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专制是对俄乌冲突的错误定位
图片来源：https://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articles/30608/democracy-vs-autocracy-is-the-wrong-framing-for-ukraine-war
民主与专制是对俄乌冲突的错误定位
作者：凯莉·格雷科（Kelly A. Grieco），
玛丽·乔丹（Marie Jourdain）
译者：董璐瑶
法意导言
俄乌冲突引起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关注与激烈争论，如何认识这一冲突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有人将其视为价值观之战，或者民主的存续之战，亦有人认为其关乎的更多是国际政治与法律秩序。凯莉·格雷科（Kelly A. Grieco）是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斯考克罗夫特战略与安全中心（Scowcroft Center for Strategy and Security）的“新美国参与倡议”项目的常驻高级研究员，玛丽·朱尔丹（Marie Jourdain）是来自法国国防部在大西洋理事会欧洲中心的访问学者；二人在《世界政治评论》（World Politics Review）发表《民主与专制是对乌克兰战争的错误定位》（Democracy vs Autocracy Is the Wrong Framing for the War in Ukraine）一文，指出将俄乌冲突视为民主与专制的对立是错误的，这一战略叙事未能获得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因此西方需要认识到，将俄罗斯的行为视为对主权与领土的侵犯，并且为南半球国家开展必要的合作，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赢得认同。
在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全面军事行动的第一天，战争的喧嚣声中，乌克兰总统沃洛基米尔·泽伦斯基说他听到了“新铁幕”的声音在欧洲各地落下。这一信息在美国和欧洲各地响彻云霄，从那时起，西方就以意识形态的术语来框定这场战争，将其定性为专制的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一场残酷无端的战争，因为乌克兰渴望引入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模式。因此，世界应当帮助乌克兰保卫国土，否则会产生危及整个“自由世界”的风险。
对于美国、欧盟与其他路径相似的民主国家，这一战略叙事的动员作用非常有效，因为它唤起了各国关于上世纪意识形态对抗的记忆，诉诸于深嵌在美国与欧洲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进一步鼓舞了西方的团结与决心。
但在世界其他地方，这一叙事却是白费力气。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选择对其坐视不理；事实上，那些反对或弃权的政府代表着世界大多数人，这些政府在联合国谴责俄罗斯军事行动的三项决议中投了弃权票。除了美国、加拿大、欧盟和亚洲的少数几个国家，很少有国家赞成对俄罗斯的制裁，而俄罗斯则利用这一事实为自己推波助澜。
因此，随着战争的持续，西方需要一个新的战略沟通策略，需要以强硬的现实主义方式说明为何其他国家需要抵制俄罗斯的军事行动，需要将俄罗斯的行动定位成侵犯主权和领土完整并破坏了全球稳定的行为。
西方战略叙事的失败
认为目前在乌克兰问题上存在分歧的各国，一方是专制国家，另一方是民主国家的说法，仅仅是一种谬见。印度这一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拒绝谴责或制裁俄罗斯，而且它不是唯一持此立场的民主国家，南非、巴西、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等国也都秉持着中立立场。
实际上，从国家站位的分歧来看，关键的断层并不在于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甚至不在于东方和西方，而在于南北半球的国家之间。事实证明，发展中国家并不愿意支持西方。3月，美国呼吁海湾国家增加石油产量以抵消军事行动所造成的价格上涨，但海湾国家并未接受。大多数非洲国家拒绝在联合国谴责俄罗斯，许多东南亚和拉美国家对乌克兰事件的态度越来越矛盾复杂。例如，印度尼西亚拒绝将俄罗斯排除在其主办的20国集团峰会之外，即使它确实向乌克兰发出了邀请。
为什么这些政府对选边站队持谨慎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从强硬的现实政治角度来看，这些选择是可以解释的。毕竟，许多国家大量进口俄罗斯的武器、化肥和石油，有些国家还依赖莫斯科的外交支持。但是，我们也应当谴责西方未能明确地传递立场。若要建立一个广泛的全球联盟，“民主与专制”的叙事框架是一个糟糕的基础，仿佛脱离了世界其他地区而存在。
西方不需要呼吁价值观，而是需要以强硬的现实主义态度来说明为什么其他国家需要抵制俄罗斯的军事行动。
事实上，民主国家的联盟并不是那么广泛。根据哥德堡大学“民主多样性（V-Dem）”项目，全球民主水平正处于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如今，全球范围内良好存立的民主国家的数量要少于专制国家，现有的34个自由民主国家只占全球人口的13%。根据V-Dem项目的研究，被西方国家寄予希望持相同立场的许多国家，却一直在稳定地专制化，如20国集团的主要国家，包括巴西、土耳其，以及孟加拉国和菲律宾这样的关键区域大国。
