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特凡·洪特：被哈佛拒绝的政治“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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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特凡·洪特：被哈佛拒绝的政治“先知”
译者：胡可怡
图为伊斯特凡·洪特（István H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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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意
导
言
政治与经济之间如何相互影响？“贸易嫉妒”怎样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防止“霍布斯式国家”最终走上自我毁灭之路？这些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关注的议题至今仍困扰着世界。作为一位卓越的政经思想史学家，伊斯特凡·洪特（István Hont）对启蒙思想的独到解读为理解当今世界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视角。正如洪特的自白所言，在研究历史时他的“眼睛紧盯着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许多18世纪观察家想象中的商业未来‘将来时’，现在已经成为了‘进行时’”。本文即是一篇介绍伊斯特凡·洪特生平、主要思想与学术贡献的文章，由弗吉尼亚大学政治系讲师丹妮尔·沙雷特（Danielle Charette）与俄克拉何马大学宪法研究的助理教授威廉·塞林格（William Selinger）合著，于11月16日发表于《高等教育纪事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在洪特看来，政治压倒经济是历史与现实的主旋律，商业国家常常以“怀疑的眼光”看待邻国的进步，“嫉妒”是这些国家的默认立场。洪特由此提请世人关注以下三个议题：第一，在“贸易嫉妒”最终导致战争和专制政权之前，应对其进行控制和疏导；第二，政治家必须采取调和的改革方案改变“嫉妒”情绪的指向；第三，必须正视霍布斯式商业国家的持久力量。在俄乌冲突烈度高居不下、中美从贸易摩擦走向全方位战略竞争的今天，洪特的提醒似乎正中当今时代主题之要害。
2001年，哈佛大学政府学系的一起人员聘用纠纷一时间成为了广受关注的新闻。政府系教职员工一致投票推荐为历史学家伊斯特凡·洪特（István Hont，1947-2013）授予终身教职，洪特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研究启蒙运动政治思想的专家，但他在学术上却是一个著名的“完美主义者”——发表不多，也没有专著。哈佛大学时任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rry Summers）否决了该系的推荐，洪特从剑桥跳槽到哈佛的机会由此泡汤。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8岁就拿到经济学系终身教职的萨默斯一直希望“雇用更多少年得志者”。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认为，萨默斯对年轻候选人的偏爱反映出一种认为“数学和统计方法凌驾于历史或哲学研究路径的偏见（正如萨默斯的研究中所表现出的那样），而在历史与哲学领域，学者往往要到五六十岁，甚至更老的年纪才能取得人生最显著的成就。”
洪特此后职业生涯的发展更加凸显了萨默斯否决的讽刺性。在被哈佛拒绝的三年后，洪特出版了一部杰作——《贸易的嫉妒》（Jealousy of Trade，2005，中译本译为“贸易的猜忌”），这是一本关于18世纪思想的论文集，该书认为“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全球化辩论缺乏概念创新”，其主旨是：萨默斯所代表的经济学科在解释和应对全球经济最根本困境这一方面的进展乏善可陈。
图为伊斯特凡·洪特专著《贸易的嫉妒》封面
图片来源：https://intellectualhistory.net/remembering-list/istvan-hont
在少数学术圈之外，洪特的名字几乎鲜为人知。但他对启蒙运动思想家的修正主义解读使他的一些观点极具先见之明，相较于洪特刚开始发表的20世纪80年代，他的这些观点更切合、更适用于当今的世界。洪特认为，自由贸易相对于国家保护的“胜利”还远未尘埃落定。全球贸易和经济不平等可能导致国内动荡，甚至是“凯撒主义”（Caesarism）。当前西方政治中的威权主义和保护主义浪潮以及西方与俄罗斯的军事冲突，为洪特的阐释增添了说服力。对洪特来说，冷战的结束没有解决实际问题。苏联解体或许证明了资本主义比计划经济更具效率，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价值观就此“胜利”。苏东剧变没有打破既有的“概念”基础。洪特预测在可预见的未来，主权国家仍将是世界政治的主要参与者，没有什么理由认为民族主义的激情可以被扑灭。柏林墙的倒塌并未改变这样一个事实：民族国家仍需捍卫自己的边界，并且需要在不断扩大的全球市场中争取更高的地位。
