首次将“现代化”与“西化”相提并论，他把土耳其仿效欧美的政体改革，以及摈弃本土文化传统的变革视为“现代化”。1931年7月，《申报月刊》出了一期“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显然，中国人在当时对土耳其的兴趣，主要是出于寻找中国自身出路的需要，成功地进行了民族独立运动和现代化改革的土耳其，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榜样”。柳克述强调中、土同病相怜，但结果不同，他在《新土耳其》中说：“可是到了这几年来，近东方面的那位兄弟力自振奋，竟能霍然病已；最惭愧的只是僭称哥哥的我们，一向依然故我！纵未获以身作则，宁不能见贤思齐？我中国的志士仁人，其将何以善自处呢？”“已过去的政治、经济、司法、外交各种地位论，土耳其与中国最相类似；现在中国状况尚陷纷乱，而土耳其对内对外的革命却已告一段落：艰苦卓绝，卒底于成！尤觉处处可供参考，事事可资效法。”柳克述在1929年出版的《土耳其革命史》中再次忧心忡忡地说：“吾华受国际帝国主义侵略有年，一切一切，均与土耳其有同病；今土耳其人努力革命。已能独立自由，反观吾人，何以自处？诗有之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丁此艰危，愿我新时代之国人其共勉之！”柳克述写《新土耳其》及《土耳其革命史》，除了有希望以土耳其的独立于变革成就来激励和唤醒中国民众的愿望之外，还有一种别样的世界意识，如其所言：“然而帝国主义究竟不能万寿无疆，弱小民族亦终有觉醒之日，故在本世纪中，土耳其曾先后发生两度热烈之革命：其一在一九0八年；又其一则起自一九一九年，以迄于一九二三年土耳其民主国之成立。”虽然在当年对土耳其的研究，很少能够达到利用一手资料进行学术研究之目的，今日也已绝少从事类似的研究。但从当时中国自身情景出发的问题意识，使中国知识精英对土耳其的观察可谓入木三分。这种形态的国别区域研究，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关注另外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既不同于西方人的东方主义，也不是今日的纯学院派的研究，但它仍留下丰富的思想遗产，比如共情意识、平等视野，等等。改革开放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著名史学家罗荣渠先生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并开创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继承了现代早期中国知识精英研究“他山之石”的思想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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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区域研究的“德性”

我以为，从以上他山之石和历史经验延伸开去，可能使区域国别研究拥有某种“道德性”。道德性，或者简单地说，德性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普遍特征。也就是说，人类对自己的言行不只是有直接的利益关切和考量，而且还有道德的考虑。“德性”与羞耻心、分寸感和良知有关。比如，虽然大学都非常关心升学率、创收、科研经费等“实在”的东西，但在一般情况下，大学还是会将办学理念或目标叙述得更为“高、大、上”，比如，现代教育家梅贻琦就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句话，而这里面的“大师”，显然是就学术与学问来说的，不是用权位或经费的标准来衡量的。大学的这个特征，体现也迎合了很多人内心不曾泯灭的对德性的某种坚守，或者就是所谓的“情怀”。换句话说，一般人也不会喜欢一所赤裸裸地展现其铜臭味儿的、媚俗的大学。近些年来，社会上对大学校长形象的日益关注，对开学、毕业季的各种大学里的演讲，传阅者甚众，这其中也体现出社会大众对大学的期待。归根到底，还是那句老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了解了大学的上述特征，就不难体会，在大学里搞具有强烈现实关切的区域研究，是应该符合或至少要考虑到大学的一般特点的，也就是要考虑到大学不同于党政机关及其附属研究机构的诸多方面。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他同时强调，“学习就必须求真学问，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不能满足于碎片化的信息、快餐化的知识。”这提醒我们，大学要服务国家与社会，必须通过求真学问、求真理来实现，要甘于“板凳要坐十年冷”，不能满足于搞短平快的事务。所以，高校进行区域国别研究，应该发挥与一般性社会智库不同的优势，高校的优势主要是体现为长期性和战略性的学科积累。高校的区域国别研究应该侧重对一些基础性或根本性问题的研究。比如，一般的社会智库可能会面临很多应急性的问题，而高校的区域国别研究更侧重于像是民族心理、社会文化、历史记忆、地缘战略等问题。不能否认的是，近些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领域中不断有人提要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就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它使人很快意识到，以往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区域和国别的研究，远远跟不上国家战略的现实需求。而从高校的角度来说，要对接这样的现实需求，就得结合自身的学科传统和优势。

