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主义外交政策的危机：美国左翼如何适应大国竞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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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主义外交政策的危机：
美国左翼如何适应大国竞争时代
作者：斯蒂芬•韦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
译者：陈凯
法意导言
拜登上台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从单边主义回调，重新转向多边合作。作为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一支重要力量，进步主义对拜登政府重塑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影响力具有重要影响。然而，一年以来，拜登政府的进步主义外交政策并未能实现其期许的愿望，进步主义的“承诺清单”也只是为了获得选票而进行的信用透支。在大国竞争的时代，进步主义外交政策凸显其无所适从的窘境。2022年8月24日，美国知名学者斯蒂芬·韦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发表《进步主义外交政策的危机》（The Crisis in Progressive Foreign Policy：How the Left Can Adapt to an Age of Great-Power Rivalry）一文，对美国进步主义外交政策的三种立场进行分析。结合当前的国际形势，韦特海姆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批评，认为进步主义派为适应当下的大国竞争，提出旗帜鲜明的理念。自由国际主义四处碰壁，所谓的“为中产阶级而服务”的外交政策口惠而实不至，重新拥抱“克制”对于外交内困的美国十分重要。历史的教训告诉美国进步主义者，必须正视现在和未来。
一年前，进步主义外交政策似乎在美国如沐春风。自上台以来，拜登逐步兑现参加总统竞选期间做出解决优先事项的承诺——重中之重是结束美国“无休止的战争”以及推进绿色能源转型。拜登政府迅速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大刀阔斧地制定法案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美国撤回驻阿富汗美军，发起对全球军事态势的评估。这项评估可能导致美国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拜登称，“让其他国家推倒重来的重大军事行动”成为过去，“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外交政策”应运而生。
不过当下，进步主义者在政策方面逐渐失势，在政治方面的表现则乏善可陈。俄乌战争之前，拜登政府暂停减少对美国政军目标的投入：军事态势评估重申现状，拜登政府反复声称所谓“美国有义务保卫台湾”。俄乌战争加速美国在优先事项的转向。美国宣称，为了可预见的未来，它将在大型冲突发生之际承担飙升的财政成本以及卷入战争的风险。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好战”导致美国左翼走向分裂。在情绪化的问责讨论中，提倡克制恐将招致绥靖之嫌疑。另一方面，武装一个“具有挑衅性质的受害者”产生的后果很可能事与愿违，美国的黩武主义亦将得以助长。
进步主义者对美国在拜登治下所取得的主要胜利如数家珍，近期通过的历史性气候投资法案也名列在内。然而，过去的一年间，进步的外交政策制定的项目中存在的缺点暴露无遗。若现在不着手解决，其前景只能愈发黯淡。伴随着竞争的激烈化，进步主义者不再将大国竞争视为次要关切。他们需要决定自己的立场，否则，大国竞争将决定他们的立场。
进步主义“三叉戟”
冷战以来，美国进步主义者从互有交叉但旗帜鲜明的三种观念着手处理外交政策。进步主义的第一种观念寻求促进民主和人权，反对威权主义和暴行。可以说，在外交政策方面，这一观念最具代表性。同主流自由国际主义者一样，秉承这一理念的进步主义者认为，美国霸权应促进普遍价值观和标准。然而，进步主义者更担忧美国违反国际规则，煽动镇压，造成伤亡以及以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代价让精英阶层中饱私囊。进步主义的这一支包括一系列政治人物：萨曼莎· 鲍尔，美国国际开发署现任掌门人，因其敦促美国采取军事行动阻止种族屠杀而享誉盛名；美国议员伯尼·桑德斯，他曾呼吁全球进步运动，以对抗所谓“新威权轴心国”。他们希望美国一如既往地支持人权，建设公平世界，而非强调国家利益，或取针对性的大战略。
图为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
图片来源：《国会山报》
