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葛兰西何以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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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65617/antonio-gramsci-live-resist-book-review-unlikely-persistence

安东尼奥·葛兰西何以历久弥新

作者：托马斯·梅尼（Thomas Meaney）

译者：陈映彤

法意导言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一生充满了奋斗和抵抗的色彩，为了实现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他提出了文化霸权理论、文化领导权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柏林洪堡大学的教授托马斯·梅尼（Thomas Meaney）于2022年3月30日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发表了《安东尼奥·葛兰西何以历久弥新》（The Unlikely Persistence of Antonio Gramsci）一文，分析了葛兰西的成长背景、其后的成就，以及之间的关系，描述了其在意大利社会变革中度过的坎坷一生，指出了现有葛兰西传记研究的不足和原因。最后，作者认为，当代左派有向葛兰西思想回归的趋势，尽管葛兰西思想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其仍然值得当代借鉴。

一直到现代，撒丁岛都具有殖民地的一切特征。岛内陆的高地仍然被称为“Barbagia”，这个词来自希腊语，意为野蛮人。十九世纪，皮埃蒙特的资本家为了修建大陆的铁路在撒丁岛上采伐木材。对于欧洲旅行的旅客而言，岛上居住的土著人是一大景点，他们将其视为好奇的原始人样本。直至1900年，岛上收割田地的工作仍由人力完成。这里的虫灾非常严重，疟疾肆虐，霍乱经常爆发。在农民的想象中，狼人在这片土地上游荡，村里的妇女把自己变成猫也不是什么新鲜事。20世纪20年代，当D.H.劳伦斯经过这个岛时，他很高兴自己发现了一个“在文明的圈子之外”的民族。这个岛国显然不是知识分子的沃土，更不是二十世纪最原始的政治思想家之一的沃土。然而，这确实是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故乡。

安东尼奥·葛兰西在撒丁岛度过了近乎野性的童年，这使他有别于战时其他大多数共产主义革命家，因为后者大多来自城市。他的父亲在意大利王国担任国家官员时因贪污小钱而入狱；他的母亲靠缝补衣服为生。在他四岁的时候，他背上的疖子开始出血，他差点失血而死。他的母亲买了一块裹尸布和一口小棺材，在他剩下的青春岁月里，这些东西一直放在家里的一角。

正如葛兰西最新的传记作者、法国历史学家Jean-Yves Frétigné在《活着就是为了抵抗：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一生》一书中所述，葛兰西每天都要被扣在一个挂在房梁上的皮套装置上几个小时，目的是修复他的脊椎。他通过考验自己的耐力来磨炼自己，比如用石头把手指敲出血。他养了一只宠物鹰，并以撒丁岛的强盗乔瓦尼·托卢为偶像，这个人将了当地的宪兵队一军。在学校里，他是个叛逆和无礼的人。有一次，他与一位老师发生了争执，因为这位老师不相信葛兰西发现了一只畸形的、像蛇一样有脚的蜥蜴，而葛兰西说：“那是一种斑点蜥蜴。”

图为Jean-Yves Frétigné所著：

《活着就是为了抵抗：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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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的卑微出身常常被认为是他政治殉道的一个特点，他的一生注定为悲剧事业而牺牲，而他早年的不幸也给他这一生蒙上许多污点。任何当代传记都必须澄清大量关于葛兰西的神话，但仍然有这样的问题：一个来自这样如此背景的孩子，怎么做到在他被意大利法西斯监禁至死的85年后，他所提的大量概念（比如“霸权”、“消极革命”等）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在西欧革命爆发之际，他是如何化解消极情绪，与他人一起创建意大利共产党？

年轻时，葛兰西是他日后大力剖析的社会动力学（social dynamics）的受益者。20世纪初，意大利资产阶级决意维护其对工人阶级的控制，而工人阶级已经开始形成一种更有组织的、针对其实业雇主的反抗运动。北方资本家不惜动用军队和雇佣军在最后关头镇压动乱。但是，还有一个比完全统治更有效、在道义上更可取的选择：霸权主义。