这是一位历史学家提出的反直觉主张，在一次查阅大卫·休谟手稿的研究之旅中，洪特从共产主义领导下的匈牙利成功出逃。但洪特并不认为休谟或亚当•斯密是自由贸易的拥护者，而认为他们是解释全球冲突的理论家。休谟和斯密的思想值得研究，因为这两位政治经济学家都认为现代商业社会产生于一个由大国激烈竞争所定义的世界。
洪特热衷于引用休谟的观点——18世纪是贸易成为“国家事务”的世纪。换句话说，法国、荷兰、西班牙和英国在谋求政治优势的同时，也在争夺经济优势。的确，休谟将现代欧洲自由的兴起归因于商业的发展，然而他也认为国家之间的竞争很容易导致债务、破产、战争和地球上从未见过的“某种程度的专制”（a degree of despotism）。洪特对贸易与战争、自由与专制之间的张力尤为关注。18世纪的政治经济局势既彰显了全球化的希望与前景，也预示着全球化的潜在危机。
洪特于1947年出生在共产主义领导下的匈牙利，他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颇为活跃，有望在日后成为一名政府高官，其母亲教授农业工程，父亲在农业部任副部长，但洪特却选择从工程专业学校退学，转而攻读历史和哲学博士学位，一次幸运的际遇让他得以在英国求学。在上世纪70年代初迈克尔•波斯顿(Michael Postan)访问布达佩斯之时，洪特碰巧是这位出生在俄罗斯贝萨拉比亚省的剑桥大学经济历史学家的司机。波斯顿向洪特暗示自己可以帮助他离开匈牙利，洪特及其妻子的签证在1975年过期，随后波斯顿为洪特在牛津大学争取到了一个名额，此后洪特便开始攻读他的第二个历史博士学位，主要研究休谟的政治经济思想。直到1989年以后，他才重返匈牙利。
然而，移居英国并没有使洪特变成一个传统的“冷战自由主义者”。他坚持认为20世纪末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的历史哲学误导性不亚于马克思主义。尽管在托尼·布莱尔和戈登·布朗执政的“新工党”时期，洪特发表了其学术生涯中质量最好的一些作品，但他坚持申明自己并非“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第三条道路”的拥趸。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布莱尔主义、撒切尔式的新自由主义都秉持着错误的信念，即认为现代政治的基本问题正在被解决的过程中。将目光投向了18世纪，洪特对上述观点持一种更加怀疑的态度。
洪特的第一份重要出版物是他参与合编的《财富与美德》一书中的一篇文章，此文重点讨论了他所说的“富国-穷国问题”。像苏格兰这样的贫穷地区是否注定要永远落后于其更富有的英格兰邻居？还是说较低的工资会给苏格兰带来竞争优势？休谟和斯密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归功于制造能力和更大规模的劳动分工，富裕国家将继续保持优势，但如果较穷的国家愿意满足国际市场的诉求，就可以缩小差距。洪特强调，这种认识并不存在道德上的胜利。“富国-穷国”的辩论表明，全球化能够改变，但不能克服国际竞争。
洪特的主要观点是，无论在马克思主义还是亲市场政体中，“经济决定政治”的情况都没有真正发生过，实际情况反而往往是政治决定经济政策。各国根据本国的相对军事和地缘政治位置来计算其在国际贸易中的收益，效率或整体繁荣并不一定是衡量标准。普京不惜以面对大规模的金融制裁为代价进攻乌克兰，似乎证实了洪特的观点，英国脱欧、特朗普的当选以及中美之间走向新冷战的事态发展也是如此。
洪特的书名借鉴了休谟的散文《贸易的嫉妒》(1757)。在这篇发表于七年战争期间的文章结尾，休谟祈祷英国的主要商业竞争对手，包括其军事劲敌法国能够繁荣发展。然而休谟承认，商业国家常常以“怀疑的眼光”看待邻国的进步，“嫉妒”是这些国家的默认立场。洪特从休谟的这句话中看到了一点霍布斯的影子。霍布斯将国家比作“武装的角斗士”，这些“角斗士”站在对彼此“持续的嫉妒”中。“贸易嫉妒”一词把利维坦的政治带进了全球市场的世界——一个“经济已变成政治”的世界。
图为霍布斯《利维坦》卷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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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特承认，商业贸易已经改变了世界的形态。但他认为相对于经济，政治对人类生活环境产生的作用更为根本，这体现出一种与霍布斯一脉相承的悲观心态。霍布斯断言，那些旨在加强社会团结的规则完全是人为构建的，这种论述与认为人是天生的社会与政治动物的经典观点截然相反。从本质上讲，人类对凌驾于他人以及保持自身安全的渴望是无尽冲突的根源，亦即“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国家来维持秩序。