图片链接：https://thehill.com/people/bernie-sanders/
进步主义的第二种观念强调全球合作，主要手段为全球管理。从这个观念来看，对美国乃至全世界而言，最重要的优先事项是解决一系列跨国挑战，如气候变化、新冠疫情、核扩散以及贫富差距。全球合作往往和国际主义联系在一起。以美国前国务院官员安妮·玛丽·斯劳特为代表，她赞同“人本政策”高于地缘政治的观点，同时也支持美国主导的人道主义干预。一些合作者重视美国军事优势在减少地缘政治冲突以及加强各国合作的作用。他们赞赏广泛国际参与解决共同难题，反对将世界划分成敌对的阵营、指责美国的联盟体系以及为实现全球合作而滥用强制手段的行径。举例言之，在“进步现实主义”的标签之下，专栏作家及学者罗伯特·怀特支持兼具战略性审慎与不干涉的全球治理。
图为安妮·玛丽·斯劳特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图片链接：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ne-Marie_Slaughter
进步主义的第三种观念将“政军克制”作为其指导性原则。进步国际主义者和全球合作者希望按照他们的偏好塑造世界秩序，而克制主义者则对是否优先考虑或通过军事优势实现这一目标表示怀疑。在他们看来，美国在全球军事方面的负担日益沉重，这一点完全同美国的国家利益背道而驰。恶性循环给美国带来许多亟需解决的难题。进步克制主义者，如国际政策中心的作家凯特· 凯泽（Kate Kizer）、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的沙朗· 西多尔(Sarang Shidore)，常常呼吁地区和全球合作。他们认为，美国的地缘政治克制能够缓解紧张的国际局势。不过，无论国际合作的前景如何，他们坚持认为，美国人民的安全和福祉要求美国从那些遥远的防御承诺中脱身。否则，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security state）将导致军事优先凌驾于其他事项之上。美国无法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采取战略性行动，亦无法满足国内民众的需求。
进步主义的这三种观念脱胎于冷战之后，彼时的美国享有无可比拟的全球主导地位。霸权的单极时刻让进步主义者能够混合这三种因素，同时又不会造成太多冲突。美国以国家利益和普世价值为名，在中东发起残酷的战争，构建起狭隘的安全合作——这样的举动很容易遭受抨击。在气候变化方面提倡等比例外交以及减少五角大楼开支方面亦是如此。
现在，不断加剧的战略竞争导致进步主义者面临艰难的选择。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国际主义者同克制主义者分道扬镳：前者支持在安全竞赛方面进行长博弈，后者则反对前者的看法。与此同时，由于威胁不断增多，在全球分裂加深的情况下，国际合作者数量下降。左营阵营内部倾轧将十分不幸，应当避免这一情况的出现。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进步主义的三个分支进行整合，并设定优先目标。
有限制的国际主义
在公众忿忿不平、民族主义狂热以及“威权主义抬头”的世界中，进步的国际主义仍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民主国家需要找到更好的方式让人民生活在一个互通有无的世界。针对这个目标，拜登政府采取了几项措施。去年，超过130个国家同意关税降低至全球最低水平，从而避免企业逃离司法管辖，摆脱它们的公共义务。尽管美国政府尚未完成这一目标。同样，俄乌战争刺激美国和欧洲针对同俄罗斯精英有关联的非法金融采取严厉措施。这说明，一旦政治意愿到位，西方政府将对俄罗斯做出回应。
过去的6个月间，进步主义者支持乌克兰为保卫自己而战。在美国议会进步核心小组的领导人看来，美国应做出强有力的回应。与此同时，进步主义者应向自己发问：与提倡进行长期战略博弈的人结盟的意愿有多强。几十年以来，进步主义者一直认为，美国应该减少在军事方面的支出，以便在国内社会福利方面投入更多资金。如果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这种观点或许将沦为笑谈：几十年来，美国人第一次要在武器和黄油之间做出抉择。
一旦美国继续同时履行欧洲和亚洲“盟伴”的防御承诺，很难想象五角大楼的开支将从现有水平不断削减——未来，美国每年的国防开支将超过1万亿美元，这也是合乎情理的事情。美国国会正准备增加2023年的国防开支。俄乌战争于2月24日爆发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价值99亿美元的援助。8月，无党派议员桑德斯匿名支持北约扩张，允许芬兰和瑞典加入。表面看来，允许他们加入北约将增加美国的军事负担，长达830英里的芬-俄边境将纳入美国的防御责任范围。