正如葛兰西后来所定义的那样，霸权是社会中的一个领导阶级或群体确保其权力的手段，它与完全的“社会控制”不同。在现代欧洲，实现社会等级制度的合法化的最佳途径是：精英费尽心思征求部分民众的同意，而不是直接要求民众臣服。巩固霸权的一种有效方法是，确定维护统治剥削阶级的的机制。这个机制的最佳之处有一个漂亮的称号：议会民主。意大利资本家依靠的是一群国家舆论制造者，他们会温和地表明改革的必要性，在其他方面则将人们的政治想象力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他们招募各省有才华的青年教师、记者和官员，葛兰西就是这些学生中的一员。他的政治激情源于撒丁岛的分离主义，但就像当时和现在的许多乡里人一样，他对知识的热情最初是被自由人文主义者点燃的。1911年，他获得奖学金进入都灵大学，开始投身于文学研究和语言学。他坚定的学习决心和教授们对他的培养，使他成为那一代的主要语言学家。

然而，他周围的政治动荡不可忽视。当时的都灵是意大利的底特律，是欧洲大陆工业集中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在那里，他遇到了庞大的社会主义者关系网，还有一个由一些有魅力的人领导的充满活力、激进的报刊媒体。葛兰西在《阿凡提日报》上阅读了贝尼托·墨索里尼的专栏，这个人因反对意大利在利比亚的殖民活动而声名鹊起。最后，他在那不勒斯遇见了阿玛迪·博尔迪加（Amadeo Bordiga）。他来自政治家庭，是葛兰西未来的伙伴中最固执的一个，同时，他也是一个数学天才和天赋异禀的劳工组织者。他们将一起工作，并在以后的岁月里经历分分合合。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的团结。墨索里尼先是反对介入冲突，然后提议“积极”中立，之后发起了一场激烈的运动，要求意大利加入盟国一方。和德国的罗莎·卢森堡一样，博尔迪加坚决反对国家精英之间的冲突发生在工人身上。葛兰西起初支持墨索里尼，这使得许多意大利激进分子不信任他，他花了很多年才博回这些人的信任。战争期间，俄国革命的爆发使意大利左派更加迷失。葛兰西和博尔迪加意识到社会主义者一直在做错事：作为一个庞大、不可操纵的政党的一员，致力于改革资本主义，在议会中无所事事是没有用的。布尔什维克为他们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1919年和1920年的 “红色两年”期间，都灵工人控制了几个工厂。在许多人看来，革命已经来到了意大利北部。葛兰西在菲亚特工厂发表了演讲。但是，1921年葛兰西和博尔迪加以及另外一些人在利沃诺脱离社会主义者，成立了意大利共产党，都灵工人的罢工已经被工厂老板压制，欧洲左派也陷入混乱。意大利激进分子眼看着德国共产党被包括社会主义民主人士在内的建制派联盟击溃。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运动在国内日渐壮大。葛兰西和博尔迪加最初把法西斯主义误认为是城市小资产阶级戏剧般的最后喘息。博尔迪加喜欢夸张地效忠于马克思主义原则，对他而言，一旦资本主义被扫地出门时，他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武装良好的共产党。相比之下，由于在都灵的经历，葛兰西将政治视为一个更不确定的战场。他认为，共产党人需要有更长远的眼光，需要发展自己的道德和文化。

1922年，葛兰西和博尔迪加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的一次全体会议。对葛兰西来说，这个城市是一个新的世界，特别对于他的情感而言。在他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之后，他在疗养院度过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遇到了俄罗斯小提琴家朱莉娅·舒赫特，并和她生了两个儿子。弗雷蒂涅（Frétigné）的报告里说，葛兰西在疗养院期间，其他病人认为他是撒丁岛的野蛮人，于是都与这个胡言乱语的人保持距离。此后，博尔迪加回到了意大利，而葛兰西作为意大利在国际上的代表留在了莫斯科，他和列宁走得更近了。

意大利的法西斯风暴比葛兰西预想的还要糟糕。1922年秋，墨索里尼成为了总理。两年后，葛兰西在克里姆林宫的支持下回到了意大利并控制了共产党。葛兰西当选为意大利议会的共产党员。他在参议院与墨索里尼针锋相对，不断地揭露墨索里尼的意图和基础言论，激怒了墨索里尼。1926年，墨索里尼在罗马的寓所逮捕了他的老战友葛兰西。在法西斯主义的审判中，检察官宣称：“我们必须让这颗头脑停止工作20年。”

图为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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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感谢墨索里尼使葛兰西从实战者蜕变为理论家。法西斯的监狱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大学。葛兰西开始讲授历史和文学课程，将他学生时期的阅读记录与在游击队的经验结合起来。囚犯们成了学生，许多前共产党员很难相信这个声音尖利的小个子男人是葛兰西。