洪特认为，在霍布斯之后的启蒙思想家与其说否定了霍布斯的观点，倒不如说对其进行了补充。斯密和休谟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生发的仁爱和同情不足以长期维系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大社会，但是他们仍然强调人类还是会出于互利的原因而进行合作。正如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言，“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或是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特别关注”。人类能够维持某种程度的合作，这种合作至少足以避免滑向内战或走上专制主义道路。
但市场社会中产生的交易效用（transactional utility）无法消除或者改变霍布斯所描述的人性劣根性。市场只是提供了另一条可供人类发泄激情的渠道，一条能够获得承认、利润和稳定性的渠道。如果这条渠道由于战争、贸易摩擦、供应链冲击或者经济机会减少而遭到阻断，那么霍布斯的论证逻辑就会再次确立。有关地位和利益的冲突将以残酷的形式重新出现。洪特认为，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提出的术语“非社会的社交性”（unsocial sociability）抓住了人类社会性的“两面性”——“进入社会的倾向”和“反对乃至破坏社会的冲动”的矛盾性共存。
政治压倒经济的另一个原因是历史性的：商业社会是在世界各地的土地和资源已被分割殆尽之后才出现的。财产不仅归属于个人和家庭，更由政治共同体所拥有。自然法理论家所说的资源“原始划分”的时代早已过去。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存在着可识别的政治社会，这些社会寻求控制领土，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扩张。17和18世纪的贸易起飞不仅没有削弱业已存在的霍布斯式国家，反而进一步助长了其权力和野心。
洪特认为，启蒙运动时期的理论家们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也是当今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我们如何驾驭一个由商业国家构成的世界？启蒙理论家们面临着这样一个悖论：有史以来人类所创造的实力最强大、财力最雄厚并能进行前所未有规模的战争和征服的政治制度（译者注：即主权国家），却不可避免地需要嵌入到享有空前自由、世界主义和经济繁荣的社会之中。这给政治改革者提出了难题：政治改革应该改变世界的本来面目吗？还是说霍布斯式的商业国家需要被完全铲除？
不同改革路径之间的冲突在法国体现得尤其淋漓尽致。在法国，君主制无力偿还债务，起初这导致了政治瘫痪，之后又引发了革命。洪特最喜欢的话题之一，就是亚当·斯密和重农主义者（physiocrat）弗朗斯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之间的辩论。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几十年里，重农学派试图通过推行一个自由贸易的“自然”系统以扭转路易十四的国家支助工业计划。斯密对于改革的看法更为谨慎。虽然斯密相信商业贸易的益处，但他也担心重农主义者过于迷恋改革实践与理论的一致性。经济学家所面临的真正挑战是使改革适应欧洲的实际发展模式，即使这种发展如斯密所说是“非自然的和倒退的”。斯密也担心另一种乌托邦式的改革路径，即脱离实际而寄希望于从头创造一个自由化的经济模式。
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雅各宾派希望采取比重农主义者更激进的改革方案，试图完全推翻霍布斯式的商业国家体系。洪特写道，雅各宾派认识到法国当时面临的危机是“由全球国家之间的恶性竞争造成的”，“雅各宾派想要治本清源”， 他们对人类“分裂成不同的国家，各自追求私利”的现实感到悲哀，因此致力于“摧毁现代国家制度”。雅各宾派拒绝接受霍布斯对人性的判断，并且认为人类的邪恶源于社会和政治的不平等，而平等主义的践行和国家主权的终结将使全世界人类恢复其应有的社会交流水平（universal sociability）。
洪特将自己的观点与这种对霍布斯式商业国家的最初反抗相联系。在雅各宾主义（Jacobinism）消亡之处，马克思主义得以兴起。马克思主义也试图改变地球的“原始分裂”情况，使全人类迎来全体解放与统一的未来，“消灭私有财产及其政治监护者——国家的扭曲影响”。激进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同样也带有乌托邦色彩，他们关注商业社会的利益，但不承认霍布斯对人性之恶的理解。
虽然洪特避免使用“新自由主义者”一词，但在谈论重农主义者时，他喜欢使用“休克疗法”和“重组”等当代术语。他暗示，法国在革命前进行的自上而下的经济自由化计划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前苏联施行的“休克疗法”，如今许多人批评该政策成就了一代俄罗斯寡头，并为普京上台铺平了道路。但洪特对启蒙运动的关注表明，应对这种经济-政治紧张关系还有另一种方式，那就是进行“零散的改革”（piecemeal reform）。许多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如斯密、休谟、孟德斯鸠、康德、卢梭、西耶斯，都主张基于现实条件进行改进，而不是从头开始（创制一个全新的经济系统）。洪特在2009年的卡莱尔讲座（Carlyle Lectures）中比较了斯密和卢梭的改革策略。在洪特逝世之后，他的观点集合成书，以《商业社会中的政治》（2015）为题出版。在书中洪特强调，斯密和卢梭各自与“非社会的社交性”和商业社会的崛起达成了和解，他们主要的思考方向是防止霍布斯式商业国家体系通过战争和债务导致自我毁灭。
