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讯｜泰康燕园经济学沙龙（2024年第1期）：德国历史经济学派的历史教训
《经济思想史学刊》
2024年1月22日，由《经济思想史学刊》编辑部主办的泰康燕园经济学沙龙（2024年第1期）在北京成功举办。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杨春学教授做了题为《德国历史经济学派的历史教训》的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朱玲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维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经济思想史学刊》主编朱恒鹏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蒋中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吴要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韩朝华研究员、詹小洪研究员、杜创研究员、何伟副编审等学者在现场参与了学术沙龙。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科研院所的多位专家学者在线上参会。
主讲人杨春学教授
沙龙现场
19世纪的德国走出了不同于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发展道路。但是存续时间长达百年（1841-1941年）的历史学派并没有实现创造出一种不同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国民经济学”的初衷，甚至没有给后世的经济思想史留下多么重要的理论遗产。围绕这些问题，杨春学教授分析了历史学派三代学者所面临的不同现实背景、学术观点，并总结了相应的历史教训。
德国历史学派先驱者李斯特，以及第一代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罗舍尔、希尔德布兰德等人，面临“德国在哪里”这一时代之问。他们力图通过经济的统一走向德意志民族的政治统一。他们虽然批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某些观点（特别是“放任自由”的政策纲领），但总体上仍然可以被视为斯密主义者，支持普鲁士式改革，支持把关税同盟扩大到整个小德意志地区。
第二代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施穆勒、克纳普等面临的19世纪60年代的时代问题是“德国如何走向工业强国”。当时，德国各种社会经济矛盾日趋激烈，特别是所谓“社会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似乎成为德国走向工业强国的主要障碍。在经济学界的争论中，一方是以施密特为核心人物的“德意志经济学者会议”，史称“德意志曼彻斯特学派”，该学派反对社会政策，认为“社会紊乱”是社会进步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与之相对，施穆勒等人则组织“社会政策协会”，倡导社会政策，认为“作为民族整体的未来道德的受托人”，国家负有采取行动的责任。
第三代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桑巴特、韦伯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临的时代问题是“德国在未来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地位和使命是什么”。他们力图借助于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来解答这一问题。他们认为，德意志民族精神将改造资本主义的文化沙漠，德国将塑造资本主义的精神世界。
从德国历史学派的兴衰中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教训：
（一）历史学派并未成功建构“国民经济学”
历史学派认为，必须揭露“自由放任”政策纲领的理论基础的缺陷，重建一种不同于古典－新古典的经济学，即“国民经济学”。但是，该学派少有的几部论著并未能构成一种完全不同于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的国民经济学体系。例如，施穆勒撰写的《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缺乏一个把所有这些内容整合在一起的分析框架，一方面是各种史料的堆积，另一方面的理论部分依然因袭传统，关于价值和价格的研究并没有超出经济学主流新古典学派的观点。
（二）德国历史学派固守有内在缺陷的历史主义方法
所谓“历史的”方法，首先，应当从整体上描述和刻画国民经济有机体。这强调基于国家的视角来思考国民经济的发展问题。其次，用发生式解释，探讨社会经济现象中的因果关系，揭示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这反映了历史学派对历史预测的信心。再次，在因果关系的讨论中，必须重视基于复杂的动机学说。这种动机学说必须基于社会心理学。最后，目的论的伦理倾向。这种伦理倾向强调“民族精神”。
虽然历史主义方法有值得赞扬的因素，但在具体研究中，相关学者并未严格遵循这一方法。具体体现在：缺乏一种指导研究的内在的理论框架，即“历史的”研究的元理论；在具体的研究中，陷入一种粗糙的经验主义，热衷于各种史料和历史专题的研究；虽然强调归纳法，但是几乎没有走完从特殊到一般的归纳过程，因此，也没有推断出普遍的规律，即使是历史学派最重视的经济阶段论，也是非常粗糙的。
（三）偏执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热衷于为帝国体制的辩护，最终走向政治上的歧途
历史学派对国家和政府始终抱有一种非常肯定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基于德国特殊国情考虑的必然结果，在理念上也深受费斯特、黑格尔等人思想的影响，笃信“国家也是一个有机生命体”的理念，似乎国家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并依此论证政策的合理性。然而，在历史学派的这类理念中存在着极端的成份，如桑巴特对所谓德意志人精神的吹捧。
杨春学教授最后指出，对德国历史学派的批评，丝毫没有否定它对德国19世纪社会经济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之意。
线上线下的参会学者围绕杨春学教授报告的内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附：会场掠影
北京泰康之家·燕园会场准备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汪小勤教授线上评论和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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