葛兰西称他早期在监狱里的日子是“一部奇妙的小说”，因为他能接触到法西斯国家的各种敌人。他被放逐到乌斯蒂卡并与不久后入狱的博尔迪加和解，他们两人一起教导囚犯。1919年“红色两年”期间，葛兰西在都灵认识了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这个人如今是剑桥大学的教授，实际上是葛兰西的私人图书管理员：葛兰西得以订购欧洲和英国各地的书籍，所以他转狱时留下了许多书。

20世纪40年代，他与斯拉法和舒赫特在那些年间的信件才被曝光，他和斯拉法之间的信件比较少，也比较枯燥，政治性比较强，但是他写给朱莉娅的信件比较私人，内容也比较丰富。现在这些信件已经成为欧洲文学的经典。葛兰西在入狱两年后给他的姐姐写信道：“如今我似乎被看做是一个可怕的人，因为我让这个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封信也是葛兰西对抗绝望的方法之一。1928年，葛兰西处于低谷时写道：“当我观察那些在监狱里呆了五年、八年或十年的人，观察他们的思想是如何变得扭曲的，我不寒而栗地想道我将会怎样。”“至少其中一些人在开始的时候也觉得他们是不会屈服的。”

在他的信件中，葛兰西研究各方面的理论。相比于信件，葛兰西的《狱中札记》——这本约3000页的笔记，体现了他更深刻的政治思考，对这本书的解读和注释是如今一个主要的学术产业。葛兰西很少详尽地阐述他最著名的概念，相反，他会对新的概念有很详细的阐述和理解。葛兰西用“被动革命”一词描述欧洲的资产阶级在不改变社会的基本等级制度的前提下，通过真正的社会变革来应对资本主义危机，这个词是他从那不勒斯的原自由主义作家文森佐·库克（Vincenzo Cuoco）那里提取出来的；“历史集团”是葛兰西用来形容决定社会进程的社会集团的转变；而“霸权”是指一种权力，它不是单独来自经济、政治或文化领域，而是来自每个领域的元素结合和相互补充的方式。对葛兰西来说，文化是一张由社会关系和思维习惯织成的厚网，这张网使资产阶级能在不经常诉诸暴力的情况下进行统治。葛兰西写道：“我们必须为新的文化而斗争，即为一种新的道德生活而斗争，这种生活必须与一种新的生活直觉紧密相连，直到它成为新的感受和观察现实的方式。”

葛兰西只有在莫斯科的时候才能体验到类似这种新的感受方式。至少在理论上，他只需要签署一份承诺停止一切政治活动的文件，他就可以离开监狱，但他拒绝这样做，直到1934年病危。1937年，在医院接受了两年多的监视后，他在罗马死于脑溢血。二战后，这位法西斯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圣徒，当时他与莫斯科的暧昧关系使他成为团结不同派别的纽带。

20世纪90年代，在左倾的西方精英和学者为福柯倾倒之前，许多人都迷恋葛兰西。由于英国新左派的翻译，葛兰西在70年代脱颖而出并渐渐为各国人所知晓。葛兰西和福柯令人钦佩有着相似原因：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思想持批判态度；他们都提出了比传统阶级分析更广泛的权力概念；他们似乎都被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同化（葛兰西是因为他独特的传记和个人风格；福柯是因为他对“自我”的关注）；他们都强调知识分子在社会秩序中的重要性。葛兰西在某种程度上将文化领域置于政治和经济领域之上，这样的想法能够佐证至少两代教授对唯物主义的反感，也保持了他们名义上的激进主义。

这个版本的葛兰西传记是如何产生的？都灵历史学家安吉洛·德奥尔西（Angelo D'Orsi）在2017年出版的《葛兰西新传》（Gramsci, una nuova biografia）中，详细介绍了葛兰西曾经的战友帕米罗·托里亚蒂（Parmiro Togliatti）是如何推崇葛兰西的。作为战后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二战后，托里亚蒂负责分发葛兰西的著作。1945年，这个战前微不足道的非法政党膨胀为西欧最大的共产党，拥有200多万成员。意大利共产党人比希腊的共产党人更有能力接管整个国家。该运动的规模和能力使杜鲁门政府感到恐惧，也因此干预了1948年美国战后的第一次选举，以确保基督教民主党人当选。托里亚蒂没有抓住共产党人的势头，一部分是因为他在战争期间一直处于流亡状态，没有取得一支其他共产主义游击队的指挥权。托里亚蒂没有集中精力夺取政权，而是倾向于温和地与基督教民主党合作，并打击自己队伍中的激进分子。