此外，进步主义者愿意放弃他们的特色：他们愿意支持其政府所宣传的标准。长期以来，进步主义者认为，由于收效甚微，美国应该停止同欧洲、中东以及亚洲的一些政权合作。在面对中美竞争时，美国决策者只会更加不情愿地靠近那些已经让人生厌的盟友。这就能解释为何近日拜登前往中东，与沙特王储默罕穆德·萨勒曼进行会晤。双方碰拳，意味着美国重返中东，与这些政权重新进行生意往来。如果白宫权力再度交接，唐纳德·特朗普或者特式风格的共和党人于2025年“夺回王座”，未来，美国很可能难以系统性地推行自由民主原则。
克制仍有其必要
有理由相信，保持克制仍具价值，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所具有的正确性，更重要的是它是进步的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最近，克制主义者发现，在对乌克兰流露同情以及对俄罗斯的行径予以谴责之时，他们已经处于劣势状态：这一时刻，我们得到的是爱国主义的绝对正义，而非提倡美国保持克制之人想要的谨慎和效果。
或许，克制主义者会在俄乌战争无限期持续的岁月中获得更完整的发言机会，得出一个几乎让人很难满意的结论。更为深远的是，过去十年推动克制发展的因素——正如奥巴马所言，一个宏观且难以实现的外交政策的代价以及“国内民主建设”的需求——在美国有可能同世界第二大国中国以及世界一流核武大国俄罗斯进行灾难性战争时，将十分显眼。
美国公众和国会议员不会轻易接受发动一场导致大量人员伤亡或经济衰退的战争。对于处理来自小国家和恐怖主义集团威胁驾轻就熟的美国而言，它在不断调整其政治体系，从而适应当下现实。这种惯性为进步主义者通过陈述大国战争后果的方式，提供机会展开全国性的大辩论。时至今日，在危机发生之前，尚且还有塑造美国政治的空间。尽管美国对乌克兰倾囊相助，支持美军卷入这场战争的美国人寥寥无几。出于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担忧，拜登将美国参战的可能性排除在外。尽管在3月，一份登上热搜的皮尤民调显示，受访人群中对中国持负面观点的美国人达到惊人的82%，但只有25%的受访者将中国视作“敌人”，大多数受访者将中国视作竞争者。
为获成功，偏爱讨论价值观的进步主义者不应避及对国家利益的谈论。对于某些左翼而言，国家利益听起来像狭隘的民族主义。事实上，这是在国际背景之下阐明公共利益。随着竞争的展开，美国人面临更大的风险和代价。进步主义者有必要明白以下一点：美国的摊子铺得太大，其外交政策所服务的对象遭受损失，而有原则性且克制的方式将使美国人更具安全感。讲究实际的进步主义并非是对右翼民族主义的妥协，相反，这是对它的矫正。
除价值观之外，利益优先同样意味着寻找一条解决气候变化和应对新冠疫情全球挑战的出路。进步主义的各分支均认为，上述问题发生时，必须予以全面解决。现在看来，全球成功实现绿色能源转型以及为未来的疫情做准备的愿景要比中俄美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的幻象更为现实。尽管应该推进可能实现的普遍性合作，通过竞争的方式，我们同样能够找到解决方案——举例言之，在国内对新能源进行投资，组成西方碳税联盟以及G7集团加大“全球南方”环保投资力度。全球合作者应该成为问题解决者，他们的目标不应是超越强权政治，而是解决强权政治。
大约1个世纪之前，当时的欧洲处于战争的动荡之中，美国的进步主义者考虑的是如何应对他们内部的撕裂。1917年，时任美国总统、进步主义改革者伍德·威尔逊决定放弃中立，他宣布，美国“没有什么私利可图”；对德宣战是为了世界“民主享有安全”。主张美国多元文化认同作为新国际主义者基础的进步主义天才伦道夫· 伯恩（Randolph Bourne）却不这样认为。伯恩宣称，反讽已死。他对“美国知识分子打开水阀将我们冲进战争精神下水道的意愿”进行着无情鞭挞。历史学家经常将进步主义终结的时间定义在一战末期，原因之一在于，这场战争导致进步运动的破产。
现在，这种撕裂重新抬头。在外交政策方面，当下的进步主义者并未像一个世纪之前那样撕裂。不过，塑造国外环境以及打造国内民主之间、为实现普遍结果和避免帝国自大之间相似的紧张关系仍让左翼内部处于动荡之中。在外交政策抉择的关键时刻，矛盾十分尖锐。对进步主义者而言，他们就更有理由即刻在战略竞争方面提出自己的理念，同时对各自理念的差异直言不讳。至关重要的进步主义运动不应该是单向思维的。进步主义者应立即着手，围绕着现在和未来而努力。
文章来源：
Stephen Wertheim，The Crisis in Progressive Foreign Policy：How the Left Can Adapt to an Age of Great-Power Rivalry，Foreign Affairs, August 2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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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介绍
陈凯，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现为法意观天下编译组/思想动态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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