卢梭鼓励各国在逐渐恢复国内经济平衡的同时，切断与他国的贸易联系。他警告说，如果各国继续参与全球贸易，经济寡头、强大军队和不断增长的国家债务的交互作用将导致专制独裁者的崛起，这些独裁者可能将在贫穷士兵和不满群众中广受欢迎。相比之下斯密却认为，各国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保持贸易自由化；经济的繁荣发展是防止发生卢梭所预言的“社会爆炸”的最佳保障。斯密倾向于实行有限的君主制，并认为欧洲国家之间传统均势的维持是最现实的实现和平的路径。卢梭则支持建立人民共和国，认为和平只有通过构建“欧洲联邦”才能实现。尽管如此，卢梭要比斯密悲观得多，他对18世纪的欧洲是否存在实现和平和自由的可能表示怀疑。
斯密和卢梭的观点启发了19世纪意识形态与思想的发展，斯密被认为是“原型自由主义者”（protoliberal），而卢梭则被视为雅各宾主义的前驱。然而，洪特认为斯密和卢梭的原始阐述展现了一个更具启迪性的视角。在洪特的学术生涯中，他试图将一系列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研究和政治优先议题重新带回当今人们的视野中：第一，在“贸易嫉妒”最终导致战争和专制政权之前，对其进行控制和疏导；第二，政治家必须在调和斯密和卢梭的改革方案的基础上，改变上述“嫉妒”情绪的指向，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由商业共和国组成的世界里，牺牲平等或繁荣都将付出巨大代价；第三，必须正视霍布斯式商业国家的持久力量。我们有很多理由憎恨主权国家的排他性及其历史上的不公正、不平等和腐败。但洪特也指出，国家主权也暗含着一条持久的逻辑——我们如果忽视这个逻辑，就会招致危险。
上述提到的每一项优先议题都体现了洪特的偏好。他曾说过，在他研究自己最喜欢的启蒙运动理论家时，他的“眼睛紧盯着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对于一个任职于剑桥大学的思想史学者而言，这是个颇为“异端”的自白。在当时，所谓的“剑桥学派”总是避免将历史与当代政治进行比较，他们担心“现时论”（presentism）会使研究者忽略那些对古人而言真正重要的讨论。与其他学者一样，洪特对时代背景之间的细微差别非常敏感，但他也不认为那些他感兴趣的辩论已经在1776年、1789年或1991年完全结束。他说，启蒙运动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值得研究，因为“许多18世纪观察家想象中的商业未来‘将来时’，现在已经成为了‘进行时’。” 比起那些简单认为斯密和卢梭“预测到了”全球化悖论或欧盟危机的断言，洪特的上述看法更加大胆。洪特认为，卢梭和斯密的理论在当今仍然适用，因为我们依旧生活在由18世纪的商业贸易所创造的世界中。
图为启蒙运动众思想家
图片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Age_of_Enlightenment#cite_note-1
洪特是一位学者中的学者，他在剑桥大学的同事不吝用与苏格拉底媲美的词语称颂他。他是一位出色的讲授者，他在每周研讨会上所提出的问题成为了他的主要学术遗产；他是一位“必须亲身检验论证严谨性”的老师。无疑，洪特的写作风格总是隐晦的。但他在作品中所给出答案的价值已经超出了学术的范围，极具现实启发性。最重要的是，洪特不断向其读者强调，“经济决定政治”的论调并不切合实际。商业或许能够重塑政治，但政客也将继续出于自身目的对商业进行利用。在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里，政治和经济总是相互交织，但二者总是难以完全契合。在如今人文学科必须与其他更“实用”、更“有意义”的学科竞争的时代，洪特的贡献恰恰证明最简单、最古老的论证方式也最具说服力，正所谓“历史乃生活之师”（Historia magistra vitae est），只要“贸易嫉妒”还在持续，那么休谟、斯密和卢梭的思想在当代依旧不过时。
文章来源：
Jacob Heilbrunn, The Political Prophet Harvard Didn’t Want,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November 16, 2022.
网络链接：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the-political-prophet-harvard-didnt-want
译者介绍
胡可怡，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现为法意观天下编译组成员。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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