共产党确实做到了一些：几十年来，意大利有一种真正的非传统文化，人们可以在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之外，以政治化的方式接受历史、艺术、文学和经济方面的教育。然而，为了这个目的，托里亚蒂压制了诸如葛兰西的革命承诺、葛兰西与博尔迪加的友谊以及他在狱中对斯大林的批评等言论的传播。因此，人人都认同的殉道者、文化领袖葛兰西诞生了。

尽管弗雷蒂涅（Frétigné）和德奥尔西（D'Orsi）都为他们的传记带来了丰富的新材料和高度的精确性，但他们都没能像Domenico Zucàro和Giuseppe Fiori早期对葛兰西的生活的描述那样，把葛兰西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这些老作家的优势在于能够采访到葛兰西的朋友和熟人，并且写得更有文学性。弗雷蒂涅（Frétigné）和德奥尔西（D'Orsi）并没有将葛兰西的生活和思想串联起来，而是通过将葛兰西的传记分成简短的、不连续的部分来处理特定的概念、争议和事件，从而弥补他们作品的碎片化特性。

但也可能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还没有人像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对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宏伟研究或J.P.内特尔（J.P. Nettl）对卢森堡的传记那样，为葛兰西制作一部兼具规模和深度的传记。自冷战结束以来，意大利的政治风险似乎很小，而在冷战期间却很大。毕竟，尼克松和基辛格费尽心思粉碎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政权，部分原因是担心这会激励意大利共产党重新激进化，并将北约置于一个尴尬境地，即北约需要保护强硬的意大利共产党免受温和的苏联修正主义者的影响。如今，我们知道战后意大利共产党能低迷到何种程度，以及它与基督教民主党的“历史性妥协”。现在的欧洲共产主义似乎比原来苏联的共产主义更加死气沉沉。

有效的葛兰西传记研究都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随着世界各地共产党的垮台，葛兰西的许多思想失去了背景，因此也失去了与现在的一些联系。1991年后，意大利哲学家科斯坦佐·普雷弗（Costanzo Preve）认为，博尔迪加脆弱的教条失败了，再也不能说葛兰西的创新思想取得了胜利：两者现在都是国际共产主义地下墓穴中的骷髅。人们可以不同意这种说法，但如果完全无视它，就有可能丧失对葛兰西观点的分辨力——他将被彻底剥夺政治机会，随时被利益集团（甚至是社会主义的死敌）利用。

然而，在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面前，当代左派又重新跟随葛兰西的思想。全球的北方精英阶级一直在准备一场新的被动革命，世界经济将“过渡”到“绿色”经济，而在对岸，他们的阶级地位将神秘地不受影响。资本主义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生产危机提出了很多想法：碳排放税、绿色共同基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砍伐本国森林的信用等。最先进的精英的思考则更进一步，他们强调技术解决方案可以通过企业家的能力来实现：例如，通过向大气注入粒子来冷却地球。

正如政治经济学家杰夫·曼（Geoff Mann）和乔尔·温莱特（Joel Wainwright）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恢复霸权甚至还有新的机会，前提是美国军方能做到，比如接管太阳能工程，就像如今美国海军为世界贸易正常进行，让全球的海上航线保持畅通一样。如果美国能成为全球的环境管理人，那么质疑美国的霸权就可以看作危及地球上的生命。还有其他什么办法？左翼地球历史集团似乎不太可能马上到来。气候难民可能会引起社会动荡，但似乎无法替代无产阶级这个革命主体。无论其形式如何，人类的未来比葛兰西想象的更加严峻，因为大国似乎已经准备好在地球上日益不适宜居住的地区大规模屠杀人口，届时庶民将会降格为人类还低一等的动物。

如果说葛兰西比他的许多同龄人要老得多，部分原因是他成为了一个失败的思想家，而不是一个胜利者。随着自己事业的失败，葛兰西对敌人的手段越来越感兴趣。他一直在研究的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精英和他们的公知如何将他们对社会秩序的歪曲粉饰成“常识”，如何围绕他们的经济利益编造道德故事，以及他们如何在每一次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之后保持他在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在他去世后的几十年里，这个研究的基础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主要的战线仍然是不变的，这使葛兰西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值得借鉴的思想家。

文章来源：

Thomas Meaney, The Unlikely Persistence of Antonio Gramsci, The New Republic, March 30, 2022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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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介绍：

陈映彤，广州大学法学专业2018级本科生，现为法意观天下编译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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