简而言之，西方的战略叙事有一个算术上的问题。“民主与专制”的叙事框架不仅未能让普京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弃儿”，甚至降低了经济与金融制裁的有效性。可以肯定的是，它成功地调动了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与罗伯特·卡根在2019年首次设想的“民主合作网络（democratic cooperative network）”。但是，尽管许多北美、欧洲国家和部分亚洲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严格制裁，但许多最大的经济体都拒绝加入，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和沙特阿拉伯。
少数立场相同的国家，可能将对乌克兰的支持视为捍卫自身权利与自由的延伸；但是，对民主理想的呼吁缩小了其他国家对俄罗斯军事行动所带来的威胁的认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没有与生俱来的捍卫民主自由的承诺；对他们而言，乌克兰问题可能看上去不过是一场遥远的欧洲战争。
在俄罗斯军事行动后，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布拉多（Andres Manuel Lopez Obrador））说：“我们认为（这场战争）与我们无关。”几周后，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同样断言，“我们不想卷入其中，所以置身事外。...不威胁我们，我们也不会威胁你。”
西方的回声室外
把战争描述成“好”“坏”国家之间永恒斗争的象征，也导致西方受到虚伪与双重标准的批评。许多政府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怀有深深的怨恨，因为它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军事干预后留下了暴力与区域动荡的痕迹。
肯尼亚驻联合国大使马丁·基马尼在一次受到西方欢迎的演讲中，敦促俄罗斯重新考虑其与乌克兰的战争，援引了非洲的殖民历史，以警示煽动“死亡帝国的余火”的危险。但是，基马尼也含蓄地批评了美国及其西方盟国，谴责“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包括本安理会成员在内的强国，有违反国际法的趋势却对其不屑一顾。”
乌克兰难民在欧洲各地受到的热烈欢迎与2015年对叙利亚难民表现出的敌意形成鲜明对比，这对双重标准的指控没有什么帮助。关于乌克兰边防人员虐待试图逃离暴力的非洲国民的报道，只是加强了人们对西方种族主义的看法。许多人想知道，为什么乌克兰的战争比在也门、西岸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人类悲剧更能引起道德上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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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宣传机构利用这些批评获得了影响力，据报道，他们与当地媒体组织和社交媒体影响者合作，推动美国及其盟友应为乌克兰战争负责的说法。他们还指责西方的经济制裁，而非战争本身，扰乱了全球小麦和化肥供应并引发全球粮食危机。
俄罗斯等国家的反西方叙事，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描述成旨在“终结美国主宰世界的追求”，并以“多极化、公正民主的世界秩序”取而代之。它迎合了广泛的反西方、反帝国主义的情绪，并将战争定位为恃强凌弱的西方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全球斗争。
这种说法引起了共鸣。3月中旬，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在议会说，“如果北约听从其自己的领导人和官员多年来的警告，即其东扩将导致该地区进一步的不稳定，那么这场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他呼应了俄罗斯为战争提出的理由。
这些国家拒绝谴责俄罗斯否认乌克兰的国家地位，实际上是在宣扬自己的主权。像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这样的西方官员公开告诫其保持中立，但如果说产生了什么实在效果，那就是适得其反。
替代方案是什么？
为了建立反对俄罗斯行为的全球共识，西方应该把叙事重点放在俄罗斯对主权、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上。作为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的组织原则，国家主权是一个普遍准则，可能会在不为民主呼吁所动的国家中产生更好的共鸣。
例如，新加坡尖锐地批评了俄罗斯的军事行为，并在战争初期对俄罗斯银行和加密货币实施严厉的单边制裁。新加坡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强调了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的侵犯。军事行动当天，该国外交部以一份坚定的声明明确了这一点，指出“新加坡强烈谴责以任何借口无端入侵一个主权国家的行为。”
对于被V-Dem项目归类为“选举专制（electoral autocracy）”的新加坡来说，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国家利益问题。正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上个月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解释的那样，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不利于每个国家，但对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来说尤甚。我们的安全，我们的生存，都取决于国际法治”。