在近年来关于高校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建设的讨论中，可以听到一些基本的共识，比如，很多专家提出，要重视语言、历史等基础学科的作用，要在人才培养中强化通识教育，要走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路子，要重视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学术交流和教育合作，等等。这些共识都鲜明地体现出高校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特色和底色，有利于避免搞短平快的操作，也是未来中国高校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建设需要高度重视的。202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国际传播力的建设，自然离不开区域研究。从这个方面来看，大学可以发挥其重要且特殊的角色。但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接受方毕竟基本上都是被欧美传统的学术话语和理论体系覆盖和长期影响的地方，他们对世界尤其是对中国的认知，往往也是基于西方的意识形态成见和话语体系，这是一个短期内难以改变的现状。这就提出了区域研究如何助力“民心相通”的问题。中国从来不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相反，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国家，中国是长期深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之苦的国家，对亚非拉国家和人民，天然地有着第三世界立场的共情，在进行“区域国别研究”时，也需要有这样一种自觉意识。

罗荣渠先生开创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也可以被视为自觉地以第三世界立场进行的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探索。就区域研究本身来说，人们基于所谓“国际经验”对区域研究的理解，主要也是区域研究曾经服务于殖民-帝国主义的一面。对这一面的反思，也已经使得传统的区域研究在现有的国际学术体系中发生了转型，概言之，这个转型有两个特征，一个是走向国际研究或全球研究（Global Studies / Transnational Studies / International  Studies），另一个就是呈现出鲜明且内在的后现代、后殖民批评的特征。如今，我们普遍使用“区域研究”这个旧时代的旧标签，并赋予其过多服务于现实政策的色彩，就需要意识到这个标签所具有的那些“负面性”的历史遗产。不过，到目前为止，人们还较少注意我在前面提到的中国要搞的“区域国别研究”和西方更早实践过的“区域研究”之间的时空错位与差异性。认识到这一点，或可使我们在承认西方以往区域研究中的历史成果的同时，得以避免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留在其中的负面遗产。这里我们可以假设一个未来的虚拟研究对象来继续分析：我们以往传统的丝绸之路研究主要是中西交通史和唐中期（8世纪中期）之前的西域研究，就学科参与看，中国传统的丝绸之路研究主要是考古、历史、文献等学科为主。

在未来，我国高校开展丝绸之路相关区域国别研究，或可在如下几个领域取得进展：第一，更多采用多语种资料和多学科及跨学科的方法对8世纪中期以后的丝绸之路进行深入研究；第二，在全球史的视域下同时研究海洋和陆地丝绸之路贸易；第三，从区域/国别研究、经济、金融、国际法、国际关系等角度研究目前涉及的重大现实问题；第四，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高度上，研究我国相关倡议，赋予其能够为世界所理解和接受的学理内涵，服务于我国软实力建设；第五，近年来源于欧美的一些与传统丝绸之路研究、内陆亚洲区域研究密切相关的新观点不断出现（比如所谓的“新清史”），高校进行相关同主题的研究时需要关注这些新观点，并进行及时的探讨和回应；第六，在比较研究的意义上，最终回归到关于建构中国自身的认同/身份（identity）的问题上来。大学的区域研究，应该是既包括了对策研究，更具有基础研究的特点。而从国家和社会对大学的一般期待来看，大学的那种非功利性的德性是同样重要的，而在这个方面，大学里区域研究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硬核”部分，就是确保大学的区域研究不同于一般智库工作的部分，是确保大学区域研究之特色、底色或“德性”的部分，是其基于大学智识生活传统的“德性”。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研究，离不开对这些前提性问题的关注。

作者简介

昝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奥斯曼-土耳其近现代史、中东问题等。著有《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等，发表论文数十篇。

本文以“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建设如何走出新路”为题首发于《光明日报》2022年1月15日10版，此处为作者原稿。未经作者同意，请勿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