西方应该借鉴这个例子。诉诸国家利益，而不是价值观，将是组建反对俄罗斯军事行动的国际联盟的更有效的基础。李显龙总理认为，“如果我们谈论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那么很多国家都可以参与。”
用这些术语来描述这场战争，将促使各国重新考虑允许俄罗斯重新划分边界的战略意义。如果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乌克兰的地位，这将为他们树立什么样的先例？
展望未来，视乌克兰战争为西方与东方之间问题的观点，需要西方的公共外交积极地予以解构。虽然泽伦斯基向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发表的慷慨激昂的讲话可能有助于维持欧美国家的公众支持，但与其他受众的沟通需要更仔细地考量，以实现更广泛的吸引。例如，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莱巴强调了战争对全球稳定与安全的影响，而不是共同价值观。美国和欧洲的外交官在向其他国家和地区组织传递信息时，同样应该大力强调俄罗斯对联合国宪章的违反以及俄罗斯行动的帝国主义性质。
不断恶化的全球粮食危机也提供了一个机会，尽管是一个悲剧性的机会。西方应该强调作为广泛的国家联盟的一部分，解决粮食危机的举措，并应将这些举措作为合作解决问题和追求共同利益的范例。由于摒弃了意识形态语言，这种方法有望成为一种更有效的方式，让那些在冲突中不站队的国家参与进来，如果它们不被迫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做出选择，可能会对解决人道主义挑战持更开放的态度。
为此，西方应该在其战略沟通中优先考虑四个要点。
首先，需要反驳俄罗斯的说法，即粮食危机是西方对俄罗斯制裁的结果。相反，应该强调化肥、粮食和种子不受美国和其他国家实施的制裁。
第二，应该明确地将短缺问题的责任划归于俄罗斯，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港口的封锁以及对谷物出口设施和钢铁厂的炮击，使数千万吨谷物出口无法到达处境最危险的国家和人口。“（经济）制裁不是封锁黑海港口，困住装满粮食的船只，破坏乌克兰的公路和铁路；但俄罗斯这么做了，”布林肯上个月向联合国安理会指出了这一点。“制裁不是清空乌克兰粮仓和偷窃乌克兰农用设备；但俄罗斯才是。”这一讲话很可能对西方有所助益，但它亟须在对公众的讲话中予以放大。
展望未来，乌克兰战争是东西方问题的这一观点，西方的公共外交需要积极地进行解构。
第三，西方应该强调，它正在尽其所能确保这些货物的流动，甚至直接与普京接触，正如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奥拉夫·肖尔茨上个月试图讨论重新开放敖德萨港。虽然这些会谈迄今尚未出现结果，但它们表明了西方国家愿意解决日益恶化的粮食危机，同时让人们注意到，俄罗斯利用封锁作为一种 “勒索”形式是为了减少制裁。
最后，西方应强调其支持最脆弱的国家解决全球粮食危机的承诺。目前已经有一些相关的政策倡议和行动，如美国在联合国的“行动号召（Call to Action）”，法国与欧盟、七国集团和非洲联盟的粮食和农业复原任务，七国集团成立的全球粮食安全联盟，以及六月份举行的以区域为重点的地中海粮食安全危机部长级对话。
可以肯定的是，西方仍将被指责为存在着双重标准，但是可以通过强有力的行动来减轻这种批评。以应对乌克兰冲突的同样程度的努力，来集体应对全球饥饿危机，将是一种强有力的措施。包括G20在内的国际金融机构也应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将贷款重新分配给低收入国家，使其能够承受接近历史最高水平的食品价格。
此外，为了降低价格，美国和欧盟应该考虑暂时中止对生物柴油燃料的授权，从而提高棕榈油、豆油以及玉米的供应。拥有主要储备的国家，包括印度和美国，也应该考虑向国际市场释放粮食库存以减轻价格上涨的影响。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西方国家应该抓住这个时机，成为南半球国家更好的合作伙伴，从西方的捐赠模式转向互利的合作模式。例如，西方对贫困国家的新冠疫苗捐赠遵循了传统的援助和慈善模式，但南半球的一些国家对这种片面的做法表示不满，因为这种做法可以被描述成将西方的专利和利润置于健康之上。如果西方国家转而分享疫苗的专利信息，就能以更便宜的价格在当地生产。
全球粮食危机可能是一个机会，通过承认南半球国家是西方战略叙事中的完全代理人和平等伙伴，来纠正其策略并“使援助非殖民化”。此外，美国和欧洲国家应考虑对非洲的农业部门进行更多投资，分享技术以帮助非洲大陆发挥其作为小麦生产国的潜力。最重要的是言行之间的紧密统一。
将叙事框定为西方与东方的对立，或是民主与专制的对立，实际上失去了意义。今天，我们所有人关注的是为政治利益使用武力和尊重国际法之间的选择。虽然南半球国家可能认为俄乌冲突十分遥远，但这一冲突对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与稳定的影响，也将对这些国家产生冲击。西方必须更有效地与其接触。
翻译文章：
Democracy vs Autocracy Is the Wrong Framing for the War in Ukraine. Kelly A. Grieco, Marie Jourdain. World Politics Review, June 14, 2022 Issue.
网络链接：
https://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articles/30608/democracy-vs-autocracy-is-the-wrong-framing-for-ukraine-war
译者介绍
董璐瑶，上海师范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研究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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